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平与战争天平上的砝码——兼论对20世纪科学的价值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砝码论文,天平论文,和平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1）01—0073—04
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称为科学技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早已经不是什么新的话题。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在给人类带来大量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同时，又带来了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核战争威胁等众多灾难。其中，和平与战争问题比其它问题更能揭示出科学之社会应用的深刻性，因而也更能促使人们对科学的价值问题做深入反思。
历经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磨难的现代人类及其思想精英，近年来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思考着科学在战争与和平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科学是如何把现代武器的威力提高到如此令人恐怖的地步的？科学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可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科学对于人类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些问题的意义极为重大，它不仅关乎到人类的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而且直接决定着我们在今世的存留问题。尽管世人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并未爆发，但是二次大战后50多年来，地区性局部战争——不论是朝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加勒比海危机、越南战争，还是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巴以冲突，乃至近年来围绕南斯拉夫问题所引起的波黑冲突与科索沃冲突——从未间断以及战争中高科技含量不断增殖、杀伤程度不断提高的事实，都使人们在面向未来时不能不产生一种深深的困惑和忧虑：不知哪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核战争会毁灭掉整个地球。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如果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比作一架天平，那么科学就是这架天平上最重的一颗砝码。它既可以在武装战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又可以在推动和平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在未来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天平上，科学这颗砝码究竟加诸于哪一方，是由人类自己来决定的。伟大的爱因斯坦说：“你们问过我对于科学和战争的关系有什么感想。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
一 应用于战争的20世纪科学
战争自古有之。为了达到杀伤对方、夺取胜利的目的，参战各方都力图把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战争中。古代战争主要使用冷兵器，且规模相对较小，但依然经历了从石头、木棒到金属兵器的发展。近几百年来则使用装有火药的枪炮，其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在整个20世纪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战争中的应用推动着战争的一次次升级。它不断改变着战争的形态、扩大着战争的规模，并增强着战争的毁灭性程度。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则把人类推入了核战争的阴霾之中。
科学对战争的推动作用，概括地说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科学对战争的武装总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在武器上面。
迄今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科技史与军事史表明，科学与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武器的改良方面。科学在军事上的应用改变了武器的性能和结构，增加了武器的种类和威力。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传统武器的性质与功能发生了质变。1942年8月，美国开始实施“曼哈顿计划”。1945年7月，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20几天后，美国就将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在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客观地讲，这两颗原子弹的实战应用，尽管有促成二次大战尽早结束、避免同盟国人民与交战双方士兵新的更大伤亡的作用，却又使日本的无辜平民生灵涂炭；而最为糟糕的是它首开战争史上使用核武器之杀戒。据统计，广、长两地总计死亡人数超过30万，如果包括此后因遭受核辐射等原因而死亡的人数则会更多。[2] 原子弹巨大的杀伤力和它所造成的辐射污染后果第一次得到了实战检验，人类真切地感受到了核武器像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人类并非轻松地进入了核时代。今天，美国和前独联体国家共计拥有2万多枚核弹头，按最低估计也有100 多亿吨爆炸当量，这至少足够打200次二次大战那样规模的世界大战，可杀死约1000多亿人口，可使地球毁灭几十次。武器的科学化所带来的后果在人们的心灵上投下了可怕的阴影。
其次，战争形态也随着科学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而不断发生变化。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扩大了战争的范围和规模。如果说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式飞机和潜艇的出现使战争从地面打到了空中和水下，那么，随着人类对太空的科学认识的不断加深和卫星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应用于战争的侦察卫星的出现，人类争斗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一个水中、陆地、空中和外层空间相结合的立体化作战方式；同时，由于电子战的出现，以及它和火力武器的结合，而构成了“软”“硬”一体化的战争形式；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理论和尖端的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等进入军事指挥领域，则使战争的机动性、灵活性和快速性大大提高。战争形态的变化和规模的扩大是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的必然结果。
再次，军事理论同样受到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
如前所述，科学在战争中的应用使武器和战争形态发生根本上的质变，因此必然要求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展越来越综合化的趋势使一些基础性的学科，如数学、几何、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等理论与方法渗透到了军事理论之中，从而在精确性、严密性、合理性等方面改变了军事理论的面貌，使之成为具有科学性、预测性、实用性、先进性的现代化军事理论。
总之，科学对战争的影响是全面的，它是作为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力量渗透到军事活动和现代战争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战争的发展。综观二十世纪以来的历次重大战争，科学技术的军事应用使战争的破坏性后果达到空前的、骇人听闻的地步。无论如何，这暴露了科学应用的违反人文精神的负面价值。
二 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有力武器
伴随人类至今的战争不仅是利益集团冲突的升华，而且是长期宗教斗争与民族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战争是一种广义上的政治的继续。饱受战争苦难的进步人类世世代代强烈地渴望和平，并且付出巨大的牺牲为和平而斗争。但是，人类社会中本来十分棘手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却由于科学技术的介入而更加复杂化。因为科学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强有力工具，也可以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现代人一提起科学、战争与和平问题，往往只看到科学在战争中的“帮凶”角色；而看不到科学在促进和平方面不可低估的作用。必须指出，科学自身并不是导致战争、破坏和平的根源！从历史上看，诞生于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近代科学，其原初目的从根本上本来是为了给人类谋取福利，这同当时的人文主义运动的宗旨是完全吻合的。近代科学发展至今不仅理应、而且可能被更多地应用于反对和制止战争、争取和维护和平的事业。
从哲学的角度讲，科学被用于战争和作恶固然有众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但就其思想根源讲，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技术理性日益膨胀、价值理性急剧萎缩的结果。技术理性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它主要关注的是主体用理性方法认识和驾御（奴役）自然界客体的可能性，特别是关注科学和技术作为实现主体某种眼前利益的手段的实用性，而不去关心科学技术应用对于人类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后果。只有价值理性，才是一种涉及终极关怀的理性，它不仅关注知识效用，更关心这种效用是否和人类的进步、完善和自我解放的目标相一致、是否和自然界整体相和谐。可见，正是西方文化发展中对技术理性的片面强调和对价值理性的极度忽视使科学在客观上充当了战争的帮凶，从而威胁着人类和平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然而，问题还有它的另一方面。如同科学是人类活动的有效工具一样，战争也是人们达到各种不同目的的工具。军事力量的科学化既可以出于非正义的、侵略性的目的，也可以出于正义的、自卫性的目的。应用科学以改进军事武器、变革作战方式、优化军事理论、调整军队编制，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借以捍卫国家安全，维护地区和平，就属于正义的目的。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出两弹（原子弹、氢弹）之后，首先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郑重承诺，鲜明表达了一种借军事威慑力来实现国家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的立场。尽管自卫性、防御性的态度未必是进步人类的最完美的选择，因为毕竟战争狂人会以此为借口去进行新的军备竞赛和武力威胁；但是，从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军备控制的实际状况来看，通过高科技的应用而造成某种军事震慑力，借以实现地区性防御以至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在现时代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要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服务于战争的状况，实现杜绝战争、维护和平的目的，不可能单纯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军事威慑力这种权宜之计，也不能靠制止武器的科学化进程。我们没有忘记，在二次大战中，曾经有不少科学家把防止核武器应用所导致的战争升级的希望，寄托在重大技术环节可能产生根本性失误的幻想上面。[3] 历史表明了主张“科学的价值中立”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在科学用于杀人的无情事实面前，是何等的软弱无力！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科学之战争应用的灾难性后果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反思战争与和平、反思科学的价值、反思人类终极价值的机会。现在看来，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科学研究，需要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对待之，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
发生战争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和人类社会自身的种种不足以及人类对它们的认识有着紧密的联系。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为什么人的大脑能发达到发现原子结构、制造原子弹的程度，而我们却至今还不能寻求到防止核毁灭的政治手段？”爱因斯坦回答道：“这很简单，我的朋友，因为政治学比物理学要困难得多。”[4]正因如此， 人文社会科学在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相关问题探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赖于哲学，而且有赖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对人自身、人类社会组织、人类的社会交往、人类的利益、人类的道德等等的科学探讨。此外，一些边缘学科专门研究战争与和平以及相关问题。例如，20世纪初期兴起的作为政治学重要分支的国际关系学，就是一门紧密结合现实的、研究国际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它是由上述诸多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新的学术领域。它通过对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探索，试图破解战争与和平之迷，从而寻求21世纪国与国之间、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各个民族之间消除对立、走向共生的途径。再比如，近年来出现的核伦理学就是核战略理论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它为解决与核武器相关的系列问题提供了伦理思想方面的指导。可以预料，通过这些学科的研究，无论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还是在超越的层面上，我们将能够在新的世纪里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认识，从而有可能使我们以更加理性和符合人性的方式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实现和平。
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利于人类认识和揭示科学应用于战争的根源。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还没有学会把科学技术力量和道义责任以及人类生存的意义现实地结合起来，还没有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角度全面审视技术理性的得失，更没有把价值理性自始至终地贯穿在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应用的全过程之中。正是在这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中蕴藏着人类有待发掘的巨大精神财富，其中包括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整个东方哲学中十分发达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深刻内涵。例如道家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世界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等方面，对于我们时代就具有启蒙的意义[5]。
应当指出，要认识现代社会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不能仅仅靠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着整个进步人类的大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个“防止人类自己创造的事物把人类自己搞垮”[6]的大问题，必须要靠大科学。所谓大科学， 不仅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还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在这三大领域之间由于门类交叉、学科交叉、知识交叉、方法交叉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和综合性科学”[ 7]。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中，大科学观的优越性在于可以将一切与科学有关的社会现象（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都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并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揭示战争与和平进程的发展规律，确定制止战争和争取和平与社会进步的战略和策略，从而能够按照大多数进步人类的意志去建设人类仅有的这个地球。
三 科学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社会责任
“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推动和平运动的伟大事业中，作为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特别是直接参与现代化武器装备研制工作的“硬”科学家以及参与战争与和平问题重大决策的“软”科学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19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想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价值无涉的。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科学家于是可以在实验室中心无旁顾地从事科学研究。在很多抱有这种科学观的人看来，似乎科学家仅只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不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只回答对自然的认识问题，而不回答对人的价值问题。这种科学观潜在着社会责任感概念的弱化。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应用的负面价值的暴露，尤其是科学的战争应用所造成的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许多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了自身不可推委的重大责任。前苏联科学家谢苗诺夫的一段话代表了广大科学家的共同认识，他说：“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物理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科学应用的后果究竟对人类有用，还是有害漠不关心。也不能对科学应用的后果究竟使人民境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一种玩世不恭。”[8]对于核战争的可怕后果， 科学家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因而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都积极地投身于国际性的和平运动中。我们不排除有少数科学家（如二次大战中死心塌地为希特勒政权卖命的某些科学家）出于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以至个人私利的目的而把科学应用于战争破坏。但是整个科学界有良知的科学家在推动和平事业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要比其它领域的人更坚决而彻底。
二次大战以来，科学家在和平运动中竭尽全力，并卓有成效。他们通过发表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形式敦促各国政府实施军备控制、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冲突。以罗素、爱因斯坦、玻恩、鲍林等为首的科学家经相互协商、讨论于1955年签署了历史上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又名《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其副本曾分送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首脑，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宣言开宗明义地写到：“鉴于人类面临的悲惨情势，我们感到科学家应该召开会议来评价由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带来的危险，并按照附录草案的精神，讨论出一个决议。”[9]此外，美国著名科学家鲍林于1958 年还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由11000多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书。所有这一切标志着科学家们社会觉悟的升华，表明他们已认识到自身对人类未来首先是世界和平所担负的社会的和道义的责任。
科学家们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将科学引发的战争破坏的后果公之于众。美国科学家鲍林根据自己在科学研究中所掌握的知识和资料，撰写了《告别战争》一书，在书中他以生动的语言、准确而翔实的数据资料对核武器与核战争的性质、放射性物质及放射性、辐射对人体的危害等严重后果作了充分的科学论证，为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认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外，科学家还成立了协会和组织，并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就和平运动涉及的大量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例如，在罗素的积极推动下，于1957年7 月召开了“普格瓦许——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以后这种会议每年召开一次。这场由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发起和参加被称为“普格瓦许运动”的和平运动，对人类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科学应用造成的战争破坏打破了许多科学家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科学观，它向人们表明：科学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的价值中立性是一回事，科学的应用及其社会后果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家们在推动和平运动中的表现证明他们提高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我们想进一步指出，科学家们能否在每一项科学工作中都把对价值理性的考虑贯穿其中？能否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考虑和自己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之血肉相连、不可分割？毕竟，科学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人本身，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把科学的发展严格地置于进步人类的合理控制之下，方能实现科学向自身原初目的的回归。
科学、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它亟待全世界的科学家、各国政要和所有进步人类做出思考和回答。但是，历史不会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时间……
若干世纪以后，我们的星球也许因为用高科技手段消灭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战争狂人而进入人类期盼已久的“世界大同”时代，但也可能由于使用威力高出核武器若干位数量级的毁灭性武器而留下一片死寂！当21世纪末叶以至未来宇宙中有智慧的生命回首地球的往事时，科学是作为拯球人类的无勋而永垂青史呢？还是作为毁灭地球的祸首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问题只能、而且必须由进步人类自己来决定。
人类未来的命运如何，首先取决于我们今天在做什么。
【收稿日期】2000—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