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关性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民族地区论文,农村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 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3-0069-05
随着我国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口总数的持续增长和老龄化时代的提前到来，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民族地区“边、山、穷”的共同特征及其他种种原因，使政府主导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有效运行，传统的家庭养老依然是民族地区基本的养老方式。目前学界对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本文选取5个民族自治区的农村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为指标，针对民族地区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解决民族地区农村养老现实问题提供思路。
一、基于人类发展指数分析的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微观家庭决策关系到宏观社会发展，家庭养老决策与衡量社会发展的HDI之间关系密切，本文拟通过对微观家庭养老决策与HDI分项指标之间的关系，分析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UNDP)1992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作为测度社会发展程度关键指标已得到各国广泛应用。HDI是从一国或一地区发展的3个分项指数算出一项综合指数。3个分项指数包括：(1)教育指数，以成人识字率（占2/3权重）和初中高等教育的综合毛入学率（占1/3权重）来测度；(2)预期寿命指数，以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3)生活水平指数，以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法来衡量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可利用的物质财富是多少。
（一）教育指数与家庭养老的关系
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劳动力外流带来了民族地区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加，另一方面的情况是转移到赡养老人的部分与人均收入水平不能同步提高。袁志刚、宋铮通过1997中国统计局数据对居民投资意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储蓄为主要意向，子女教育次之。进一步对居民储蓄的流向分析，子女教育仍然居于首位[1]。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居民子女教育之所以成为居民家庭投资的主要意向，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及与其他民族的相互交融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读书不仅可以使孩子不再过如自己一般“日起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而且也是农村人能出人头地的快捷方式，而另一方面根据家庭生育决策中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会使父母增加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入，把对子女教育视为一项长期投资期望获得有效收益即换取将来更有保障的养老资源。正是这种投资意向导致了增加的收入不能相应的用于提高老人的赡养水平。诚然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和领导者的领导能力，而且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生育率，从而降低人口增长率。但是，恰恰教育投资在加快民族地区农村步伐的同时也使民族地区家庭或者返贫或者更加贫穷。迟福林教授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发布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一些贫困地区，教育负担已经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虽然国家对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投资上有所倾斜但依旧是大部分家庭的主要负担。也就是说高家庭教育支出对HDI实际拉动作用有限。
（二）预期寿命指数与家庭养老的关系
随着民族地区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从本文选取的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研究样本显示，人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5.87、68.72、59.64、66.94、62.59岁提高到了2000年的69.87、71.29、64.37、70.17、67.41岁，分别提高了4.19、2.57、4.73、3.13、4.82岁，虽然没有最新统计数据，但2000年到2008又将近十年，老人预期寿命必然已经又上一个台阶。从HDI视角看，预期寿命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但在家庭养老机制下，预期寿命的提高对于“4-2-2”家庭格局已经形成负担。民族地区大部分农村卫生实施条件不完善，老人生病时小病拖成大病成为一种常态，家庭没有能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2003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疾病是农村居民致贫的首要因素，大约1/3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披露，全国每年大约有一千余万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因此家庭养老的医疗护理层面的内容依靠家庭解决对实际HDI亦存在不利的影响。子女的外出务工导致了与老人之间空间距离的拉长，使得老人对家庭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特殊需要受到影响，从对HDI所评价的健康生活水平来看，老人的健康水平受到影响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生活水平指数与家庭养老的关系
民族地区居民生活状况。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尤其是高家庭教育投资和高医疗费用支出阻碍了家庭收入增加及寿命延长所带来的HDI对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造成原本温饱的家庭致贫或者贫困家庭更为贫困。而贫困亦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随着民族地区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口流动向东部发达省份流动更加频繁，人们对相对贫困的概念体会更深，对民族地区农村没有得到应有的政策福佑，不公平的落差增大，产生社会排斥并激发民族矛盾的概率增大，将会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凝聚力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的反向关系分析
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困境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可以通过对5个自治区1994-2000年间的HDI指数来体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我国HDI计算的3个分项指标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和教育统计年鉴中获取，但是对民族地区农村的相关初始数据则没有具体体现，所以具体对5个民族自治区农村的HDI计算难度相当大。而根据学者对全国1994-2006年31个省份（1997年重庆才被划为直辖市，因此1997以前我国有30个省份）HDI的排名，5个民族自治区排名相对靠后[2]（表1）；而且也有学者通过HDI对中国城乡差距进行估计，经过严密的计算得出城镇与农村HDI指数差距较大而且有不断增大的现实[3]。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对民族地区农村HDI指数做出合理的判断，即本文要体现的民族地区农村HDI与民族地区计算的数据也将落后于全国其他省份，借助已有对民族地区的HDI数据说明农村情况也是合理的。以下是本文整理已有研究成果而得出的民族地区5个自治区HDI指数。这也是本文为分析农村HDI的依据。
从表2可知，民族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名优于其自身人类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名，根据HDI由3个分项指标：人均收入、教育、健康共同求得，则可知正是教育或健康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这些地区发展水平排名的后退。HDI数据进一步证明了上文分析家庭养老机制下高教育与高医疗支出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
三、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促进社会发展的路径
第一，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阿马蒂亚·森很早就强调社会保障对人们生活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如果经济紧缩的负担不是由大家分担，而是被允许全部压在失业者或新近成为经济中多余的人的身上——他们是最没有承受能力的——这种下降会毁灭很多人的生活，并使上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4](P12-36)，由此可以说社会保障的建立是未来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从表3分析，可以看到除广西之外，其他4个民族自治区的农村社会保险陷入了极度萎缩状态，其中宁夏仅有2.2万人，新疆参保人员中领取养老金人数仅有0.1万人，可见社会保障在民族地区农村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所以非常有必要从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出发，妥善安排好社会保障在农村建立的时间。例如根据表3，可以在有能力地方如广西农村开展社会保障，在能力不足的地方如宁夏农村则应该加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而且在个别民族地区条件尚可的农村可以鼓励其购买商业保险。
传统家庭养老尤其是精神慰藉方面的作用在民族地区农村将继续发挥优势；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基础之上的居家养老，形式为在家养老，实际上是通过购买社区服务并在国家相关法律框架内实行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在农村地区，不仅会有效解决养老生活照料困境而且居民彼此在世代生活的社区得到一定的精神慰藉，同时社区服务的需要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居家养老在民族地区农村将大有作为。
第二，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基础教育及公共卫生服务建设滞后，国民教育素质和身体素质相对落后，严重制约社会发展能力。同时，家庭养老缺乏社会互助方面的作用，而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能力有差异，与汉族的大杂居、小聚集的地理格局，民族之间甚至民族内部由于社会分配不公会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家庭养老机制无论从内部制约还是来自外部限制来说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外移，而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义不容辞。迟福林教授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发布会讲话中指出“近几年政府教育支出的明显增加对减少贫困具有重大作用，根据Fanetal(2004)指出每一万元的教育投入可以使12个人脱贫；在西部地区的效果更加明显，每一万元的教育投入可以使19个人脱贫。”
问题的具体解决路径可以通过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图1）。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源投入的依赖；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扩大投资。前期的社会发展状况有利于改善后续的经济增长，前期的经济增长绩效对后续的人类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社会养老的发展本身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另外，它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人类发展。通过对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视野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认清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正如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4](P12-36)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过程中，应该始终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只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人的福利得到提高才能谈得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是进一步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一体化重要举措，旨在促进民族和谐、社会发展。
农村家庭养老遭受社会变迁过程中各方面的冲击，要求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外移，通过社会及政府的力量解决，但是鉴于家庭养老较之于社会养老成本低而且在精神慰藉方面的优越性，因此通过家庭养老社会化进而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一种家庭内部及外部共同强化养老的方式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家庭养老难题，与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更好地促进国家整体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图2）。其中图2是基于图1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机制下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现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责任主导下的外部机制与通过家庭养老内部支助共同作用实现发展经济、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发展的进一步诠释。
图1 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三，通过宣传强化居民的认同程度。由于民族地区农民受其历史地理文化程度等的影响，他们能接受例如低保这样直接的补助，但由于社会保障责任与义务的时间不一致性，居民依旧对社会保障存有疑惑。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广泛宣传，使其认识到社会保障的互济功能并达到心理上认同的目的。同时考虑到民族地区各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集”的格局，政府对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财政投入要充分考虑到“适度”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原则，因为对其投入过度则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可能滋生新的社会问题。
图2 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四、小结
本文选取5个民族自治区为样本，借助人类发展指数(HDI)分析民族地区伴随社会变迁进程中，高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制约着城市化带来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对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鉴于目前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弱化、社会保障绩效式微、居民收入相对提高的现实，政府应该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完善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扩大农村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增进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和谐，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的主要途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单项制度的建设要把握“适度”原则并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根据民族地区农村发展进度不同，妥善安排好各项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时间表。强调政府责任通过内外部机制共同强化家庭养老，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养老难题的突破口。需要说明的是，前文第二部分的数据分析，由于某种原因，数据来源缺乏确切性是本文的遗憾，但建立在合理推断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发展指数角度探讨问题，将为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9-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