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观的分歧与管控：理解新时代中美关系
文／丑则静
摘要： 受“美国优先论”的影响，战后国际秩序面临着自确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当前，国际秩序已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中美关系走向也将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受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外交政策演进与现实国家利益影响，新时代中国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存在明显的分歧差异，这使得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特别是亚太地区秩序领域竞争性因素不断累积上升。但鉴于中国维护国际秩序总体稳定、支持现行国际秩序内合理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制度安排的观念立场明确，中美通过合作管控两国国际秩序观分歧，实现中美关系“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愿景可期。
关键词： 国际秩序观；分歧管控；中美关系
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秩序观，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根植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之中。但鉴于近年来西方社会频繁出现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等明显有违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社会思潮，加之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实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转向，大幅降低美国领导国际秩序的成本，进一步凸显美国在国际秩序领域的观念调整。而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认知以及对未来应建立何种国际秩序的原则立场也不断深化。出于西方世界对自身价值观念优势的担忧与疑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国际秩序观领域出现的变化与发展相当关注，甚至表现得异常敏感。因此，如何对中美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分歧进行科学分析与有效管控，已成为理解把握国际秩序转型变革与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重要视角。
式中:εs为初始学习率,rd表示衰退率,ec为当前训练的迭代次数,ed则是预设的超参数,可控制学习率衰退的快慢。衰退学习率会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而减小,因此,在训练初期,学习率较大,模型可以快速地接近最优解;而在训练后期,学习率逐渐变小,模型的训练也趋于稳定,最终收敛于最优解附近。
一 中美国际秩序观的差异性分析
国际秩序观即一国对待国际秩序问题的基本看法，基于历史文化而形成，通过国家外交政策演进而集中展现，也会随着现实国家利益与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中美两国背靠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经历不同的外交政策演进，又分处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现实利益考量，据此形成的中国国际秩序观与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美国际秩序观背靠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虽然在如何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等问题上，主张“人治”的儒家、“无为而治”的道家、“法治”的法家、“天治”的墨家激烈争论，但在实现诸侯国间交往、维护华夏地区免受周边部族侵犯等问题上，儒家思想及其所倡导的“天下”“和合”“王道”思想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既作为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地区秩序的思想基础，也从根本上框定了中国传统的国际秩序认知。
首先，“天下”思想代表中国传统国际秩序观对世界的理解，即物理世界（大地）、心理世界（人民的共通心意）和政治世界（世界制度）的统一体。[2]集中反映中国传统国际秩序观的朝贡体系，即被费正清评价为世界体系而非国际体系，[3]与诸国林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西方国际体系判然有别。在朝贡体系下，东亚地区维持了长久的稳定与和平局面，既是由于中国超强实力能够为藩属国提供安全保障，也得益于中国对“天下”思想的坚持。其次，“和合”思想突出展现中国传统国际秩序观对“保持一种和合的内外秩序”的厚望。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均衡与稳定的朴素追求，融入到国际秩序观当中，表现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三个重要层面。[4]第三，“王道”思想寄托了中国传统国际秩序观对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与道德追求。[5]“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古代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统一的中央王朝统治下，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将仁义道德运用于对外交往之中成为可能，并最终实现王道治天下的和合状态。
而美利坚民族，这一人类历史上“天真而自信的民族”，将“自由”作为核心理念，构筑了一个以民主为基本遵循的政治制度和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原则的经济制度。与此同时，美国在成立伊始，便试图为人类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这既与美国独特的历史进程相关，又源于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例外论”与“使命论”。正如美国学者所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出自同一个国内民主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立足国内的国际秩序观，即注重用美国的原则和价值观念改造国际关系、构筑国际秩序。
“美国例外”可能是美国最古老的政治文化与传统之一。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将自己视为神圣的土地，而经历建国初期一系列独特的国家建构历程，美国人更加坚信“人类从来没有在所有人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和分享总的权力制度方面做过如此有效的实验……上帝使他的美国选民高于他创造的所有其他民族”。美国独特的自我定位，使得“在过去的200年中，美国一直以世界历史上最富于理想主义的国家之一而出现”。[6]美国人坚信：美国受上帝之托向世界承担着一种责任，应领导世界各国向往美国模式，并最终采纳美国的价值观与体制。因此，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美国以其国内政治原则来改造国际政治，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种种政策与行为。
（二）中美两国经历不同的外交政策演进历程
如何看待现存国际秩序，如何参与未来国际秩序的建设，既是一国国际秩序观标识的核心内容，也是任何一个大国外交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并逐渐融入国际秩序。在这一时期，中国更多的是以具体的外交活动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也多体现在各个阶段所制定的外交政策中。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等为代表的政策与理论，尚不具备连续性和稳定性。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返联合国和国内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开启，外交领域也开始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秩序建设。一方面是中国国际秩序观念根植的时代主题与世界局势发生了转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7]另一方面是中国国际秩序实践的中心任务发生了转变，力图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争取和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随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等国际秩序理念与外交政策的提出与积极践行，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也不断充实、深化并日臻完善。
首先，是在婉转流丽的传统闺阁之作中打入深沉的情感体验和浓郁的悲剧色彩。沈善宝曾感慨：“诗人少达多穷，故有穷而后工之语。不幸闺中亦蹈此辙。”[14]对于人世间不圆满的深切体会，为商景兰的创作带来了令人动容的情感浓度，试看《对镜》二首之二：
生物医学电子学是由微电子学、生物和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边缘科学。生物医学电子学的存在是为了使生物医学更加科学，更加精确。
而在美国方面，作为注重“通过秩序建设实现其治下和平”的国家，从建国之日起，美国的外交实践活动多围绕构建国际秩序这一目标展开。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门罗宣言》发表，“建设美洲人自己的美洲”的口号被提出，美国开始将北美大陆、美洲地区视为其价值观与国际秩序观的“试验田”，积极推广其外交理念。经南北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与考验，美国最终确立世界霸权国地位，美国的外交政策定位也由美洲走向全球，力图在世界范围内构筑美国版的“国际新秩序”。
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关于战后和平与解决世界问题的“十四点”计划，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完整国际秩序框架。在威尔逊的积极推动下，“十四点”计划被一战交战双方所接受，战后世界所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国际联盟与此紧密相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际秩序的积极变革。而直至二战结束，在综合国力已达巅峰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动下，以政治、经济等领域构建起一整套国际机制、规则为标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式确立，其中美国超强的国家实力、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以及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是这一秩序的三根支柱。
（三）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国际秩序问题有着不同的考量
[1]《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有言，“21世纪将属于中国”。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发展全新的历史方位：对内开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外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伴随中国迈向新时代的步伐，中国面对现行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中存在的西方强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得不到满足等现象，开始以一种更为自信的心态，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为代表的国际合作倡议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中国在国际秩序领域的基本诉求，正由过去为改革开放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的内敛型利益目标，向着创设机制框架，避免国际秩序领域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寻求影响力”利益目标方向转变。
二 新时期中美国际秩序观的变化与发展
战后国际秩序常被称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鉴于自由主义理念在提供公共产品与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优越性，其曾长期作为国际秩序的价值观基础。但近年来西方社会频繁出现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颠覆美国外交传统的政策调整，“蔑视自由民主规范与价值观”的同时，也突显美国国内围绕国际秩序问题所出现的观念分歧与变化。而中国，鉴于大国走向国际舞台的基础性条件，即确立国际秩序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认知以及对未来应建立何种国际秩序的原则立场不断调整深化，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正呈现出兼具继承性与创新性、内敛性与拓展性、全球性与地区性等特征。
（一）新时代的中国国际秩序观
长久以来，美国就将其在二战后主导构筑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规则与同盟体系作为美国与世界接触的基石。但这一美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取向，受特朗普外交政策影响，而有面临逆转的风险。特朗普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谈到，美国去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提供保护的做法很愚蠢。其在竞选期间也围绕美日同盟、北约问题屡屡发声，表达对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同盟体系的不满，极好地迎合了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渐趋回潮的孤立主义思潮。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白宫网站将此概括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12]这一战略以现实主义为指导，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二战后美国长期坚持的霸权战略基本规则框架，但不再以维护霸权为总目标，而是将“美国优先”，即美国自身力量的壮大摆在更突出的位置。
首先，倡导国际秩序的“新型化”变革，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政策实践与观念塑造的核心。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在华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集中阐释。无疑，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顶层设计地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综合布局政治、安全、经济、环境等诸多领域，纵跨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等不同发展阶段，既集中阐述了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应如何相处，又突出反映了中国“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观，这一国际秩序观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具有零和色彩的国际秩序理念，是“天下”“和合”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当代弘扬。
其次，以“机制化”的方式展现中国国际秩序理念，更注重发挥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国际机制的形成与维系，往往与主要大国的利益与战略需求密切相关。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进程开启，中国逐渐加快了融入国际机制的步伐，但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在接受、认同国际多边主义规范的同时，更多注意维护自身在这一秩序中的自主性。[8]进入21世纪，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范围内权力消长变化愈发明显，中国开始更加注重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改革红利，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影响力，向世界传递中国关于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思考与新构想。
ITCC控制整机测试仪进行整机自动测试。根据3.1所述，有大数据服务支撑模块返回的装置多维度数据集合映射出保护装置整机测试能力描述文件ID号，智能测试控制中心根据该ID驱动整机测试仪对保护装置进行各种功能接点的测试，整机测试仪实时传送测试过程到智能测试控制中心进行显示。如测试成功，智能测试控制中心将装置的整机测试报告上传到OA系统，并根据装置多维度数据驱动精度校准或校验模块进行测试；如测试失败，通知测试工程师及时处理。
审计诉讼是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巨大威胁，一旦出现审计诉讼，事务所的客户就会流失，声誉受损。所以为了减少审计诉讼的可能性，事务所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地提高审计质量。
第三，强调亚太作为中国对外战略重要依托的地位，更注重地区秩序的构建。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基本上实现了正常化，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积极融入并参与建设亚太地区经贸合作机制，改变了过去亚太经济由美国主导的局面，渐趋成为地区分工体系与经贸网络的中心。但在过去，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的地区政策更多以“把握中美关系大局是解决周边问题的核心”这个角度来思考与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周边外交政策做出了适时调整，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明确周边对我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更突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2017年1月《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政治主张、安全理念，并对中国与地区主要国家关系、地区热点问题立场与主张等进行了集中回应。进入新时代，中国正以更自信、自主的姿态布局亚太，而不再依据中美关系这一风向标，对周边外交政策正形成更清晰的思路，对亚太地区秩序正展现更深刻的理解。
（二）美国国际秩序观的变化与分歧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领域内出现的一系列权力转移、机制重组都指向一个事实——美国霸权正在衰弱，美国对全球的领导力正不断弱化。美国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两位总统奥巴马、特朗普，在国际秩序观上表现出惊人的差异性，反映出目前美国国内尚未就“如何在自身权力相对衰弱条件下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领导”议题达成共识。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时期突出强调国际秩序，将其上升为四大国家利益之一的高度；而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棋局中，并未明确将国际秩序与国家利益挂钩。自克林顿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国家利益进行权威界定后，安全、经济繁荣和价值观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在奥巴马时期，国际秩序被定位为继安全、经济繁荣、价值观之后的美国第四大国家利益。因为美国政府认识到，仅仅通过对安全、经济繁荣和价值观的强化与提升，已不足以实现与巩固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还必须注重对国际秩序的塑造。例如，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发表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要构筑能够战胜21世纪各种挑战的国际秩序，即“公正、可持续的国际秩序”。
通过2016年同德县1∶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工作，统计出同德县境内共发育地质灾害点262个，其中滑坡70处，崩塌27个，泥石流143条，不稳定斜坡22段(图1)。地质灾害在各乡镇的分布很不均匀。巴沟乡及河北乡地质灾害点最多，其次是曲尕巴松多镇和秀麻乡；灾害点最少的是唐谷镇(表1)。
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时期将规则制定权作为其国际秩序的关键；而特朗普更多的是关注基于国家权力的双边关系而非国际秩序。奥巴马上任之初，作为国家实力之基的美国经济深陷衰退窘境，为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重塑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奥巴马政府积极领导构建“能够体现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新兴的国家经济秩序”，提出要更新国际与地区经济体系的运行模式，并将其主导国际制度与规则的“全球模式”调整为“俱乐部模式”。[10]于是，世人看到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议（TTIP）等被赋予美国标准、美国规则的高水平投资贸易协定，对此，奥巴马给出这样的解释：“我们应该书写那些规则，我们应该使竞技场公平。”[11]
第一，在动力机制方面，动力源对于学校导向的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促进影响最大。高校面临着观念陈旧、知识更新不及时的困难。其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结果是毕业生的知识和能力与企业需求不一致。
处理开发商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据激励相容理论，要做到在保障开发商和企业对利益追逐的基础上同时实现其对于城市更新中公共利益的贡献。城市政府在规划方案中需对开发商进行激励与约束。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现开发商的成本社会化，避免公众成为承担开发商在城市更新中经济、社会成本的替罪羊。以此而论，对于城市公众，利益保障与补偿机制是关键。
重庆华岩隧道西延伸段是形成重庆主城城市快速路网体系，完善片区路网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延伸段高架桥全长1 731.77 m，标准段桥宽为25.0 m，分左右两幅。上部结构标准段采用跨径为30 m的全体外预应力节段预制拼装箱梁。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所提出的理念与政策主张。回顾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秩序领域的积极探索，不难发现，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传承与升华，又有对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外交实践的总结与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富有时代特征与大国气质的观念变化。
三 国际秩序观分歧管控与新时代中美关系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鉴于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特朗普政府所进行的“美国优先”内外政策转向，大国关系正进入深度调整期，具体表现为竞争性因素不断上升。而这其中随着中美关系由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基于权力消长变化，中美会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渐起。但近期，“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新著《注定一战》中却高度关注中美间的价值观冲突，认为“政治合法性理念的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痛点所在”。[13]其实长期以来，“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等观念因素作为影响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深层次因素，是中美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的重要来源。
具体到国际秩序领域，中美两国，一个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通过推行朝贡制度，远播中国传统“天下”“和合”“王道”国际秩序观思想；一个是年轻朝气的移民国家，通过加强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并以此思考具有美国“自由”价值观念的国际秩序。一个是曾游离于国际秩序之外的崛起国家，新中国多以具体外交政策阐述关于国际秩序问题的主张，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与改革者；一个是已有主导构建国际秩序经验的霸权国家，具体外交实践多围绕构建国际秩序这一目标展开，是国际秩序的设计者与领导者。一个希望依托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一个希望在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通过继续领导或调整重塑现有国际秩序，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历史与现实因素交织使得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观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访美期间所强调的：“变革国际秩序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14]一方面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有其合理进步性，另一方面国际秩序领域的区域化、碎片化变革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间国际秩序博弈的裂度，而这些都为中美管控国际秩序观分歧，实现双边关系的“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提供了可能。
首先，国际秩序领域出现的非西方化、区域化、碎片化变革趋势，使中美国际秩序领域的博弈总体可控。权力转移理论的代表人物奥根斯基曾提出：崛起大国（“不满意国家”）与主导性大国（“满意国家”）的竞争与冲突主要是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问题展开。[15]不可否认，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关键领域，且中美国际秩序领域的博弈，有被认为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的趋势，即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16]但如果说在过去，中国意图变革现行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成分，核心是弱化存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强权秩序；而美国强调的变革指向的是现行国际秩序中不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实现的部分，核心是维护并强化强权秩序与美国对国际秩序的领导，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国际秩序变革中的推动力量与守护力量，围绕国际秩序领导权问题展开博弈，零和性色彩较强。那么现阶段，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优先论”的强调与践行，透过狭隘的孤立主义方式界定美国国家利益，加强国家军事、经济实力建设的同时，大幅降低美国参与领导国际秩序、全球事务的成本，挑战现行国际秩序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有学者指出，美国目前似乎仅限于维持一个“保全多样性”的国际秩序。可以说，随着国际秩序领域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减弱与区域化、碎片化趋势的突显，在国际秩序改革层面，中美等国家间竞争暴力性出现整体降低的趋势。[17]
但“国际秩序”这一议题随着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迅速降温。特朗普带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赢得竞选，沿着“美国优先”的思路设计美国的内外政策。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所指出，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表明其对承担并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几乎毫无兴趣。现实也的确如此，特朗普政府一系列“退群”行动，已经使美国由过去的国际秩序领导者，沦落为国际秩序的最大冲击者、理念的最大破坏者。例如，在经贸领域，特朗普政府挑起与绝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贸易战；就任伊始便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意图用美国式的“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主导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大幅减少原有基于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而与贸易对象之间的互惠、让步。凡此种种，已严重冲击到现行的国际经贸秩序。
[5]史华慈：《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页。
中美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分歧，将持续并深刻影响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进而影响中美关系。但中国认可现行国际秩序中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并积极维护合理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国际地区制度框架。面对当前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经历的一系列调整与变革，国际秩序部分领域似正陷入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与外部展开合作，创设制度平台，承担国际责任，向世界提供发展类公共产品，既不以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为目的，也不挑战和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中美合作探索一个更为多元、平衡的国际秩序预留了空间。
苔藓和地衣下面的冻土层好比是北极的一座天然冰箱，寒冷的气候冷冻了土壤，也顺带冷冻了土壤里的各种有机物。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使得冻土和周围的海冰逐渐融化。土壤中的微生物被释放出来，参与化学反应，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而这些气体反过来又加速了全球气候的变暖。也许你会说，天气变暖，驯鹿迁徙的路就不那么难走了，可出人意料的是，天气变暖会让驯鹿饿肚子！
注释:
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9]此后，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与“亚投行”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得到众多国家的支持，逐渐成为中国创设机制平台、对外开放战略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我国在外交实践与国际秩序构建过程中，由“提供政策倡议”向“主导机制建设”阶段迈进。
权力与机制是审视、评判国际秩序的两个基本视角。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美国经济实力遭到削弱的同时，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改革与重组压力，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美国霸权正在衰弱，其对国际秩序的领导力正不断弱化。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内逐渐意识到欲维护其主导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能将伴随着政治统治成本的高企与经济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但与此同时，美国作为有史以来最为重视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不会轻易放弃现行国际秩序，而是根据国际情势变化不断寻求国际秩序领域的政策调整，使之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既出现了奥巴马政府对国际主义的坚持，希望继续通过现有国际秩序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与国家利益；也造就了特朗普政府对国家主义、孤立主义的青睐，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现有国际制度、同盟体系的领导义务，将美国自身力量的壮大摆在更突出的位置，透过基于权力的双边外交方式更好捍卫美国现实的经贸、安全利益。
[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太湖流域综合规划经国务院批复，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水利部分修编完成，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全面开展，流域水利规划体系基本形成。在流域水利工作中，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坚持统筹协调，有力促进了太湖流域治理与管理工作；加快推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完成太浦闸除险加固主体工程建设，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可研已经发改委批复，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可研报告已经中咨公司评估，其他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2013年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成效明显。监测数据表明，太湖及河网水质进一步得到改善，太湖连续六年实现“安全度夏”。
[3]John Fairbank and Edwin O.Reischauer，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89， pp.3-4.
[4]肖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2期。
其次，中国认可并维护现行国际秩序中合理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制度安排，使中美既互为国际秩序改革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又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都宣称美国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理念与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对于实现世界经济增长以及和平稳定是不可缺少的。也的确，相较于二战前盛行于欧洲的现实主义权力秩序，以相互依存、多边机构和民主为三个主要支柱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还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可以说，无论是战后政治还是经济领域的国际制度，作为国际秩序领域的“自在结构”，在对国家权力行使形成一定限制的同时，还在客观上促进一种总体相向而行的合作态势，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积极寻求融入被拓展和重组的国际制度。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加入多数国际组织与机构，并受惠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因为我们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中国有信心为地区和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照文献［7］，提取刀额新对虾ST，每只小鼠ip给予20 μg含铝佐剂的ST，每周1次，连续6周。于6周末摘眼球取血，分离小鼠血清。
[6]David Callahan，Between Two Worlds，Realism，Idealism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1994，p.37.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
[8]孙伊然：《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10]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
[11]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0， 2015，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
[12]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13]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4页。
[14]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9月24日，第1版。
[15]A.F.K.Organsky，World Politics， 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p.123.
[16]刘建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王缉思：《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77页。
[17]唐世平：《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6-0114-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优先论’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对中国影响及其应对研究”（19CGJ031）
作者简介： 丑则静，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外交学博士，北京市，100091。
责任编辑 余 茜
标签：国际秩序观论文; 分歧管控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