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览《太史公书》，近用刘歆《七略》——史志目录产生背景钩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钩沉论文,太史论文,背景论文,目录论文,远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最具影响的书目形式有三大类：官修目录、私修目录、史志目录。史志目录之所以能与官修目录、私修目录并列而成鼎足之势，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特殊的文化功能及其所做出的巨大社会贡献。
本文所谓“史志目录”，自然不是有关方志的目录[1]，而是特指正史中旨在反映我国历史上某一时段有关文献资源的专篇——正史艺文志、正史经籍志。因而，本文所谓“史志目录的产生”，实际上就是“正史艺文志的产生”，质言之，也就是《汉书·艺文志》的产生。
在中国目录学领域中，《汉书·艺文志》（以下亦简称《汉志》）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毋庸置疑。它不单反映了汉帝国一代藏书之盛，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综合性文献目录，而且开启了史志目录的先河。它的分类体系及著录实践，不单成为指示《隋书·经籍志》等诸多史志目录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也对以后的官修目录和私修目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汉志》的成就和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清人金榜高度总结出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2]。显而易见，无论是对书目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仅就学术领域的读书治学，《汉书·艺文志》的重要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在史志目录中，《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堪称颇具影响的两部目录。考察两部目录的产生背景，《隋志》主编郑国公魏征表述之清晰、坦荡，可谓一目了然：“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隋书·经籍志》总序）。也就是说，古代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按，司马迁《史记》原用名）、班固的《汉书》，以及近世王俭的《七志》、阮孝续的《七录》都曾经是编写《隋书·经籍志》的重要参考文献。那么，班固《汉书·艺文志》完成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呢？长期以来似乎也早有定论，最通行的说法：它是在刘歆《七略》基础上，经过班固的增补删削完成的。笔者以为，《汉志》的形成固然主要依赖于刘氏《七略》，但是司马迁《史记》的重要影响决不可磨灭。尽管班固没有像魏征那样说过“远览”什么，“近观”什么，但是根据当时文化背景以及班书体例内容，我们有理由为《汉志》形成的背景做出比较客观的表述：“远览《太史公书》，近用刘歆《七略》”。
关于《汉书·艺文志》是怎样吸收《七略》成果而成书，早已在学界达成明确的共识，此处无须赘述。那么《汉志》与《史记》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了深入揭示两者之间极其密切的内在关联，很有必要首先以全新视角，对司马迁《史记》一书的基本性质作出新的审视。
1 《史记》是一部规模空前的隐性书目文献
依照传统理念审视，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著作。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它还是一部规模空前的隐性书目文献。这一思想理念的提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得到印证。
1.1 以国史作为反映学术成果的基本载体
在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正史”中，《史记》不但雄踞榜首，而且在史学领域中创造了许多个堪称“第一”的文化亮点。其中非常引人瞩目的一大亮点是首创了学术史传记，由此开启了中国史学重视科学文化发展的先河。
诚然，在司马迁《史记》里没有班固《汉志》那样反映图书文献的专篇。但平心而论，撰写这样的专篇，既非司马迁不想，亦非司马迁不能，遗憾的是当时缺乏刘歆《七略》那样的基础性成果。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尽量为诸子百家代表人物树碑立传，通过《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大量人物传记，以及《天官书》、《十二诸侯年表》等有关内容，特别是通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载《太史公自序》）等篇章的论列，比较系统的反映了诸子百家有关学说和成就，揭示了先秦学术发展的脉络和线索。司马迁的这个创意影响深远：它不仅启发了汉代以后正史里反映图书文献的专篇“艺文志”、“经籍志”，甚至也成为宋元以后学术专门史研究——“学案体”的源头。
阅读《史记》传记不难发现，凡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物，不仅在他们的生平事迹中尽量反映学术研究的内容，甚至还清晰著录其文献著作。试看以下诸篇：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在《儒林列传》中，“叔孙通作《汉礼仪》”；在《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虞卿“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列出孙、吴两人著作，“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在《管晏列传》中，列出管子、晏子著作，“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在《商君列传》中，“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列出屈原著作篇名，“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还全录了屈原《怀沙赋》、贾谊《吊屈原赋》、《服鸟赋》的原文；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先后反映了四人的著作：第一是老子著作，“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第二是《庄子》书中的若干篇名，“《渔父》、《盗跖》、《胠箧》”；第三是申不害著述，“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第四是韩非著作，反映最为详尽，不单列出韩非书名，“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甚至还照录了《说难》篇的原文。当然最突出者，首推《史记》之《司马相如列传》，本篇堪称“以文传人”的杰出典型，在一篇传记之中，居然洋洋洒洒地照录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大人赋》、《封禅文》等八篇文章的原文。
1.2 对事物和学术思想的分类研究
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有句名言：“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3]。以姚氏这一思想理念来衡量，司马迁绝对是一位分门别类的伟大天才。《史记》本身就是一部分门别类的杰作，它在“事物”和“学术”两方面的门类划分堪称举世一流，对《汉书.艺文志》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
1.2.1 万千事物的宏观把握
中国自古就有“史官”修史制度，“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汉书·艺文志》）。历经各代史官、先人们的不懈奋斗，汉代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已经达到空前的规模。考察汉代以前史书，不仅已经出现了《春秋》、《左传》那样的编年体著作，甚至出现了战国时期无名氏《世本》那样的纪传体文献。但是相对于中国文化大厦而言，汉代以前出现的那些累积如山的所有著作，不亚于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残砖断瓦。究竟应该怎样展示汉代以前的历史长河呢？司马迁采用五种分类形式，清晰而完美地反映东方中华大厦的基本框架。所谓“五种分类形式”，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司马迁首先将历史人物区分为帝王、诸侯、官僚士大夫三大类，然后依次用本纪、世家、列传来反映。《史记》中的“本纪”旨在反映左右天下局势的帝王，司马迁以王朝为单位，以十二本纪把历史分为上古、近古、今世三部分，系统反映了历代变迁。本纪决不是一般的传记，它对天下大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史记》中的“世家”旨在反映割据一方的诸侯，也就是反映那些在政治层面里上不及于本纪、下高居于列传的特殊人物。世家不仅具有注释、演绎本纪的功能，还对某一地区大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史记》中的“列传”旨在反映社会各阶层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以其所占比重最大，所以又将列传区分为单传、合传、附传、类传、四裔传五种形式，尽情扫描了帝王以下各具特色的社会人物。
为了弥补人物资料相对单薄的缺陷，司马迁还通过“表”和“书”两条渠道，补充了大量的历史内容。其中，“表”是以简明文字勾画基本历史线索的一种表格。它不仅具有清晰脉络、与纪、传互为经纬的意义，还能够起到扩大记事范围的作用。“书”是专门反映各种典章制度的体例。典章制度是人类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层面的智慧和结晶。设置“书”的体例，堪称纪传体文献一大贡献，这也是编年体何以不能成为正史，唯独纪传体成为正史体裁的重要原因。
正是经由以上“五种分类形式”的构建和实施，由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以来的中华文明才第一次被揭示得井然有序，西汉以前的中国三千年历史才第一次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司马迁《史记》“分类形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五种形式既可以彼此独立，又可以互相配合。也就是说，分开来，五种形式可以各有区域，自成为一个单独系列；合起来，五种形式又可以浑然一体，连锁成一个井然有序的完整系统。
1.2.2 诸子百家的学术分野
司马谈是从学派层面对先秦学术予以清晰分类的第一人。司马迁则在继承并且发展了父亲学说的基础上，通过专传、合传、类传、附传等各种形式，分别为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医家、纵横家、杂家等七家领军人物树碑立传，努力反映各派代表人物生平事迹和各派的学术活动，比较系统地再现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文化活动。试看《史记》中的匠心独运：关于儒家，司马迁特别设立了《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仲尼弟子列传》。通过这些传记，反映儒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关于道家，《史记》中为道家创始人老子设立了个人传记——《老子列传》（见合传《老子韩非列传》）），还以“附载”他人传记的形式浓缩了“庄子传记”（见《老子列传》）。通过这些传记，反映了道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关于法家，《史记》中设立了《商君列传》、《韩非列传》（见《老子韩非列传》）。通过这些传记，反映了法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关于兵家，《史记》中设立了《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白起王翦列传》、《淮阴侯列传》。通过这些传记，反映了兵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关于医家，《史记》中为著名医学家秦越人、淳于意设立了个人传记——《扁鹊列传》、《仓公列传》（见合传《扁鹊仓公列传》）。通过这些传记，反映了医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关于纵横家，《史记》中为纵横家杰出领袖苏秦、张仪设立了两个专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通过这些传记，反映了纵横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关于杂家，《史记》中为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设立了专传——《吕不韦列传》。通过传记，反映了纵横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
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存在着诸如缺乏文字资料等许多条件的限制，司马迁仍然通过其他相关人物传记，尽可能地“附载”了阴阳家、墨家、名家、农家等四家学术流派的文化活动。关于阴阳家，《史记》中没有阴阳家专传，但本派代表人物驺衍事迹则附载于《孟子荀卿列传》、《封禅书》以及《田完世家》中；关于墨家，或许是由于早期《太史公书》部分篇章出现散逸之故，《史记》中居然没有墨家创始人的专传，但墨子的相关资料仍散见于《孟子荀卿列传》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名家，《史记》中没有为名家设传记，但本派代表人物公孙龙的事迹，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中仍依稀可见；关于农家，《史记》中没有农家专传，但本派代表人物许行的事迹，则散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中。
比较诸子百家方面的研究，司马迁与班固有很大的不同点：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通过诸多类型的图书分类，平面地体现各个学派的学术成就；司马迁《史记》更多的是通过不同类型的人物事迹，立体地展示各家各派的文化活动。
1.3 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理念
自从章学诚将中国目录学优良传统揭示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后，不少人认为这一传统由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发其端。其实早在刘氏之前，司马迁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司马迁高度重视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史记》堪称清晰再现学术思想脉络的一座里程碑，它主要以三种形式揭示其历史渊源。
第一，通过五体总论，考辨宏观轨迹。关于五种体例的论述，既可以解释为著述宗旨，也可以理解为区别事物的基本总结。试看《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弊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後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第二，通过诸篇分论，演绎微观历史。《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篇篇都有历史缘由。试看以下诸篇：关于《夏本纪》，“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关于《十二诸侯年表》，“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关于《燕世家》，“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关于《蒙恬列传》，“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第三，通过传记具体记载，形象展示历史始末。在《史记》中，司马迁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分别通过单传、合传、附传、类传等各种形式的记载，努力实现辨析流派、追踪渊源的宗旨。试看《孔子世家》对儒家六经的论述。关于《诗》、《书》、《礼》三部经典：“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关于《易经》的整理：“孔子晚而喜《易》，序《篆》、《系》、《象》、《说卦》、《文言》”；关于《诗经》的整理，更是娓娓道来：“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以上这段文字，不单有过程、有内容，而且叙述颇为详尽，其中不乏点睛之笔。再以《老子韩非列传》中关于庄子的揭示为例，“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至于《史记》中的许多“类传”，往往更加典型，例如《儒林列传》简直就是一部儒学发展史，本传将儒学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一是孔子发端，二是七十子活动，三是秦代停滞，四是西汉复兴，五是武帝时期鼎盛。通过司马迁之如椽大笔，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一条轨迹清晰的儒学发展史。
1.4 重视文化人物生平事迹
研究一部著作，尤其是研究一部名著，了解著者有关信息是十分必要的。还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曾说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这就是他的所谓“知人论世”的著名理念。
回顾数千年书目领域社会实践，证明了孟子“知人论世”思想的正确性。我国书目提要一向有三大类型——叙录体、传录体、辑录体。但是发展到后来，真正成为主流形式者，便是重视著者信息和学术源流的叙录体。
《史记》中的一百三十篇，当然不是刻意反映诸子百家的一部著作。但是因为司马迁是一位高度重视学术思想的文化巨人，凡是《史记》中涉及各家各派人物，一般都会通过详细记载传主生平事迹的形式，尽可能地反映出相应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行为，这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各派思想学说，显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有谁能说《老子列传》不是研究《道德经》的必备参考书，又有谁能否认《孙子吴起列传》不是研究兵家学术思想的上乘参考文献呢？
其实，关于《史记》诸多人物传记对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古代许多学者早就心领神会。清代乾嘉学者章学诚的有关论述，不单一针见血而又恰如其分：“读《六艺略》者，必参观于《儒林列传》，犹之读《诸子略》，必参观于《孟荀》、《管晏》、《老庄申韩列传》也。《诗赋略》之《邹阳》、《枚乘》、《相如》、《扬雄》等传，《兵书略》之《孙吴》、《穰苴》等传，《数术略》之《龟策》、《日者》等传，《方技略》之《扁鹊仓公》等传，无不皆然……《艺文志》虽始于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未尝不与学术渊源，文辞流别，反复而论次焉。……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4]。
1.5 将互见法应用于正史的首创者
所谓“互见法”，就是通过巧妙安排材料，用以突出反映人物事迹和性格的重要方法，也就是后人所谓“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表现方法。司马迁高度重视人物形象的统一性。基于既不妨碍统一，又能够忠于史实这一基本宗旨，《史记》里往往在特定人物传记中比较详细地反映某一重要事迹，至于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涉及此事，则仅仅简明提示，而不再予以重复记载。
诚然，这种方法历史悠久。犹如正史“论赞”可以追溯到《左传》中的“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考察“互见法”的原始形式，似乎也可以追踪到先秦时期的《左传》。但是将这种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纪传体文献，始于司马迁《史记》则是毋庸置疑的。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司马迁都卓有成效的使用了“互见法”。例如著名的“鸿门宴”在《项羽本纪》已有详细叙述，则《留侯世家》涉及此事时，仅言“语在《项羽》事中”；又如在《淮阴侯列传》中详尽叙述了萧何推荐韩信为大将军，则《萧相国世家》中仅言“语在《淮阴侯》事中”；又如《李斯列传》中记载秦始皇病危，遗诏公子扶苏奔咸阳，则《秦始皇本纪》中单言“语具在《李斯传》中”；又如《齐悼惠王世家》中交代了诸吕欲谋乱、齐王带兵向西进发，则《吕太后本纪》浓缩此事为“语在齐王语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互见法”，起码有三项意义：减少文字篇幅，避免不必要重复，此其一；传主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增强人物传记可读性，此其二；增加传记信息量，这就意味着扩大了读者检索利用信息的渠道，此其三。
2 《汉书·艺文志》从《史记》中借鉴了什么
班固编写《汉书·艺文志》，究竟从司马迁《史记》中借鉴了什么呢？
2.1 以史书作为展示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
《史记》成功开启了以史书全面反映学术成就的先河。班固对此心领神会，因而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汉书》中的“十志”，就是在《史记》“八书”基础上，“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产物。具体来说，其中的“六志”——《礼乐志》、《律历志》、《天文志》、《郊祀志》、《沟洫志》、《食货志》，是分别从《史记》中的《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演变而来。形式上属于《史记》中没有而为《汉书》新创者，总计有“四志”：《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然而即使这“四志”，也应该区别看待：前三志或许与《史记》没有太多的牵连瓜葛，唯独揭示图书文献信息的《艺文志》，却是与《史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班固与司马迁都是杰出的史学家，两人在深请史书功能、高度重视学术文化方面堪称“心有灵犀”，唯一区别者是所在背景不同。汉武时期，经过前代竭力搜求天下典籍，已经拥有了“堆如山积”的文献，但是尚无反映国家典藏的图书目录。因而，尽管《史记》已经反映了若干学派及其著述，但这对立意高远的司马迁而言，只能说是差强人意的勉力为之罢了。东汉班固时期，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出现了刘向的《别录》，而且拥有了刘歆对国家图书全面分类的《七略》。《七略》是刘氏父子及诸多学人艰苦奋斗的血汗结晶，也是全面揭示汉代国家典藏的重要成果。但班固深知，《七略》毕竟是一部相对独立的著作，“一损俱损”恰恰是独立传本的致命伤。要想千秋不朽而传之久远，最可行、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要像司马迁那样，以国家史书作为反映诸子百家的广阔平台，将揭示一代藏书之盛的图书目录纳入影响力巨大的历史文献中。后来的历史也完全验证了这一点：魏晋南北朝以后，《七略》亡佚不存，但因有班固的《汉志》尚在，后人通过这一渠道仍然可窥《七略》基本原貌。
或许班固当年不曾想到，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会成为以后中国“正史”的唯一体裁。但是，有一点必须充分肯定，在纪传体文献中设置了“艺文志”，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表明，这确实是班固最聪明、最智慧的非凡抉择。
首先，正史是承载史志目录的强大后盾。众所周知，我国正史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著作，而是一套反映历史演进的系列文献。自从唐代颁行“官修史书，宰相鉴修”政策后，几乎每一个新兴王朝都毫无例外的为前一个王朝编撰正史，于是经过历代学者前赴后继的连续编纂，便陆续出现了前四史、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直至二十五史等国家正史。正史文献的生命力之强，是如此的令人惊叹：只要中国历史在发展，正史的编撰就永无穷期。正因为“艺文志”融于正史并成为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大大提升了史志目录连续编写、永远传播的社会功能。换言之，艺文志、经籍志依附于正史文献这一强势母体，也就意味着从此拥有了无限生长的巨大空间。
其次，史志目录嫁接正史属于强强联合的双赢。史志目录与正史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纯粹的从属关系或母子关系，毋宁说是彼此为用、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从史学方面看，正史在国民心目中优势显然。中国史学素有“三大支柱”之说，所谓“三大支柱”，即正史、方志与家谱。正史在“三大支柱”中，不仅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始终雄踞榜首，对中华民族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艺文志、经籍志能与正史联为一体，不止有助于提高书目信息地位，也为后人检索利用信息资源提供了一个永不消失的操作平台。从信息资源方面看，“艺文志”在学术领域也有强大优势。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揭示与报道，“艺文志”不单可以反映我国历史上的一代藏书之盛或一代著述之盛，甚至还能体现出郭沫若先生强调的另一种功能，“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5]。由此可见，由于艺文志、经籍志的加盟，也大大提升了正史的含金量，扩大了正史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惟其如此，我们有理由说，以史书作为学术成果基本载体的创造发明，虽然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却是确立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2.2 重视辨析学术源流的治学模式
如果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体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那么班固则是努力继承《史记》的这一传统，通过精心建设自己的《艺文志》，以一种全新形式，进一步弘扬了文化领域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学风。
2.2.1 加强学术分类的理论研究
在重视事物的分门别类上，班固与司马迁两人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一个是侧重于人物事迹的区别，一个是侧重于图书文献的分类，但是就重视分类思想而言，他们却有惊人的一致性。《汉志》一级类目的变化，便是班固高度重视分类理念的佐证。众所周知，刘歆《七略》原本有七个并行的一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在这七个一级类中，“辑略”等同于总论性质的理论说明，其他六略才是真正的图书分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删去了“辑略”，而将其内容分置于其他六大类中。这样的改造和调整，自然不仅仅由于“七个一级类”性质的不对应，而是基于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变集中综述为逐一分论，就能以更简洁、更实用也是更有针对性的方式，使分类理论与相应图书更加紧密的结合。这样做，不仅使著者思想理论得到更加准确的表述，还会使读者更能理论联系实际地接受著者的分类学说。因而这一举措非但不是削弱了分类理论，而且卓有成效地强化了分类思想。就此而言，这是班固继承和发扬《史记》辨析学术源流的智慧之举。
2.2.2 对“诸子百家”理念的界定
“诸子百家”历来被视为古代学术思想的渊薮，但这一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等先秦名作虽然都曾论及，但并未直接从学术派别层面逐一讨论，司马谈是以学术专用名称研究“诸子百家”的第一人。在自己的《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将渚子区别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以后刘歆的《七略》又在司马谈的基础上，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即总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考察《汉书·艺文志》，班固完全沿袭了刘歆“十家”之说，但又有所保留：“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言外之意，还有“不可观者”一家，亦即列于“农家”之后、置于“十家”之末的“小说家”。
班固对“小说家”的保留态度耐人寻味。鲁迅曾论述过小说的起源，“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6]。以鲁迅的观念考察《史记》，当然也能从中发现“小说家”的若干痕迹，例如瞽叟加害帝舜事（见《五帝本纪》），简狄吞燕卵而生商（见《殷本纪》）以及刘媪与龙交而诞刘邦（见《高祖本纪》）等等。然而，这不仅是《史记》中极少的个例，而且全都是只言片语。从总体上看，司马迁对“小说家”秉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主要表现于两点：第一，《史记》没有为小说家设立传记。生活于刘歆以前的司马迁，不仅基本上继承了司马谈的学说，先后为儒、道、法、兵、医、杂、纵横七家代表人物“树碑立传”，还以其他方式“附载”了墨、名、农、阴阳四家的社会活动。换言之，《史记》中的诸子流派覆盖了刘歆“十家”的绝大多数，甚至多出了兵家和医家，然而却唯独没有“小说家”。何止没有“小说家”的专传、合传或类传，即使“附载”于他人传记中的连带信息，也可说是难得一见。第二，对“小说家”的相关资料深表怀疑。例如《史记·五帝本纪》：“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又如《史记·三代世表》：“五帝、三代之记，尚矣”，“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又如《史记·大宛列传》：前人说“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禹本纪》、《山海经》还说到“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由此可见，从司马迁对“小说家”不信任甚至怀疑的行为，到班固对“小说家”秉持同样审慎乃至有所保留的态度，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昭然若揭，对此熟视无睹是不妥当的。
2.3 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内在联系
《史记》之所以被认为“信史”，与作者的严谨治学有重要关系。为了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司马迁对历史资料的考证极其认真。他选择史料的主要基准是“考信于六艺”，荒诞不雅者不书。即使对儒家的“六艺”，也是相信而不盲从：凡是合于情理者，信则传信；凡不合于情理者，“疑则传疑”。正是基于司马迁严于考信的治学态度，班固往往把《史记》中的记载作为辨别是非的重要依据。
2.3.1 自觉与《史记》建立互动
对比《史》、《汉》两书，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凡是《汉志》所录文献能与《史记》对应而建立联系者，班固总是特别注明，以飨读者。此类事例所在多有，仅以《汉志》中的儒学“五十三家”为例，就出现了四处：“《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鲁仲连子》十四篇。有列传”。试问：在班固《汉志》中所说的“有列传”三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三家注”之一的“颜注”在《晏子》八篇下，曾就此做出了确切的说明：“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
2.3.2 以《史记》记载为重要参考
通过对比，还会发现另一现象：《史记》中的某些记载往往会成为《汉志》的重要依据。试以《关尹子》、《吕氏春秋》两书为例，班固对两书均有“小注”：“《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官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对照司马迁的有关记载，何其相似！《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集“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更有甚者，班固不同于刘歆《七略》的一些见解，居然能从《史记》里找到作为“依据”的佐证。试以儒家《春秋》经的研究、传播为例。《史记·儒林列传》云：“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此，“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而刘歆《七略》则强调左丘明之《左传》，“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志·春秋类序》）由此可见，刘歆所述与司马迁有很大不同。然而，班固却又异于刘歆，而与司马迁观点如出一辙：“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汉书·儒林传》）
2.4 重视人物生平事迹的治学传统
如上所说，司马迁在人物传记中努力反映传主生平事迹，为深入研究相关著作提供重要参考价值。对于《史记》的这一优良传统，班固在《汉书》中活学活用，可以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首先检查传记。就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班固的《汉书》也努力通过人物传记尽量反映学人生平事迹。例如专传《董仲舒传》、《司马相如传》、《司马迁传》、《东方朔传》、《扬雄传》中的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扬雄，又如合传《公孙弘卜宽传》中的公孙弘、卜宽，合传《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的夏侯始昌、夏侯胜，类传《儒林传》中的公孙弘、丁宽、孟喜、梁丘贺、欧阳生、韩婴、胡母生等人，可以说无一例外，都在本人传记中详述治学活动。
其次检查文献目录。即使在反映图书文献的《艺文志》中，班固也从不同角度努力揭示著者的相关信息。主要区别为如下三种形式：其一，对于那些具有确凿信息的作者，要尽量详注其背景。例如“《关尹子》九篇。名喜，为官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邹子》四十九篇。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其二，对于仅知所在时代的作者，也要注出时代背景。例如“《卫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乘丘子》五篇。六国时”，“《杜文公》五篇。六国时”，“《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唐勒赋》四篇，楚人”等等。其三，即使对作者信息一无所知者，也要特别注明。例如“《杂阴阳》三十八篇。不知作者”，“《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法家言》十篇。不知作者”等等。
2.5 重视互见法的表现方式
为了既能节约文章篇幅，又能向读者充分提供著者相关信息，班固不仅从《史记》中继承了“互见法”，并在他的《汉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事例之多，简直不胜枚举。
首先阅读人物传记。《汉书》中的诸多人物事迹，彼此互见者随处可见。例如《萧何曹参传》：“何进韩信，汉王以为大将军，说汉王令引兵东定三秦。语在‘信传’”；又如《高后纪》：“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语在《外戚传》”；再如《文帝纪》：“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之，谋立大王。语在《高后纪》、《高五王传》中”等等。
其次阅读文献目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多目录中，也大量引用互见法。例如“《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晏子》八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吴起》四十八篇。有列传”；“《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名无忌，有列传”；“《蚩尤》二篇。见《吕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3 在闭口不谈“远览《太史公书》”背后
《汉志》的问世，显然基于两个背景：“远览《太史公书》，近用刘歆《七略》”。明明曾经“远览《太史公书》”，却可以坦言而不言，原因何在呢？
这就不能不论及班、马两人的关系，亦即司马迁在班固心目中的地位。众所周知，班固在《汉书》中特别设立了《司马迁传》，甚至引用扬雄、刘向观点，称赞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在称赞同时，却又对司马迁进行严肃批判，“采经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甚至对司迁作出颠覆性的评断，“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在儒学一尊的汉代，“是非颇谬于圣人”绝非随意出口，定性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同一个人物传记中，为何会出现批判与称赞如此尖锐对立的矛盾现象呢？全面考察两人文化背景后，只能做出一种解释：称赞是浅层次的，是表面现象；批判才是深层次的，是事物本质。如此之解释，自然并非捕风捉影。因为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确实有很多不同寻常之处。
3.1 不同于司马迁的政治见解
班固为什么要给司马迁扣上一顶“是非颇谬于圣人”的政治帽子呢？原来他有三条理由，亦即司马迁的所谓“三条罪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这里所说的“三条罪状”，其实非但不能成立，恰恰表明了司马迁的过人之处。所谓第一条罪状，可谓颠倒黑白。司马迁也佩服道家，但对道家创始人老子仅给予“列传”的待遇，并且不是单传而是合传。然而对儒家则不然，不仅为孔子立“世家”，而且评价之高，推崇之至，无以复加：“《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7]。至于后两条罪状，无须说今人自有公断，即使古代前贤也早有独到见解，清人蒋中和便说得鲜明而到位：“马迁传《游侠》，盖有鉴于王道微而霸业兴，鲁俗衰而秦风炽，排难解纷，权归草野，所以寄慨也，而班误以为进奸雄。马迁传《货殖》，盖有鉴于井田废而兼并横，赎刑滥而饮恤隐，福善祸淫，权归阿堵，所以示讽也，而班误以为羞贫贱。其暗于识如此，又曷足以窥龙门之奥而论异同哉？”[8]。
3.2 不同于司马迁的历史观
梁启超先生于上世纪初曾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9]。此说虽不能使后学们完全苟同，却也有一定道理。我们假如从梁氏“二十四姓家谱”理念追踪溯源的话，则始作俑者非班固莫属。
从体裁规模上看，《汉书》与《史记》显然不同：《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为什么要写断代史呢？班固的著述宗旨说得明白：“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必须有“宣汉”之美。然而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史记》岂止不符合条件，甚至有背道而驰之嫌。《史记》是通史性质，顺序反映历史乃是撰写通史的通则。试看这一“通则”下的《史记》，不单无法“宣汉”，甚至将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与秦、项之列”[10]，这也恰恰成为班固政治攻击司马迁的主要口实。事情远不止此，倘若按照这一“通则”继续编写东汉历史，则光武帝刘秀不仅要与“新市”、“平林”等农民起义者并列，甚至还将置于“大逆不道”的王莽之后！因此，班固在通史体裁之外，另起炉灶地撰写了《汉书》，这既是实施他“宣汉”之美的动力，也是他否定通史体裁、创造断代体的主要原因。
汉代以后，学术领域里曾长期出现通、断之争。追捧断代者认为，断代体“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賅胲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11]；赞扬通史者更是振振有词，认为通史有“六便”、“二长”[12]等优点。《史记》、《汉书》两种体裁究竟孰优孰劣姑且不论，然而考察两人修史的着眼点，却显然有伯仲之分：司马迁编修史书不限于一朝一代，而是着眼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大一统”理念，他的《史记》是视野开阔的中华文化范畴的大历史观；班固当然也强调“大一统”思想，但他是立足于宣扬汉朝天威，因而他的《汉书》具有鲜明的正统观念，仅仅是局限于“刘汉”正史的历史观。
3.3 不同于司马迁的处世哲学
倘若从宿命论理念考察，班固、司马迁两人的生平经历何其相似乃尔！班、马两人都出生于史学世家。班氏一家，其中三位都是史学中人，班固自不必说，父亲班彪学识渊博，曾亲撰《史记后传》。胞妹班昭更是班固最得力的接班人。班固死后，《汉书》中来不及撰写的“八表”及《天文志》，便都是由妹妹班昭一手完成的。司马迁的家学更是源远流长。父亲司马谈是汉代的“太史公”，司马氏世代史官的悠久历史，甚至可以由汉代追溯到周代，由周代一直追溯到夏代。班、马两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以一部《史记》名垂青史，班固以一部《汉书》彪炳千秋。两人中，一人为通史开山，一人为断代鼻祖。班、马两人又都是忠诚于汉朝的臣子，而且阴差阳错，又都经历了极其悲惨的“牢狱之灾”。
初看以上这些经历，确实很有些类似，但仔细考察起来，却是大有不同。试以“牢狱之灾”为例，同样是入狱，首先是入狱的具体起因不同。班固入狱的导火索表面上是持家不严、放纵下人，因得罪洛阳令种竞而遭捕，但根本原因则出于政治。他依附权贵，与皇亲国戚窦宪关系莫逆，一向过从甚密。窦宪以外戚专权被迫令自杀后，班家由此受到株连；司马迁的入狱，固然也是基于政治，但具体背景显然有别。在天汉二年的汉匈战争中，司马迁不单没有为战败的皇亲国戚贰师将军评功摆好，反而为弹尽粮绝的败军之将李陵辩解，由此触怒武帝。其次是两人的最终抉择大相径庭。班固基于政治后台窦氏的彻底垮塌，自感班家复兴绝望，因而在百般无奈下自杀狱中；司马迁在牢狱所受折磨，比班固有过之而无不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以后更是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因而惨遭“腐刑”，每念斯耻，“肠一日而九回”，“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然而，为了完成撰写中华通史的宏大誓愿，司马迁却选择了连好友任安都难以理解的“隐忍苟活”。同样的牢狱之灾，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孰是孰非，自有后人评说。
4 结语
虽然《汉志》是“远览《太史公书》，近用刘歆《七略》”的产物，但是班固的创新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以《汉志》与刘歆《七略》相比，最显著的变化起码有四：一是改进体例结构。《汉书·艺文志》删“辑略”类，将其内容分别列于“艺文志”相应地方；二是改变“叙录”形式。将“叙录”内容改变为自己的“自注”，以此说明书籍之有无及真伪，或表明作者生平简历；三是更正《七略》讹误。凡《七略》著录中有重复或分类欠妥处，都予以更动，并做出鲜明标注，“出若干家，若干篇”，“入若干家，若干篇”；四是增补遗漏图书。为完整反映西汉一代藏书之盛，新增了《七略》中没有的三家50卷。由此可见，班固在“远览”、“近用”的同时，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总之，班固在《汉志》中融入了个人的治学思想，体现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展示了汉代藏书规模，为以后史志目录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班固能像当年魏征揭示《隋志》那样，勇敢表明《汉志》是“远览《太史公书》，近用刘歆《七略》”的产物，也丝毫无损于班固在后学心目中杰出史学家的形象。我们当然更有理由认为，即使班固真的那样做了，集才、学、识、德于一身的司马迁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对班固的“勇敢表明”含笑于九泉的。
收稿日期：201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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