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宽[1]2010年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拟从理论、历史与现实叁者结合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和党建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新阶层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分析,以全面而历史地探讨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各种因素,分析这种影响的方式、作用机理和程度,进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论域,提出巩固和拓新执政基础的若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考。这一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通过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逻辑推演与历史考察的有机结合,并合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助于拓新党建研究论域,深化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从而进一步地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本文由导论、六章正文和结束语组成。第一章导论系概念辨析、学术综述和基础理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选题背景和意义,辨析了相关概念和范畴,综述了20余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动态,描述了主要研究方法和全文的框架结构。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基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对西方代表性的社会分层理论、政党理论及其流变的述评,以建构本文考察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全面揭示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带来的影响或挑战。第二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演进,以及此二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历时性分阶段的考察。本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考察了1949-78年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探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生成、特点及功能,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的历史经验,继而对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并从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教训。第叁章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形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多样性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考察,揭示出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结构生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本章廓清了中国原有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及其阶级归属、评价了社会新阶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探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多样、社会利益格局变迁中社会稳定与执政合法性问题凸显、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党的执政基础的深刻变化等叁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挑战。第四章依据文献调研而得的数据材料,重点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巩固问题。本文探讨了在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和地位变动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的问题,探析了农民工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等问题。第五章侧重从社会新阶层的角度探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本文动态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基本构成及其特点,强调社会新阶层是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故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自由择业者的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通过有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密切新形势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效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推进社会建设构解决民生问题等途径,以增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第六章考察新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执政党整个组织体系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针对党在基层的组织环境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和涣散、基层党组织传统建设模式遇到挑战等问题,从理念、机制和方法等层面,探讨巩固和拓新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策略选择和实现途径,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的组织建设问题。结语部分表达了叁层意思：一是执政党要常怀忧患之心,常抱兴党之责,对既往的和现有的、不变的和变化的执政基础进行梳理、审视和分析,并应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社会变迁和自身变化,对执政的诸多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进行动态的系统分析,以探究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二是探讨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组织基础的拓新与理论基础的夯实等方面的内在关联性,并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争鸣性前沿问题予以回应,以求得对新世纪巩固和拓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策略选择、实现方式和路径依赖的进一步思考；叁是运用新世纪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及重要战略思想,来解读其对于巩固和拓新党的执政基础的指导性意义,以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中拓展本论题的研究,从而使这一论题更具理论张力和研究的可持续性。
赵其波[2]2003年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变迁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以来，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的过程，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惨痛的教训。了解、分析、认识这一过程，可以使我们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理解，对正确认识和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的意图恰在于尝试做这样的分析和理解。全文可分为四章。 第一章：建国初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政策。建国初期党“一分为二”地看待非公有制经济，既看到它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看到它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矛盾性，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政策，国民经济很快恢复。随着形势的发展，党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开始逐步被消灭。本章重点分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 第二章：1956—1978年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经济暴露出许多的弊病，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党曾有过清醒地认识，党的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正确的讲话。但是由于受到“左”的错误影响和国际形势判断的失误，我们党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和政策朝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深，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本章重点是在理论上分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影响。 第叁章：新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政策。本章首先以时间顺序叙述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和政策的深入；其次分析了这些新的认识和政策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最后论述了非公有制经济从业阶层的社会政治定位及其理论分析。 第四章：党对非公有制认识和政策的曲折性带给我们的启示。首先是我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抛弃过去那种二元思维模式，树立多元化、务实化的政治思维模式；其次，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曲折性是与党对中国国情认识的逐步深入相吻合的；最后，这一曲折性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是逐步深入的。
朱庆跃[3]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提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国晓光[4]2016年在《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文中指出本文的核心任务是以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研究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对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政治整合,并关注政治整合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自上而下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整合策略,分析国家如何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将私营企业主群体整合进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从而避免其成为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旧的分裂秩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开启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需要政治秩序,然而现代化本身又是挑战政治秩序和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化改革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造成的结构分化,又对政党国家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可能冲击以政党国家为核心所建构的政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国家权力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崛起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力量,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整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权组织为载体的整合;一类是以行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为载体的整合。组织是国家权力网络的依托,正是通过组织网络,国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赋予私营经济以合法的政治地位,赋予私营企业主以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为政治整合提供了前提。组织开放使私营企业主有机会加入党组织,基于政治忠诚、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等标准的政治安排,使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机会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权组织。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了政党组织在私营经济部门的拓展和渗透。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发展壮大时,国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建构起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系。行会商会聚集了各企业的领导者,是国家联系私营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整合私营企业主的重要场域。经济类社团的生成方式、监管模式均呈现了法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国家政治整合中承担了规训会员企业主、表达企业主的利益诉求等功能。行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这类社会团体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因为政府在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类社团的党组织覆盖,以党的组织性权力填补了行政性权力退出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真空,政党权力取代政府权力成为管控行会商会的手段,维持了国家对行会商会的权力控制。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之下,这类社团很难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民主化的基础。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构。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内部的分化性,增加了其开展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的控制能力;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促进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国家整合社会的领域,动态的制度改进和灵活的政策调整,已经使这一体制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冲击。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布局,这些整合策略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市场化改革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但并未推动这一格局转向社会制衡国家,而是走向了国家整合社会的法团主义格局。此外,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中,政治参与机会向私营企业主群体倾斜,相应地压缩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空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不平等的政策结构。资本和权力的融合增强了资本的支配力,对国家自主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在当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失和私营企业主的再崛起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整合策略的产物,是国家主动选择政治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具有极强的赋予性,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方式已被整合到了政党国家的制度框架内。
乔惠波[5]2015年在《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表达。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所有制结构的继续调整,也是对其包括的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在比较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对产权、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从而概括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所有制结构演变是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历史前提,所以解答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问题需要分析从苏联到俄罗斯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过程,探寻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线索,总结其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还需要分析中国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思想中的所有制设想,分析建国后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脉络,并对之进行合理的解读,为完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合理的历史逻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明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为基本经济制度确定历史方位。其次,要确立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标准。最后,要正确认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合理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并在分析国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总结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探寻影响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因素。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必然要受到制度体系内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必然要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这些因素如果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会促进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如何使这些因素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就成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不断探索,也是对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叁条主要路径。总结解决这叁个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
郭莉[6]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制度①的力量在于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但制度的认同不是自发形成的。制度认同的可建构性决定了教育是实现制度认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意义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思想共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这叁个基本概念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关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制度认同教育的内容,又是制度认同的客体。制度认同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建构的对象,又是制度认同教育所追求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制度认同的功能,这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相对于制度认同而言,它又是实现制度认同的路径和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在思想上呈现出不同内容。在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为“以苏为戒”,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发展过程不可能千篇一律的思想的观点,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并提出了用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人民。在教育方式上,主要采用群众路线式的认同教育方式。邓小平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制度认同教育核心旨在说明中国制度特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强调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注重以经济绩效为导向的和辩证的制度认同教育思想。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指向制度特色的系统性、民族性、时代性。制度认同的形成是制度认同主体、认同客体和外部制度环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认知状况、作为客体的制度的自身表现状态以及他者主体认知施加影响所构成的环境因素,均影响制度认同的状态。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形成阻抗因素的,主要有西方资本主义的舆论误导、“西化”、“分化”的行为干扰和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对自身根本矛盾的自我掩饰,还有各种社会错误思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先富与共富、公平与效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处理中,由于主客原因形成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制度认同的状态。当前这些阻抗因素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建构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基于这些现实因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性、制度特色、制度价值和制度情感四个维度入手进行认同内容的建构,从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以能够认同的问题,克服制度认同教育的思想阻抗因素,完成制度认同教育所面临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的有效实施,主要从五个方面着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教育,阐明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合规律性证成制度科学；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教育为制度认同提供观念基础,并形成理论认同对制度认同的迭加效应；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成效教育,发挥利益认同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为制度认同提供事实依据；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教育,运用比较法,阐明制度特色、制度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形成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优势原因所在,通过阐明比较优势,增强人们的制度自信、制度情感；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众舆论引导教育,正本清源,驳斥错误言论,戳穿敌对西方势力的阴谋的同时,建构制度自身的话语优势和话语平台,掌握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舆论思想的领导权,形成有利制度认同的舆论环境。
刘湘顺[7]2010年在《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指出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为此意。利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理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是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及其利益矛盾,事关改革开放的大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前,理论界围绕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新的成果,但是尚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的系统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利益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概述了马克思利益理论发展的历史,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说明了马克思利益理论的主要特点,阐明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马克思利益观认为,“现实的个人”是研究利益范畴的出发点,利益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活条件,而利益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利益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原动力,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利益是阶级斗争的物质根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利益共同体是马克思利益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的利益分析方法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利益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调整与完善我国目前利益关系格局具有借鉴意义。其次,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探讨了建国以来马克思利益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归纳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进而提炼出规律性认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勾勒出新中国60年来中国利益分配制度和利益分配政策变迁的轮廓和轨迹。从实证角度对这种制度安排下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作出具体详实的分析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把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利益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毛泽东的“叁兼顾”原则、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江泽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论、胡锦涛以人为本论等系列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利益关系格局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利益均等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到改革开放以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的转变。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新时期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背景,对我国当前的利益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实现利益和谐总体原则、具体路径和工作机制作了探讨。本文提出,利益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整合利益关系必须从经济、制度、社会、党建、观念五方面综合考量,尤其是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的工作机制。希望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韩福国[8]2004年在《市场、组织与国家——中华全国工商联及民间商会（ACFIC）在制度博弈中的双重代理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中国在 1978 年后的制度变迁的革命性和平稳性,理论界提出了成功的理论解释:渐进的制度转型路径。但是这一渐进路径如何得以实现?是什么内在的逻辑因素支撑着国家和社会在制度转型中采取渐进而不是苏东制度转型的激进?中国制度变迁最为激烈和明显的领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及其产生的社会结构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因此上述问题在这一领域就转化为非公有制经济及其社会结构所涉及的制度变迁的渐进路径何以进行?在对这一制度领域的具体考察过程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架设:非公有制经济的代理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及民间商会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 Commerce ,简称 ACFIC)提供了国家与社会在制度博弈中载体,从而使二者在制度变迁中的合作博弈得以实现,减少了制度成本。ACFIC 通过对国家和社会的双重代理功能而承担了这一博弈载体的功能。本文应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博弈分析的方法,采取实证研究路径,基于 ACFIC 成立后的历史发展,以及 1979 年后的具体功能发挥来论证这一假设。
谢忠文[9]2011年在《从革命到治理》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转型是一个综合课题。国内外的研究多以整体性研究为主,细节性、结构性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为了有效地考察意识形态转型的动力、路径、规律以及意识形态结构要素的变迁,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辅之以结构功能主义,运用历史学、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背景对意识形态转型进行综合研究。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构建阐述史实的转型模型。通过这一转型理论的建构,本文对意识形态转型作了结构性研究。第二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将革命型意识形态在农村的变迁作为意识形态转型的场域进行研究。紧接着,本文将意识形态转型的几个关键概念(本文撷取了“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及“阶级斗争”等概念)作为革命意识形态向治理型意识形态转型的考察范畴(第叁章至第六章)。显然,本文的论述就是从意识形态结构要素的变迁来论述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第七章试图在转型模型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未来趋势做了一些预测性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转型中必须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范畴进行。通过上述研究,本文描绘了建国以来意识形态变迁的基本路线图,以意识形态结构性要素为考察对象,全面梳理了重要概念变迁史,并对意识形态转型的未来趋势做出了一些预测性研究。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1)提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路线图。本文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是去激进化的过程,走了一条从“方法论层面”向“政策层面”,从“经济观”到“政治观”,从“外围”到“核心”的“软着陆”路径,这条路径区别于前苏东地区的“硬着陆”路径。后者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目共睹,但前者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意识形态悬浮”、“意识形态阻滞”、“意识形态锁定”等负面问题,给“极左”的社会思潮再度复辟留下了理论空间。因此,意识形态转型必须处理要合理处理好一系列关系范畴(见第七章)。(2)意识形态转型的关键在于重新发现社会,尤其是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以造成意识形态分离后的重新整合。本文的结论部分分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国家-政党-社会”叁个主体的意识形态纠结互动的过程,指出了：(1)意识形态转型的本质一是向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回归(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叁者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理性复归,即政党的意识形态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向适当放松政党意识形态对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泛化策略的复归。(3)从意识形态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说,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主观性的、表达性的建构过程,由于构建的主观意图与现实境况或分或合的关系,这就使得在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之间存在关联性,但有时也会发生分离。观念(表达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客观结构)之间密切相关。随着客观结构的发展和变迁,表达结构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由于表达主体的利益制约,表达结构有时会呈现出滞后的状态。反映在意识形态转型中,就会发生意识形态的“悬浮”和“阻滞”现象。
于江涛[10]2016年在《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思想与实践探索为研究对象,力求客观展现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脉络,总结毛泽东构想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探索的历史地位。基于此,论文主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毛泽东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毕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这源于青年时期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命题的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求学期间,他接触过多种主义,但经过革命实践和思想清算,最终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把个人政治抱负与党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开始了在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懈探索。二是毛泽东如何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最早从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把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构想,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叁是毛泽东如何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最终指向,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也有着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衔接和转变,并指导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是如何评价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是开拓性的,他找到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开启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在制度创建和改革探索过程中,也存在着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对制度现代化问题认识不足等历史局限。
参考文献：
[1].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D]. 罗永宽. 武汉大学. 2010
[2].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变迁的研究[D]. 赵其波. 天津师范大学. 2003
[3].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4]. 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D]. 国晓光. 吉林大学. 2016
[5]. 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D]. 乔惠波. 清华大学. 2015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D]. 郭莉. 武汉大学. 2015
[7]. 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刘湘顺. 武汉大学. 2010
[8]. 市场、组织与国家——中华全国工商联及民间商会（ACFIC）在制度博弈中的双重代理分析[D]. 韩福国. 复旦大学. 2004
[9]. 从革命到治理[D]. 谢忠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1
[10].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D]. 于江涛. 清华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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