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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指出，“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事物的自己运动，自我发展。列宁把是否承认事物的自己运动的源泉作为划分辩证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根本区别。他认为根据辩证的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上”；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同上书，第712页）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重要的基本观点。
邓小平同志全面继续和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辩证法，特别是关于事物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观点。他不仅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的根本方针，并且把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贯彻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各个方面，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哲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哲学贯穿、渗透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哲学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哲学，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成果。我们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可以充分认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哲学。而探讨、研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哲学，对于深入理解和系统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根据在于内因
事物发展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它在事物内部还是在事物外部，这是关于事物发展根据的问题，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对立的焦点。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关于事物发展源泉的理论，他说：“事物发展的根据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毛泽东把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据在于内因的原理贯彻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源泉。由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某些新的情况，使有的人对这一原理产生了怀疑、动摇，他们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消极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和平演变”。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运动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他批判了过去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哲学的核心思想。
邓小平同志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他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邓小平同志研究了社会主义建立以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复杂情况，发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日益僵化，一方面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这一矛盾又导致了落后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矛盾，这些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同上书，第287页）这些论述丰富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变日益僵化的旧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解放生产力和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还具体阐明了改革的内容，他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同上书，第81-82页）对于改革的性质，他也做了全面的阐述，一方面从解放生产力和彻底改变旧体制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上书，第113页）另一方面从改革的对象、手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上书，第142页）。按照邓小平同志创立的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哲学，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变化，改革将贯穿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不过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改革的任务、内容有所不同。
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都必须科学地认识当前的实际，正确认定进行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这是具体把握社会主义自我发展根据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同志通过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30年来的实际情况，认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同上书，第225页）指出我们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同上书，第252页）这些论述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关于走自己的道路、改革旧体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论述，从多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根据的涵义。
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生产力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由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地指出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是构成社会基本要素，并且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演变规律。在《资本论》中，他运用关于社会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深刻地具体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阐述，他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邓小平同志坚持贯彻唯物辩证法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邓小平同志肯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作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
如何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现代化建设，这是邓小平同志规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重心。他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情况，发现科技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上书，第274页）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他认为，为了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必须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逐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同时，还必须在生产中广泛应用新的技术成果，更新生产设备，变革生产工艺，吸收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力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此，要改革现存的科学体制，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科技与生产、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真正使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
发展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搞好物质文明建设，这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认为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征。他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建设，一是精神文明建设。”（同上书，第156页）前者为后者提供物质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才能保证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真正增强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基础。
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形式是波浪式
关于事物发展的螺旋式或波浪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有论述。恩格斯说：“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列宁说：“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这里所说的发展的螺旋式，一是指发展过程的继承性，一是指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毛泽东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仍然是螺旋式或波浪式的，并对此展开了具体的阐述，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做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邓小平同志精通社会主义自我发展波浪式的理论，并把它创造性地应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各个方面。
邓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375页）关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的要求，力图把快速增长与协调发展、跳跃与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波浪式。根据国内外的客观实际，我们都必须抓紧时机，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实现新的跳跃。然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来，快速地发展，一方面可以使经济得到较大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各种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或者加剧原有的不平衡。因而在几年跳跃一下之后，应该对经济加以调整，使各种经济关系得到新的协调。从而积蓄力量，以利于实行新的跳跃。邓小平同志认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同上书，第375页）我国国民经济实行“三步走”的战略，也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国民经济通过一个个的跳跃和调整，形成高底起伏的波浪式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同样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我国的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根据改革的性质，改革必须是全面的和整体的。但是，由于情况的复杂和任务的艰巨，改革又不能同时全面展开，齐头并进。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具体布置都应用、贯彻了波浪式发展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同上书，第113页）因为改革是全新的事业，在中间一定会犯错误、出问题。所以经过一段改革，就必须加以回顾和总结，在新的基础上再继续前进。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也必须一个方面一个方面逐渐地进行。我国的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是先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就转到城镇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中，又先抓放开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再转向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达到一定程度，就必须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同上书，第176页）改革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进行，由部分到整体，这正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波浪式的表现。
邓小平同志对开放工作的指导，也应用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波浪式运动的理论。针对过去自我封闭的格局，他于1979年提出划一块地方办特区。根据这一设想，最初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发挥了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开放的窗口的作用，1984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同上书，第52页）。在设立开放城市后，又陆续设立开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等，接着又把开放地区扩大到沿江地带。从特区到开放城市，从沿海到内地、开放地区波浪式地扩展，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向境外地区和国家的开放，也是波浪式地推进，先重点向港澳地区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开放。
上述波浪式发展的现象，其高底、起伏、快慢，显示了发展的曲折性。这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发展所固有的，是客观的必然的曲折性。但是，在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过程中，由于主观指导的失误，会造成另一种曲折性，这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曲折性。我们既要遵循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波浪式规律，又要尽可能防止主观失误造成的人为曲折。
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动力是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核心，其他矛盾或为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或被基本矛盾规定和制约，或受基本矛盾的影响。邓小平同志在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过程中，总是联系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去认识、把握其他各种矛盾，并且实行改革，从根本上处理好各种重大矛盾，形成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面监着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矛盾问题。从1975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路线、政策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并且日渐加剧，愈演愈烈，导致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又有两个“凡是”的新表现，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为此，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明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不仅要冲破过去的个人迷信、教条主义等思想束缚，而且要敢于研究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全党的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的矛盾，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指导，为社会义自我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
正确处理社会物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基本动力。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始终把解决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分配，作为重点问题来考虑。在理论方面，他把解决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矛盾，提到社会本质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在这里，解决社会物质财富分配不公和达到共同富裕，被看作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在实践方面，他创造性的提出解决社会物质财富分配不公和达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这就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他们带动帮助其他人、其他企业、其他地区也逐步地富裕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同上书，第155）这样，人民群众争取共同富裕的努力，就转化为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物质力量。
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为社会主义自我发展提供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和群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之间仍存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社会主义自我发展的阻力。二者之间产生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如某些领导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以权谋私；或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等。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揭露、解决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他认为出现这种矛盾，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同上书，第293页）因此，邓小平同志从两方面着手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通过学习，整顿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另一方面改革现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弊端，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然而，矛盾不断解决不断产生，只有不断地协调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完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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