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傅家画像石《商谈图》服饰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州论文,服饰文化论文,画像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1年，山东省青州市傅家村一座北齐武平四年(573年)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石板，其中9块有阴线刻画。这些画像石大小略有差异，高130～135厘米，宽80～104厘米，厚薄亦不均，最薄的10厘米，最厚的30厘米[1]。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根据考古报告与图像情境，对画像石进行了定名与叙述次序编号，其中一块带有清晰忍冬卷草边饰、上两角残失的画像石编号为“第二石”，定名《商谈图》[2]。《商谈图》中有三个人物形象，分别穿着各自的民族服饰，是这批画像石中最具服饰艺术与文化研究价值的图像信息载体。本文即以此方画像石为对象，运用图像学与服饰学的研究方法，对相关服饰文化信息进行解析，以期在描绘北朝末服饰发展时代风貌的同时，讨论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认识北朝末至唐代官服腰带形制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与谬识。
一、傅家画像石《商谈图》的图像志识别
(一)《商谈图》中的人物
傅家画像石《商谈图》线刻图像表现了三个人物形象：北齐官人、北齐侍者与中亚粟特胡商。(图一)
前景右侧为一脸朝左面、左手持高脚杯、叠腿坐于筌蹄之上的北齐官人，此人形象在5块画像石中出现，并均居主体位置，应该就是墓主。可惜没有墓志，无法准确判明其身份。不过结合同出其他画像石中出现的华盖、羽葆、团扇、牛车等官府仪仗图像，此人应该是北齐贵族官员[3]。
前景左侧是一个面朝右侧、躬身立姿、右手持高脚杯的中亚胡商。这批画像石中可以识别的胡人有5个，其中可确定为胡商的有2人，而以《商谈图》中该胡商衣着最为整齐、华丽。结合其深目高鼻的脸部特征，以及短发与服饰形制，可以确定其为粟特商人。粟特人是中亚印欧人种，中国古代称其为“昭武九姓”[4]。在中古时期粟特人是欧亚大陆丝绸之路上居于贸易霸主地位的商业民族，他们长期对北朝至隋唐的中原王朝和各突厥系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施加着影响。甚至粟特语(Sogdian Language)也成了突厥汗国的官方语言，以及陆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5]。
图一 山东青州傅家画像石第二石《商谈图》(郑岩绘图)
图二 傅家画像石第七石中Sēnmurv形象(郑岩绘图)
后景左侧是一个脸朝右面、立姿双手捧奉珊瑚盘的北齐装束侍者。此人身体部分为前景粟特胡商遮掩，前臂与腹胯部不见。另外，由于画像石左上角残失较多，该侍者首服略有不全。
(二)《商谈图》中的系绶鸟
画像石《商谈图》线刻图右上角处有一只下凫流云、朝左面展翅飞翔的系绶鸟。这批画像石上另外还可识别同类系绶鸟5只，其中第一石上方2只、第三石上方偏左1只、第四石右上角1只(残)、第五石右上角1只。它们造型、飞翔姿态与方向基本一致，无疑是一种具有特殊寓意的主题性纹样。
此系绶鸟实际就是波斯文献中所谓Hvarenah[6]，姜伯勤先生译考为“波斯式吉祥鸟”，还称其“在波斯史料中与好运相关联”[7]。国外学者Guitty Azarpay认为，Hvarenah在图像符号性方面与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中的有翼神兽Sēnmurv有密切联系[8]，而典型的Sēnmurv图像恰巧也在傅家画像石第七石画面正上方出现，(图二)这种图像系统的共生现象一定程度地印证了Guitty Azarpay的观点。
二、傅家画像石《商谈图》中服饰文化信息解析
(一)《商谈图》人物服饰形制研究
1.北齐官人与侍者服饰
傅家画像石《商谈图》所绘三人中的主角无疑是前景右侧的墓主——北齐官人，其所著服饰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服、袴褶、鞋履、腰带。
墓主首服总体属于小冠或平巾帻的类型，郑岩称之“折角巾”、“折上巾”。但“折角巾”、“折上巾”一名在唐代是指一种带脚上翘的幞头形制，故不宜借用。实际上，这是一种在南北朝流行的小冠基础上，装有从后向前围饰三布脚—内衬铁丝类物布条的首服形制。其上有固冠的簪子，也表明它在结构上完全不同于幞头巾子类的首服。目前，这种首服图像仅出于若干北齐墓葬，如济南马家庄北齐□道贵墓[9]、河北磁县东槐树村北齐高润墓[10]，因此，似可暂定其名为“北齐式小冠”。
墓主身上所穿的“袴褶”也是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的服饰，其形制为上交领广袖袍，即“褶”；下口宽窄有差的裤，即“袴”。袴褶源自北方民族，此时已是南北通用之物。只不过南朝多用之为军戎服，且裤口宽长；北朝则将袖、裤口宽大的袴褶与平巾帻、笼冠结合用作朝堂官服，而将北族传统小袖、小裤口袴褶用作常服。墓主的袴褶裤口非常窄小，袍袖却颇宽博，推测乃是一种北齐的官常服。
这位北齐官人脚上所着因图像简省不易辨认形制，但从其裤口狭窄程度来看，应该不是有靿的靴子，故推定为鞋履。履是古来中原地区习用足衣，在鲜卑为统治阶层的北齐，盖因在华时久，官贵早已入乡随俗，故不以自己传统的皮靴为唯一选择。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大量同期其他考古资料上得到验证[11]。
图三 咸阳国际机场北周墓出土九环白玉带具
(采自《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重庆出版社，1998年，51页)
《商谈图》中墓主腰间革带与粟特胡商所系形制相同，都是北朝末、隋代至唐初流行的“环带”。环带就是在带鞓上装饰环饰作为扣眼、鞓下悬挂圆环作为装饰的一种腰带形制。墓主带上所悬之物叫“筭囊”，里面盛有算筹，是古代的记数运算用具[12]。从考古情况与正史记载看，这一时期贵族所用环带上的各种环饰多是金、玉质地[13]，且九环带为贵臣之服(图三)、十三环带为天子之服[14]。其中“九环”、“十三环”之数，笔者认为是指带鞓上装饰扣眼的銙环数目，而非学界目前一般认为的带鞓下缘悬挂的环饰数目。墓主所佩腰带虽无法窥其全貌，但根据其身份推测有可能是九环带。
画像石后景的北齐侍者服饰结构大体同于墓主，二者差异主要是侍者首服似为北齐特有的裹头巾。类似形制在傅家画像石第三、五、七、八、九石上的侍仆形象上均出现，从外形轮廓看可类比太原王家峰北齐墓墓道西壁仪卫图人物的首服。(图四)鲜卑旧俗男子头上结辫，故被南朝讽为“索虏”，这种首服倒颇似兜裹发辫的包头巾。侍者衣袖虽被前景的粟特胡商遮盖，但参照其他画像石上侍者图像，其所穿“褶”应为窄袖袍形制，这也恰恰符合其侍仆身份。
2.粟特胡商服饰
《商谈图》中另一个重要人物粟特胡商所着明显是中、西亚民族服饰，其具体种类包括：联珠纹饰袍、窄口锦裤、鞋履与环带。下面我们重点研究前两者。
从图像分析，粟特胡商所穿袍服应称之为联珠纹缘边窄袖锦袍。《魏书·西域传》记载：“粟特康国人爱着锦袍。”[15]鉴于该书作者魏收本身就是北齐时期人，可见长期以来北朝人对中亚粟特人的着装特点已经熟悉。画像石中粟特胡商的锦袍上有清晰的联珠纹装饰缘边，这种联珠纹是中亚、波斯的一种传统主题纹样，其起源与琐罗亚斯德教对光明的崇拜有关[16]。另外，这件袍服中比较奇怪的是肩部附有翻领或后世云肩模样的服饰件，第一石中牵驼的胡商服饰也有这一饰件。笔者在其他中古时期的胡人形象上从未见过类似东西，故无法准确判定其具体名称与服饰功能，不过通过与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Panjikent)壁画上粟特贵族服饰的比对，(图五)推测其有可能是一种过肩式的服饰装饰。
粟特胡商的窄口裤上有比较清晰的图纹，基本可以断定其材质也是锦。唐人徐坚《初学记》中将锦与金银、珠玉同归于“宝器部”，认为“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制字帛与金也”[17]。这位胡商通身穿着锦制的袍裤，无疑是一位中亚的富商。其躬身屈膝地面向墓主的形象，衬托出墓主的尊贵地位。
(二)对《商谈图》所反映服饰文化信息的认识
1.《商谈图》对北齐时期服饰文化与社会状况的反映
图四 太原王家峰北齐墓墓道西壁仪卫图(郑岩绘图)
北齐是由激烈抵制北魏汉化政策的鲜卑顽固军阀势力建立的政权，但因其在地理空间处于北魏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运行的核心地域，在国统上又脱胎于北魏延脉的东魏，故又被后世认为是汉化颇深的北魏国家文物制度的直接继承者，其文化水平远高于在西面对峙的同样国家性质的北周。北齐这种矛盾的国家性质必然对当时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商谈图》服饰上就有比较明显地体现。
图五 片治肯特壁画上的粟特贵族形象
(采自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84页)
《商谈图》中墓主应是鲜卑族或鲜卑化的汉人贵族，因为只有这两类人才能在北齐社会取得高位。他所戴的北齐式小冠形制奇异，尤其是上饰折脚颇别于南北朝时期曾流行南北的汉式小冠。但既然是插簪之冠，说明墓主已经解辫束发接受汉俗，这在将汉人蔑称为“一钱汉”的北齐社会无疑是个有趣现象。这位北齐官人的袍服“褶”，也是博袖飘飘、汉风薰薰。对比图像中北齐侍者的窄袖袍，我们起码可以认定——由于现存画像石无法提供服饰色彩与材质的清晰信息，故仅能就服饰结构而言——彰显北齐社会高等级地位的服饰元素，恰恰正是一些如“博袖”、“高冠”类华夏传统服饰形式。显然，以鲜卑军事贵族为代表的北齐统治阶级压制汉人，主要是出于对既得政治利益的保护心理，而非真正鄙视与仇视华夏文化，包括汉族服饰文化。当然，北齐时期鲜卑旧俗回潮也是不争事实，墓主所着窄口裤与“环带”都是比较典型的“胡服”。尤其是具有区别身份等级功能的“环带”，更是源起鲜卑所属之地处东北的“东胡”民族集团传统服饰构件[18]。这种利用源于北方民族传统的腰带形制差异来区别社会地位的制度，对唐代官服制度影响巨大，也是中国古代官服从汉魏时代的“冠绶别阶”转为唐宋时代“袍带别阶”的重要制度滥觞。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就是墓主脚上穿着鞋履的问题。前面讲过“履”实际上是华夏传统足衣，而有靿的靴子是北族习用之物。墓主弃靴着履，当时无疑也是接受汉魏服饰传统的一种表现。经过时代汰炼，靴子从隋唐至明清一直作为官服最重要组成部分之官常服的固定构件。在感叹历史选择不拘于胡汉之别的同时，我们也不难感觉到北齐服饰非常明显的过渡性，此点倒颇合北齐社会发展的历史属性与时代特征。
丝绸之路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文化传播意义是主要的，而贸易进入的物品实际多是与民生无关的奢侈品，《商谈图》中珊瑚形象就是这一情况的象征。“胡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是与奇珍异宝等“方物”关联的一个概念，而这种概念在《商谈图》中实际上是以一种北齐人的丧葬观念形式表达出来的。因此，无论在北齐社会中活动的粟特胡商日常是否始终穿着本族服饰，但在《商谈图》的丧葬美术语境中，他都必须使用典型的粟特衣式。如此又使得图像中胡商服饰成为今天研究北齐时期中亚服饰的有价值素材。其中，最有启发意义的是胡商腰带的形制。这种起源于古代东胡地区的“环带”，被极西极远的粟特人使用，多少证明了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所具有的跨度与力度。此外，鉴于粟特及其后裔长期在北朝各政权的文物制度建设中均起过重要作用，笔者认为“环带”的最终定型——即《商谈图》反映的形制——应该与粟特人有相当关联，特别是带鞓上扣眼饰环连续排列的形式肯定受到了中、西亚传统联珠纹造型形式的影响。
2.《商谈图》对“环带”与“
鞢带”关系甄别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一般多将考古发现的中古时期的“环带”也称为“鞢带”，同时多认为带鞓下部悬环是用于悬挂所谓“鞢七事”的[19]。这种认识是根本错误的。《商谈图》中北齐官人与粟特胡商“环带”悬挂物品方式的清晰图像明确说明：“环带”的悬环仅用于装饰，如需悬携物品则将之直接系在带鞓上。实际上，“鞢带”是一种起源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古老腰带形制，最早的相关考古发现出于该地区公元前5世纪巴泽雷克2号墓地，总体属于斯基泰人(Scythian)文化风格。其最大特点是在带鞓上装有若干开扁方孔(名“古眼”)的带銙，用小带条从扁方孔中穿出下悬，或为装饰、或用来悬挂物品。(图六)
后来在阿尔泰、图瓦地区6世纪突厥墓中开始大量出现这种样式的腰带，表明这种形制的起源与发展均在这一地理范围[20]。故称之“突厥式腰带”是可以接受的。此式腰带在初唐至盛唐最为流行，对应时期的乾县乾陵“六十一蕃臣像”、礼泉县唐长乐公主墓仪卫图等考古图像对之有大量、明确地反映。
据笔者研究，对“环带”与“鞢带”形制差别混淆不清的情况可能晚唐时期已经存在[21]，而到北宋时，前面提到的错误观念已然成型。其中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是今人引用最多的就是沈括在《梦溪笔谈·故事一》的一段话：“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
带，皆胡服也。……带衣所垂鞢，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鞢，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鞢，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沈文中“鞢带”乃“鞢带”同音异写，后世还有“蹀躞带”等其他一些不同写法。显然，沈氏完全将“环带”与“鞢带”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北朝末直至有唐一代，当时并无“鞢带”、“鞢带”，甚至“蹀躞带”的腰带形制名称，只是在唐初到盛唐前期曾经存在过五品以上武官常服腰带悬配“鞢七事”制度，其中“七事”乃指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七件物品。该制度肇始于高宗朝，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定制，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废止[22]。后世据此将这种可配挂“鞢七事”的“突厥式腰带”命名为“鞢带”自无不可，但是混淆“环带”与之的根本形制差异，且将此谬识流播至今，却真可称作一件千古遗憾的事情了。
《商谈图》中北齐官人与粟特胡商的“环带”图像，是目前仅见具有明确纪年的北朝末此式腰带及其悬挂物品方式组合的考古资料，也是一则最为有利的甄别北宋至今学界关于“环带”与“鞢带”谬识的证据。
图六 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2号墓公元前5世纪斯基泰风格腰带
(采自冯恩学《蹀躞带——契丹文化中的突厥因素》，《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66页)
三、结语
北齐虽仅存国28年，但从1970年代以来却出土了大量可资服饰史研究的珍贵考古图像史料，山东省青州市傅家画像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以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画像石所反映的北朝末中外文化交往情况，对相关服饰的研究相对单薄。随着近些年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视入华祆教美术的研究，诸如《商谈图》这种在一幅画面同时呈现中原与中亚粟特服饰形象史料的价值，必将越来越为学界所认识。另外，这种研究价值还不仅仅限于北朝末服饰研究本身，鉴于隋唐两朝在政治、文化及其相关国家文物制度方面浓厚的北朝渊源与意味，故要真正把握两朝、特别是唐代服饰艺术与文化发展脉络，对已获相关各类北齐图像史料更加认真审视应是必修课。本文的研究应该就是这种认识的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