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城乡转型与协调发展研究[1]_城镇体系规划论文

广西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研究[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西论文,协调发展论文,乡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揭示了“八五”期间广西乡村——城市转型发展的特征及其地理动力机制，预测未来15—25年内乡村——城乡转型发展的趋势，提出了促进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的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城乡转型 城乡社区环境质量 广西

1 乡村——城市二元格局的变化

1.1 建制城市和城镇数目增多，城镇化水平有较大提高

“八五”期间，广西建制城市由1990年的12个发展到17个，平均每年新增加1个城市；建制镇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由1990年的258个增加到1995年的528个（包括年底乡改镇，建制镇总数为624个，但新增部分建制镇缺乏人口和用地的相应统计数）；集镇数相对减少，但1990年的1304个集镇减少至1995年的999个，净减少305个；村庄总数在增加，由1990年的179344个增加至1995年的179862个，净增村庄518个，年均增加104个。导致村庄数目增加的原因一是扶贫异地开发增加新的居民点，二是原有中心村人口的扩展外延导致新居民点的产生（但缺乏这方面的详细统计资料）。总体看，“八五”期间广西乡村地域向城镇地域的转型以及乡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进程显著加快。若以村庄人口作为乡村的基本人口，对应的广西城镇人口1990年为791.7万人，城镇化水平为18.7%；1995年城镇人口为940.29万人，城镇化水平为20.7%，城镇化水平提高了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化水平为8.7%，对比1990年的6.2%提高了2.5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是乡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型的显著特征。

1.2 城乡社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差距在扩大

城乡社区环境质量差异很大，1995年广西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125m[2]，人均居住面积7.5m[2]，自来水普及率为96.2%，高级、次高级道路铺装率为82.4%，污水处理率为23.6%，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25.2%，人均绿地5.8m[2]，对比1990年这些指标都有所提高；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道路相对扩宽，中心城区高层建设耸立，城市物质外貌形态有显著变化。相应的乡村情况是，人均建设用地面积146m[2]，人均居住面积为10.81m[2]，自来水普及率12.8%，道路铺装率为13.8%，污水未经任何处理自然排放，38%的村庄尚没有供电设施，绝大多数的村庄建筑物为一层砖木结构；两层楼层以上的建筑比率不到20%。

城市经济差别在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在拉大，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814元，现金支出为1767元；农村人均现金收入899元，现金支出803元，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约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2左右；1995年广西城镇居民人均现金年收入6044元，现金支出5990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年收入为2101元，现金支出为1830元，仅相当城镇居民的1／3，显然，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差距在明显扩大。二是城乡经济落差大，城市市区突兀在欠发展的乡域之中。1990年南宁、柳州、梧州、桂林四市区与其所辖的郊县人均GDP绝对差距为2200—3200元左右，至1995年相应的人均GDP绝对差距扩大至4700—7500元左右，五年期间绝对差距拉开一倍还多，郊区乡村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市区的1／4。全区范围内的绝对差距急剧拉大，例如1990年马山人均GDP335元，与柳州市区的差距是4114元；与北海市区的差距是3017元；1995年马山县人均GDP1021元，与柳州市区的差距是12506元，与北海市区的差距是9358元，分别相当于1990年绝对差距的3倍。广西约有3／4的人口、4／5的国土处于全国人均GDP平均线以下，约有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充分反映了广西经济赶超全国平均水平的难度和发展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2 乡村——城市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2.1 城镇规模扩大的磁力效应

“八五”期间，广西城市净增非农人口130.19万人中，属于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加的非农人口72.51万人，占新增非农人口总数的55.7%，相应的城市建成区净增面积中，属于城市规模扩大的面积16640ha，占新增面积的72.1%；县城居住的非农人口相应增加了52.49万人，年均增加非农人口10.5万人，每个县城的人口规模由1990年的1.99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2.86万人，县城平均用地规模则由1990年的255.4ha增加到1995年的408.8ha；此外，每个建制镇的非农人口平均规模由1990年的200人增加到1995年的2242人。显然，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是广西城镇化进程中的主动力。

2.2 政府对城镇化目标追求的空间绩效

广西各级政府都在谋求所在行政辖范围内的城镇化水平提高。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搞好小城镇建设的决定”，提出“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实现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把广西小城镇建成合理布局、设施配套、机制健全、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各具特色的新兴城镇”，确立了“到2000年建制城市达27个，建制镇达800个，城镇非农人口达1200万人，城镇化水平达24%左右；2010年建制城市总数达35个，建制镇达1200个，城镇非农人口2000万，城镇化水平40%左右”的奋斗目标。一些县还把撤县设市、撤乡设镇列为领导干部的任期责任目标，以加速县域经济实力的增加和城镇建设风貌的改变。“八五”期间广西撤县设市5个，撤地设市1个，县级市升格地级市1个，依托港口新建地级市1个，这些新设的市使原有县域非农人口变为城市非农人口，总数为57.58万，占广西城市新增非农人口总数的44.3%，撤县设市转为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为6450ha，占新增城市建成区面积的27.9%；新设建制镇270个，驻镇非农人口净增113.22万，年均增加22.6万，相应的建制镇建成区用地面积净增16044ha，年均增加3208.8ha。为刺激城镇房地产业的开发，城市政府颁布了购买商品房可相应迁入一定数量的城镇户口，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兴办产业，这些措施促进了城镇规模的扩大，政府追求城镇化目标有显著的效果。

2.3 农村工业化的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全面振兴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奔小康，促进小城镇建设的重大举措来抓，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农民依托小城镇，兴办农村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政策。据统计，“八·五”期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由1990年的199万增加到1995年的558万人，其中，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从业人数由1990年的194万增加到1995年的532.2万，净增338.2万，年均净增6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2.4%。非农产业的乡镇企业从业人数中，乡镇驻地企业的从业人数由1990年的34.4万增加到1995年的69.8万，净增加35.4万，年均增加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5%。据此根据劳动力系数法测算，乡镇驻地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城镇非农人口增长每年至少在12万人以上，农村工业化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定居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 乡村——城市转型趋势预测

3.1 促进乡村——城市转型的诸因素变动趋势

3.1.1 区位因素

迈向21世纪，中国粤西、海南与钦州湾地区的迅速发展，使环北海部湾周边地区成为西太平洋地带引人注目的“热点”；越南的深化改革与经济复苏的成功，东盟自由贸易区构造进程的加快，广西面向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变得显要突出；本世纪末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广东对广西的扶贫全面支持与合作，使珠江三角洲加强了对广西经济社会辐射与发展的联动影响；长江三峡大坝的合拢与南昆铁路通车，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最便捷通道的职能全面形成，背靠大西南的区位优势与中国宏观发展战略重心向西部地带的倾斜，使大西南真正成为广西地缘经济合作的主流方向。区位因素的变化使广西环钦州湾沿海、铁路沿线与西江干流沿岸以及沿边地区的城镇发展带来多重机遇。

3.1.2 资源开发利用与交通、能源建设因素

广西有色金属，尤其是铝、锡、锌、黄金，加上黑色金属锰、钛、钒以及建材为主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包括水泥灰岩、重晶石、滑石、高岭土、花岗岩、膨润土等资源后备潜力估计约450亿元，这些将继续制成着大新锰、平果铝、南丹锡、柳州、来宾、南宁有色冶金加工以及贺县、北流、岑溪、柳州、黎塘为重点的广西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发展，促进这些资源采掘和加工工业所在地的城镇或城市规模的扩大；以红水河梯级开发为重点的水电基地建设，将产生诸如大化、天峨、天生桥等水电基地职能为主的新型城镇；南昆铁路建成通车以及黎湛复线、南宁至黎塘复线、黎钦铁路、合河铁路、冷北铁路等项目建设，钦山港、钦州港、防城港为主的沿海港口与贵港、梧州、南宁、百色等内河航道整治与港口建设以及广西高速公路网的形成仍然是推动广西经济社会进步的火车头，进一步带动沿交通轴线城镇的规模扩大；桂林国际旅游城市与北海银滩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带动全区包括柳州——柳北、南宁——凭祥，沿海以及百色——巴马——红水河为主的新的旅游网络线路形成，促进新兴旅游城镇职能的发挥。这些因素将推动全区域城镇体系形成。

3.1.3 社会经济因素

根据广西区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今后15年至20年内，广西区域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大致是经济社会赶超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建设现代化的亚热带农业强省、全国重要的食糖、水电、有色金属、建材、机电、森工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基地，西南出海主通道和旅游大省；加速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使广西成为区域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中上水平的民族自治区。届时，广西人口将达到5500至6000万，人口的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经济社会急剧向工业化中兴阶段过渡，城镇化、非农化进程加快，经济转轨导致社会形态急剧转型，精神文明建设，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变得更加艰巨，其中，乡村向城市急剧转型将成为今后20年经济社会变革的主潮流。

3.2 城镇化水平的变动趋势与新兴城市的区位选择

广西城镇化水平起点低，农村人口比重大，随着经济社会急剧向工业化中兴阶段的过渡，城镇化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根据1980年至1995年广西全区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互关系，拟合得到两组回归方程[（1）]，据此预测广西城镇化水平2000年为24%左右；2010年将达到36%左右；展望2020年将达到50%。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含人均GDP、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农林牧渔产值、人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居民存款余额、职工年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项指标），建设条件（含交通、能源、水资源、用地与抗害能力等五个因素）和资源基础（含腹地范围与人口容量、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农副土特产品资源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三大类18个因素，采用“GIS”技术手段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计量方法，对广西市县综合潜力进行评估、排序、预测至2010年，广西除了现有17个城市外，相桂线上的全州、鹿寨、来宾、黎塘、崇左；右江河谷的平果、田阳、田东；黔桂线上的南丹；枝柳线上的融安；桂梧二级公路上的荔浦；玉梧冷梧铁路线上的贺县、岑溪、容县；西江沿岸的藤县；南流江流域的博白、浦北、合浦；沿边境线上的东兴（已于1996年批准设市），都将成为新兴城市。

3.3 城镇地域体系格局

广西正在落实“九五”计划与2010年城镇建设的远景规划目标，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点洲开发，形成以交通干线为轴，以城市为增长极的“两纵三横”的城镇地域体系格局，其中两大南北纵向带是：①以冷梧——玉梧——玉北铁路走向为轴的桂东城镇带，北起贺县，经信都、梧州、岑溪、容县、玉林、博八、浦白、浦北、合浦，直抵北海；②以湘桂为轴的桂中城镇带，北起全州，经兴安、灵川、桂林、永福、鹿寨、柳州、来宾、黎塘、宾州、南宁、扶绥、崇左、宁明，南止凭祥；三大东西横向城镇带是：①以黔桂铁路为轴，经柳州沿323国道公路或未来柳韶铁路（柳州至韶关）走向的城镇带，西起南丹，经河池、宜州、柳州、鹿寨、荔浦、平乐、钟山，东止贺县；②以红水河、黔江——浔江干流为轴的沿江城镇带，西起天峨、东兰，经岩滩、大化、来宾、武宣、桂平、平南、藤县，东止梧州；③以南昆——南防——钦北铁路走向为轴的桂南城镇带，西起田林，经百色、田阳、平果、隆安、南宁、钦州，东止合浦、北海；“两纵三横”的构筑起广西城镇总体空间布局的基本框架和主轴线。此外，沟通和连接“两纵三横”的城镇主轴带的还有四个次一级的城镇分布带：①黎湛城镇带，西起黎塘，经覃潭、贵港、石南、玉林，至陆川出广西直达湛江；②桂林至梧州城镇带，北起桂林，经荔浦、昭平直至梧州；③枝柳城镇带，北起三江，经融安、融水、柳城，南止柳州；④河百城镇带，北起河池，沿323国道干线经东兰、巴马、田阳，至百色。“两纵三横”的主轴与四个次一级城镇分布带相互交织，形成以南宁、柳州、贵港三个地级市居内环、桂林、梧州、北海、凭祥、百色、河池居外环的广西城镇地域体系网络。

4 乡村——城市转型与持续协调发展的对策

4.1 加强乡村——城市转型与发展动态监测，建立符合区情、国情的城乡建设与发展的动态监测系统

我国乡村与城市建设和发展情况的统计存在种种弊端[（2）]，造成所有有关乡村与城市基础统计信息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广西也不例外，如玉林市区分别由玉林镇、南江镇、城西镇、名山镇以及城北乡所组成，这些乡镇的非农人口、市政设施、经济社会等信息既可统计在城市市区内，又可以在建制镇在统计中重复出现，造成数据信息的统计重叠与失真；近年了新设的建制城市均没有相应的城区或街道建制；即使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建制历史较长的城市，由于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大，已卷入相当多的近郊乡镇，如桂林市的穿山乡、南宁的津头、上尧、亭子、心圩、安吉、那洪等乡镇，全部或绝大部分属城市建成区，为“都市中的乡村”，它们的城乡双重地位和行政归属的不同，通常不包括在城市统计范筹之中，使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研究无法从一个真实的数据源开始起步，进而影响指导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决策的有效性。为此，要重视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区情（省情）、国情调查，中国有人口、工业、农业普查、土地详查；作为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地，城市、城镇与乡村聚落均应有相应的有组织地详细调查。学术界要为政府统计部门提出规范的城乡地域统计标准；政府统计部门要为学术界和领导决策部门提供真实的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信息，在此基础上建立能与国际上统计口径可比的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城市——都市——都市连绵区等不同级别的统计监测系统，以科学真实的城乡发展信息指导和规范城乡发展研究，为城乡协调持续发展提供更科学依据。

4.2 理顺城镇与近郊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水平

城市与近郊乡镇，县城和近郊乡镇混杂在一起，城市建成区范围地跨几个利益主体不同的行政辖区单位，造成城市与县城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卫生城市达标以及治安、污染治理等诸多死角；吸附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各种暂住人口居民点，聚集着来源构成非常复杂的非城市居民，形成不同类型的“非洲村”景观，严重影响了城市空间质量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就是首府南宁市也不例外。因此，必须下决心理顺城镇与近郊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纵横交织有效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城市社区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城镇化水平。

4.3 进一步鼓励农民近城镇安家置业，加速城镇化进程

与全国相比，广西城乡地域的欠发展状况明显，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全国10—15个百分点，要在今后15—20年时间内有显著改变，必须塑造更宽松的政策环境，进一步鼓励农民进城镇安家置业，加速城镇化进程。对此，全国已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可供借鉴。例如山东省一些地方采取“置换”的办法，将农民的非农产业用地集中在城镇，以促进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增强城镇对乡村辐射和吸引的能力；珠江三角洲地区采取土地使用权入股的办法，允许农民以收取股金收益的办法，使已经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从土地中游离出来，专心致志地从事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壮大城市的规模。广西桂东南地区在鼓励农民进城置业方面也有好的经验，如北流市鼓励农民在北流市建成区内兴办乡镇企业而税收返还乡镇，避免了乡镇企业分散布局和浪费土地的现象，并借此扩大了城市新兴市区的规模。鉴于广西城镇化水平低，农民进城镇开发非农产业尚有许多困难，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类借鉴已有成效的经验，鼓励农民从土地中游离出来，进入城镇开发非农产业。对已经进城的农民，要与原有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尤其是对其子女入学、就业，不能采取歧视性作法，额外收取高额附加费用。要给进城的“农民”脱帽，落实政策，不能让其永远戴着“农民”的帽子，凡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城镇定居并为城市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的农民，应称为“城镇居民”。一些城市或城镇所谓“农民城”、“农民街”、“农民开发区”的命名尽管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善意，但最终总是冠以“农民”的称号，与他们所置身的城镇环境格格不入，这不是正常现象。学术界、舆论界和决策管理部门应为消除这些不正常现象而努力。

4.4 重视乡村社区建设，提高乡村社区环境质量

在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乡村。而且乡村建设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乡村居民的自身积累；政府的扶助是有限的；微弱有限的建设投入使乡村始终处于发展的滞后状态。改造和发展乡村地域，使其成为公共设施健全、社区服务良好、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型居住区，应该是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中的重要地理工程，所谓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积极意义就在于此。乡村社区建设的不同阶段目标，加强乡村建设与规划管理，治理村庄布局零散，乱占耕地的不合理用地行为。要划定村界，控制乡村数量增长，在平原盆地区域内，逐步有计划地发展中心村，增强其吸引力，消除散村、独村、撤庄并点，复垦耕地，集中建设物质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庄园。

STUDYING ON RURAL-URBA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GUANGXI

Wang Yuming

(Geography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angxi Teachers's College)

Abstract

This paper reve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momentums of rural-urba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eighth five-years plan period in Guangxi,predicts the trend of rural-urban transition anddevelopment with in the future 15-25years,suggests some countermeasures of promoting rural-urba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urban transition;environment;quality of community in rural and urban area;Guangxi.

[1]来稿日期：1996年10月。

注释：

（1）

Y＝1.1254+0.386954E－0.2x R＝0.9856827

Y＝－46.8578+8.548378·lnx R＝0.9974238

（2）参见周一星所著的《城市地理学》P52～58，商务印书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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