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与美国大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主义论文,兴衰论文,美国论文,大战略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思想之一，其根源可溯至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①而作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自由国际主义则源自美国建国之初的理想主义传统。②在孤立主义盛行的年代，美国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主要是通过“灯塔”的作用——也即美国通过树立自身的榜样——来吸引其他国家，从而推广自由和民主。但随着美国自身实力的提高，孤立主义传统也不断受到冲击。从门罗主义到“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外交中的国际主义色彩逐渐增强。③1918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原则，设想在民族自决、自由贸易以及由国际联盟维护和平的基础之上建立战后新的世界秩序。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不仅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最明确而经典的阐释，也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开始正式进入美国外交思想的图谱，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思想传统。④二战结束后，威尔逊主义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扩展与深化，自由国际主义开始成为美国大战略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多边机制，以实现开放、稳定及安全的国际环境。⑤与此同时，为了重建欧洲、应对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并建立了跨大西洋的集体安全机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⑥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好景不长，“9·11”恐怖袭击之后，随着美国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特别是历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的“单极时刻”宣告终结。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是继续坚持自由国际主义，还是会进行战略收缩，重新回到孤立主义？围绕这些问题，美国战略学界近年来出现了关于自由国际主义兴衰的争论。 从政策层面来看，关于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兴衰的讨论，主要是由小布什政府所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所引发的。小布什上台后便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反导条约》，并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动和新保守主义倾向是否意味着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的衰落？2007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查理斯·库普乾和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系教授彼得·特拉伯威兹在《国际安全》上共同发表文章，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发展趋势做出了悲观的预测，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已趋于消亡。⑦这一观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美国战略学界引发了关于自由国际主义发展趋势和美国大战略的一系列讨论，形成了有关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研究的最新学术进程。 下文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的研究所引发的学术进程进行批评；第二部分就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以来有关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问题进行评论；第三部分，本文拟以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援助为案例对其对外政策是否背离自由国际主义这一问题进行检验和分析。笔者认为，二战后在美国的大战略中自由国际主义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它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以及主要的政策路径。但是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的政策路径选择会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摇摆。最后，本文对奥巴马政府时期自由国际主义的变化趋势进行初步分析。 一、有关自由国际主义兴衰的争论 库普乾与特拉伯威兹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实际上已经处于衰落之中，并且短期内不具备再度兴起的条件。⑧这一论断在美国战略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包括罗伯特·杰维斯、海伦·米尔纳等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都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⑨在2010年9月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笔者曾参加了一场由杰维斯主持的题为“自由国际主义未来”的小组讨论。除了杰维斯，米尔纳、库普乾、特拉伯威兹等学者也都参与了讨论。这一小组讨论的成果很快在相关学术刊物发表，从而引起美国学界的广泛关注。⑩下文将从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以及国内政治进程两个角度对这一学术进程进行评析。 (一)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 正如杰维斯在评价这场争论时所言，不同学者的自由国际主义概念其实并不相同。(11)这种情形使学者们在进行讨论和辩驳时所依赖的基础并不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争论的有效性。 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认为，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对权力使用的承诺以及对国际合作的承诺，也即美国会使用武力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同时寻求通过多边合作的途径而非单边主义的行动来实现领导。这两部分政策必须同时满足，才能证明自由国际主义的有效性。(12)与之相反，史蒂芬·乔多伊恩、米尔纳以及达斯汀·汀格利则提出，自由国际主义是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对立面，(13)其主要特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保持与其他国家的接触与合作；其次，在国际社会中力图推广民主、自由市场、国际制度等目标。(14) 可见，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更加狭窄，要求美国支持多边主义并同时有使用武力的意愿。与之相反，乔多伊恩、米尔纳和汀格利的定义则更加宽泛，只要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推广民主、市场经济等自由主义价值为目标，并且保持对世界事务的介入，就可以认定美国在对外政策和战略中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定义的不同不仅使学术讨论的有效性受到损害，而且直接影响到对自由国际主义兴衰的评价问题。譬如库普乾他们的定义更狭窄，因此更容易得出美国大战略中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正在衰落的结论。 国际关系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也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他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内涵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即自由国际主义在威尔逊时期、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三个不同时期的“版本”。(15)随着冷战的终结，自由国际主义的内涵再次发生变化。这种内涵的变化存在两种向度的可能性。第一种向度的可能性是后冷战时期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等级化特征逐渐减少，传统国家主权受到侵蚀，政治权威进一步由国内向国际机制转移，人权与“保护的责任”等规范性理念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但存在另一种向度的可能，即美国没有完全放弃其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而是通过协商与谈判主动放弃一些霸权性的权力和特殊地位，同时保留另一部分权力，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16) 通过对自由国际主义概念的讨论可以发现，选取的定义不同，在回答“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是否处于衰落”这一问题时便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正如伊肯伯里所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主义向着前一种可能性的方向变化，那么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构成了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偏离；而如果我们判断自由国际主义会向着后一种可能性的方向变化，那么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就依旧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变体。(17) (二)自由国际主义兴衰的表现与原因 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从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进程(特别是两党合作情况的变动)两个角度，对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思想中的地位进行了评估。他们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开始摆脱孤立主义。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导设立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集体安全体制。美苏冷战格局形成之后，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领导者，推行马歇尔计划，积极扶持西欧战后重建，在亚非拉地区与苏联进行对抗，并积极推广西方民主及市场经济。概言之，美国战后及冷战时期的大战略呈现出鲜明的自由国际主义特征。(18) 但冷战结束后，促使美国继续坚持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地缘政治条件已经消失。美国外交中单边主义倾向日渐上升，取代了自由国际主义对多边机制和合作的强调。而且由于苏联威胁不复存在，美国开始收缩其冷战期间做出的一些海外安全承诺与制度保证。(19)美国民众与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愿再支持海外用兵的态度。(20)即使是“9·11”事件，也未能促使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再度复兴。因为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危险是零星的、个别的，与苏联时期的系统性、整体性威胁不同，而且在应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上，美国也更倾向于利用单边的军事手段进行打击。(21) 在国内政治进程部分，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着重考察了美国民意以及两党合作程度的变化，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国内政治基础也受到了削弱。针对这一分析，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与质疑，美国学界的争论也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 1.美国民意与国内进程 通过对美国历年民调数据的考察，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指出：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共和党支持者赞同在外交中使用武力手段，并支持军费开支的增长；与此同时，民主党的支持者则更倾向于支持外交手段的运用。在1999年，仅有46%的共和党人支持使用外交手段，而民主党中支持使用外交手段的比例则高达60%，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分歧。(22)但乔多伊恩、米尔纳和汀格利认为，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在分析美国民意变化时使用了不同的调查问卷，因而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他们进而指出，美国民众在美国是否应当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这一问题上依旧保持了较高水平的支持度，换言之，美国民众的自由国际主义倾向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出现结构性的下降。(23) 而白思柏和蒙顿则对精英层面的自由国际主义倾向即所谓的“建制国际主义”(Establishment Internationalism)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此，他们引入了四个指标，包括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外交政策议题的投票记录，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出生、教育背景与国际经验，总统国情咨文以及两党政纲。两位学者认为，从上述四个指标来看，并没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能够证明冷战之后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面临严重的衰落。尽管两党在国会就外交政策议题投票的党派差异有所增加，但近年来两党政纲和总统国情咨文中的国际主义话语并没有显著减少，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背景也并无显著变化。(24) 2.两党合作与国内进程 参加这场争论的美国战略学者都认为，两党合作是自由国际主义兴起最核心的国内政治因素，但对于冷战后两党合作是否经历衰落以及如何衡量两党合作的水平等问题，美国学界存在分歧。(25) 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认为，冷战结束后两党合作逐渐被两党对立和政治“极化”所取代。他们指出，两党合作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越战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党关于外交政策的合作再也没有回到此前50、60年代的水平。而1991年海湾战争则标志着两党合作根本性的衰落。(26)两位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地区分化和贫富分化，而这又导致一部分民主党人转而反对自由贸易，并促使两党意识形态出现新的分化与嬗变。(27)与此相对应，“温和派”议员(即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与共和党内部的自由派)人数在美国国会的比重不断下降，至2002年已不足10%。由于民主党倾向支持国际合作，共和党倾向支持使用武力，美国政治的“极化”意味着二战之后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形成的结合美国实力与国际合作的“跨党派共识”逐渐消退，维系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意识形态折衷主义和务实主义被意识形态极端主义所取代。换言之，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28) 对此，乔多伊恩、米尔纳和汀格利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衡量两党合作水平更好的指标应当是“国会立法僵局”的出现次数，立法僵局程度越高，则两党合作水平越低。他们以国会讨论过、但在相应的会期没有通过立法的重要议题占全部议题的比重为指标，详细考察了1947-2001年间历次国会的立法僵局程度，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越战后与冷战结束后这两个时间段国会立法僵局的水平并没有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标志着两党合作水平并没有显著降低，这也意味着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基础并未受到削弱。(29)此外，他们还指出，国会的投票分为程序性投票和实质性投票两种，其中程序性投票只是关于设立议程的内容，而实质性投票是关于最终立法通过和修正案的内容，因此要考察两党合作水平的变化，实质性投票是更加直接和重要的观测指标。而分析1953-2003年国会投票记录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实质性投票中两党合作的水平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据此，他们认为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所观察到的“两党合作水平的下降”，更多的是由于在约占总投票比重30%的程序性投票上两党分歧日渐增加所致，但这一分歧的增加并不能直接证明投票者政策偏好的变化。事实上，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会在实质性投票上的两党合作不降反升。(30) 最后，乔多伊恩、米尔纳和汀格利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指标，即“联合提案”来衡量两党合作的水平。美国国会议员经常通过“联合提案”显示其政策偏好。在一个法案的提案人中，如果来自两党的议员比例保持平衡，则意味着两党合作依旧存在。通过考察历史数据，这几位学者发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外交法案联合提案中来自两党议员的比例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据此，他们认为两党合作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衰落，自由国际主义共识在美国依旧存在。(31)针对乔多伊恩、米尔纳和汀格利的批评，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认为其过高估计了“联合提案”这一指标的重要性，因为联合提案是低成本的行为，近于所谓的“廉价谈说”。不同于唱名表决，国会议员无须为联合提案担负选举政治风险，而联合提案对最终出台的政策也几乎没有影响。(32) 总的来看，参加这一争论的美国学者试图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角度来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做出评估与解释。这一学术进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主要集中于方法论与经验数据之争，如在衡量两党合作的水平时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指标，使用什么样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反映民意等等。很多观点涉及具体的指标与数据，呈现出很强的实证性。这样的争论在方法论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考察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时多少有些形而上的倾向。 二、布什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背离还是变种？ (一)美国学界的争论 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与单边主义倾向究竟是对自由国际主义的背离，还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变种？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存在分歧，而这也正是自由国际主义学术进程争论的焦点之一。 “9·11”事件促使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向着新保守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方向转变。作为对“9·11”事件的回应，小布什政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将伊朗、伊拉克、朝鲜、叙利亚列为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称它们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卫自己和盟友的安全。(33)同年6月，小布什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所谓的“布什主义”(The Bush Doctrine)。(34)2003年3月，小布什政府在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便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突出体现了其单边主义倾向。此外，小布什政府在对外政策中还采取了其他单边主义的做法，包括退出《京都议定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推迟与俄罗斯之间的反导条约谈判等。(35) 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将小布什政府的这种新保守主义政策界定为对自由国际主义的背离。譬如，大卫·努恩指出，对新保守主义者而言，“自由国际主义既不足以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保护人类的普遍利益……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36)而蒙顿也认为，小布什的外交战略标志着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传统中的衰落。(37)托马斯·诺克详细梳理了威尔逊式国际主义的发展脉络，并对其在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更多的是考虑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虚幻的国际共同体的利益”，而在宣传上所谓的推广民主仅仅是表面上与自由国际主义保持一致。(38)自由主义学派知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安-玛丽·斯劳特则从理论上剖析了威尔逊所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与布什主义之间的差别。与布什主义要求积极推广民主不同，威尔逊主义认为民族自决而非外力强加才是建立民主政体的保证；而且建立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和平，这种和平应当是由国际联盟所保证的和平而非某一个国家所建立的和平。在这样的前提下，威尔逊主义中的多边机制并不是用以推广民主的国际机制，同样也不是美国的领导所能取代的。恰恰相反，美国应通过多边机制来实现自己的领导，美国的领导地位应当在多边机制中体现出来。斯劳特认为，多边机制与美国领导权之间的不可替代性，意味着只强调美国领导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多边主义机制的布什主义是对自由国际主义的严重偏离。(39) 不过，托尼·史密斯提出了与诺克和斯劳特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各有不同，且历任美国总统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政策实践也存在很多差异，但自由国际主义始终都是美国大战略中的基本思想。(40)与斯劳特通过保证安全以实现民主的路径不同，史密斯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内涵应当是实现民主以维护安全，以推广民主为目的的单边主义依旧是自由国际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41) 此外，史密斯还提出了所谓的“新自由国际主义”，试图对威尔逊主义进行修正，认为新自由国际主义是冷战后威尔逊主义的演变方向。(42)他认为，事实上新自由国际主义——或者说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主义的新形式——与新保守主义享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且新自由国际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成功密不可分。(43) (二)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 下面我们将对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究竟是偏离自由国际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变种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对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目标与政策路径的两分现象进行分析；其次，以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外援助政策为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考察。 1.自由国际主义目标与政策路径的两分 关于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否偏离了自由国际主义指导思想这一问题，美国学界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如果仅仅将自由国际主义的作用理解为为美国大战略提供一个战略目标，即要求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广民主制度以及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就并没有衰落。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仍然坚持推广民主、自由的最终目标，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可被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外显，只是在其实现方式上和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偏离而已。 在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提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基于结合我们的价值以及我们的国家利益的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之上。这一战略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更安全，更是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是明确的，即政治经济自由，与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这条道路并不仅仅属于美国，而是对所有的国家都开放。”(44)杰维斯认为，小布什矢志将自由选举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带给那些缺少两者的国家，正如“当年威尔逊寻求‘教给(拉丁美洲国家)如何选举一个好人’一样”，这正是布什主义的核心所在。(45)与此同时，由于小布什认为民主化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需要美国使用自身力量努力推广民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目标即为保证美国以及世界的安全，即“推进民主以实现安全”，这也反映了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本质。(46)不过，正如蒙顿所指出，在应当采用何种方式推广民主的问题上，美国一直存在着“示范主义”和“证明主义”两种思路。示范主义主张美国应当通过将自身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典范，吸引其他国家效仿从而推广民主。与之相对，证明主义则主张美国应当主动利用自己的力量推广民主。显然，小布什政府选择了后一种方式来实现其推广民主的目标。(47)同时，应当看到，在积极推广民主的意识形态背后，是美国力量的有效性，也即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特别是在军事上的霸主地位。(48)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二战结束以来，尽管不同时期美国总统对自由国际主义的阐释各不相同，但是自由国际主义一直都是美国大战略的基本思想。(49)但另一方面，实现自由国际主义目标所采取的政策则取决于美国实力以及国际环境，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动而在单边和多边取向之间摇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就是在追求推广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目标之下，根据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以及恐怖主义势力崛起的国际环境而制定的。 由此不难看出，一旦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受到冲击，相对实力开始下降，那么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选择将会逐渐偏向多边主义取向，主要依赖军事优势的单边主义政策则会逐渐减少。(50) 2.案例分析：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 有关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是否背离了自由国际主义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如下问题的判断，即这一时期美国是否过于强调军事力量在追求外交战略目标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如白思柏和蒙顿所称，美国更多地强调使用“大棒”而忽视了“胡萝卜”在外交中的作用。(51)然而，尽管小布什政府在其对外政策中强调军事力量的使用，但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援助水平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尽管其更多地依赖双边合作而非通过多边途径来实现。 在美国外交实践中，对外援助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杜鲁门政府。自1950年7月杜鲁门政府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以来，对外援助一直都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美国实现其自由国际主义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52) 在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宣称将把美国对外援助用于推广民主，并且为那些采用非暴力手段寻求民主的群体提供援助，以确保这些国家有足够的激励和条件向民主制转型。(53)该报告进而提出，美国政府需要更加明确地将对外援助水平与发展的表现结合在一起，对没有就民主转型和政治改革做出明确承诺的国家应当暂停援助，而对在这些领域取得成绩的国家，美国则应通过援助给予足够的激励和帮助。(54)可见，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战略中实现自由国际主义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之一。因此，对小布什任期内美国对外援助水平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这一时期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兴衰。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可以分为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两个主要部分。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数据，在2001-2008年间，美国总的对外援助水平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下降。唯一出现下降的时段是2001财年，期间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从2000财年的225亿美元下降到204亿美元。而随后对外援助总额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在1991-2000财年这一时间段中，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最大值出现在1993财年，约为251亿美元。而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援助水平在2003财年就达到了302亿美元，超过了老布什和克林顿前两届政府的水平(图1)。
图1 1991-2008年美国的对外援助 注：图中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Greenbook,http://gbk.eads.usaidallnet.gov/data/. 把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额与七国集团的对外援助总额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尽管在冷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对外援助占七国集团对外援助总额的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从1991年至2008年，这一比例基本高于20%，只有1995年与1997年下降到18%。而在小布什政府任期内，仅在2006财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其余年份始终呈上升趋势，并且2007、2008两个财年美国对外援助占七国集团对外援助总额的比重再次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图2)。
图2 1991-2008财年美国对外援助占七国集团对外援助总额的比重 注：图中数值计算方式为(美国对外援助/七国集团对外援助)*100，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n OECD.Stat,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ODA_DONOR.(55) 如果将对外援助进一步划分为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则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分别都体现出了与总的对外援助同样的变化趋势。2001财年美国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较2000财年分别下降了8亿美元和13亿美元，但随后数年都呈现出较稳定的增长趋势。虽然经济援助在2006、2007财年出现了短暂下降，但在2008财年又出现了增长，并达到了小布什政府任内最高的水平，约为335亿美元(图3)。 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美国对外援助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以及对外军事援助占军费总开支的比重，来考察小布什任期内美国对外援助的水平。首先，自1991年之后美国对外援助占GDP的比重的确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这一趋势从老布什及克林顿两届政府就已经开始了。虽然2001财年这一比重仍在下降，但从2002财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仅在2006财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而自2007财年开始这一比重再次处于上升的趋势，并在2008财年达到小布什任内的最大值0.35%。参见图4。
图3 1991-2008财年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 注：图中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图4 1991-2008财年美国对外援助占GDP的比重 注：图中数值计算方式为(对外援助/GDP)*100，金额以历史美元价格计价。(56)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Current-Dollar and "Real" GDP,http://www.bea.gov/national/xls/gdplev.xls. 其次，自1991财年起美国对外军事援助占军费总开支的比重基本围绕1.5%的平均值上下浮动。2001财年这一比例下降了0.35%，随后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并在2003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达到2.48%。2008财年这一比重再度上升到了2.59%。参见图5。
图5 1991-2008财年美国军事援助占军费开支的比重 注：图中数值计算方式为(军事援助/军费开支)*100，金额以历史美元价格计价。(57)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http://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从受援对象来看，小布什政府任内对外援助对象国主要是分布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经受战乱的国家。下面以阿富汗、伊拉克为例分析小布什政府对外援助的具体内容。 冷战结束后，阿富汗一直是美国的对外援助对象国。而在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后，美国作为阿富汗新政府的主要支持者以及阿富汗战后重建的主要力量，对阿富汗的援助开始逐年上升，牵涉的主导机构众多，涵盖范围广泛，从社会秩序的维护、经济发展到人权保护均有涉及。从经济援助来看，除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部、国务院等机构都参与了对阿援助，且援助水平基本都保持了稳定的上升趋势。国务院的援助水平在2005、2006财年有所下降，但随后再次呈现增长趋势，并且增速较快。参见图6。 与阿富汗不同，美国在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中，除了农业部的援助水平较为稳定并有小幅上升，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的援助水平在2005年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直到2006年之后才开始再度增长。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2005-2006年美国对伊拉克安全援助的大幅上升。(58)参见图7。
图6 2001-2008财年美国各政府机构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 注：图中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图7 2001-2008财年美国各机构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 注：图中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2005年小布什政府实行“增兵”之后，对阿军援大幅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项目中“外军融资项目”(59)在经历了初期的上升之后，于2006财年基本结束。此后，美国对阿军援重点开始转向“阿富汗安全部队基金”，并逐渐取代“外军融资项目”成为美国对阿军援的主要形式。(60)美国军援重点的这一变化也反映出2006年之后美国阿富汗战略的变化，即试图通过训练、装备阿富汗安全部队来控制阿富汗安全局势，并实现从阿富汗逐步撤军的目标。参见图8。
图8 2001-2008财年美国对阿富汗的主要军事援助 注：图中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与阿富汗相类似，自2003年以来，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援助也基本保持上升趋势，虽然在2006年有所下降，但随着2007年1月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增兵”之后，美国对伊军援也再次呈上升趋势。参见图9。
图9 2001-2008财年美国对伊拉克的主要军事援助 注：图中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不少美国战略学者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背离了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但是通过对小布什政府对外援助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小布什政府采取了一些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并且较之前的克林顿政府更加强调美国优势军事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使用，但是对外援助始终是小布什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并且在其任期内美国对外援助的水平不断提高。 不过，小布什任内美国虽然坚持对外援助这一自由国际主义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但却并没有采用传统自由国际主义的工具，即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渠道实施对外援助。数据显示，自冷战结束以来，双边援助在美国对外援助中居主要地位，其在对外援助总额中的占比一直大于70%，并且这一比重在小布什任内基本保持了上升的趋势，在2005年甚至达到了美国外援总额的91.78%。同时，双边援助与外援总额保持了高度的正相关性。 其实，自1991年以来美国通过多边方式进行的对外援助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和老布什、克林顿前两届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任内美国通过多边方式进行的援助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不过随着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上升，多边援助占比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参见图10和图11。
图10 1991-2008财年美国对外援助总额及多边、双边援助 注：图中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OECD,ODAonOECD.Stat,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ODA_DONOR. 尽管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援助一直呈增长趋势，但这一时期对外援助更多的是通过双边援助而不是借助多边机制来进行。而从政策效果来看，小布什政府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并不成功。首先，尽管美国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是美国扶植的卡尔扎伊政权腐败虚弱，阿富汗政局不稳，这给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则进一步激化了穆斯林世界的反美情绪。其次，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民主重建以及维护和平的行动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而这又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61)最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成本高昂，截至2014年4月，美国在上述两国的军事行动已经耗费超过1.5万亿美元，并且带来了高达58，000多人的美军伤亡(其中死亡6800多人)。(62)
图11 美国多边与双边援助分别占对外援助总额的比例 注：图中数值由笔者计算，计算方式为(多边方式对外援助额/对外援助总额)*100，(双边方式对外援助额/对外援助总额)*100；金额以2009年美元不变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OECD,ODA on OECD.Stat,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ODA_DONOR. 可以说，布什主义政策的失败不仅标志着所谓“单极时刻”的终结，而且也促使美国在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政策路径选择上开始向多边主义转变和回归。而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则进一步促使其做出上述转变。(63) 三、自由国际主义与奥巴马的对外战略 随着布什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美国学术界开始反思单边主义，重新检视自由国际主义。这一进程集中体现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于2006年9月发表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最终报告《铸造法制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即所谓的“普林斯顿报告”)。该报告历时三年完成，由里根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担任名誉主席，伊肯伯里与斯劳特主持，前后共有跨党派的政商学界精英人士400多人参与。(64)该报告甫一发布，即在美国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报告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新的战略背景之下对自由国际主义的跨党派共识。报告一方面对小布什政府时期过于关注反恐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取向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又对自由国际主义的议程进行了拓展，有意识地重建、接续和复兴自由国际主义的传统。报告提出，为了更好地推广民主与自由，美国应当将其战略目标调整为“推广法治之下的自由”(promoting liberty under law)。(65)报告指出，为了执行这一战略，首先，美国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以促进美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的协作，并维持自由开放的经济。为此，美国应当通过同盟、国际组织等工具强化自身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以对其他国家作出再保证。(66)其次，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调整武力的使用。报告对小布什政府强调要阻止潜在竞争者出现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并指出美国军事战略的目标应当是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对民主国家有利的军力平衡。此外，报告对小布什政府制定的“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无论是针对恐怖组织还是针对某一国家，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都不应当成为美国的政策首选。(67) 自2008年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调整与“普林斯顿报告”的建议基本是相一致的：抛弃单边主义，提出“巧实力”，在政策方式的选择上青睐多边主义框架，在推广民主的过程中更多地争取盟友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盟友共同分担介入国际事务的高额成本。(68)在利比亚战争中，尽管打着推广民主、推翻卡扎菲专制政权的旗号，但是与小布什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借由北约框架，由法、英等北约盟国主导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美国仅提供后勤、情报、武器等方面的支援，也即通过所谓的“幕后领导”，对利比亚的国内局势加以间接干涉。这一行动是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外交政策向多边主义路径回归的又一例证。(69)而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也比较谨慎。奥巴马为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划出红线”，即一旦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将武力介入，但在阿萨德政权“跨越红线”之后，奥巴马政府却并没有诉诸直接军事打击，而是在明知国会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向国会寻求授权动武的办法“解套”。(70) 这一模式也遭到了很多批评。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政论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抨击这种方式并不是对多边主义的回归，而是放弃美国的领导地位。他认为这一模式背后的两个逻辑前提——美国的相对权力正在衰落，以及美国的霸权在世界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都是不正确的。克劳萨默认为，尽管受到各种挑战，但目前美国的霸权地位依旧不可动摇。其实，对美国霸权的批评主要还是来自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精英，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他抨击“奥巴马主义”的实质乃是放弃美国的全球性存在。(71) 克劳萨默这一批评所针对的实质上是美国外交中另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即孤立主义的思想。(72)事实上，克劳萨默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以及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成本以及大量人员伤亡，这些因素相结合的确一定程度上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孤立主义思想的回潮。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2012年公布的民调则显示，有44%的美国民众希望从阿富汗撤走全部军队，相比2011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应当从阿富汗全部或部分撤军的民众上升了2个百分点，达到了68%。(73)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在2004年的民调中，只有31%的民众认为应当减少或撤出驻阿美军，而这一比例在2010年上升到了41%。(74)与此相应，美国著名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12年10月公布的民调显示，在奥巴马任期内，认为美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民众比例从2010年的67%下降到了2012年的61%，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值。(75)参见图12。
图12 2002-2012年美国各党派认为美国应当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比例 数据来源：Gregory Holyk and Dina Smeltz,"Background Brief for Final Presidential Debate:What Kind of Foreign Policy Do Americans Want",October 19,2012,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p.1,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Task%20Force%20Reports/2012_CCS_FPBrief.pdf. 考察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支出也可以支持这一观点。数据显示，除在2010年有所上升之外，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对外援助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1.61%下降到2012年的1.3%。参见图13。
图13 2002-2012财年美国对外援助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 注：图中数值计算方式为(对外援助/财政支出)*100，金额以历史美元价格计价。 数据来源：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Obligations and Loan Authorizations;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http://www.gpo.gov/fdsys/search/pagedetails.action?granuleId=&packageId=BUDGET-2012-TAB&fromBrowse=true. 不过尽管如此，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依然有着深厚的基础。自二战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就一直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思想，只是在具体政策选择上存在摇摆和变化。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统计的二战结束迄今的民调数据显示，在美国是否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上，平均有超过60%的美国民众都给予了正面的回答，而只有1978年和1982年的数据略低于60%。奥巴马任内这一比例处于下降趋势，但仍一直保持在60%之上，参见图14。(76)
图14 认为美国是否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民众比例 数据来源：Smeltz,Foreign Policy in the Millennium,p.8. 考察所谓的“奥巴马主义”就可以看出，在利比亚、叙利亚问题上，尽管美国退居北约背后，但其战略目标依旧是试图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推广到利比亚、叙利亚，因此是对自由国际主义传统政策路径即多边主义的回归。诚然，由于国内经济衰退和政府高额债务，导致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奥巴马政府在推行自由国际主义议程时更加受到国内民意和资源的掣肘。从图-12也可看出，在其第一任期内民众对美国介入国际事务的支持度有所下降，而且民主、共和两党对这一议题的支持度也出现了分歧。因此在政策选择上，奥巴马政府更倾向于采取“事半功倍”的多边主义路径和所谓的“选择性接触”。这种自由国际主义也被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称为“受约束的国际主义”。(77)换言之，奥巴马任期可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相对收缩的时期，在政策取向上转向多边主义，慎用军事力量，也避免对利比亚、叙利亚内乱的直接介入。 这种既强调对国际事务的领导、又强调多边主义路径的立场，在奥巴马2014年5月的西点军校演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演讲突出反映了奥巴马主义的核心思想。一方面，奥巴马言必称领导，宣称美国需要承担起世界局势稳定与安全的领导责任。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美国应慎用武力，认为军事手段并不是履行领导责任的唯一选择，主张美国应当寻求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并增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78) 最近奥巴马政府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应对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伊拉克与叙利亚局势的紧张以及“伊斯兰国”运动的崛起，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重新加强对中东局势的干预。2014年9月，奥巴马承诺向伊拉克增派475名军事顾问，并提供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79)11月，奥巴马再次向伊拉克增派1500名美军，但强调赴伊美军不承担作战任务，只负责训练和协助伊拉克军队作战。(80) 美国民众对于美国是否应当更多介入国际事务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底进行的民意调查，美国民众对介入国际事务的支持率降到了历史新低。有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当更多地将注意力对内集中于自己的事务上，应由其他国家“自求多福”，颇能反映“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孤立主义心态。自1964年以来这一比例首次超过50%。此外，还有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海外处于过度扩张的状态。(81)不过，民意的这种变化是否会影响以及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是否会重新转向孤立主义，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尚不能遽下定论。 本文对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有关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兴衰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批评。这一学术进程出现的大背景是冷战结束之后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在美国外交战略思想和实践中的兴起。正是这一变化引起了自由国际主义是否仍在美国大战略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讨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参与讨论的主力基本以学院派学者为主，(82)其核心焦点如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自由国际主义是否处于衰落之中等都是理论性和经验性很强的问题，有些争论实际上涉及非常严谨具体的方法论问题，甚至在圈外人看来不免有些琐屑无趣。杰维斯、米尔纳等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领军人物的深度介入，更是使得这一事关美国大战略的争论多了几分智识的高度和阳春白雪的味道。尽管这些学术和理论讨论不乏政策含义，但总体来看，政策相关性并不是这一学术进程的主要关切。笔者也与一些曾出任美国政府高官的智库人士讨论过这一问题，对方表示这些争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没有什么直接影响。(83)可见，这场有关自由国际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争论也隐隐凸显出学术与政策的区隔与分野，提醒我们在分析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时应当注意避免对政治意志和政策背景的过度赋予与解读。不过，政策相关性低并不意味着可以贬低学术之于政策的价值。恰恰相反，可以说正是这些学院派学者关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象牙塔”式讨论，才真正增进了人们对这一大战略思想的深刻理解与认识，才有可能为美国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奠定深厚的知识基础。换个角度，恰恰是因为这些学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问题和关切上抽身出来，才使得美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能不断取得理论进展。(84) 如前所述，自二战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始终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思想传统。即使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其单边主义政策也可被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变体，其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偏离更多地体现在路径的选择而不是目标上。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对外政策的路径选择则呈现出向多边主义也即自由国际主义的传统政策路径回归的趋势。奥巴马政府在利比亚战争中提出的“幕后领导”模式就是这一回归趋势的典型表现。而且，奥巴马的自由国际主义不仅是所谓的“受约束的国际主义”，事实上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约束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 with self-restraint)。这种自我约束不仅仅是客观上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所致，更是出于伊肯伯里所强调的自觉的“战略自我约束”。(85) 奥巴马政府与美国大战略中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传统的传承，在其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的一段评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13年1月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次专访时，哈格尔说道：“我们领导世界，但并不主宰世界；我们并不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他国，也不到处干涉……我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艾森豪威尔、杜鲁门、马歇尔以及所有其他二战以后的英明的领导人所做过的。”(86)在这里，哈格尔不仅形象地勾勒了奥巴马政府之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自我约束”特征，而且有意识地将其与美国历代领导人所践行的自由国际主义传统接续起来。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奥巴马政府这种向传统自由国际主义的回归趋势会不会助长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回潮？目前美国政界出现了孤立主义的声音，但这种主张美国重回孤立主义的声音仍是少数，而未来会否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尚有待观察。事实上，关于美国是否已经出现“新孤立主义”，美国政策界也存在争论。(87)而奥巴马在其西点军校演讲中依然强调自由国际主义议程，明确把孤立主义排除在美国大战略的选项之外。(88)对美国而言，其区别于历史上其他霸权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以推广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如果有一天美国对外战略丧失了自由国际主义的这一核心特征，不再以推广民主、自由为己任，而是退回孤立主义，或许这才标志着美国霸权真正走上衰落之路。 ①Michael W.Doyle,"Liber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8; Michael W.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12,No.3,Summer 1983,pp.205-235；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38页。 ②陈乐民、周荣耀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③G.John Ikenberry,"Introduction:Woodrow Wilson,the Bush Administration,and the Futur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in G.John Ikenberry,Thomas J.Knock,Anne-Marie Slaughter,and Tony Smith,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10;[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5-328页。 ④Ikenberry,"Introduction",pp.10-14. ⑤Ibid.,pp.15-16. ⑥贾庆国：《美国外交思想与实践》，《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65页；牛可：《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37页。 ⑦Charles A.Kupchan and Peter L.Trubowit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2,Fall 2007,pp.7-44. ⑧Charles A.Kupchan and Peter L.Trubowit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p.7-44. ⑨主要文献参见：Stephen Chaudoin,Helen V.Milner,and Dustin H.Tingley,"The Center Still Holds: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Surviv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1,Summer 2010,pp.75-94; Joshua W.Busby and Jonathan Monten,"Without Heirs? Assessing the Decline of Establishment Internationalism in U.S.Foreign Policy",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6,No.3,September 2008,pp.451-472; Joseph M.Parent,Joseph Bafumi,Charles A.Kupchan,and Peter L.Trubowitz,"Correspondence:Of Polarity and Polariz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3,No.1,Summer 2008,pp.170-172。 ⑩这一讨论的主要观点以“自由国际主义是否处于衰落之中？”为题发表在国际研究协会安全研究分部与《安全研究》、《国际安全》以及《战略研究》等刊物联合主办的期刊H-Diplo上。"I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Decline?" H-Diplo/ISSF Roundtable Reviews,Vol.2,No.4,2011,pp.2-35,http://www.h-net.org/～diplo/ISSF/PDF/ISSF-Roundtable-2-4.pdf. (11)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in "I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Decline?" p.2. (12)Kupchan and Trubowitz,"Dead Center",p.8. (13)有关将国际主义作为孤立主义对立面的经典类型学划分，参见Eugene R.Wittkopf and James M.McCormick,"The Cold War Consensus:Did it Exist?" Polity,Vol.22,No.4,1990,pp.627-653。 (14)Chaudoin,Milner and Tingley,"The Center Still Holds",p.76. (15)G.John Ikenberr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7,No.1,March 2009,p.71. (16)Ibid.,pp.79-82. (17)G.John Ikenberr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pp.82-83. (18)Kupchan and Trubowitz,"Dead Center",pp.8,10-11,15-16. (19)Ibid.,pp.27-29. (20)Ross Marlay,"China,the Philippines,and the Spratly Islands",Asian Affairs,Vol.23,No.4,1997,p.197. (21)Kupchan and Trubowitz,"Dead Center",pp.27-30. (22)Kupchan and Trubowitz,"Dead Center",pp.37-39; Gary C.Jacobson,A Divider,Not a Uniter:George W.Bush and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7,p.236. (23)Chaudoin,Milner and Tingley,"The Center Still Holds",p.82; Kupchan and Trubowitz,"Dead Center",p.37. (24)Busby and Monten,"Without Heirs? Assessing the Decline of Establishment Internationalism in U.S.Foreign Policy",pp.451-472. (25)Peter Trubowitz and Nicole Mellow,"Going Bipartisan:Politics by Other Mean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0,No.3,Fall 2005,pp.433-453. (26)Kupchan and Trubowitz,"Dead Center",pp.22-23. (27)Ibid.,pp.35-36. (28)Kupchan and Trubowitz,"Dead Center",pp.31-37. (29)Chaudoin,Milner,and Tingley,"The Center Still Holds",pp.79-81. (30)Ibid.,pp.84-87.有关库普乾和特拉伯威兹在衡量国会投票过程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的争论，可参见：Joseph M.Parent,Joseph Bafumi,Charles A.Kupchan,and Peter L.Trubowitz,"Correspondence:Of Polarity and Polarization",pp.170-171; Brian C.Rathbun,"Was There Ever a Bipartisan Ideological Consensus?" in "I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Decline?" pp.32-35。 (31)Chaudoin,Milner and Tingley,"The Center Still Holds",pp.89-91. (32)Kupchan and Trubowitz,"The Illusion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s Revival",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1,Summer 2010,p.102. (33)"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January 29,2002,Washington,D.C.,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34)David Hoogland Noon,"Cold War Revival:Neoconservativ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War on Terror",American Studies,Vol.48,No.3,Fall 2007,p.84. (35)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in Robert J.Art and Robert Jerivs,eds.,International Politics: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2005,p.464. (36)Noon,"Cold War Revival",p.82. (37)Jonathan Monten,"The Roots of the Bush Doctrine:Power,Nationalism,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S.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4,Spring 2005,p.113. (38)Thomas J.Knock,"Playing for a Hundred Years Hence:Woodrow Wilson's Internationalism and His Would-be Heirs",pp.25-52. (39)Anne-Marie Slaughter,"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Ikenberry et al.,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91-96. (40)Tony Smith,"Wilsonianism after Iraq:The End of Internationalism",in Ikenberry et al.,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53. (41)Ibid.,pp.60-62. (42)Tony Smith,"Wilsonianism after Iraq:The End of Internationalism",in Ikenberry et al.,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67-72.史密斯认为新自由国际主义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首先是“民主和平”论。由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为了维护国际体系的秩序与稳定，应当在国际体系中积极推广民主。其次，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需要很多的条件，包括国内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经济的自由化。最后是“保护的责任”观念和实践的出现以及传统国家主权概念的削弱。 (43)Slaughter,"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p.97-98. (44)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September,2002,p.1,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45)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8,No.3,Fall 2003,p.366. (46)John Lewis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Foreign Policy,No.133,Nov.-Dec.,2002,pp.50-57. (47)Monten,"The Roots of the Bush Doctrine",pp.123-126. (48)Ibid.,p.126; Ikenberry,"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46,No.1,2004,pp.8-9; Smith,"Wilsonianism after Iraq",p.55. (49)Smith,"Wilsonianism after Iraq",p.53. (50)Paul K.MacDonald and Joseph M.Parent,"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Spring 2011,pp.7-44. (51)Busby and Monten,"Without Heirs",p.453. (52)Steven Radelet,"Bush and Foreign Aid",Foreign Affairs,Vol.82,No.5,Sep.-Oct.2003,p.106. (53)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4. (54)Ibid.,p.21; USAID,"Foreign Ai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Promoting Freedom,Security,and Opportunity",pp.1-10,http://pdf.usaid.gov/pdf_docs/pdabw901.pdf. (55)OECD统计的是官方发展援助(ODA)，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统计略有出入。OECD统计的数据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教育、环境、人口健康等领域，因此更加接近美国国际开发署关于经济援助的统计，但不包括军事援助的内容。下文若不做特殊说明，所引OECD数据皆指官方发展援助。 (56)此图之所以采用历史美元价格计价，是由于在对外援助中主要是以2009年不变美元价格计价，但在计算GDP时，主要使用2000年与2005年的不变美元价格计价，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此处对外援助和GDP都采用历史美元价格计价。 (57)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使用2011年不变美元价格军费统计，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此处军事援助和军费开支都采用历史美元价格计价。 (58)下图“其他”一项包含美国国防部向伊拉克提供的安全援助，2005财年美国对伊经济援助增长主要来自这一部分的快速增加。 (59)外军融资项目(FMF)是美国对外军援的一种形式，以向受援国提供贷款等财政援助方式资助其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装备以及由美国提供的防务服务与训练。参见http://www.state.gov/t/pm/65531.htm。 (60)2005财年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一笔“阿富汗安全部队基金”，用以加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作战能力。随后这一拨款便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参见http://www.disamjournal.org/articles/afghanistan-securityforces-fund-asffthe-past-present-and-future-860。 (61)Stephen Van Evera,"Assessing U.S.Strategy in the War on Terror",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07,September 2006,pp.10-26. (62)有关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数据，参见："Human Costs of War:Direct War Death in Afghanistan,Iraq and Pakistan,October 2001-April 2014"; "Summary Costs of War Iraq,Afghanistan,and Pakistan FY2001-2014,Billions of Current Dollar"。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网站，http://costsofwar.org/。 (63)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Fall 2006,pp.7-41; Graham Webster,"Asia's Rise and U.S.Grand Strategy:An Interview with Ashley J.Tellis",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July 13,2011,http://www.nbr.org/downloads/pdfs/PSA/SA_Tellis_interview_072011.pdf. (64)G.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The Princeton Project Papers,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Princeton University,September 27,2006.国内学界有关普林斯顿报告的评析，参见于铁军：《对〈普林斯顿报告〉的几点解读》，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25—131页。 (65)Ikenberry and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pp.19-20. (66)Ibid.,pp.22-28. (67)Ibid.,pp.29-32. (68)Ikenberry,"The End of 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pp.14-16; Suzanne Nossel,"Smart Power",Foreign Affairs,Vol.83,No.2,Mar.-Apr.,2004,p.139. (69)Adam Levine,"Lead from Behind or Leave That Strategy Behind in Libya?" CNN,October 21,2011,http://security.blogs.cnn.com/2011/10/21/lead-from-behind-or-leave-that-strategy-behind-in-libya/. (70)"President Obama Addressed the Nation on Syria",September 10,2013,http://www.whitehouse.gov/issues/foreign-policy/syria (71)Charles Krauthammer,"The Obama Doctrine:Leading from Behind",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28,201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obama-doctrine-leading-from-behind/2011/04/28/AFBCy18E_story.html. (72)有关美国外交中的孤立主义思想传统的讨论，参见William O.Chittick,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Framework for Analysis,Washington,D.C.:CQ Press,2006,pp.111-113; Daniela Rossini,ed.,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FDR:Internationalism and Isolationism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odmin,England:Keele University Press,1995；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73)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Transatlantic Trends 2012",p.36,http://www.gmfus.org/wp-content/blogs.dir/1/files_mf/1352411944TT2012KeyFindingsReport1.pdf. (74)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Transatlantic Trends 2004",p.14,http://trends.gmfus.org/files/archived/doc/2004_english_key.pdf;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0",p.16,http://trends.gmfus.org/files/archived/doc/2010_English_Key.pdf. (75)Dina Smeltz,Foreign Policy in the Millennium:Results of the 201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12,p.8. (76)Smeltz,Foreign Policy in the Millennium,p.8. (77)Global View 2010 Team,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Results of a 2010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10,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POS%202010/Global%20Views%202010.pdf. (78)"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The White House,May 28,2014,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79)Tom Cohen,"Obama Outlines ISIS Strategy:Airstrikes in Syria,More U.S.Forces",CNN,September 10,2014,http://www.cnn.com/2014/09/10/politics/isis-obama-speech/index.html. (80)Stephen Collinson,"Obama Sends 1500 Troops to Iraq",CNN,November 7,2014,http://edition.cnn.com/2014/11/07/politics/obama-sends-troops-to-iraq/. (81)Pew Research Center,"Public Sees U.S.Power Declining as Support for Global Engagement Slips",December 3,2013,http://www.people-press.org/2013/12/03/public-sees-u-s-power-declining-as-support-forglobal-engagement-slips/; Bruce Stokes,"Americans Want to Turn Away From World's Problems",Pew Research Center,January 16,2014,http://www.pewglobal.org/2014/01/16/americans-want-to-turn-away-from-worldsproblems/. (82)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查理斯·库普乾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位，其研究带有更多的学术和理论色彩，他同时还在乔治城大学兼任国际关系教授，学院派色彩比较浓厚。2014年6月，库普乾进入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安会负责欧洲事务的资深主任，成为美国“旋转门”的又一代表性案例。库普乾关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政策制定，则是一个有意思但有待考察的问题。 (83)对美国智库人士的访谈，2010、2012年。 (84)对于国内中国外交研究领域模糊学术与政策区隔的批评，参见王栋、贾子方：《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53页。 (85)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86)Amitai Etzioni,"Chuck Hagel and China",National Interests,January 10,2013,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huck-hagel-china-7952. (87)有关美国政策界的争论，参见Bill Keller,"Our New Isolationism",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8,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9/09/opinion/keller-our-new-isolationism.html?pagewanted=all&_r=0; Jacob Heilbrunn,"The Myth of the New Isolationism",The National Interest,November/December 2013,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he-myth-the-new-isolationism-9268。 (88)"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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