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地位不可撼动（论文文献综述）
蒋飞燕[1]（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张蓬[2]（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王雷[3]（2020）在《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90年代创作至今,毕飞宇一直致力于对权力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执着的批判,在不断的思考与批判中,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园地——“王家庄”,也找到了一条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他有意对关于权力的宏大叙事文学传统进行消解,褪去权力的凶残暴虐色彩,将权力的表现方式与两性日常生活进行严丝合缝地匹配,从而表现为一种细碎、神秘、深入人心的威慑力量。他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敏锐的文学视野发现,当“人在人上”的这只“鬼”作用于两性关系时,之前平淡缓和的相处氛围会产生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压迫与受迫、攀附与被攀附等等。本论文阐释了毕飞宇小说重视权力渗透两性关系书写的原因,梳理了毕飞宇小说中两性关系书写的特点,分析了毕飞宇小说权力作用于两性关系的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了作者的文学表达意图与现实书写意义。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绪论部分对选题意义进行了阐释,简要界定了“两性关系”和“权力”两个概念的内涵,同时结合学术界对毕飞宇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不足,肯定研究方向。第一章结合毕飞宇个体生命记忆与成长经验,创作观念以及创作实践的转变,对社会文化语境的体察以及权力、性别和文学的内在联系,对毕飞宇重视权力渗透下两性关系书写的原因进行探寻。第二章梳理毕飞宇两性书写当中权力施压的文本表现。通过多种权力交织下的女性生存面相描绘、中国传统思想与权欲结合下的鬼胎塑型以及性别主从关系的置换,来梳理毕飞宇笔下由权力统摄的两性关系书写的特点。第三章探寻权力异化两性关系的运行机制。从权力的生产、覆灭与运作,权力对爱欲的控制角度出发,深入地解析权力对两性关系的作用过程,厘清权力的运行脉络,对权力异化本质进行更加系统地认知。第四章剖露毕飞宇小说中权力异化两性关系书写的意义。以人物悲剧命运根源深掘、知识分子救赎逻辑解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文化反思为切入点,正视毕飞宇两性书写的客观实在意义。结尾部分在总结毕飞宇权力渗透下的两性书写的同时,指出了其创作中的一些瑕疵,并充分肯定了毕飞宇小说权力异化两性书写的深刻意义和独特价值。
常琳[4]（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周琳[5]（2020）在《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全名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从1876年开始,他公开反对沙皇封建制度,寻求俄国社会出路,加入民粹派,走上革命道路。1880年流亡欧洲后,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入考察欧洲工人运动,逐步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表了众多理论文章,成为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第一人。他在西欧积极参与第二国际组织会议,与欧洲各国工人党领袖频繁交往,学习借鉴欧洲无产阶级建党经验,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发表文章鼓励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培养各地的通讯员以加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统一各地革命小组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行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逐步形成。普列汉诺夫的一生不仅经历复杂,而且思想多变,对其评价很难进行盖棺定论。他的理论成果丰富,研究思想涉猎范围广泛,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是其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又存在复杂性、矛盾性。这也是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深化对此领域的研究。本文以普列汉诺夫40余年政治生涯期间撰写的文章着作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发展过程,系统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采取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归纳总结法、逻辑比较法等多种方法,围绕文献梳理——内容建构——实践论证——理性评价——现实启示展开。全文共分为五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章主要研究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包括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观条件和形成阶段。19世纪70、8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建立。这一时期,俄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努力探寻革命道路,需要先进的思想指导工人运动,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指导革命。普列汉诺夫在从事民粹派革命活动中受到沙皇统治当局的迫害流亡西欧,开始系统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西方工人运动和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经验,初步形成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1903年,他积极筹备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俄国第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党纲和党章,统一党的思想认识,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做出贡献,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基本确立。但会议上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围绕党章、党纲的具体内容分歧越来越大,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又开始产生变化,经历了孟什维克立场、反对取消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合作立场和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三大阶段,晚年走向了令人惋惜的机会主义路线。第二章主要研究1903年前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四大方面。首先,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高度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要实现“革命的代数学”,鼓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鼓动,注重提高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他认为无产阶级在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坚定阶级立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抵制宗教思想的冲击,学会“用精神武器去阻止信教的同志”,争取其中的进步青年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主张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独立性;明确党的组成成分,确保“无产者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地位;他坚定党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突出获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阶级追求的第一个政治目标,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建设最基本的要求;他主张落实党的斗争任务,将党的当前任务与最终目标相结合。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尽快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三,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强调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体现党的革命目标,无产阶级一定要密切落实;明确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加强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促进党组织的团结,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他论证了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他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突出实现政治自由、党内民主和权利平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主张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最终“一切策略有利于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在革命活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策略。最后,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坚持从事实出发分析革命形势的思想作风,阐明工人阶级的现状、发展趋势和进步作用;坚持理论研究指导革命实践的作风,客观分析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态度的正确认识;他坚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强调了在革命中要团结一切具有革命愿望的进步力量,不要受统治者的蛊惑排斥外来民族或国家进行的革命斗争,正确看待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行为;他坚持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战斗作风,指明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危害,旗帜鲜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第三章主要研究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转变,主要从组织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及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党的二大后他对会上通过的党章、党纲产生动摇,将妥协退让看成一种在组织策略方面的灵活方式,在组织原则方面对政治自由与民主集中制理解出现偏差,在组织机构成员调整方面存在个人私心,偏袒孟什维克中的革命老战友。他希望通过各派之间的妥协能够换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形式上的统一,避免两派的争论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他承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认为必须要具备一定条件,20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应配合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工人阶级思想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对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的关系理解出现偏颇,弱化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对俄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缺乏正确认知。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导致其放弃无产阶级的政治权益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再次,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他认为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至关重要,主张采取政治协商、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一方面可以争取无产阶级应有的政治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不要急于发动武装革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更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他将暴力革命只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方式之一,认为20世纪初的俄国不具备发动暴力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不主张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他认为目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自然为革命的主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提出“分开走,一起打”的革命策略,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之所以发生转变,与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紧紧相连,与欧洲革命局势和西欧各国工人党领导思想的渗透不无关系,更与其自身思想僵化、性格孤傲、脱离实际影响重大。他的思想转变加剧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导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思想动荡、组织涣散,助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气焰。第四章重点对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争论进行了比较研究。1895年,在苏黎世的首次会晤开启二人全方位合作,在思想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非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支持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组织领域以《火星报》为平台培养党的领导后备力量,共同草拟纲领和党章。1903年党的二大之后,两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首先,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发生争论。列宁主张抓住革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普列汉诺夫主张先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不具备。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之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比较消极,教条地认为发动革命就是冒进、不符合俄国革命发展规律,实则丧失革命的主导权。其次,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发生争论。列宁在入党条件方面要求严苛,认为党员必须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入党,坚持民主集中制;而普列汉诺夫认为入党条件可以放宽要求,忽略党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主张党组织实行民主就要拒绝集中,忽视党组织的实际运行需求,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原则缺乏正确认识。第三,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发生争论。面对1905年革命,列宁明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主张实行工农联盟;而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场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进行领导,农民阶级思想落后,不提倡建立工农联盟;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无产阶级应抓住机遇,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一战中俄国属于防御方,无产阶级应协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扞卫俄国国家利益,然后集中精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面对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快速成长,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较低,主张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召开立宪会议。二人之所以发生争执,与二人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及结合俄国实际的程度不同,对俄国革命形势和党内形势把握存在差距,与二人的革命经历和性格不同都有重大关系。二人的争论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斗争愈加激烈,导致无产阶级政党重新洗牌,影响两人的政治生涯走向不同的道路。第五章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思想发展过程较为复杂,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实地研究;从思想的实践意义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深入分析俄国历史和西欧革命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研究有机契合起来,与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经济派、马赫主义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争论,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促进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从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来分析,普列汉诺夫一直在西欧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其思想有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在第二国际组织中率先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东欧和欧美等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启蒙具有一定作用,对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在思想内容上不够系统完善,思想表达不够清晰易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不够,其思想在后期发生转变给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普列汉诺夫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名机会主义者,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在思想建设方面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建设方面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在作风建设方面要加强个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全面落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长远发展。
杨四海[6]（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张健旺[7]（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研究指明“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余成威[8]（2019）在《论王富仁鲁迅研究中的“立人”思想》文中认为在中国精神文化发展历程中,王富仁鲁迅研究的“立人”思想,更多地带有桥梁的意味,架构起当代中国人与鲁迅在精神领域对话的渠道。它形成的原因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又有个体生命的缘由,包含着王富仁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精神体悟,对社会变革和生命成长的独立思考和对俄罗斯文学以及中国农村的深刻理解等。它熔铸于王富仁鲁迅研究作品之中,从方法论和文化观两个层面向外延伸,形成思想的网格,重新观照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突出表现为重塑劳苦群众的形象和重建知识分子的价值,彰显着王富仁对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它的主要特点来源于王富仁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入分析,主要归纳为在思想进化领域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和在历史发展方面以众数为本位的个性主义,并且注重在对立统一关系中进行分析,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出王富仁为摆脱凌驾于自我和鲁迅之上的权威性话语所做的努力。王富仁借助“立人”思想来说说自己,以生命体验实现和鲁迅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对话,重新“点燃”思想家的鲁迅,认识独立“边沿”的自我,确认中国文化发展中知识分子的价值主体,从而为鲁迅研究的再深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另辟蹊径。通过文本解读和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主要考察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作品,把握相关的史料和研究文献,主要从中国精神文化发展历程的视角,分析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内容特点和历史意义,以期实现王富仁学术思想研究的再出发。
周师师[9]（2018）在《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关注的是“家庭与1980年代现代化叙事”这一问题式。具体而言,本文旨在研究“家庭”在19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具体表征,它可以是“人性”的象征,可以是“私领域”的场域,也可以是“封建”的载体等。家庭在文本中的比喻意是“新时期”政治和现代化意识形态下的产物,理解家庭以何种方式参与到不同流派及作家的现代化叙事可以帮助我们还原1980年代现代化的构筑过程,发现被现代化叙事遗漏与遮蔽的历史面相,进而思考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诸多难题。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在对“伤痕-反思”小说中“无人性的问题孩子”和“无人性的’文革’干部”两类叙事的考察中,尝试阐释“伤痕-反思”小说在“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的二元对立修辞批判中遗忘与屏蔽的历史内容。第二章论述了“改革文学”中三种不同群体与象征“私领域”家庭的差异关系暗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与文化规范的更迭;而在农村题材的改革文学中,改革作家肯定了以发展家庭副业为主导方向的“新家庭”/“新人”的历史合法性,但通过剖析“改革新人”理解公/私的内在思维结构,会发现此“新人”身上沉积着“私权结合”的封建色素。第三章通过对“寻根小说”的解读,发现“寻根”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阿城与莫言等作家在民间/官方的二元对立中寻找非制度化的儒家“父子”认同,它们是“伤痕-反思”小说“家庭（人性）/革命（非人性）”叙事模式的延展;而韩少功和王安忆对“传统家族”两副面孔的描写则折射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主体表述的深层困境。第四章勾勒先锋文学中存在的矛盾的“父权制”家庭形象,指出其与“伤痕-反思”小说中革命/家庭二元对立的一致图景,并重点考察从“暴力型家庭”（历史）中走出来的“去历史化”个人的精神结构及其局限性。第五章以1980年代极具典型性的路遥为研究个案,剖析作家建构“理想现代化家庭”的话语实践方式,而其“理想型家庭”与“现实性家庭”之间的冲突则蕴含了城-乡二元体制下现代化发展中的难题。第六章重点辨析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张翎小说中的“家庭”与“1980年代”之间的关系,论述其小说中的“新家梦”与“家庭创伤”深深根植于19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
马新亚[10]（2017）在《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文中指出本文试图从人学的视域来阐释沈从文的文学观。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书写和对国民“阉寺性”人格的批判是与鲁迅所开启的“国民性批判”一脉相承的。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又能在美学形态上克服“五四”新文学普遍存在的浅表化、概念化、单一化,把“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文学的启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使沈从文的文学观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而以文学为本位的内在结构又使他的作品有着丰富的意蕴:关注人的情感、本能、意志,关注人的个体真实性,关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神话”,带有一种以复古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感;他对人的形而上层面的心理本体的重造,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国民性改造”的内涵。基于以上主要观点,本文可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从词源学、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中西方对“启蒙”的反思与建构等几个方面出发,大致厘定“启蒙”的思想文化内涵;二是将聚焦点投射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定历史时空,以陈思和先生对“五四”新文学的两大分类标准为依据,引入“文学的启蒙”这一概念。第一章是由沈从文的基本文学观念出发,依次考察了沈从文文学行为的缘起、他的“五四”观、他的“工具的重造”“抽象的抒情”“爱与美的新宗教”等代表性文学主张,从宏观的层面阐释了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一支——“文学的启蒙”的赓续:一方面,他高举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强调要从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建设新的“做人观念”;另一方面,他主张文学的独立性,将“爱”“美”“生命”等抽象范畴纳入文学的表现领域,极大地拓宽了“五四”新文学哲学与审美的维度。第二章的主要分析了沈从文在以“文学”为手段进行启蒙的过程中,是如何对自身进行角色定位,并完成启蒙者的主体建构的:第一节以“乡下人”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离合关系为例,阐释了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想象、重构,意在从侧面来考察沈从文在启蒙过程中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第二节则以沈从文与文艺主潮、文艺论争的距离为横切面,由此透视他在“名”“实”之间的个体化选择。因为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所以本节内容未将重点放在直观层面呈现出来的启蒙者面对启蒙对象时的精英意识或者民间立场,而是将重心放在启蒙者对“理性”“知识”“科学”（包括流行一时的文学创作观念）等“名词”的态度上;第三节则以观念史的梳理为主要研究方法,从文化逻辑的层面来分析“乡下人”的现代内涵以及“湘西神话”的文化策略。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整体地阐述沈从文的人学思想,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重心。沈从文的人学思想内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命强力的呼唤,包括前中期对湘西原始生命强力的颂扬和后期对生命、本能、意志的标张;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契合。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沈从文理想人性建构的基石。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而文学只承担了启蒙的一部分任务——个体哲学意义上的人的重建,所以人的全面解放得以实现的外围因素（包括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就被自动排除在外,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纯粹性,沈从文才能够更加专注地探寻人最内在的心理根基,表现人的诗意存在形式,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文学史上人学思想的形上视野。第四章主要阐释了沈从文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如何消解与启蒙相伴而生的普遍人性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如何用实感经验、文学想象来还原启蒙对象的具体性、历史性、真实性。沈从文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具体化思考,他的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对启蒙对象性别差异的关注和对人的精神、灵魂隐秘之地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启蒙理念的非历史化和现实语境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沈从文将“以不齐为齐”“各尽其性”等本土文化资源纳入到对启蒙对象的阶层差别的理解上的,促进了启蒙向现实语境的降落;沈从文用个体经验与记忆为我们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多方,在共情的立场之上还原了下层人民的个体真实性。第五章侧重分析沈从文的启蒙路径与方式。沈从文主张为国人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那么用怎样的路径与方式来激发国人的意志,使他们获得信心和力量呢?沈从文首先想到的是“文学革命”,接着他又提倡“爱与美的新宗教”“美育重造政治”,主张用多种艺术形式来提升国人的灵魂,增加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其次,他还对人的情感与本能的瞬间有所留心,并意图从中找寻启蒙的契机。在沈从文看来,思想文化固然重要,但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接受者都是人,因此如何解决“人心”的问题,如何让“做人观念”落到实处,如何对人的情感、本能进行因势利导,如何用审美的方式净化人的灵魂,重造人的形而上层面的心理本体,就成为启蒙的关键性问题。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阐释沈从文的价值重估标准对东方文化主体建构的启示:沈从文在“生命”基础上对体系、规则、主义的反抗与鲁迅的反抗方式有着相同的理路——不关注西方观念的具体内容,而关注观念背后的文化体系的整体性和支撑这种文化体系的精神机制;针对主体精神结构的缺陷,提倡意志品质的重塑。第二部分阐释沈从文的理想人性重建在现实境遇的得与失:沈从文所信奉的“文学革命”,是用文学的手段来完成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变革,相对于社会革命给人带来的变化而言,这是一种更为深入、彻底的变化。沈从文提倡“文学革命”,意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和民族国家的重建,但却因过分强调目标与手段的同一性而失去现实可行性,最终不免走向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
二、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地位不可撼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地位不可撼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科学 |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 (三)科学价值观 |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五)分期说明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2）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 后记 |
（3）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权力渗透两性关系书写的原因 |
| 第一节 :对权力的关注以及创作兴奋 |
| 一、成长记忆的灌注 |
| 二、创作观念与实践的转变 |
| 第二节 :因性而别的社会文化语境 |
| 一、社会化的性别 |
| 二、男性统治 |
| 第三节 :性别、权力对文学的影响 |
| 一、性别书写与文学 |
| 二、权力书写与文学 |
| 第二章 :权力统摄下两性关系书写的特点 |
| 第一节 :多种权力交织下的女性基本面相 |
| 一、经济权力下的生存困境 |
| 二、家长权力下的婚恋悲剧 |
| 三、对“人在人上”的政治权力攀附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思想与膨胀权欲交合下的鬼胎 |
| 一、封建宗法的规训 |
| 二、权欲与封建思想结合下的“怪”相 |
| 第三节 :传统性别主从关系模式的撼动 |
| 一、男主女从模式书写 |
| 二、男性绝对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权力异化两性关系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权力的生产与覆灭 |
| 一、认同与暴力的双重构序 |
| 二、腐败与反扑的内外倾覆 |
| 第二节 :权力的实施 |
| 一、监视与裁决的隐秘支配 |
| 二、检查与示众的同向震怖 |
| 第三节 :权力对爱欲的控制 |
| 一、爱欲与文明的对立 |
| 二、权力与性的重合 |
| 第四章 :权力异化两性关系书写的意义 |
| 第一节 :深掘人物悲剧命运根源 |
| 一、隐于无事悲剧下的权力失语 |
| 二、生于文化劣根下的“身上鬼” |
| 第二节 :对伤痕文学中知识分子救赎逻辑的解构 |
| 一、“公子落难”叙事模式的质疑 |
| 二、“美好家园”的改写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自觉文化反思 |
| 一、尚未成功的国民性改造 |
| 二、权力伦理想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个”的界定 |
| 第一节 “个”的概念所指与界定 |
| 一、“个人”与“个人主义” |
| 二、“个人”与“自我” |
| 三、“个”与“个人” |
| 第二节 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展与衍变 |
| 一、“个”淹没于“群” |
| 二、“人”过渡到“个人” |
| 三、“个人”分离于“人” |
| 第三节 “个”在鲁迅思想中的位置 |
| 一、“个体”的精神内涵与“主观”意力之独立 |
| 二、作为个体的人生历程和自我认同过程 |
| 第二章 “个”思想形成的时代语境 |
| 第一节 鲁迅早期“个”思想的内在逻辑 |
| 一、“以己为中枢” |
| 二、“个人”与“众数”的对立 |
| 第二节 “个”与“群”:早期鲁迅与晚清思想的若干关联 |
| 一、严复的“群己之辩”与梁启超的“新民之说” |
| 二、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与鲁迅“个”思想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三节 “自我”与“个人”:异域语境与早期“个”思想的形成 |
| 一、西方思想资源中鲁迅“个”的思想:以尼采、施蒂纳为中心 |
| 二、鲁迅“个”思想的生成:基于中西语境的选择与接受 |
| 第三章 早期五篇文言论文中“个”思想的梳理 |
| 第一节 “超乎群动”的“人类之能” |
| 第二节 “科学”与“神思”、“思理”与“圣觉” |
| 第三节 “灵明”与“精神”、“主观”与“意力” |
| 第四节 “心声”“新声”“诗力”“诚” |
| 第五节 “内曜”“心声” |
| 第四章 “个”思想的发现与衍变 |
| 第一节 “个的自觉” |
| 一、主体之“无”与“罪的自觉” |
| 二、“个的自觉”:启蒙思想的确证 |
| 第二节 “个人的发现”与五四时期鲁迅“个”思想的衍变 |
| 一、五四之“公同信仰”与鲁迅之“个” |
| 二、“个”之质疑与重塑:“呐喊”与“绝望”、“彷徨”与“心声” |
| 第三节 “个”之重新觉醒与生命的筹划 |
| 一、《野草》:生命的追问 |
| 二、“个”思想与鲁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独立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 |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近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 |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接受与超越民粹主义思想 |
| (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三)考察和借鉴西欧工人政党的建党经验 |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
| (一)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初步显现 |
| (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基本形成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曲折发展 |
| 第二章 1903 年前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内容 |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 |
| (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革命的代数学” |
| (二)加强理论宣传与思想鼓动 |
| (三)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 |
| (四)抵制宗教思想的冲击,“用精神武器去阻止信教的同志”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 |
| (一)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体现阶级性、先进性和独立性 |
| (二)明确党的组成成分,确保“无产者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 |
| (三)坚定党的政治斗争,为“工人争取政治的统治地位” |
| (四)落实党的斗争任务,将当前任务与最终任务相结合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 |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是党进行革命的旗帜 |
| (二)坚守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坚持科学性、严密性、团结性、人民性 |
| (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实现政治自由与党内民主 |
| (四)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最终“一切策略都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 |
| 四、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 |
| (一)坚持从事实出发分析革命形势的思想作风 |
| (二)坚持理论研究指导革命实践的学风 |
| (三)坚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 |
| (四)坚持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战斗作风 |
| 第三章 1903 年后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转变 |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转变的阶段过程 |
| (一)1903 年——1908 年的孟什维克立场 |
| (二)1908 年——1914 年的反对取消派和马赫主义的合作立场 |
| (三)1914 年——1918 年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转变的集中表现 |
|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的转变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转变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转变 |
| (四)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转变 |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的原因及影响 |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 |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转变带来的后果 |
| 第四章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比较 |
| 一、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关系的变化 |
| (一)苏黎世的初次会面 |
| (二)全方位的并肩战斗 |
| (三)双方的激烈论战 |
| (四)再次合作打击取消派和马赫主义 |
| (五)两人彻底的决裂 |
| 二、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争论焦点 |
| (一)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之争 |
| (二)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争论 |
| (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的争论 |
| 三、对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争论的评析 |
| (一)二人思想产生分歧的原因 |
| (二)二人思想争论在俄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影响 |
| 第五章 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 |
| 一、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积极贡献 |
|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 |
| (二)促进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
| (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
| 二、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一)思想内容不够系统完善 |
| (二)思想表达不够清晰易懂 |
| (三)理论联系实际程度不够 |
| 三、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经验教训 |
| (一)在思想建设中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
| (二)在政治建设中要坚持党的领导 |
| (三)在组织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 |
| (四)在作风建设中要加强个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6）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推证“读书种子”名义 |
| 第一节 “廉耻之道”与“有耻之士” |
| 第二节 “躬行君子”与“读书君子” |
| 第三节 “六艺之学”与“读书种子” |
| 第四节 “士之典范”与“读书种子” |
| 第五节 “古今仁圣”与“读书种子” |
| 第六节 “习气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七节 “知识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一章 “劲节不同群”的“读书种子”方孝孺 |
| 第一节 “优美门风”与“自立其志” |
| 第二节 “善学君子”与“六艺之学” |
| 第三节 “不寻俗好”与“独契前贤” |
| 第四节 “勇于自治”与“修身为本” |
| 第五节 “纷纭野鸟”与“圣学真凤” |
| 第二章 “狷介独行”的“读书种子”宋濂 |
| 第一节 “文章知己”与“文章种子” |
| 第二节 “逢缘遇境”与“一变至道” |
| 第三节 “素狷之士”与“狷者一狂” |
| 第三章 “独行违俗”的“读书种子”王阳明 |
| 第一节 “遭遇患难”与“返之六经” |
| 第二节 “媚世乡愿”与“乡愿意思” |
| 第三节 “素狂之士”与“素刚之士” |
| 第四节 “有道学问”与“圣贤血脉” |
| 第五节 “忠信之道”与“良知之学” |
| 第四章 “宏览博物”的“读书种子”方以智 |
| 第一节 “世家子弟”与“故家旧味” |
| 第二节 “读书之士”与“博学君子” |
| 第三节 “娟而狂者”与“旷达之士” |
| 第四节 “破家之子”与“异类中行” |
| 第五节 “孝悌之道”与“天地孝子” |
| 第五章 “行己有耻”的“读书种子”顾炎武 |
| 第一节 “读书世家”与“奇质嘉种” |
| 第二节 “诗文种子”与“学问种子” |
| 第三节 “立人大节”与“行己有耻” |
| 第四节 “博学于文”与“临文主敬” |
| 第五节 “典型未往”与“树式后辈” |
| 第六章 “不随众狂”的“读书种子”王夫之 |
| 第一节 “弘道之人”与“豪杰之士” |
| 第二节 “正学醇儒”与“读书种子” |
| 第三节 “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 |
| 第四节 “观其所恒”与“依然故旧” |
| 第五节 “天地元气”与“圣贤学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8）论王富仁鲁迅研究中的“立人”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王富仁鲁迅研究思想形成阶段的研究 |
| 二、关于王富仁鲁迅研究思想发展阶段的研究 |
| 三、关于王富仁鲁迅研究思想成熟阶段的研究 |
| 第一章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社会背景 |
| (一)关于“鲁迅”的窘境 |
| (二)中国人的激情与彷徨 |
| (三)对文学价值的重新确认 |
| 第二节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个体背景 |
| (一)王富仁的“生命体验” |
| (二)王富仁的“泥土气息” |
| (三)王富仁的“边沿意识” |
| 第二章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文本层析 |
| 第一节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王富仁对“立人”的方法论思考 |
| (二)王富仁对“立人”的文化观思考 |
| 第二节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主要表现 |
| (一)对中国劳苦群众的形象重塑 |
| (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重建 |
| 第三章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精神指向 |
| 第一节 王富仁与鲁迅的心灵契合 |
| 第二节 在思想发展基于“个人”的爱 |
| 第三节 在现实领域考虑“众数”的人 |
| 第四章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从文化批判的层面达成现代化 |
|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 |
| (二)鲁迅之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意义 |
| 第二节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实现启蒙 |
| (一)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意识主体 |
| (二)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尺度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伤痕-反思小说中的“家庭”与“人性” |
| 第一节 “救救孩子” |
| 第二节 干部、家庭与现代化 |
| 第二章 改革文学中的“家国”、“长幼”与“公私” |
| 第一节 改革文学中的家庭、国家与人群 |
| 第二节 改革文学中的“长幼”、“新旧”与“公私” |
| 第三章 寻根小说中的“父子”、“家族”和“革命” |
| 第一节 寻根小说中的“父子”叙述 |
| 第二节 韩少功与王安忆:“传统家族”(革命)的两副面孔 |
| 第四章 先锋小说中的“家庭”与“个人” |
| 第一节 矛盾的“父权制”家庭形象 |
| 第二节 马原与积极的“去历史化”个人 |
| 第五章 路遥的“现代化梦”与“现实性家庭” |
| 第一节 从“分开的家庭”到“复合的家庭” |
| 第二节 “自由恋爱”、“奉献型家庭”与“城乡平等” |
| 第三节 “离家出走”与“家庭幽灵” |
| 第六章 张翎小说中的“家庭”与“1980年代”谱系 |
| 第一节 前期叙事中的“新家梦”及其“1980年代”内涵 |
| 第二节 “新伤痕叙事”:近期作品中的“家庭创伤”书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10）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与问题的提出 |
| 二、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
| 第一节 “做人观念”与“人的自觉” |
| 一、沈从文与“五四”和“五四人” |
| 二、“工具的重造” |
| 第二节 “抒情”与“文学的自觉” |
| 一、情与理的交融 |
| 二、情感的深度 |
| 三、“抒情”与“文学的启蒙” |
| 第二章 “乡下人”的边缘立场与启蒙者的建构 |
| 第一节 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想象与重构 |
| 一、“乡下人”的边缘立场 |
| 二、用“抽象原则”重建知识分子 |
| 三、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坚守 |
| 第二节 “名”“实”之间的角色定位 |
| 一、对鲁迅“战士”角色的评判 |
| 二、中西启蒙运动中的“名”与“实” |
| 三、沈从文的遁“名”求“实” |
| 第三节 “乡下人”的现代内涵与“湘西神话”的文化策略 |
| 一、“压扁人性的乡愿”——抗争传统儒学 |
| 二、“吾丧我”——抗争现代文明 |
| 第三章 沈从文的人学思想 |
| 第一节 概述部分 |
| 第二节 生命强力的彰显 |
| 一、都市空间的“爱欲” |
| 二、湘西世界的“爱欲” |
| 三、“爱欲”的抽象与升华 |
| 四、沈从文“爱欲”书写中的“灵”与“肉” |
| 第三节 人与自然的契和 |
| 一、以人与自然的契合为形态 |
| 二、以民族文化重建为现实目标 |
| 三、以“世界主义”为延伸 |
| 四、在“立人”中的意义与局限性 |
| 第四章 具体地看待启蒙对象 |
| 第一节 “妇女解放”问题中的性别及其它 |
| 一、关注性别差异 |
| 二、观照人的精神与灵魂的隐秘之地 |
| 第二节 “各尽其性”中的阶层差异 |
| 一、下层人民与知识阶级的两个世界 |
| 二、关注阶层差异与启蒙在现实语境中的着陆 |
| 三、底层启蒙思想的多向性 |
| 第三节 “原人意味”中的个体真实性 |
| 一、本土语境中的弱化 |
| 二、个体经验与记忆中的还原 |
| 三、在思想与文学史中的意义 |
| 第五章 启蒙的路径、方式与契机 |
| 第一节 文学的路径:践行“文学革命”的长远目标 |
| 一、对文学与人性的信仰 |
| 二、与梁启超启蒙话语形态的相似之处 |
| 第二节 感性的方式之一:高举“爱”与“美”的旗帜 |
| 一、抵御宗教与“现代政治” |
| 二、重造人的心理本体 |
| 第三节 感性的方式之二:捕捉情感与本能的瞬间 |
| 第六章 理论意义与现实境遇 |
| 第一节 以“生命”为标尺的现代文化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文学革命”与人性的根本重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地位不可撼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权力入侵下的悲剧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两性书写[D]. 王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4]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D]. 周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6]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7]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8]论王富仁鲁迅研究中的“立人”思想[D]. 余成威.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作为叙事的家庭—1980年代小说研究[D]. 周师师. 厦门大学, 2018(07)
- [10]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D]. 马新亚.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