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定位——“国情论”和“初级阶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级阶段论文,国情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和认识旧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及革命的规律性，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又依据正确的“国情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之后又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的探索，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全面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前一个时期违背国情、超越阶段的历史性教训，并果断地纠正了长期的“左”的错误，科学地概括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现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历史定位，从而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邓小平理论新阶段。
一
“国情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无视国情，主张“二次革命论”，严重危及了革命的前途。王明违背国情，实行“一次革命论”，同样给革命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可见，如何认识国情，也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议决案》认为，“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的。1925年，王学文在《中国经济现状概观》等文章中提出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后又明确认定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1939年，毛泽东的重要著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发表，肯定了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注：关于旧中国社会性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认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认识是有一定区别的。），并为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所接受和使用。
对旧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与对旧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分析分不开的。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认为，“民族资本主义要求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便是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经济基础”；“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冲突”，“是中国革命之第二个经济基础”；“乡村资本主义与封建关系的冲突，这是中国革命之第三个经济基础。”（注：问友《中国到哪里去？》，《布尔塞维克》二卷四期。）这里已经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反帝与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则指出了当时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帝国主义经济、封建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农民与手工业个体经济，五者都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需要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里，毛泽东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用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串连”了起来，这是一个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伟大的创造性贡献。正是依据对当时经济结构的客观分析，从而把握住了旧中国国情的实质性内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前途等重大问题基本形成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同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分不开的，而其中首要的是对于国情的科学认识。
二
“国情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注重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自然延伸，而且在内容上大大发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苏式经济体制与中国国情的矛盾日趋突出。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总觉得心情不舒畅，因为在中国套用“斯大林体制”不是从国情出发，而是脱离实际的。所以，毛泽东主张在认真研究、估计、分析国情的基础上，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反映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其中，毛泽东首先研究了国情，并概括了基本特点：(1)“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2)“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已耕的土地不足”，“经营方法落后”。“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3)“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即我们还很究，底子也很薄；(4)“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5)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性质和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相比的后进性对中国经济建设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注：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等。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些中国国情方面的基本特点，综合形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这些特定的历史与现状，成为特定的国情，从而决定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他国的经验与作法，也不能只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出发。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的指导下，毛泽东探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和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并在事实上将能否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经济体制是否符合国情的标准。
“国情论”在刘少奇的经济思想中表现为搞经济工作要尊重科学，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要拘泥于经典作家已有的个别结论，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去认识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经济决策中实事求是，要避免主观主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要做那些经过努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这些看法说到底还是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的问题。关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刘少奇认为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我们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的，社会生产力很低，人民生活很苦；第二，“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比重极低的近现代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广大内地和边疆的经济十分落后；第三，“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这些主体思想反映在其一系列具体的经济主张上，譬如，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要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页。）；新中国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要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没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不能保障国家的工业化；解决好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依据我国的国情建立一种计划性与多样性、灵活性相统一的经济体制；（注：引自《光明日报》1980年5月23日。）要计划生育，在中国的人口政策上不能搞“英雄母亲”；根据我国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素质差的情况，我国可以推行“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24页。）等等，无一不是从国情出发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真知灼见。
周恩来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精辟独到的。他将中国的特点概括为八个字：“国大、物博、人多、任重”，并且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还没有摆脱经济落后的状态”，“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在中国要特别注意，“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复杂很具体，“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绝不是说发展就能发展的，不能太急太热，必须从长计议，循序渐进。（注：引自《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第518页、第504页、第166页。）
陈云、张闻天、邓子恢、李富春等同志也认为应从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国情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经济思想的基轴，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果，其中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应首推毛泽东。
三
对“国情论”的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国力论”的提出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负荷水平的“膨胀”。这一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能否正确估计和认识国情的问题。因为以财力与物力为主的国力是最重要的国情。早在50年代，陈云就从国情出发，针对已经出现过的“小冒”，高瞻远瞩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44页。）这一论断，意义极为深刻。
首先，这一论断坚持了“国情论”。经济建设规模所要求的国情，就是国家现实的“家底”，即现有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也就是“国力”。国力水平既是最重要的国情，也是制约建设规模的根本条件，实际上是现实生产力状况、水平、特点的具体化。因为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中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生产力方面的基本状况、特点，也就是要科学地认识并把握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科学地认识并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从而促使了“国情论”向“国力论”的深化与转化。
其次，这一论断使“国情论”有了更为具体的指导意义。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论点，是陈云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国情结合起来加以思考的结果。他认为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或经济决策中处处要以国力为基点：在决策投资规模和方向时，要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在基本建设规模的决策上，要按先生活、后生产、再基建的原则进行；在组织扩大再生产时，要以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原则决策；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时，要考虑还债能力、国内的配套能力、消化能力、要多方论证，谨慎从事，等等。这一系列观点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一切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取决于是否尊重国情这一认识。尤为重要的是，“国情论”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被进一步具体化，在这里，“国情论”不再是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或一般性号召，而是这一思想得以贯彻的可操作的具体措施。
再次，这一论断还将建设规模大小是否适应国情、国力上升到判断经济发展是否稳定的界限来认识，这就使“国情论”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充实了。
但是，实际经验与集体智慧凝结而成的正确的“国情论”和“国力论”为什么不能有效地避免或阻止我们党犯“左”的错误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又能导致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理性思考，从更深层次寻找原因。
四
“国情论”发展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说明这一理论升华到了战略的高度。“初级阶段论”实质上是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地进行历史定位的。国情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范畴或动态概念，国力则是国情的经济侧面，是国情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是对国情的科学认识还是对国力的客观把握，都离不开对二者赖以存在和变化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认识与定位。当然，对国情的正确认识与对国力的客观把握有助于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与定位，可是，错误的历史定位即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错误也会使对国情、国力的认识进入错误的“历史误区”。可见，“初级阶段论”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综合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历史等各方面，既考虑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特点，又注重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性质与状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与社会形态交替的必然规律概括出来的历史定位论。
“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密不是可分的。开创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邓小平经过拨乱反正，在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开始集中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战略问题。在这一重大的历史选择上，素以务实而著称于世的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经验与教训，设计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提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以国情为基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从而形成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认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有历史阶段，是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先进国家的阶段。科学认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题下，根据中国国情，通过改革和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决策，是建立在他对当前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与估计上的。他认为，中国国情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9-150页。）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紧紧抓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特色？邓小平认为，由中国的国情特点所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表现出了以下特点：(1)不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而来的；(2)不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3)不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经济基础，而是普遍地存在着小生产，当时近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因而要艰苦创业，努力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4)不是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存，以公有制为主体；(5)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而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6)不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仍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市场经济；(7)不是教育已经高度地普及，而是文盲半文盲仍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8)不是科技已经高度发展，而是科技相对落后；(9)不是精神文明高度发达，而是必须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0)不是民主全面社会化，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仍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能不切实注意并把握这些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与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项基本国策。通过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我国原来的传统计划经济及其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与国情本来就有很大的距离，而且这种距离在“左”的错误下更被拉大，从而使旧的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基于这一事实，从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出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25-126页。）因此，他将这次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
实行对外开放，也是由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决定的。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7页。）因此，我们要发展，就必须开放。世界各民族就是在相互交往中发展的。另外，我国的管理、工艺等技术水平是落后的，我们要进行大规模建设又面临资金缺乏的困难。于是，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国过剩资本可以弥补我们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管理、工艺技术可以改变我们的落后状况。所有这一切，即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都是根据国情所作的选择。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陈云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具体地丰富和发展了“国情论”，那么，邓小平则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定位与总体战略的角度深化并升华了“国情论”。综合起来看，毛泽东思想中的“国情论”发展到今天，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认识这一理论，可以说，它是整个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与理论基础。
五
我们从史的考察中基本上勾划出了“国情论”发展的线索与理论飞跃，同时认定它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轴，而且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与理论基础，当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为什么从“国情论”到“初级阶段论”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其内涵。
首先，“国情论——初级阶段论”是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路线为其哲学基础的。“国情论——初级阶段论”的实质就是要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从方法论意义讲，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所作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活动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及环境，因为任何一个正确的决策首先取决于对客观的科学认识，而任何一个科学的认识又都是对某些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正确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一种大范围、大跨度的目标，要实现是异常艰难的。但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能不能正确认识国情和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乃至今天的经济改革中，之所以有时出现急躁冒进的唯意志论倾向，有时出现保守主义或思想僵化的倾向，有时出现墨守陈规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时出现一切从书本或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倾向，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不重视对国情与历史定位的研究或错误地估计了国情及历史发展阶段。这就必然造成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或分裂。可见，坚持“国情论——初级阶段论”，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了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是将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建立在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从而在思想认识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前提。
其次，“国情论——初级阶段论”是以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其经济学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它的任务在于通过对经济规律的揭示来指导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活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性运行。要认识、揭示经济规律，从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充分了解与认识具体的条件与环境。这些具体的经济条件与经济环境，是国情的重要内容，亦是历史定位的横座标与纵座标。不同国家的国情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情总是有差异性的，这就会影响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与运行力度，这种事实要求人们必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特殊性中掌握普遍性，才能真正做到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比如，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不同的国情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范围以及力度就必定出现差别。正如恩格斯所说“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和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页。）这就是“国情论——初级阶段论”的经济学规定的实质所在。
第三，“国情论——初级阶段论”是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为其实践基础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急功近利地一味蛮干，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必须从现有的国情国力出发，脚踏实地，才能卓有成效。20年改革与建设，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关键在于出台了一系列切合国情与历史发展阶段的改革政策与措施。改革中发生的一些失误，也无一不同忽视、脱离国情，或错误地估计国情有关。譬如，不合时宜、不顾国情提出要在价格改革上“闯关”结果，“关”未闯过，反而引致了全国范围的抢购“风潮”，不仅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消费者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导致经济发展过热，出现了以市场疲软为特征的经济停滞，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群众对改革的信任度和降低了社会承受能力。在农业中，对一度出现的“卖粮难”、“仓容危机”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与判断，以为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过关”，采取了不适当的调节政策与措施，阻滞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财政方面不合国情地照搬“新式理财原则”，鼓吹“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推崇赤字理财，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引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外贸上不切实际地提倡“国际经济大循环”，推进超前消费等等，无一不是脱离国情的产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改革的取向与深化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国情的问题。其中有两种思路是发人深醒的：其一就是全盘西化，全面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区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经济计划，完全否定计划的合理性，完全用看不见的手指挥与协调经济运行。其二是坚决反对改革的市场取向，固守传统模式，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总是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幽灵，因而对商品、货币、市场调节总是投不信任票。这两种思路虽然各执一端，尖锐对立，但从其方法论上看，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无视国情，进一步而言，都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改革，都忽视了我国改革开放必然受历史定位的规定，即都是以无视改革的国情基础为特征的。
总之，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中“国情论——初级阶段论”的科学内涵，并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认识、理解和把握，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彻底摆脱“来回折腾”，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妥前进的思想基础，其重大意义无论怎么强调也是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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