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稣会士看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稣论文,澳门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5(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099(1999)06-0095-06
一
天主教在澳门，最早的史料可追溯到1555年耶稣会士巴来我神父抵澳门，1562年，天主教会在澳门建成了疯王堂（望圣母堂）、花王堂（圣安多尼堂）和风顺堂（圣老楞佐堂）三座简陋的小教堂，当时澳门属马六甲教区。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管辖日本、中国、朝鲜及中南半岛各分区的传教事务，从此，澳门成了整个远东天主教的中心、教士的集散地，一度被人称为“东方的罗马”。但这时，澳门的耶稣会士还没有做出向中国内地传播的实际行动，而中国作为最大的非基督教帝国，是一个以人口众多而闻名的国家，它自然会成为吸引反宗教改革宣传的一块磁石。由于外貌不同，语言风俗习惯的不通，以及没有中国政府的特许，鲁莽地试图进入中国只能是一无所获。但其它各地的传教士还是进行了尝试。1579年，一方济各会士佩德罗·阿尔法罗与三名方济各会士、四名西班牙士兵、四名菲律宾土著和一名作为翻译的华人基督徒乘一只小船从马尼拉航行到广东，他们避开广东海防航队，侥幸进入广州港，当地地方官只允许他们在广州停留一段时间，但不允许传教，后来被迫离开中国。
1581年，另一批方济各会士也做了类似的到中国内地的尝试，但同样被驱逐出境。几次试图进入中国都遭到失败后，这使担任远东教区视察员的亚历德罗·范礼安神父认识到必须把澳门办成使西方传教士通汉语、懂中国礼仪的培训基地，选派满腔热情懂华语，知华情的耶稣会士到内地传教。自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几乎都是从欧洲先至澳门学习一段时间后，再进入中国内地的。据不完全统计，“1583—1805年，经澳门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多达467人， 占这一时期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的80%以上。”[1]并逐步走上一条“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 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2] 的传教之路。这不仅为把澳门发展成为远东传播天主教的中心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展踏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
二
当时最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自万历十年（1582年）进入澳门后，在传教的实践中，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体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便开始学习汉语，还努力钻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并将袈裟换成儒服，自称儒士，在风俗习惯、饮食起居、谈吐举止上仿效中国人，大力宣传天主教与儒家思想一致论，推行“孔子加耶稣”的传教模式。正如在当时传教报告中所说的：“来到中国是为传扬圣教……致力于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及中国的礼仪，为能明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打算用神圣的生活，善良的表现，同中国人接近，籍以把这些人引入一种不能用言语讲述的领域中去。”[3] 明确地说就是“把孔夫子这位儒教奠基人留下的某些语焉不详的语句，通过阐释为我所用”。[4]利玛窦走上层路线，利用来自西洋的先进科学知识和器具以及崇儒学的言论、自身的道德修养、深厚的汉学功底，广泛结交士大夫及至皇帝。这位“卷发、蓝眼睛和声若洪钟”的传教士最终赢得了京城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好感，这一被康熙帝赞为“利玛窦规矩”[5]的策略开始见效。 万历皇帝不仅收下了利玛窦所献的各种物品，而且召见他询问天主教教义等，并诏令礼部待为上宾，厚给廪饩，授予官职，在京城赐第居之，并树立了“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
利玛窦在中国的成功，使耶稣会和其他宗教派别认识到，只有遵循他的传教路线和模式，才能完成在中国大陆的使命。因此在万历22年（1594年），由耶稣会会长建议，在澳门开办了远东第一所专门培养去中国传教的西方高等学府——圣保罗学院。学院除设拉丁文、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物理、音乐、修辞学等外，还专门把汉语作为一门必读课程，因为它是东方传教必需的工具。学生合格毕业后授予学位，发给毕业证，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入华传教的资格。由于这所学校重视中国的语言、文化、礼仪及人际关系的处理等方面的教育，因此到中国传教者，大都能沿袭利玛窦的做法，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并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从圣保罗学院毕业到中国传教者多达200余人。 这个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比较知名的传教士如熊三拔、艾儒略、金尼阁、汤若望、穆尼阁、南怀仁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还担任过该学院的老师。为了打开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局面，圣保罗学院还吸收一部分内地中国教徒来学院学习，然后派往各地协助西方传教士工作。葡萄牙学者平托著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曾记载了在圣保罗学院学习的中国籍教士23人，实际上远超过这个数字。圣保罗学院作为培养入华西方传教士的摇篮，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向西方传教士初步介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并让传教士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然后将这些知识陆续传播到中国内地，成为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敲门砖。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专长者并非少数人，而是形成一个群体。他们把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地理、音乐、美术、建筑、机械制造、火炮技术等相继传入中国，在不同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再次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西学东渐从此开始。其中，利玛窦、熊三拔、阳玛诺、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汤若望、南怀仁、徐日升、安多、苏霖、白晋、张诚等传教士不仅更新了中国的天文学仪器，与中国的天文学家编译了一大批天文历法书籍，还培养了一批应用西法的天文学家，逐渐改变了中国天文学历法方面的落后面貌，也弥补了当时中国在天体认识上的空白。另外，像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南怀仁、蒋友仁、雷孝思、麦大成、杜德美等在地理学上的成就；艾儒略、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穆尼阁等人在数学上的成就；汤若望、南怀仁、阳玛诺、龙华民、卫匡国、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以及利玛窦、徐日升、南光国、巴多明、白晋、利类思、马国贤等人在音乐学上的成就，都对明清之际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传教士或通过著述、或通过亲身实践，把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输入中国。例如在数学方面，李约瑟认为“大多数人推测耶稣会传教士带给中国的是陈旧的欧洲数学知识，然而，只有欧几德的《原本》才是如此……耶稣会士传教士所传入的不属于几何学的数学发明和技术在欧洲是最新的。”他们不仅都在澳门学习过，而且有些著述和实践工作就是首先在澳门完成的。如邓玉函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抵澳门后，就在此行医，进行临床人体解剖，并在进行人体解剖实践的基础上，又根据前人的理论，完成了《泰西人身说概述》一书，最先将人体解剖学理论及技术传入中国。书中还记载了西法提炼草木花果药露的方法，这种西法制花露最早在澳门使用。正如《澳门记略》中记载“食货则有厚福水；药水；花露水，即蔷薇水，以琉璃瓶试之，翻摇数四，泡周上下者为荼蘼露，以注饮馔，蕃女或以沾洒人衣；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械花油、皆以瓶计，冰片油以瓢计”。[6 ]中国人种牛痘的起源也是英国人先到澳门，然后再向内地推广的。清嘉庆十四年（1809），英国医生皮尔逊在澳门首先试种牛痘以防天花，后他在广州行医，推广种牛痘防天花大受欢迎，30 年间， 种牛痘者多达100万人。
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载，从万历间到乾隆年间，西方自澳门携带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本人著（译）科学技术书籍多达 180余种，内容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西方传教士除了译著科学技术著作外，还在欧洲购买许多书籍，经澳门再运到国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当时来华传教士根据利玛窦成功的经验，普遍从西欧携来西书，把译书工作作为与中国文人周旋，在中国传播福音之门径。金尼阁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运来中国，就是要获得教皇和善男信女的支持，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他认识到受中国士大夫欢迎的“著作”和“学术”，“为吸引偶像教人（信仰佛教者等）进入天主教网罟之饵”，[7] “用这种更多的是以著作而不是语言来讲话的方式，我们教会的芬芳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8] 他成功地使教皇个人捐赠了不少书，1938年北京北天主堂在整理藏书楼时，发现能肯定教皇赠书者还有428种。此外， 金尼阁又带着对神学和科学都有造诣的邓玉函，专程前往当时以印书著称的里昂、慕尼黑、法兰克福、科隆、奥格斯堡等城市购置或征募图书，最后加以精心选择，“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9]并耗费精装，共计带来中国的书籍多达757部、629册、 学科门类广泛，首先运抵海峡，后又运到北京，成为北京天主堂图书馆的首批藏书。这些书籍在贯彻学术以传教的方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0]明末时期，有鉴于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厌于盛行一时的王学末流及释老之类的空谈而崇尚实学。作为科学家的徐光启更“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11]他指出：“今世名为崇孔氏，黜绝异学，而定于一尊耳，及二氏之说实深中人心，而浸淫焉欲窃据其上，此其是非邪正，深言之即更仆未罄，然而窃衷之以两言曰：有用与无用而己矣”。[12]在为传教士辩护时也说：“使其人果有纤芥可疑，臣心有一毫未信，又使其人虽非细作奸徒，而未是圣贤流辈，不能大有裨益，则其去其留，何与臣事”。[13]李之藻也同样认为“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谭天下所以为天甚斩。睹世之亵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诚谓共戴皇皇，而钦崇要义，”“不脱六经之旨”，[14]并提出“天儒合一”说，即以天主教补中国儒学不足。杨廷筠也认为，天学大旨不越两端：曰“钦崇一天主万能物之上”；曰“爱人如己”，夫“钦崇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爱人如己”即吾儒民我同胞也。天主教义与儒家学说“脉脉相符”，“吾人不必疑为异端”。[15]可见，西方传教士利用其受中国士大夫欢迎的“著作”和“学术”及融合儒家之道传教的路线，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写出了一批融合贯通了中西科学的著作，推动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在农田水利方面，徐光启《农政全书》60卷，其水利部分，全部采用《泰西水法》并创造出了新的灌溉工具“龙尾车”、“玉衡车”等；地理学方面，法国、葡萄牙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完成的《圣舆全览图》，不仅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制图也最精确的地图，不愧为中西合作的又一精品；在数学方面，康熙年间编成的《数理精蕴》是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后的集大成者。收录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数学知识，并对以后天文学发展颇有影响；在语言学方面， 金尼阁在中国进士王征进（1571 —1643）帮助下，采用《洪武正韵》、《韵会小补》的成果，运用西方语言学来整理中国语文韵，写成了《西儒耳目资》，探讨语音韵规律，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最早蓝本，在我国音韵史上具有开拓新领域的意义。还有医学、物理学等方面的著作，都是中国学者以中国传统科学为基础，又吸取了西学之长，将中西科学技术融合在一起的结晶，对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无疑是起了推动促进作用。
三
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经澳门将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思想文化传到了欧洲，澳门是中国文化西传的必经之地。如前所述，利玛窦以后来华的所有传教士在进入内地之前，大都在澳门教会开办的圣保罗学院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礼仪，及毕业合格后，方能获取内地传教的资格。由于在澳门已初步接触中国文化，进入内地后，传教士们在汉语言知识和文字阅读能力方面已有了一定基础，当他们适应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社会后，将自己的经历及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通过写成专著的形式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风俗人情。如利玛窦于1608—1610年撰写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于1615年9 —10月首先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出版，金尼阁在封面上关于此书的介绍是恰如其分的：“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16]它的出版立即轰动整个欧洲，并一版再版，继拉丁文版后，又迅速出版了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本、意大利文本以及英文摘译本。学者们认为，这本书“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及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17世纪的任何其它历史著述。”“它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17]被誉为第一部真正称得起“汉学”的著作。享有“第一个把中国人是谁以及他们怎样生活揭示给欧洲的历史学家”美誉的金尼阁也热衷于中学西渐。他曾在欧洲立下宏愿：“如果上帝保佑在那么多的流离滇沛后，我还能被允许返回我原来的岗位，并且如果假我以若干年的光阴，那么我将写一部有关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记述，以及一部中国编年史概要，它将从四千年前谈起，按时代顺序毫不间断地写下来。它也将包括一部拉丁文的中国伦理典范”。 [18]作为诺言的履行，它返回中国后，编著了《中国历史编年》 四大册，虽然只有第一册得以刊印，其它三册情况至今不得而知，但毕竟是西方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
清代欧洲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介绍最有影响的两部书是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和《耶稣会士书简集》。其中系统介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社会和科学的《中华帝国志》于1735年在巴黎刊印，第二年又在西班牙印行， 并出现了布洛克斯的英译本（英译本改名为《中国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China），立即传遍了整个欧洲。 这部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的巨著收进了许多中国著作的译文，其中也有《古文观止》和《赵氏孤儿》，成为法国百科全书满腔热情启蒙学者和德、英文人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自1720—1776年，又陆续印出了卷帙浩繁达34册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其中有11册（16—26）收集了在中国传教士的耶稣会士的信函，信函中涉及中国政治制度、历史地理、思想文化、农业、工商业及风俗人情等内容，成为欧洲人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主编这两部书的杜赫德虽未来过中国，但书中资料均为在中国西方传教士所集，并经澳门带回中国的。后在1776—1814年又刊印了16册的《北京教士报告》或译《中国论著集刊》。此外，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不仅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增进了对东方文化的认识，而且对欧洲当时正值启蒙运时期的思想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所说：“儒家学者坚信只有他们才是文明的，但他们却没有任何激情向外界的野蛮人宣讲智慧。然而，事实却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积极性要比欧洲的宣传更有影响；因为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宣传的宗教”。[19]
在明清时期，澳门还是中国官方引进先进技术和吸引人才的市场，并有意识地将澳门用作精于天文、地理、制炮技术等科技人才的储才之地，并通过澳门及这些人来沟通中西间的文化交流，即便在大举驱逐入居内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后，清政府仍允准他们留居澳门，以便在必要时宣召他们进京效力。明末，明政府至少有三次派人到澳门引进西洋火炮制造技术，并聘请葡萄牙籍火炮手为明服务。1620年10月，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派张焘到澳门购得铁铳四门，由张焘自筹资费，运到江西广信，并请来葡萄牙炮兵长官罗兹·维里奥，但到1621年四月，澳门招聘的葡萄牙兵到达北京，仅有“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兼伴十六人”，通事一人是耶稣会士陆若汉到澳门采办大铳十门，最后制成“神威大将军”，但自铸铳费工费料。在1630年四月，徐光启又派中书姜云龙、教士陆若汉到澳门定火炮，不久唐王失败，庞天寿以所得西炮献给在肇庆登基的桂王。1648年王太后派庞天寿到澳门，葡萄牙当局赠以火炮百枝，尽管西式大炮未能挽救南明政权覆灭的命运，但使入关的清王朝统治者像多尔衮、顺治帝、康熙帝亲眼目睹了明末西方传教士在推广西洋科学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康熙亲政后，充分认识到传教士在科技方面的重要性，从而对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窗口作用也更加重视。他曾多次写信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希望他们在澳门及广东沿海了解和招聘科技人才，如康熙四十六年（1705）年六月，他下令两广总督赵弘灿、广东巡抚范时崇，到澳门寻访，如发现“西洋人内有技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抚差家人送来”，[20]两位地方官当即派人去澳门寻访人才，并将其中三位精通科技者请到北京。赵、范两人答复康熙的奏折报称：“今查有新到西洋人十一名，内惟庞嘉宾，据称精于天文；石可坚，据称巧于丝律；林济各，据称善于做时辰钟表，均属颇有技艺巧思……今将庞嘉宾、石可坚、林济各三人，臣等专门星飞护送进京”。[21]还三次让礼部派员向来华传教士了解有关居住在澳门西洋人才的情况，以便随时聘请使用。康熙本人就亲自向比利时传教士了解“现在香山澳熟练历法及精善医学者有几人并始何名，”南怀仁向他介绍了熟悉历法的安多，康熙当即派礼部郎中黄懋及在京的西方传教士闵明我去澳门聘请安多。由于康熙及清政府的盛请，从澳门到京的相当多一批西方科技人才在中国期间都能各尽其长，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杰出的贡献。
到鸦片战争前夕，澳门仍是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它在东西方交通中的地位， “大致相当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22]从明代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约三百年间，澳门之所以在东西方文化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与澳门在中国特殊的地位有直接关系。这一时期，澳门一直是中国境内实行主权与高度自治权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特殊区域，正是这一格局下，澳门才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其他城市、地区，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发出特殊光彩。而这种局面能维持近三百年，这又与明清政府基本正确的政策及入澳葡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明清两代统治者之所以没有把葡人逐出澳门，这并非是十几朝皇帝及其辅佐者全系昏庸无能之辈，而是在反复权衡之后，认为容许葡人在澳门居留贸易实行“葡人自治”，同时加强对澳门的行政管理权、关税权、立法权、驻军权和司法权等的控制，使澳门成为中国国内区域，是符合澳门当时实际情况和居住于澳门葡萄牙人利益的，也是符合明清政府及广东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利益的，是对中国最为有利的国策。通过这一区域，可使中国发展贸易、增加商税收入，屏障广东沿海，又可控制来华的外人，最重要的是保留这一区域对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作用。加上当时居澳门的葡人他们能认识中国的国情，尊重中国的法令，“奉法惟谨”，“守法人亦称良善”，这样耶稣会士就能在澳门这个便利宽松的环境中，一身二任，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浙和中学西渐的独特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谱写光辉的篇章。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满清帝国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澳门也衰落了。随着香港和上海租界的崛起，澳门，这个让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窗口，这块《盛世危言》的诞生地，这颗中西文明交融交汇的世界明珠，在东西力量失衡的大气候下，风采不再依然。在中国蒸蒸日上的今天，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的时刻，我们能否从多角度、多视野重新关注澳门，重新考察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无历史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199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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