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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效益
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八五”期间GNP年均增长12%,是建国以来增长率最高的时期。1995年创造的GNP达到5.76万亿元,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但是,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主要弱点,即经济效益差的问题,至今仍然非常突出,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为此,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九五”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并取得明显成效。
粗放和集约用来指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特定的含义。这两个词最初用于农业生产领域,粗放指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生产,集约则是主要依靠在同一块耕地上追加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二者的区别在于生产要素投入中耕地相对于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节约程度。这种原始含义上的粗放和集约概念至今仍在使用,不过其外延有所扩展,也用来指矿产等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对节约。我们可以把这种反映要素投入中自然资源即广义“土地”相对节约程度的粗放和集约概念,称作资源意义上的粗放和集约(此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粗放和集约的另一种含义是反映技术进步对生产要素数量的替代程度,前者指主要依靠要素数量增加来扩大生产,后者则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即要素质量的提高。这种含义的粗放和集约同外延扩大再生产、内含扩大再生产是相同的,可以称作技术意义上的粗放和集约。第三种含义的粗放和集约,以效率为划分标准,综合反映经济资源的配置、节约和技术进步状况,涉及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部分和侧面。这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粗放和集约。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只能从第三种含义即经济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指速度优先、忽视效率的经济增长,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则是指效率优先、速度以效率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在我国,通常使用经济效益一词来取代经济效率。在与经济效率完全相同的含义上使用经济效益概念,也可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以追求速度为中心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强调从经济意义上理解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并不否定从资源意义上和技术意义上进行划分的重要性,而是要求以效益作为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该看到,资源、技术意义上的粗放和集约,同经济意义上的粗放和集约并不严格一致。资源、技术意义上的粗放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集约的,资源、技术意义上的集约有时则导致经济意义上的粗放。作出评价和取舍只能采用效益标准,即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增长日益强调节约资源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资源和技术意义上的集约又同经济意义上的集约紧密相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一点在我国有典型体现。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情,要求我国在经济建设中把节约资源放在重要位置,努力实现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纲要》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注重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向科学管理要效益。这些都是经济效益的不同侧面。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和科技进步的基础,政府的调控行为对经济效益状况也有重要影响,所以可以把企业经营效益和政府调控效益作为经济效益的另外两个侧面,以便于反映企业和政府这两个重要经济主体的行为效率。这些不同的效益侧面,互相渗透和互相制约,共同决定着经济效益水平,决定着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集约程度。企业经营效益包含着科学管理效益,但内容更为丰富,它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投入产出选择和投入产出比,取决于成本的节约程度和产品的有效程度。产品的有效程度又是由产量、质量、品种等的适销性决定的。科技进步效益是企业经营效益对科学技术的动态要求,是企业乃至一个国家长期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源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效益从长期看也是第一效益。规模经济效益是企业经营效益在企业规模尤其是工厂规模上的延伸,往往以科技进步为前提,又对科技进步起促进作用,从而与科技进步效益融合为一体。结构优化效益主要来自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协调和升级,在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下,表现为企业追求经营效益的整体结果。结构升级一方面受需求结构变化的拉动,另一方面又以科技进步为条件。政府调控效益体现为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创造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对规模经济、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进行自觉地引导和促进,为企业经营维持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市场活动的缺点和局限予以干预和弥补等等方面。经济效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许多侧面,以上五种效益是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需要特别重视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着力点。
二、粗放型经济增长面临多重约束
(一)粗放型增长使资源约束日趋恶化,集约型增长有利于经济与资源关系的协调。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人均资源是较为稀缺的,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耕地、森林、淡水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另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一项调查,1992年我国人均煤炭探明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数的1/2,人均石油探明可采储量只有2.9吨,仅为世界平均数的11.6%,大致相当于美国1992年的人均消费量。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由于要素在产业间、企业间的配置欠合理,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特别是技术进步缓慢等原因,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低下,在这种条件下追求增长速度、进行数量扩张,结果必然是生产要素的严重浪费,就自然资源的使用来看,就是高消耗和高污染。例如,我国单位工业产品用水量高于发达国家5—10倍,单位工业产品综合能耗是发达国家的5—8倍,每年因工业污染造成的损失在1000亿元以上,因农业污染每年减产粮食100多亿斤。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我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凭借丰裕的自然资源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资源约束的日趋恶化必然威胁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集约型经济增长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科技进步的加快,使资源的浪费减少、消耗降低,并不断开发和研制替代性的新型能源、原材料,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污染治理水平,这就会逐步缓解以至彻底结束经济、人口同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冲突状况,使之协调发展,实现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的统一,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开辟广阔前景。
(二)粗放型增长面临严峻的市场约束,集约型增长则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市场是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基本条件。粗放型增长的产出特征,是片面追求产值增长,忽视产品的质量、品种的改进和技术含量的提高,表现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升级换代缓慢。从我国国内需求看,随着人民生活向小康水平的迈进,消费的选择性使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质量、品种和性能,使粗放型生产遇到严重的市场障碍。当今国际竞争要靠科技、质量和效益,这正是粗放型经济的致命弱点。继续采取粗放型增长方式,必然损害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对外贸易条件,并难以抵御进口商品的冲击,威胁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长虹”集团率先对彩电采取较大幅度降价的行动,从一个侧面说明,只有以较好的经济效益为基础,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才会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要解决“内忧外患”,克服市场危机必须转向集约型增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面向市场需求,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推动技术进步,发展规模经济,促进结构转换,就会使市场不断扩大,并开拓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增长点。在集约型增长的条件下,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后发国优势”,逐步挤入国际水平分工,改变在垂直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获得市场主动权。
(三)粗放型增长不利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集约型增长能够促进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我国是带着一个庞大的传统农业部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要完成这一任务,关键是在非农产业进行足够的资金积累,一方面用于“反哺”农业,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用于为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非农产业积累资金的数量,在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既定的情况下,取决于经济效益。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经济效益低下,剩余率低,社会缺乏足够的剩余产品来扩大投资,即使保持很高的投资率,也难以弥补因剩余较少导致的投资不足,这就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转移缓慢。集约型增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经济剩余率较高,将大大增强国民经济的积累能力,更快地扩大积累规模,促进以传统农业和现代非农产业并存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
(四)粗放型增长侵蚀经济发展成果,集约型增长有利于增长与发展的统一。粗放型增长的一大缺点是,经济增长速度同社会发展的速度不协调,人民得到的实惠较少,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发展脱节。一项统计表明,1965—198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远逊于韩国。尽管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如人均GNP)和增长速度很接近,但是由增长所引起的若干社会发展指标的改善,如人均GNP、每百人拥有的电话、病床、医生数,高等教育入学率,幼儿园入园率,婴儿死亡率等,我国同韩国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粗放型增长方式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改革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些社会指标显著改善,但只要是继续采取牺牲效益的粗放型增长,在投入方面挤占社会发展资源,在产出方面忽视人民生活需要的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损失就难以避免。在集约型增长方式下,剩余产品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将达到更高水平,不但使财富的更大份额更有条件用于改善人民福利和促进社会发展,而且产品的产量、质量和品种更加符合、更能满足变动着的社会需求。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最终意味着劳动和“土地”的节约,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更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五)粗放型增长容易引起经济大起大落,集约型增长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粗放型增长忽视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具有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需求过旺同供给不足形成尖锐矛盾。这种社会总供求的缺口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因“瓶颈”约束的恶化使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链条受到破坏,被迫进行经济调整,经济增长速度随之跌落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通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问题乃至停滞膨胀问题。这是为我国40多年的经验所证明的。转向集约型增长后,经济围绕效益运行,过度需求的基础被消除,同时供给能力增长,将使经济过热的现象得到根本扭转。在集约型增长方式下,由于经济效益较好,投资的减少所引发的经济震荡,也比粗放型增长轻一些,这就有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在集约型增长方式下经济主体的自我约束和政策手段大大改善,所以更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六)粗放型增长难以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过渡有利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二者是相互促进的。改革需要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经济效益低下,国家和社会用于应付改革导致的利益关系变动的财力不足,影响到对经济震荡和社会震荡的控制力。特别是在经济过热的环境中,缺乏重大改革所需要的市场条件。向集约型增长的过渡和经济效益的逐渐改善,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三、经济增长粗放型的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基本上走了一条粗放型增长的道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采取集中经济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也付出了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和损害效率的代价。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这种体制和发展战略导致的经济效益低下等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一项以乔根森生产率理论为依据的实证研究表明,1952—1979年,生产率增长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为-1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我国的经济效益状况有所改善。另一项实证研究指出,我国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改革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79—1990年,生产率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3%。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仍属于数量扩张型的增长,长期以来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善。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粗放型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经过1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范围已大大缩小了,运行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无序状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正在生长,微观基础、市场体系和调控手段等要素逐渐扩充和改善,但从整体上看,新体制在规模和规范上还很不健全,尚未最终确立。同时,新旧成分在同一经济环境中共存,相互矛盾,使二者各自的经济控制系统都受到影响和削弱。这就是经济改革过程中特有的双重体制状态,正是这种双重体制,赋予经济增长的粗放型以内在的必然性,并表现出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不同的特点。
(一)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相当比重。作为以市场为导向、预算硬约束的市场主体,其经济行为较合理,效益较好。这就使整个国民经济的集约程度,同改革前相比有所提高。但是,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发挥着主导作用,经过一系列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不断扩大,但政企分开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整个国有经济部门实际上是分权制。这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在总体上仍为粗放型的关键原因。
(二)国有企业在经营机制没有根本转换的条件下,象在传统体制下一样,以软预算约束为基础追求数量扩张,忽视经济效益。与经营机制相联系,国有企业内部的科学管理制度也迟迟难以建立,管理落后的状况从总体上未得到根本扭转。所以,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对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存在很大局限性。而且,随着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利益的加强,投资膨胀的内驱力也增强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成为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因素,规模经济效益、科技进步效益和结构优化受到很大损害。
(三)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不健全,妨碍着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特别是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价格体系仍然存在扭曲,基础产业产品价格偏低,是“瓶颈”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而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是各地方和企业盲目投资的热点,导致生产能力过剩。我国一些重要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一般在70%以下,彩电、冰箱等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更低。市场机制不能充分、正常地发挥作用,是影响要素合理配置,影响结构优化效益的一个基本原因。
(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逐渐放弃了在传统体制下常用的绝大部分计划控制手段,减弱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而间接调控手段的效果不理想,影响了政府调控效益的发挥,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等原因,利率杠杆对经济投资规模的调节效果极为有限。
除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外,经济政策也是影响经济效益的一个基本因素,改革以来,尽管中央政府逐渐下放了很多经济权力,但在宏观经济环境和增长速度方面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其他方面和领域也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对我国经济效益影响很大的经济过热现象为例,经验表明,地方和企业的扩张冲动能否引起投资膨胀,决定于中央对投资规模的控制是否严格。这就是说,由投资膨胀可以看到经济政策对追求高速度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内在于体制的地方和国有企业的扩张冲动,同经济政策对高速度的支持相结合,共同造成投资过度和国民收入的超分配,造成社会总供求的失衡,其结合点是货币的超经济投放。在我国,国有企业是投资需求的主体和银行信贷的重点,由于短缺经济仍然是国有经济部门的基本特征,根本不同于需求不足,资源闲置的西方式经济环境,因此这种需求膨胀严重损害经济效益。
四、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转变增长方式应该重点促进经济效益的五大侧面,为此必须以企业改革为中心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一)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稳定是政府调控效益的重要体现。实现总量基本平衡,关键是确定和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即同资金、市场、资源、技术等条件相适应,有利于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和增长持续,由经济效益所决定的增长率。增长率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经济效益损失,适度增长率则使经济效益处于最佳状态,并建立速度与效益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纲要》要求,在“九五”期间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左右来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明显降低价格涨幅,首先要努力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我国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实际达到的速度常常突破政府确定的目标,破坏宏观经济稳定,所以,仅仅确定合理的增长率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适度经济增长率的落实,否则,必然影响经济效益,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首先,必须控制好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和总供求失衡的货币根源。“八五”期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为保障适度经济增长率的落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央银行应当依照《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切实将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作为首要职责,控制好货币信贷总量。“九五”期间,我国将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对平衡总量和稳定币值是有利的。
其次,必须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过高的关键。“八五”期间投资规模过大,是破坏宏观经济稳定,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合理确定投资总规模,集中力量保重点。我国确定“九五”期间投资率按30%来把握。为保证控制效果,要对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总规模实行调控,在“九五”前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同时加快在建项目的建设以保证必要的在建项目尽快投产。助长投资规模过大的建设工程超概算问题,必须通过改进项目概算管理办法切实予以解决。
(二)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优化产业结构。由于长期以来的矛盾积累,我国当前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较差,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是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也是造成总量失衡的供给方面的主要原因。必须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向结构优化要效益。
首先,要积极加强农业,增加投入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关键。这首先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稳定现有农业投资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内资金和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要理顺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鼓励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农业比较效益提高,引导农业内部积累,此外,还要积极吸引外资进入农业领域,进行开发建设。
其次,要促进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调整、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在投资结构上对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实行倾斜,集中力量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工程。加工工业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立足现有基础挖潜,把重点放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上,推动结构升级。
第三,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效益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偏低,需要逐步提高,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使之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相适应。
(三)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必须促进规模经济。投资分散,无法形成合理经济规模,是我国产业组织存在的一个妨碍经济效益的大问题,也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一大障碍。以钢铁工业为例,我国绝大多数钢铁企业达不到合理经济规模,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我国钢铁企业15980家,约占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1/3,而我国钢产量只有世界钢产量的1/10,我国钢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到日本的1/25、美国的1/14和韩国的1/13。必须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合理经济规模的要求,优化各产业的企业组织结构,注意扶植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发展。首先,要严格掌握规模经济标准,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不得立项和建设。其次,要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界限,通过联合投资、联合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发展规模经济。特别要突出抓好石化、钢铁、汽车、火电、机械、电子等行业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和投资结构调整,实现规模经营。
(四)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归根到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在当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广泛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社会生产各部门,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一个关键条件。“九五”计划提出,要使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较大提高,主要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农业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首先,要适应市场需求,以产业技术为重点,强化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自主研究开发和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相结合,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其次,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在一些重要领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切实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是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攀登科技高峰,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的领域中有重大突破,还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研、开发、生产与市场的结合。缩小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教育为本,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尊师重教,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五)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更根本的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各种促进经济效益提高的机制中,市场机制是最基本的。要通过深化改革,在更多的领域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同时,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提高政府调控效益。
首先,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构造经济高效益运行的微观基础。企业只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才会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形成合理的企业经营机制、技术进步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和技术进步效益;才会促进资源在产业和企业间的合理配置,取得结构优化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目前,随着市场、价格的放开和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改革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薄弱环节。企业活力不足,生产经营困难,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焦点。要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大改革力度,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
其次,在企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确定投资主体,建立资本金制度,逐步发展市场融资方式,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主要靠市场配置建设资金。特别是,要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这是取得良好的企业经营效益、技术进步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结构优化效益的重要前提。
第三,要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培育和规范要素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主要由市场形成要素价格,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关键。
第四,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将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逐步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调整和建设,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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