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讨论与验证(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别论文,收入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关于两部门及其转换影响收入差别的讨论
除了重视劳动差别、劳动供求和剩余/生计比等制约公有制经济中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之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中，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也特别强调二元结构转换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这似乎也存在疑问。有人说，“库氏倒U”理论不也特别重视城市化即二元结构转换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制约作用吗？然而，这种疑问的产生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公有经济中的二元转换与私有制经济中的同一现象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恰好是相反的①。考察学术界的讨论和实践发展，可以进一步证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学术价值。
要考察二元转换，首先得把部门整体进行加总，也就是把劳动差别、劳动供求和剩余/生计比等对收入差别的影响，综合为农业部门内部收入差别和非农业部门内部收入差别，然后考察两部门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引致整体收入差别产生变动。按照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下面从农业部门内部收入差别
、非农业部门内部收入差别
、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
以及两部门间的人口转换W等，对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的影响进行检验分析。
(一)农业部门内部的收入差别持续扩大
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认为，由于部门内部收入差别是总收入差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部门内部收入差别的扩大将使总收入差别扩大，反之则缩小，因此有d
/d＞0。由于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农业部门内部差别主要受劳动差别的影响，因此预测农业部门内部差别也是先上升后下降的，但当前阶段还是处于扩大的时期。
如果把农业部门只作为纯粹种植业部门，则大量简单剩余劳动的存在与较少量复杂劳动的差别在目前必定是扩大的。由于我国农业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所以农业部门居民收入差别通常较大，即大于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差别。这是我国公有经济收入差别格局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果把农业部门作为整个农村经济来看待，则农村经济部门的内部收入差别，还应当包含非农产业的非农收入与传统产业的种植业收入的差别。
随着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非农收入在农户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由于非农产业发展在地区之间不均衡，对不同的农户而言机会不均等，这必然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不断拉大(唐平，2006)。陈宗胜、周云波(2002a)的研究显示，非农收入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虽然小于农业收入，但如果从各项收入的变动对总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来看，非农业收入变动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占到一半。由于家庭经营方式的变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等因素，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来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因种植业收益比重降低而份额下降，个人工资性收入则上升，农户收入结构变动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甚至超过80％，高于各个分项收入集中率变动对总收入差别的影响(李实等，1998b；李实、赵人伟，1999)。
总起来看，既有研究(李实，2003)以及我们的测算(陈宗胜、周云波，2002；周云波、覃晏，2008)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以基尼系数表示，从1978年的0.2122上升到2008年的0.4262，目前仍处于扩大时期，虽然其扩大速度减小了。
(二)非农业部门内部的收入差别不断上升
与农业部门类似，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认为，非农业部门内部收入差别扩大将使总收入差别扩大，反之则缩小。就城市非农业部门内部的收入差别来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推进，产业结构不断转换，就业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居民受教育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居民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随之也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变化都会通过劳动差别和劳动供求的变动，反映为对收入差别的先升后降的影响。目前，还处在使其上升的阶段。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结构，不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是不同的，不同的行业、职业和就业性质的工资存在差别，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所得回报日益差异化。陈宗胜、周云波(2001b,2002b)指出，教育、性别、年龄、行业、职业和就业性质等各种人口特征，都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差别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各种组间差别与组内差别都呈现出扩大趋势，成为总收入差别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李实、赵人伟(2006)发现，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行业之间平均工资的泰尔指数上升了近4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非农业部门或者城市经济部门，从而使得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相对于农业及农村部门要小一些。这是公有经济体的特征之一。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621扩大到2008年的0.3801，要大大低于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三)两部门间收入差别扩大成为总体差别的基本因素
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是总收入差别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则部门之间收入水平差别越大，总收入差别也必定越大，反之就越小，因此有d/d
＞0。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影响，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而这个结构转换必然会引致两部门差别由初期的扩大转而缩小。
然而，在目前阶段，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则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城乡收入差别过大使得广大农户难以参与农村非农化进程，进而带来总收入差别的进一步扩大(蔡继明，1998)。陈宗胜、黎德福(2004)发现，决定城乡收入差别的主要因素是农业与非农业的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就业负担系数比、两部门分配系数比以及农村工业化水平，这四个因素能解释1978～2002年中国城乡收入差别的90％。其中，反映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别的二元对比系数是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差别的根本原因。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程度看，以基尼系数表示，陈宗胜、周云波(2002)以及周云波、覃晏(2008)都表明，目前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中，由两部门差别或者城乡差别解释的部分占50％以上，从1978年的59.63％到2006年的59.80％；从动态差别变动幅度看，所解释的比例甚至更大，约占这一期间扩大的差别的70％。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占总收入差别的很大部分，在解释总收入差别变动中的比重更大(World Bank,1997)。
(四)两部门间人口转换加速了收入差别扩大
二元结构转换或者城市化的实现，其核心就是两部门间的人口转换这一关键变量。这是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重要的转换，因此，“库氏倒U”和“陈氏倒U”都特别重视这一变量的影响。但是它在两个假说中的作用方向却是相反的。在私有经济中城市现代部门内部收入差别大于农村传统部门内部差别，所以库氏认为，人口从收入差别低的农村传统部门转换到差别大的城市现代部门，从而导致总体居民收入差别扩大。那么按此推理，在公有经济中，人口城市化是从收入差别高的农村部门转换到收入差别相对低的城市部门，则必会导致总体居民收入差别缩小。然而，理论和现实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这再次清楚地表明，不能把“库氏倒U理论”简单直接套用到中国这样的公有经济中。为什么？因为库氏的推论存在内在的错误。分析表明，在二元转换的城市化初期，引致总收入差别扩大的关键因素，并非如库氏所说是人口从低差别部门向高差别部门的转换，而是人口从低收入部门向高收入部门的转换。在后一种转换中，部门内部高低不同的收入差别只决定转换的起点和终点的差别程度，而部门间收入水平的差别与人口转换变量相结合，则决定倒U曲线的“有或无”及形状的“耸或平”。
因此，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认为，两部门间的人口转换(人口非农化)引起的部门人口比重变动，会改变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的比重和不同收入差别人口的比重，进一步带来总收入差别的变动。在两部门人均收入水平和内部收入分配差别一定的假设下，随着人口非农化的推进，总收入差别将以农业部门的内部收入差别为起点，在两部门收入水平差别的作用下逐步提高；由于较高收入的人口逐渐增多，同时改变了两部门人口的相对收入比重，随着人口非农化程度进一步上升，总收入差别会转而下降；当全部人口都被城市非农业部门吸收后，总收入差别将终止于该部门内部收入差别的水平。
因此，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有：
σ代表收入差别在转折点时的两部门人口比重。对此关键内容，陈宗胜在最初的著作和后来的论文中都有详尽讨论(陈宗胜，1991)，周云波则从另外角度作了进一步的证明(周云波，2009)。
从我国的二元转换或城市化现实情况来看，可能已经处在σ所代表的收入差别转折点(或区域)前后。两部门之间的人口转换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农业部门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业部门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改革开放以来使得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别显著扩大。计量结果表明，全国居民收入差别达到倒U曲线拐点时的城市化水平为41.67％～46.35％，我国2006～2009年的城市化率接近这一水平(47％)(周云波，2009)。
虽然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中有重复计算和过高估计的成分，比如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的农村居民，在统计上已经整体上被当作城市居民。但是，似乎城市化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趋势在减弱，甚至也出现一些缩小总体差别的现象。赵耀辉(Zhao，1999)研究表明，农村迁移外出的劳动力所得收入相对更高，从而可以直接增加外出打工户的收入，有利于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也有利于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扩大。李实(1999)进一步发现，外出劳动力还能间接提高家庭内非外出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外出打工户中的非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率要比非外出打工户中的劳动力高出3个百分点。陆铭、陈钊(2004)认为，城市化能够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别，而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则会拉大城乡收入差别。周云波(2009)则认为，城市化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城市化的加快使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收入差别于2001年开始缩小，同时促使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别拉大的速度放缓。如果这一趋势是稳定的，无疑会成为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有力证明。
姚枝仲、周笑寒(2003)指出，劳动力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进而实现地区之间的收入均等。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缩小了我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钟笑寒(2006)认为，外来劳动力涌入市场，改变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置，从而可能减小城乡之间、城镇内部的工资差别。蔡昉、王美艳(2009)考虑了现行统计数据上的缺陷，认为劳动力流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缩小收入差别的作用。朱玲、金成武(2009)所做的统计分析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六、关于资本积累、财税政策等体制改革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从初始的0.3左右，扩大到目前的接近0.47，这固然有上述经济发展变量变动的贡献，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体制改革各因素变革对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资料和粮食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区域发展规划体制改革的影响，城市工资分配体制、劳动力商品化、工厂承包、企业独立经营、股份制、商品和要素价格体制、财税和投资体制、与所有制多样化相联系的资本积累等改革的影响②。这是正确的认识。正是基于此，如前文所示，在有关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讨论中，一开始就已经体现了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体制、教育和社保体制、行业和区域规划改革等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不仅如此，为更加典型地体现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将基本改革因素纳入模型中进行补充讨论，比如与多种经济成分相联系的资本积累以及财税政策等。
这里也对这些讨论进行检验。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中，公有资本积累(及税收)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是负的，与在私有制经济中的作用方向相反，当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体制中民营经济资本积累的作用方向也相反，后者的影响是正的，通常使收入差别扩大。而在体制改革更高阶段必定实施的财税政策等经济政策调整和改革，一般是针对富裕阶层的，因而通常会缩小收入差别。然而，由于发展初期阶段还没有实施调节税率较高的遗产税及财产税，所以当前的税收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扩大收入差别的。由于体制改革措施是阶段性推进的，并且大多数改革举措是扩大差别的，因而也使得改革时期收入差别的变动呈现向上跃升的“阶梯形”。学术界最近若干年，从资本积累、经济政策和其他体制改革等因素，对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的影响所做的讨论，可以对倒U理论的这部分内容进行验证分析。
(一)公有资本积累的收入差别缩小效应为民营和个人积累的扩大效应所抵销
在库兹涅茨讨论的私有经济中，资本积累是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最重要因素，但在传统的公有经济中，资本收益归国家所有。所以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只是通过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间接影响收入差别，而且与私有经济下的情形相反，公有制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有利于缩小收入差别。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公有资本积累缩小差别的效应，被其自身积累比例的下降所削弱，甚至被各种公有制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而产生的扩大效应所抵销。在计量分析中，很难确定公有经济中资本积累缩小收入差别的作用程度。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财产在经济发展中得到积累并不断增长，甚至向部分家庭集中，因而财产积累效应开始发挥作用，资本收益对居民个人收入影响的比重上升，从而引起收入差别扩大。此外，承包制度下农户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有一定幅度的提高，其自身的集中率也出现上升趋势，使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别扩大的影响日趋显现(唐平，2006)，并且农户所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差异，成为增大农村居民收入差别的因素之一(周云波，2004)。
对城镇居民而言，尽管城镇居民取得的各种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扩大的解释力较低，但受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来自股息、利息、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呈上升趋势(陈宗胜、周云波，2002a)。李实、赵人伟(1999)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且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率也相对较高，对总收入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使财产积累效应成为导致居民收入差别拉大的重要因素。
而城乡综合起来看，居民的金融资产对总财产分布不平等也有推动作用，金融资产在不同城镇住户之间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对总收入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大大高于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李实等，2000，2005)。
(二)财税经济政策变革对收入差别的缩小影响不明显
政府实施的各项财税经济政策的变革，肯定对收入差别存在明显的影响，并且可能存在在公有制经济中大于私有制经济下的情形。此处重点分析城乡税收和财政支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虽然早已开征个人所得税，但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利息税、资本利得税、印花税的征收调节作用较弱；遗产税、房产税等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税种尚待推出。与此相对应，政府财政支出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其上升而影响收入差别，但是各类支出对于收入差别的影响不尽相同。
就城乡税收来看，在农业税免除之前，农村居民承担的不合理(或太沉重)的税费负担是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因素(李实，2003)。李实、赵人伟(1999)指出，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仅税款一项他们所支付的人均额就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如果再加上上缴的名目繁多的杂费就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30倍。在农村内部，各种税费的征收基本上是按照人头分摊大致相同的税费额，这种累退的农业税必然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在城镇内部，刘怡、聂海峰(2004)发现，城镇低收入家庭收入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营业税的比例大于低收入家庭，间接税具有略微的累退性。李绍荣、耿荣(2005)也表明，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财产税类和所得税类政策没有发挥缩小收入差别的职能。
就财政支出来看，基本建设支出、支持农业和农村事业的支出比重上升，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的比重增加，将扩大城乡收入差别(陆铭、陈钊，2004；陆铭等，2005)。沈坤荣、张璟(2007)发现，国家财政向农村的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显著。他们认为，国家财政支出中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比过高，而农业科研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过低，并且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和目标偏差，使得政府公共支出在降低城乡收入差别上的作用不甚明显，不利于平等增长的实现。也就是说，财税政策这个理应缩小收入差别的工具，在过去经常是反向扩大了收入差别，削贫济富了，而目前即使有了一些缩小收入差别的作用，其程度也不是很明显。
(三)体制改革举措引致收入差别阶梯上升
以上讨论了中国城乡管理体制改革、城乡市场体制改革、城乡所有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这些经济体制改革举措，给农村和城市经济及其收入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对两部门内部和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进而对总收入差别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改革的基本主旨是效率优先和市场导向，所以除少部分兼顾了公平和平衡因素外，大多数是推动收入差别扩大的，并且由于改革措施的推出是阶段性和全局性的，因此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认为，体制改革会改变倒U曲线的基础条件，每次改革都产生新的更高的曲线，所以将其轨迹连接起来就导致收入差别变动呈现“阶梯形”变异，并且目前还在上升期，只是幅度减缓。赵人伟等(1999)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的持续扩大主要是体制改革造成的，包括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新形成的有悖于市场体制规则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均成为造成收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因素。
分别城乡加以考察，在农村中，体制改革措施主要通过影响农户收入来源构成及其变动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农户对不同收入来源的依赖程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各种来源收入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陈宗胜、周云波，2002a)。融土地制度、管理体制、分配体制为一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增加了农民收入，在农村改革初期、城市改革开始之前，对明显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和全国总体收入差别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蔡昉、杨涛，2000)。在城乡全面实行承包制改革也是农村内部差别拉大的重要制度因素。
就城镇而言，国有部门内部旨在提高效率的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就业和工资体制改革、要素体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拉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别(Gustafsson and Li,2000；陆铭、蒋仕卿，2007)，通过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行业和职业、所有制等人口特征，决定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化，制约居民收入及其差别的变化(陈宗胜、周云波，2001b；郭剑雄，2005；张车伟，2006)。同时，在中国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缺陷和体制漏洞，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得以滋生和蔓延，成为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差别“非正常扩大”的基本因素(陈宗胜、周云波，2001a)。
七、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理论在中国的验证
本文通过对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关注的关键变量的讨论，检验了影响收入差别的各个因素的变动趋势。当然，对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完整检验，需要一个或几个公有经济体的长周期的资料。可惜的是，中国经济只是处在这个周期的初期或开始进入中期，作者只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利用当时存在的公有经济国家的资料，作过初步验证(陈宗胜，1991c)；同样遗憾的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原有的公有经济体大多不复存在。因此，比较现实的做法，还是利用中国的日益全面的资料进行初期阶段的检验和研究。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大量文献对中国的收入差别变动进行了考察和测度③，其中很多人热衷于从中国的资料中检验倒U现象。尽管这些研究使用的数据和测度指标不尽相同，但经过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对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变动趋势的反映差别不大。如图1中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变动曲线图所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上升，我国居民的收入差别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近几年上升的幅度已经有所缓和。按照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可以认为在经济发展从初期阶段向中下收入阶段过渡过程中，我国居民收入差别正沿着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前半段逐渐扩大，已经变缓的扩大趋势也是符合理论预期的。
从图2中，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关于时间轨迹的变动曲线图，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别变动呈现明显的“阶梯形”特征(陈宗胜，1994)，而这些阶梯形的每个“台阶”都对应着重大体制改革和政策的出台。比如，1982年收入差别的明显下降是农村率先进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逐步推开，1985年收入差别大幅上升的背景是城镇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始，1988年收入差别扩大是股份制改革试点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1993年收入差别上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目标的整体确立，而2000年后收入差别的持续扩大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完善和深入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所讨论的、体制改革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倒U曲线出现“阶梯形”变异的假说。
说明：(1)横轴表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按2008年价格换算的美元值、人民币值表示(括号内为相应的年份)；(2)纵轴为基尼系数④。
资料来源：根据陈宗胜、周云波(2002a)，周云波、覃晏(2008)的相关研究进行计算得到。
图1 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曲线图
很多学者对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变动是否支持倒U曲线理论进行了计量检验，但是由于数据结构和估计方法存在差异④，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其中，没有得出支持倒U曲线的研究包括：汗等(Khan et al.,1992)、奈特和宋丽娜(Knight and Song,1993)、李实等(1998a)以及李实、赵人伟(1999)的研究不支持倒U曲线理论；杨俊、张宗益(2003)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别上升并非由经济发展决定，因此不能给出中国收入差别处于倒U曲线前半段的有力支持；陆铭等(2005)不但没有发现倒U曲线，反而得出了U型曲线，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别先缩小再扩大。
支持倒U曲线理论的研究包括：王韧、王睿(2004)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别，我国居民收入差别基本上呈现倒U形变动趋势，其收敛条件为适当拉开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别，并防止城镇内部和城乡间居民收入差别的进一步扩大。张世伟等(2007)认为，如果中国经济保持近年来的增长速度并且城乡内部收入差别维持现有水平，则中国的收入差别将于2017～2020年间到达倒U曲线的拐点。周云波(2009)发现，在诸多因素中由城市化导致的收入差别已经进入了下降期，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的变化很可能支持倒U规律。
说明：(1)横轴表示年份(便于同各重大改革举措的推出相对应)；(2)纵轴为基尼系数；(3)全国总体差别曲线上的折线图是形象图。
资料来源：根据陈宗胜、周云波(2002a)，周云波、覃晏(2008)的相关研究进行计算得到，参见附表A。
图2 中国居民收入差别关于时间轨迹的曲线图l978～2010年)
有的研究没有得出确定性的结论：王小鲁、樊纲(2005)的研究表明，虽然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在数学意义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但从现实角度出发，它们的下降阶段可能遥遥无期，而且难以确证。王韧(2006)发现，由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及独特的区域制度变迁过程，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倒U形变动趋势只体现在省区内部，而在全国层面上并不成立。
尽管使用跨国截面数据资料是检验倒U理论的一种常用做法，但是用我国各省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这一检验依赖于相当强的假设条件和前提，这种方法受到很大的质疑和批评(Sawides and Stengos,2000)。比如，各省市的发展不是独立的，资源的区域间流动是明显的。所以，利用省市面板数据所做的实证检验，大多只侧重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别二者之间的关系，忽略诸如劳动力、资本积累、劳动力转移、经济政策等影响收入差别的重要因素，并且不能很好地解决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而其结论缺少可靠性。
总起来看，这些颇具价值的实证研究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误解：一是从中国现在公认为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或刚刚开始进入中下收入阶段这一共识出发，试图在这个时期的收入差别资料中回归出倒U曲线是不现实的，因为初期的各种因素都是推动收入差别上升的(这也无须计量)，从几乎全是上升的数据中是不可能回归出倒U现象的。因而以往研究中没有得出倒U或无明确结论的研究，是可以预料的。二是有些研究甚至试图从中国的收入差别资料中回归出“库兹涅茨倒U”曲线，这是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倒U理论相混淆，将私有经济条件下的规律直接应用于中国，而没有考虑库兹涅茨曲线的制度背景(陈宗胜，2002)。三是认为中国近些年的收入差别主要由体制改革决定，不是由经济发展因素决定，因而不能出现倒U现象，这种理由是牵强的，因为大多数制度改革因素都必须经过各种发展因素来体现，制度因素大多不可能独立体现。四是对个别甚至发现“U形现象”的结论，也不足为怪，因为如果只是集中考察改革初期某一小时段的收入差别变动，其实就是U形的。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全部的特征，就是以局部代替全局的逻辑错误。
最后，本文支持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测出整体倒U结果的研究，因为这类研究都是以现存经济发展阶段的收入差别扩大趋势为前提，预测下一步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会转而下降，这就意味着支持我国居民的收入差别正沿着“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前半段逐渐扩大的观点。当然，以往从我国现实数据中真正回归出整体倒U趋势的研究是少见的，多数都仅是推测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转折点不久就将到来。而有的则是从个别因素的变动中回归出“倒U现象”的研究，比如关于城市化影响收入差别变动的趋势转向下行的研究。如果此研究所强调的因素的影响是可持续的现象，则很可能是支持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重要证据之一；如果进一步出现各个主要因素的变动都是同样的转向趋势，那么“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就得到了全面确证。否则，也有可能是局部或暂时现象，因为倒U趋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其中一个因素所产生的倒U现象，很容易会被其他更多因素的相反趋势所抵消。因此，进一步研究大多数因素的趋势，掌握主要变量的轨迹是重要的。特别地，当考察了经济发展中二元经济结构从起始转换到完成转换的一个周期的收入差别变动情况，就可以充分地证实(或者证伪)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
八、简短的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学术界多年来关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检验和分析，初步证明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在考察期内，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由劳动差别、劳动供求、剩余/生计比、公有经济积累等经济发展因素，以及农业部门内部、非农业部门内部、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以及两部门之间的人口转换等因素，对我国居民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了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预测相一致的趋势，即都呈现出促使收入差别上升的趋势；同时还分析和考察了有关资本积累、经济政策、体制改革与收入差别之间的关系，表明当进一步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时，收入差别的变动轨迹将会呈现出“阶梯形”变异。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是经济发展因素和体制改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扩大的趋势已经开始减弱，并且由个别因素导致的收入差别比如由城市化因素导致的收入差别已经开始进入下降期。这是符合理论预期的变化。因此，合乎事实的逻辑推定是，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公有经济中收入差别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呈现倒U形，即在经过经济发展初期的上升阶段后，在经济发展的中级或较高阶段会转而下降。
大量依据我国统计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别正沿着“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前半段逐步上升，体制改革使其呈现出“阶梯形”上升的特征，但上升的趋势已经开始符合理论预期地变缓。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也日益完善，居民收入差别必定发生相应的变动，其变动轨迹是否最终并完全符合理论预期，要求我们持续进行长周期的跟踪研究。
课题组成员在讨论中对本文初稿提出多项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陆铭、陈钊(2004)、王韧(2006)以及莫亚林、张志超(2011)从城乡二元结构角度研究城市化或二元转换对收入分配变动的影响，但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中的这一差别。
②高玉伟、周云波(2011)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业和工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城市化与劳动力流动以及非法非正常收入五个角度对体制改革影响收入差距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③管晓明(2006)、刘生龙(2009)比较详尽地综述了近些年国内外有关收入分配倒U假说的实证检验。
④其中城乡差别基尼系数由“差值法”计算得到，参见陈宗胜、周云波(2002a)；程永宏(2007)利用城乡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计算出城乡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指标，进而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
⑤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的有：王韧、王睿(2004)；王韧(2006)；周云波、覃晏(2008)；周云波(2009)等。利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的有陆铭等(2005)；王小鲁、樊纲(2005)等。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研究，此处不予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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