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力资本差异看社会保险对工资的影响_人力资本论文

社会保险对工资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差异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保险论文,视角论文,人力资本论文,差异论文,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14)07-0109-15

      我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基金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参保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001年44%增加到2011年的58%，医疗保险参保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同期从23%增加到52%。社会保险由雇主和员工共同缴费，中国社会保险雇主缴费率属较高水平，在大多数地区养老保险雇主缴费率为20%，医疗保险为6%，失业保险为2%，工伤和生育保险各0.5%。社会保险是一项员工福利，然而雇主是否可以将其支付的缴费转嫁到员工工资中？对于这一问题尚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由于劳动力供求存在结构性矛盾，不同类型劳动力的供给相对于需求的稀缺程度不同，雇主的转嫁能力也将不同。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四个方面的政策意义。首先，对劳动者福利的影响。如果雇主缴费主要是由员工承担，则员工福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而且对于低工资员工而言，缴费率过高，会影响到其当前消费，造成福利损失。其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不同收入员工，企业转嫁缴费的能力不一样，由此会影响社会保险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如果雇主更容易将缴费转嫁给较低工资的员工，则将加剧收入差距。第三，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企业转嫁缴费的能力越弱，社会保险对用工成本的影响越大。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将减少。第四，对社会保险参与激励的影响。将社会保险覆盖到更多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是大势所趋。在较高的缴费率下，企业和员工均缺乏参与激励，通过探讨缴费负担的分担，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何使得社保政策更好满足劳动者的需求。

      理论上可以得到社会保险缴费的分担与税收归宿有相似之处，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弹性有关(Summers，1989)。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大多数的研究表明，雇主会将其缴费的一部分或全部以降低工资的形式转移给员工(如：Gruber，1997，1994；Gruber and Krueger，1991；Ooghe et al.，2003；Komamura and Yamada，2004；Lai and Master，2005；Hamaaki and Iwamoto，2010)。对中国的研究尚不多，Nielsen and Smyth(2008)对上海社保局提供的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2003年企业缴费约1/3转嫁给员工。采用全国2004-2006年规模以上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企业转嫁缴费的能力有限(Li & Wu，2011)。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的一个缺陷是，只能分析企业缴费对工资影响的平均效应，无法区分企业对不同类型员工的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劳动力市场上供不应求的，雇主提供社会保险不仅可以留住员工，而且可能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因而对于这类员工工资不会由于社会保险而减少；反之，对于容易被替代的员工，雇主转嫁负担的能力也会较强。

      考察社会保险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会发现，有社会保险的人通常工资也比较高，但不能据此推出社会保险导致工资上升的结论，因为这两类群体存在诸多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差异，通常有社会保险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优势。为此，本文采用了跟踪样本，用在覆盖9省的CHNS调查数据，采用每年从事10个月以上非农工作、且有正常工资收入的样本，对每个个体至少采用两期的观测值，构成面板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可控制个体能力、风险偏好等难以度量但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此外，还用工具变量做了稳健性检验。采用两种指标度量人力资本，一是受教育程度，二是职业特征，是否属于技术类工作。本文的主要发现是，总体上看，社会保险缴费对于员工工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非技术类工人，企业会将其缴费的10%-50%的转嫁到工资中。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分析的理论框架和现有文献的结论，第三部分讨论合适的估计方法，消除是否参加社保的内生性问题，第四部分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个体是否参加社保，并讨论了合适的工具变量，第五部分是社会保险对工资影响的回归结果，包括面板固定效应及采用工具变量的结果，第六部分提出基于本文分析结果提出的政策建议，核心的建议是降低缴费率。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工资和雇主社会保险缴费共同构成劳动力成本，企业有可能将其法定缴费以降低工资的形式转嫁给员工，以控制成本，其转嫁能力取决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对工资的相对弹性以及员工对于社会保险所能带来福利的评价。社会保险的缴费分担可借用税收归宿的分析框架，Summers(1989)指出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社会保险缴费可以与相应的福利对应，如医疗支出或养老金，而对商品征税或对资本征税在用途上与被征对象的福利之间并没有能紧密对应的关系。后来的学者将这一思想模型化，工资和福利待遇决定劳动力供给，工资和企业所缴的社会保险费决定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对于缴费负担的分担有两个理论上的预计(Gruber，1997)：①

      (1)员工对于社会保险带来的收益评价越高，则雇主越容易以降低工资的形式转嫁社会保险缴费。反之，当员工对社会保险收益评价较低时，雇主能否转嫁则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

      (2)其他条件相同时，弹性较小的一方负担更多的缴费。当劳动力供给无弹性，或者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弹性非常小时，工资下降幅度与缴费率提高的幅度一样，即雇员将承担全部的雇主缴费。

      在这一框架下，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分析各国或地区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税由谁承担的问题。早期的研究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如Holmlund(1983)用1950-1979年瑞典数据发现大约一半的工薪税转嫁给了工资。跨国数据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Ooghe et al.(2003)用欧洲国家1978、1981、1984和1988的数据发现雇主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有一半以上以降低工资的形式转嫁。近期的研究更多采用微观数据，Gruber & Krueger(1991)采用美国1980年代若干劳动力成本较高的行业的数据发现85%的工薪税转嫁给了工资。智利1980年代初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则为研究此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政策实验，可以从相反的方向考察企业缴费下降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改革导致工资上涨，而同期智利经济是处于衰退期，工资上涨不能用宏观经济因素加以解释(Gruber，1997)。对日本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有一部分转嫁到了员工的工资中(Hamaaki & Iwamoto，2010)。

      对于医疗保险，早期很多研究都没有发现提供医疗保险的雇主会转嫁其负担。但近期的研究通过克服了获得医疗保险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实际上有医保时比没有医保时的工资要低(Olson，2002；Komamura & Yamada，2004)，说明员工将医保的收益看作其报酬的一部分。对生育保险的研究大多发现了转嫁效应，如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加入生育保险使得育龄妇女的工资下降(Gruber，1994)。台湾1984年推出的劳工标准法案要求企业为育龄女员工提供生育保险，结果发现育龄女工的工资相对于年纪较长的女性和男性都有所降低(Lai & Master，2005)。

      现有对中国的研究均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Nielsen and Smyth(2008)采用上海企业在2002和2003年的社保审计数据，考察企业实际缴费率与政策规定缴费率的偏差对员工工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2002年企业将社保缴费的9.1%转嫁给员工，到了2003年这一比率增加到33.8%，可能的原因是这期间企业对社保缴费的遵守程度有了大幅提升，对企业成本的压力加大。(Li & Wu，2011)采用规模以上企业2004-2006年数据的研究发现，在企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很难转嫁缴费，但在企业集聚程度较低地区，企业可将社会保险缴费部分转嫁到工资中。在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一方面可以享受到集聚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承担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企业数据研究的一个难以克服的缺陷是，只能考察缴费率对工资影响的平均效应，存在两点问题，第一，企业中有些员工可能并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导致平均的缴费率较低，比如企业数据计算出的2006年企业的平均缴费率只有5%，远低于养老保险政策缴费率20%。此时，估计的是平均缴费率对平均工资的影响，通常工资较高的员工更可能被社保覆盖，因而这种估计可能高估了转嫁效应。第二，即使所有员工均被覆盖，但企业对不同类型员工的转嫁能力可能不同，比如对那些供不应求的高技能员工，企业承担缴费才能留住或吸引这类人，平均效应无法判断不同群体的差异性。

      在我国，不同群体对于社会保险缴费的收益如何评价很难准确测度，但普遍存在疑虑。医疗保险的收益受到报销范围、报销比率、医疗费用上涨以及自身健康状况等影响；从缴费负担最大的养老保险看，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个人账户空帐等问题，未来养老金有较多不确定性。对公共养老体系缺乏信任也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Feldstein，2005)。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企业难以轻易转嫁缴费负担，决定能否转嫁的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弹性。我国更为现实的情况是，劳动供给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是缺乏弹性的，但他们可以选择不同企业。②就单个企业而言，上述理论框架中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实际上反映的是市场上某一类劳动力的供给相对于其需求的稀缺程度，也反映出不同类型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工资议价能力。

      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结构性问题突出(蔡昉，2011)。近十多年来，较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幅度超过平均工资上涨幅度，表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而城市低技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则很容易由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调节，研究表明，现阶段农村地区仍然有大量的低技能剩余劳动力(Knight，et al.，2011)，他们的存在使得城市低人力资本劳动力很容易被替代，这种差异可以使企业对不同人力资本劳动者采取差别对待。对于供不应求的劳动力，企业无法转嫁社保缴费，但对于供给充裕的劳动力，企业社保转嫁能力可能会高一些，尽管这种转嫁能力会受到最低工资制度的制约。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不同人力资本所面对的相对供需状况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群体间差异性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本差异带来的不同。

      三、社会保险对工资影响的估计方法

      用一般的估计方法检验是否有社会保险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不可忽视的偏误。如(1)式，

为员工工资，

为员工是否有社会保险，这是一个哑变量；

为影响工资的其他个人特征，如职业、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此时我们关心的系数

很可能被高估，或者不显著，或者为一个显著的正值。原因在于，现实中是否被社保所覆盖是内生的，通常与一系列因素相关，而这些因素不能完全被(1)式所控制，体现在残差项

中。比如，不能控制个人工资议价能力这样不能观测的变量，一般而言，能力较强或者市场上稀缺的人更可能被社保覆盖，而这些人通常工资也是比较高的(图1)，例如本文使用的数据显示2009年被社保覆盖的样本工资比未被覆盖的高32%，因而(1)式的结果很可能得到社保覆盖与工资之间是正向关系。图2是跟踪那些在2000年未被医保覆盖的样本，发现2006年之后无社保的比有社保的工资上涨更快，上述正向关系便消失了。跟踪样本的异质性比混合样本小，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一些个体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1)式的估计将是有偏误的。

      

      

      图1 有保险和无保险样本的工资差异

      注：根据本文所用样本整理。工资用价格指数调整到2009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所用样本。

      

      图2 期初无保险样本的工资跟踪比较

      为纠正这一偏误，本文采用跟踪调查构成面板数据，有些难以观测的个人特征短期内可视作不随时间变化，如个人的能力和风险偏好等。再通过加入城市哑变量和时间哑变量，控制个体所在城市的特征，如地方政府对于社会保险参与的监督和管理、工资水平和最低工资政策等。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更准确地估计员工参与社会保险对工资的影响，如方程(2)。其中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人特征，t为一系列时间哑变量。为区分不同人力资本的影响，可在(2)中加入社会保险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估计方程(3)。其中表示人力资本的变量x用两种方法度量人力资本，一是受教育程度，二是职业属性，如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

      

      此外，再采用工具变量法，即通过控制影响社会保险参与但与工资并不直接相关的变量，排除是否有社会保险与残差项的相关性。先估计个人参与社会保险的概率，采用线性概率模型(4)。

      

      其中变量

为是否参保哑变量，参保样本取值为1。而后再估计社会保险参与对工资的影响。方程(4)中，

为是否有保险的工具变量，用个体所在的城市或县除自己之外其他人社会保险的平均参与率作为个人当年是否有社会保险的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首先，员工参与社会保险的可能性与社保覆盖面的整体推进程度密切相关，而在我国社会保险覆盖面迅速扩大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这一制度逐渐从国有企业扩大到其他所有制企业，图3显示了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推进。社保覆盖面随时间扩大是外生的制度改革的结果，与单个员工工资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其次，地区间平均参与率的差异体现了地方政府的社保政策执行力度，与地方财政状况、人口老龄化程度等有关，在回归中我们已控制了县或市的固定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与员工工资相关的地区层面因素。而且此处用的是除自己以外其他人的参与率，因而这一变量与特定样本的残差并不相关。③

      再者，考虑到本地的社保覆盖面推进仍可能与其他影响工资的政策相关，采用除本市(县)外省内其他地区的平均参与率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排除性约束是否满足。我国社保政策正逐步实现省级统筹，在一个省内，社保缴费和覆盖方面的地区差异远小于工资水平的差异，社保政策在一个省内可视为统一，尤其是在将社保覆盖推进到非国有企业、非城镇户籍的非农劳动力等方面，而地区工资水平主要由市、县一级政策影响。为此，根据省份/户籍/年份分组，用个体所在组中其他城市的平均参与率作为工具变量。

      四、社会保险覆盖面与社会保险参与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2000-2009四次调查数据，且采用至少被调查过两次的样本。该数据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被大量使用，调查范围为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山东、广西、贵州、黑龙江共9省，其中询问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状况、工资和奖金福利以及家庭情况。本文采用从事非农工作、每年时间不少于10个月、有正常的工资、年龄在20～60岁的样本，去除异常值和缺失值后，再留下至少有2年记录的样本，这样共有有效样本4688个，且年度间分布较为均匀，四年每年的样本量在21%～27%之间，样本分布在53个市县。④

      该调查询问了个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情况。按照规定，若企业向员工提供了医疗保险，则意味着也应提供其他几项社会保险，具体执行时，有些地区是“五险”捆绑，有些企业提供的是“三险”(养老、医疗、失业)，还有的只缴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甚至只缴养老。从全国层面的宏观数据看，五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均随时间扩大，覆盖面最高的为养老保险，其次为医疗保险，这两项保险的雇主缴费率合计是26%，其他三项合计只有3%。因此，用医疗保险的参与至少可以说明医疗和养老这两个社会保险中最大项目的参与情况，但不能排除有些没有参加医保的，但参加了养老保险的情况。

      图3显示用本文样本数据得到的医保覆盖面呈现上涨趋势，与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在趋势上一致。但2004年的覆盖率样本数据明显偏低，可能的原因，就医疗保险看，1998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后，在各地区逐步推开，样本所在地区的推进速度慢于其他地区，黄枫和甘犁(2012)用同样数据库的研究也显示了我国医保在各地区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就养老保险看，有些样本在2004年之前可能参加了养老保险但并没有医疗保险，表现为图2中用样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度量的社会保险参保情况在此阶段大大低于统计年鉴数据得到的养老保险覆盖率。随着社会保险的执行不断完善，图3中样本参保率在2006年之后与统计年鉴数据较为接近。后文在对结果进行解释时会考虑到这一因素，对系数的解释给出一个区间值。

      进一步检查了参加和未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样本个人特征的差异。表1显示，参加医保样本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多是管理人员，更少是非技术工人或其他工人，更多在国有企业就业、有配偶的比例在参加医保的样本中更高。两组样本的比较表明是否参保并非随机，在后面的回归中将控制个体特征差异和固定效应。就工具变量的取值在两类样本间的差异看，参保样本所在地区其他人的平均覆盖率远高于未参加样本的，高出32个百分点，说明是否参保与该制度在本地区的推进程度有较强相关性。

      

      图3 社会保险覆盖面(%)

      资料来源：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面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2011，为参保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本文样本数据计算的覆盖面为参加医疗保险样本占总样本比重。

      

      表2控制个人特征和地区特征，考察影响参保与否的主要因素，是对方程(4)的回归结果，也就是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结果。同时比较了面板和混合截面数据的异同。截面和面板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均，本市县其他人覆盖率对样本是否有医保有较强相关性，所在市或县其他人平均参保率提高1个百分点，个体的参保概率增加至少0.7个百分点，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省内其他市县参保率也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结果均显示，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显著影响是否加入，机关、事业、国企就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更可能加入。截面数据还显示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加入，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有保险的概率显著降低，农业户口加入的可能性也较小。

      

      工资采用该数据库提供的价格指数调整到2009年水平。首先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社会保险对工资的影响(方程(2)和(3))。表3第一栏是各种类型劳动力的平均效应，结果显示平均效应并不显著，即平均而言看，企业难以转嫁社保缴费。进一步区分保险对不同人力资本员工的影响，此处采用两种方法度量人力资本，一是按教育程度分为三组，即“初中及以下”、“初中以上及高中”、“高中以上”，这种做法比用教育年限这一连续变量能更好反映人力资本差距。另一种以是以职业技能分组，根据对技能的要求，简化为“非技术工人和其他”和“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两类。回归中加入保险哑变量和人力资本哑变量的交互项。在第二栏是以教育程度分组的结果，可以看到参加保险对于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员工而言，其工资会下降3.5%(0.0768-0.112)。而对初中以上及高中组其工资会增加2.4%，高中以上组有保险的工资会增加7.7%。当以职业技能区分人力资本的影响时，第三栏加入非技术工人和保险交互项，发现非技术工人参加社保后工资会下降2.6%。面板数据的回归表明，参加社会保险会使得人力资本较低员工的工资显著下降，人力资本较高的员工工资却会上升。后文还将采用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这一结果。

      另外表3的结果中还控制了职业、企业所有制、时间哑变量等，教育程度、性别、户口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由固定效应控制。其中时间哑变量反映出实际工资在年度间有显著的增加。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工资较之其他企业显著较高，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显著较低。

      

      进一步，上述估计结果可以回答在多大程度上社会保险缴费会转嫁给较低人力资本的员工，这取决于缴费率的大小。样本明确的信息为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没有直接汇报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实践中，养老保险覆盖率是最高的，而且地方政府对养老保险执行的监督也是最严格的。从图2的参与率和统计年鉴报告的平均参与率比较看，没有医疗保险的样本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有养老保险的，样本反映的主要是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则企业缴费率为6%。上述结果表明低人力资本员工参加保险后，工资下降3.5%～2.6%，则企业大约转嫁了缴费的50%。考虑到未参加医疗保险的样本中有的参加了养老保险，有的未参加，这一估计实际上是一个上限。如果按照医疗和养老合计的26%缴费率，则只能转嫁约10%。

      2006年之后样本报告的参与率和统计年鉴中养老保险参与率十分接近，而且这一时期社会保险的执行也更加规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上是捆绑参加。为此，我们进一步用2006和2009两年的样本做了回归。表4显示平均效应为负，不显著，但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参加保险会使得工资下降14%(表4第二栏)，医疗和养老两项合计企业缴费为26%，这一结果说明企业会将约50%的缴费转嫁，和表3得到的结果类似。对初中以上及高中，以及高中以上的员工的影响不显著。不过，用职业技能度量的人力资本结果均不显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期间以职业分类的社保参与率变化不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参与率变化一致，导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缺乏效率。

      

      考虑到仍可能存在未能控制的因素，我们再用工具变量做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为所在市(县)其他人的平均参与率。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第三部分中已说明，表2中已经汇报了面板数据第一阶段的结果。表5报告工具变量的结果，由于难以为交互项寻找工具变量，我们将不同人力资本样本分别回归，按教育程度是否为高中以上划分为两组样本，又按是否为非技术工人和其他划分为两组样本。采用本市(县)其他人平均参与率为工具变量的结果，有保险对工资的平均效应为负(表5)，但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样本组的回归结果，社会保险会使得工资下降6%，高中以上样本中，社会保险不会影响工资。同样，非技术性工人和其他这一组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险会使得工资下降2.9%，而对技术工人的影响不显著。其他控制的变量如表3，且结果类似。

      为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表5还报告了采用2个工具变量的结果，另一个工具变量为除本市(县)外本省其他地区的平均参与率。采用2个工具变量后，估计的标准差有所下降，较低教育程度的系数也有所下降，导致显著性下降，但相比较高教育程度组，有保险的影响为负，显著性更强。其他组的回归结果与用一个工具变量类似。表5中报告了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六、政策含义

      社会保险通常被视为一项员工福利，是必要的制度安排，因为这其中包含诸多保险层面的收益，社会保险可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具有一定的再分配功能。但这项福利并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大。表面看企业缴费是由企业承担，但实际上，企业可以将其缴费负担转嫁给员工。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没有所谓的企业缴费，实际上都是员工自己缴费”，这是基于劳动力供给通常缺乏弹性这一事实而做出的断言。本文对中国城镇职工样本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企业转嫁其缴费的能力并不显著，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差异，不同类型员工的工资受到的影响有明显差异。人力资本程度较高的员工，很难转嫁其缴费负担，而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员工，企业会将其缴费的10%～50%的缴费负担以降低工资的方式转嫁给他们。

      上述结果说明，首先，当前的社会保险制度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人力资本较低员工的企业缴费实际上有一部分是自己承担，进一步加大了和人力资本较高员工的工资差距。其次，社会保险对低收入员工的福利效应是不确定的。如果对某些低收入群体而言，由于缴费率较高，挤占了当前消费，如结婚、住房支出等，而且如果今后收益也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则还可能降低他们的福利。再次，对于企业而言，社会保险显然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企业并不能完全将缴费转嫁。我国社保缴费率在世界上属于高水平，由此给企业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也是不可忽视。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还是来源于低成本劳动力，更需要谨慎控制社保水平。强制性推行较高的社会保险不够现实，个人、企业都将缺乏参与激励，执行成本也会较高。当前出于公平的考虑，政策思路是将越来越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政策却有可能对他们的当期工资收入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将社会保险定位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是有必要考虑的改革方向，尤其是缴费率最高的养老保险。由此产生的主要质疑是，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如何应对日益提高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社会保险基金的平衡？对此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应对策略。第一，降低缴费率后，参与激励提高，会增加企业和员工的缴费，我国当社保前征缴率在65%左右，还有较多提升空间。第二，降低待遇水平，与较低水平的缴费相对应，待遇的降低主要通过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体现，随着我国人口受教育年限逐年上升，延迟退休年龄会符合越来越多人的意愿，至于是否会导致青年就业率下降，对各国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得到一致的结论，即老年劳动参与率和年轻劳动力失业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Gruber，et al.，2009)。第三，通过多渠道财政补贴，弥补转型成本。我国当前缴费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有一部分缴费是用于弥补转型成本。今后可以考虑用多渠道的财政资金为转型成本融资，从而可以减少参保员工的缴费压力。基于人口动态下的养老金改革模拟可以看到，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扩大覆盖面，改变养老金指数化规则，则养老缴费率只需17%左右就可以维持平衡，若每年将GDP的1%作为补贴投入到体系中，则可以进一步下降到15%以下(Sin，2005；Oksanen，2012)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样本的最大优势在于是一个面板结构，可以控制诸多无法观测的个人属性，但受到数据限制，本文中样本参保信息只是职工医疗保险，没有明确报告是否有养老保险，通过政策规定和与统计年鉴数据比较，我们对实际缴费率和转嫁程度做了估算，不可避免存在误差，但本文所揭示的机制和估计的对不同人力资本类型劳动力的转嫁效应及其差异是可靠的。⑤

      作者感谢赵耀辉教授、何立新教授、陈硕博士对本文的评论和建议。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②Li and Zax(2003)对于中国城镇劳动力供给弹性的研究结果是，总体上缺乏弹性，弹性与家庭责任相关，无论男性女性，户主的劳动时间对工资的敏感性显著下降。封进和张涛(2012)发现农村转移劳动力外出打工持续时间对工资缺乏弹性。

      ③文献中有类似的做法，例如，Gruber & McKnight(2003)在研究美国医疗救助的影响时，采用根据州、收入和婚姻状况分组的组平均覆盖率作为是否有医疗救助的工具变量；Li & Wu(2011)采用城市-行业的平均缴费率作为企业养老和医疗保险缴费率的工具变量；Lei & Lin(2009)采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某县的平均参与率作为个体是否参与新农合的工具变量。

      ④此样本均为在本地就业，其中本地农村在非农就业的占24%。由于外出打工的有效样本过少，本文并未使用。

      ⑤我们也尝试了采用CHIP数据，由于不是跟踪数据，虽然结果类似，但存在无法克服的偏误。而城市一级的面板数据则无法讨论对不同人力资本个体的差异性影响。权衡利弊，最终采用了本文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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