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亮迁都燕京与金朝的北境危机——金代迁都所涉之政治地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京论文,完颜论文,地理论文,危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旨在分析金政权的政治空间、战略发展方向与立国形势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辽、金之京制，涉及多个重要的政治空间问题，譬如辽后期形成的五京制即是其中之一。今天通常以为，五京与辽疆域内五个高层军政区“五道”相对应，其实是在首都之外，也给予地区政治中心以陪都之号。以地区中心为陪都之制度为金所继承。金自天会元年(1123)初定辽地，至卫绍王朝蒙古入侵之前，在五京、六京、七京之间，持续变动。这些非常简单的数字，牵涉到大片疆土的获得，或是战略发展方向的调整。又如本文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即首都的迁徙，亦是其例。迁都体现了政权力量的空间布置之改变，并导致国势发生变化。从首都作为一国政治中心的无可替代的地位来看，它与政权整体的政治形势发展趋势的关系，无疑是最为根本、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考古与沿革史的角度关注金代的都城，由来久矣。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上京及中都。前者自金末以降，久沦草莱，至清末再被发现，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909年发表《关于金上京》(《考古界》第8篇第9号)之后，相关论著以十数。后者自金以降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溯及金代之制，自有其必要性，以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为代表，参与讨论者亦不在少数，且有方兴未艾之势。至如全面论及金代京、都制度者，若小野胜年《辽金都城考》(《考古学论丛》第14号，1925年)，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3期)等，列述都城数、沿革、区位，以及金代陪都作为地方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与作用等。上述论著考证颇称精详，然鲜有越出首都这个特殊城市的框架，从首都与政权关系的角度作一考察者。仅有的几篇专文，提到了上京区位不便，燕京交通发达；女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移到中原，自上京驾驭全局有诸多困难。这些提法，都触及了问题的根本层面，揭示了金代都城的各方面具体情况及地位、功能。不过，若我们将都城置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由空间的角度充分展开，那么，对于一国政治中心之迁移，与政权的发展战略及其命运，有何等密切的联系，或可有进一步的认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充实金代都城与政治史的研究。
关于都城空间与政治形势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秉愉的论文《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该文将金代上京地位的变迁过程置于国家整体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讨论①：金熙宗朝在强化皇权的过程中，确定了上京的都城地位。同时，为与国家发展重心的南移相适应，又提升了燕京的地位。至海陵朝，都城由上京迁往燕京(中都)，并将猛安谋克集中南迁，使国家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南移。世宗朝虽然重新重视上京，但已是将它作为维系边防体系的重镇，而无法将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的空间布局，回复到熙宗朝的情形。至章宗朝，上京的地位更是进一步沦落，甚至丧失了纷繁边防体系的重镇地位。徐先生的总体研究思路是：考察“统治族群内部的危机与外来的挑战，如何促使国家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又如何影响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可见她对首都的考察，是建立在对金政权整体发展的关怀之上。以政治中心的空间变迁来响应政治环境的变化、进而又影响国家政策取向的踏进或转折，这条脉络得以清晰呈现。徐先生就金代首都与其国策、国运的讨论，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笔者同样对政治空间的格局变迁极感兴趣，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些许进展：一是由迁都以前政治要素的空间分布，探索迁都的动力；二是将迁都前后的政治空间格局进行比较，并展现这次格局调整在金－宋军事对峙中的意义；三是对迁都的前因后果作两面观，既探讨迁燕的合理性，更要探析迁都所体现的政权的发展战略及其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如都城－边疆关系的变动、边防体系的崩溃，对于金世宗以后的金朝立国形势有何等的影响。
如所周知，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于内政方面的影响确乎意味深长。然则，其于政权发展的空间方向、于金政权和周边政权关系、于金政权亡于外患之过程，究竟起到何种作用，这才是笔者所要着重考察的。其中最欲突出的，在于空间格局变动的重大政治后果。
一、金前期的疆域扩展、军政区建置与空间格局
从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起兵反辽之后，在女真人被迅速集结起来的同时，金政权又不断在西、南方向取得进展，以皇统二年(1142)宋金第二次和议之签署为断，金初的攻势持续了二十八年之久，灭辽之后，几绝宋祚，疆域一直扩展到淮河流域。这种发展速度，在此前的北方民族中是难得一见的。女真人的内部整合，至辽天庆六年大致完成，这是在底定辽东京道地区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②。而向西、南两面的推进，根据金对辽、宋用兵的间歇，在此后可分三波。第一波终阿骨打之世，至天辅六年(1122)平中京、西京已大致终结，至次年下兴中府及宜、锦等州为断，其结果是基本摧毁了辽的力量，除平州降而复叛，尚待次年占领，燕京下属州县已割与宋，金已经在其得自于辽的疆域的其他部分稳稳立足。第二波始于天会三年第一次伐宋，止于天会九年。在天会八年金军赢得富平之战及当年立伪齐，已初步完成，至次年略得陕西大部，大局遂定，其结果是将中原北部原北宋之地占为己有或赐予附庸，并且巩固了在河北与河东的占领成果。第三波始于天眷三年(1140)，金背盟夺回河南陕西地、重开战端，止于皇统二年宋金第二次和议缔结。在这一阶段，金政权完成并巩固了对黄-淮之间与陕西的占领。
上述三个阶段之间，战事亦在间断进行，但根据战事的密集程度与战略目标的变化，三波攻势还是较易观察和发现的。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每一波都伴随着战线的转移、军事区划的更新，同时，女真猛安谋克分布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金政权疆域的拓展，带动了其高层军政区的建置以建国之初女真旧居之地为起点，分阶段地外扩。并且，导致每一阶段新置的军政区，与上一阶段的种类和性质有所区别。于是，至金熙宗朝末年，金境内的高层军政区，在空间上层次分明：
女真旧居之地，围绕上京路，分布着蒲裕、胡里改、速频、济州等万户路，以及曷懒军帅司路、婆速府统军司路。这些路，大部分以万户为长官，是女真完颜部旧居之地及反辽早期(天庆六年以前)所并其他各部女真之地。万户为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伊始新创、用以统辖猛安之机构，其层级与沿自旧辽的都统司、统军司无异。
外围原辽境之地，是第一波向南推进的成果。大略按由东向西的方向，排布着东京路(主政者为留守兼兵马都部署)、曷苏馆路(都统)、泰州路(都统)、北京路(留守兼兵马都部署)、中京路(留守兼兵马都部署)、燕京路(留守兼兵马都总管)、西北路(招讨使)、西南路(招讨使)、西京路(留守兼兵马都部署)。旧辽之地，沿用旧辽之制，上述各路，或是以留守(兼本路兵官)主政的“京路”，或置都统司、招讨司路。路一级统军机构，皆仿辽制而建。
更南面原宋境诸路如山东东、山东西、河北东、河北西、河东北、河东南、京兆府、鄜延、庆原、熙秦路，一律以都总管府为本路主管机构。只有汴京路于留守司之外尚置有元帅府，以统领皇统二年重新夺得的河南、陕西之地，较显特殊③。
三个层次所实施的制度有区别，每一层次皆反映金政权于获取这些地区之时所受的制度方面的新影响，相邻的两个层次之间，也并非绝对的界限清晰。在女真内地与旧辽地之间，金政权获得婆速府路的控制权，明显迟于其他女真聚居之处。而曷苏馆路虽是熟女真居地，但既与完颜部之内地相距较远，且两者之间为旧辽之东京路所阻隔，沟通不甚顺畅。临潢、泰州等路经历辽金之交的重大破坏以后，前者沦落为罪人的流放之地，“如中国琼崖之类”④，而后者则有女真万户徙入，成为近边屯驻之重地，此二路应算是经过了金政权的“改造”，与辽代之情形已大不相同。而在旧辽、旧宋地之间，作为旧辽汉地、又一度为宋人所有的燕京路，也可视作一个过渡区域。但按所获疆土之先后，三大区域所呈现的制度差异，尚可算是一目了然。
与军政区层次分明地外扩相一致，猛安谋克在金代前期分阶段向西、南迁徙⑤。作为女真户的管理单位的猛安谋克，平日“小聚居”仍需较安定的环境，故战事初起，只是以丁为单位从女真内地的猛安谋克调发军队征伐。到征伐成功，主要战事结束后，部分军士应遣回原属猛安谋克所居之地，以俟下一次大举用兵再行征发⑥。正因有历次用兵暂告终结后的回归，才有可能在多次以倾国之力完成征伐后，女真内地仍存在着大量猛安谋克。不过大规模举户外迁的趋势不可避免地逐渐增强。即以户为单位，将部分内地猛安谋克整体迁入新得之地以起到长期的弹压作用，这应是猛安谋克迁居的用意所在。用兵平服，而后迁猛安谋克入新地以镇守之，故猛安谋克迁徙较之用兵之时，略有滞后。金初的第一波攻势催生了原辽地的各都统司。至天辅七年，辽之灭亡已成定局，因对辽用兵而置的咸州路－南路、保州路、上京路、中京路－奚路、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司，大多已由初时的战区演化为镇守区，猛安谋克户遂随部分镇戍军而迁去。而泰州路都统，初置之时，已职在镇守。由是，猛安谋克第一次大举外迁始于反辽之初而延续至天会初。大部分外迁者，仍在女真的原居地外缘。不过，迁到西南西北两路都统所辖的旧辽西京道、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辖区者，以及在上京(临潢)路戍边者⑦，所处已是较为遥远。
第二波攻势集中于河北、河东，天会五年在这两个区域分屯了诸多万户⑧、都统，可见当时女真在这两个地区兵力之集中。嗣后，金兵又南下至黄河以南，甚至淮河以南，天会七年一度分两路深入江南。然至黄河以南，已渐感不适，虽然占领的过程较为顺利，但旋即以其地赐伪齐，相信天会五年之后迁徙猛安谋克，当及河而止，只进入河东、河北，不应南逾黄河。迁入时间应在天会后期⑨。
天眷末，金廷终决定直接管理黄河以南之地，背盟夺回河南、陕西地。至皇统二年，第三波南向的攻势完成。自此，猛安谋克的第三轮外迁开始：
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焉，若遇出军，使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⑩猛安谋克遂由松花江流域扩散至淮河北岸。
金代兵制，也使用女真以外各族的兵力。如东京路有渤海军，西京路、河东路有奚军，契丹与其他游牧族的士兵，驻于西北、西南、东北、临潢等路，为金政权守边(11)。内地又使用汉人签军。但是，女真士兵始终是核心的力量。金前期太祖至熙宗朝，在间歇性的用兵过程中，约半数猛安谋克终究被逐步带到了全境各都总管、招讨司路。熙宗末年的情况，概言之，就是女真“内地”这个军事重心已经不是那么稳固。三十余年间占据的广袤领土，占用了太多的猛安谋克。结果就是，“内地”的力量逐渐空虚。而由于宋金冲突不断，金廷继续将军力的布置偏向南方，这一趋势也是可以预期的。如此趋势之下，金政权由“内地”来遥制全境，就越来越艰难了。
金初的政治中心即完颜部旧居之地，处于女真族居地的核心位置。此后于此居地建置的诸万户路以及稍外缘的都统路，拱卫着这一政治中心。在灭辽过程中，金之疆域急速膨胀，金廷遂在原来基址上大举营建，使之与“大国”之地位相称。天会二年开始“经画”新城(12)，天会三年三月始营乾元殿，至五六月间宋使许亢宗赴金贺即位之时，殿宇粗成，且“皇城”之内，正“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千百间”(13)，正当营建规模正盛之时。然楼橹虽立，名分则未定。前此后此，宋人则仍以“皇帝寨”(14)或“御寨”(15)目之。至于金人，始称“内地”(16)，继号“京师”(17)，却未将其纳入袭用辽代旧制的京、都系列。而经营十余年之后，新城必已规模宏壮，至熙宗天眷元年八月，遂有相关制度上的建设，命名“京师”为会宁府，升为上京(18)。城池之大举兴建与名份之确定，意味着金政权前三朝有长期居留内地之打算。
但随着疆域扩大，军政区向西南单向扩展，京师－上京会宁府对新获疆土的控制力无疑在不断减弱。三个实施不同制度的层次，越往西、往南，越难以掌控。对猛安谋克的管理，也随着他们大量西南迁徙而渐显无力。两种现象相叠加，使原来的力量核心在空间上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导致国家的军事重心距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金初的格局不再适应领土急速膨胀之后的政治形势。
这一困境，其实早在金初，就已受到关注。金太祖天辅七年，升辽西重镇显州置广宁府(19)，并置枢密院于此(20)。这两重措施，显得非常突兀：金初据有辽地，首都、陪都而外，建府者仅黄龙、兴中二府，皆是沿辽之旧。再观金得宋地之后，全境有府二十六，除婆速府为女真居地的特殊建置，仅新置益都、临洮二府，且皆是一路会府(都总管治地)。那么，早在天辅七年便建置广宁府，必有深意焉。又，枢密院之置也，后世习惯于视之为金政权灵活变通、将辽代的中央机构改造为地方机构的例证(有如天会末所置之行台)。《金史·兵志》载：“燕山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似可作为金初枢密院“地方化”之例证。然则，即便枢密院仅仅是“总领汉军”，又何必非置于广宁府不可？且显州在旧辽乃深具象征意义之重镇，辽人皇王与世宗陵寝所在，金军于天辅三年攻克之初，尚大肆焚掠(21)，四年之后，又何以如此重视此地？此本难索解。然据北宋末蔡絛记载：“辽东有显州者，虏之名郡也，去金人巢穴所谓阿脂川颇近，金人初欲徙国，籍燕地所得臣民仪物，立都于显州。”(22)此说实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天辅七年金政权对于广宁府有怎样的考虑。联系到位处辽东、辽西之间的广宁，实为形胜之地，是联系女真内地、汉地、旧辽上京中京道之交通枢纽，蔡絛之说，应当有相当大的可信度。初时置府于此，恐不得以后世之散府视之。而枢密院置于广宁，其初恐非拟以地方机构处之。可以想象的是，同年张毂据平州突然叛金，导致金政权迁广宁之议中辍。而“内地”－上京会宁府的政治中心地位遂得保留，且随着金熙宗正其名位，在金之前三朝有愈趋巩固之势。
居一隅而震慑天下，于前后历代所见多矣。秦、汉、隋、唐统一之后仍居关中，元、明、清虽相嬗代而大率都于燕京，金以起家之所会宁为其力量辐射的起点，与秦、隋相同，亦无可厚非。然历代偏处一方，皆有其立国之本：必先有人口基础，可为控御天下提供足够兵员，若以为人口不足，甚或有强制徙民之举。之后调集全国资源以供养兵员与政府，若调集不便，则或有筑路开河之举。由是，政治中心的空间位置即便远离地理上的“天下之中”，亦足以立国。而金之上京会宁府，全然不具备上述条件。财源或者可以输入，但有限的女真人口在国初被统合以不断夺取新疆域，此后便难有进展，反而是不断迁出。而徙入他族人口，在军事上，却难以为用。天会二年修建多条驿道，南达“南京”(前辽之平州)，西抵春州、泰州，进而通过前辽政治中心临潢府，与西北路、辽西、山后沟通(23)，但即便如此经营，亦仅能略为减轻女真内地与大部分疆土之间山重水阻、沟通不便的困境。军事重心离开“内地”、与政治中心相分离的趋势无从扭转，而金的主要敌对力量，正在离内地最遥远的南部边境之外，这种外部形势显然也与秦汉隋唐绝不相同。于是乎，金初所建主征遐方且统管新得境土的元帅府以及仿隋唐之制而建的行台，遂成为长期的建置。天会十三年熙宗初即位，欲行强干弱枝之策，遂将长期镇守燕京以南的都元帅粘罕升任“领三省事”(24)，调至会宁府，两年后，粘罕遂下狱而死(25)。《会编》注者云：粘罕乃“杰黠之魁，而亶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在燕云则有众，在本土止匹夫耳，虽欲抗之而不可得也”(26)。南境直是粘罕的独立王国，金熙宗欲削其权，则需调粘罕至“本土”；粘罕既死，而金廷对南境的控制却仍然勉强。直至皇统元年，燕京路方隶于中央(27)，但西京路以及新得河南、陕西之地，又归于驻汴京的都元帅府－行台尚书省。对于遥处南边的黄河两岸之地，金廷实是鞭长莫及。
海陵王完颜亮即位之初，面临的就是这种亟待变化的空间格局。金政权必然要在政治要素的空间安排上作出较大的变动，要么收缩实力，以便于旧的政治中心能够居中调控，如此举措，对于“祖宗”的艰难创业，显然是一种背弃的行为，也有悖于海陵的勃勃雄心。那么剩下的只有迁徙政治中心，以维持对已有疆域的牢固控制。由此看来，贞元元年(1153)迁徙政治中心于中都大兴府，是一种顺应形势之举，甚至海陵还有意识地推动了这一形势。他划一各路，将女真内地万户、都统路改置为节度使、都总管路，部分抹除了这些内地路分的特殊地位。这样，内地的军事重心地位进一步弱化。
二、完颜亮迁都后的金政治地理格局及与辽、宋之比较
仅从空间上看，金朝之定都燕京，较其他朝代更为合理。它的北部疆域，无论就整体、还是就中心(会宁府)而言，都偏向东面。而南部疆域之大部分，则较燕京更在西面。若将金前期的政治中心会宁府与金后期的政治中心、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汴京之间相连的直线视作金疆域的中轴，那么，燕京非常靠近这一中轴。从人口和经济等要素的分布来看，燕京较为偏南，靠近南部的发达地区，这也合乎历代定都的惯例，但同时，它与会宁府，较之与汴京的距离，也不算相差悬绝。加之大量猛安谋克南迁燕京以南、其他半数则仍留在女真内地，从军事力量分布来看，燕京也近于金政权的中心。要之，综合考量主要地理因素，燕京近乎金疆域的地理中心，徙都于燕，政治中心便与地理中心合一了。就城市本身而言，唐以来的幽州－燕京，一直是中原东北部控扼塞内外的军事重镇、全国范围内的次一级中心城市，自辽前期始，又已有二百余年作为陪都的历史，故其作为新的首都，绝非没有基础。
完颜亮于贞元元年，改燕京析津府为中都大兴府并定为首都之后，金疆域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截然的变化。在构成金疆域的三部分之中，旧辽之地在中都的西北部，女真旧地的诸万户路在其东北，旧宋地在其南，金藉以立国的最重要军事资源“猛安谋克”在北面仍是最为密集，财政方面则可借助南部，首都位于天下之中的区位特征，使之较易调动和分配各类资源，并可向各个方向均匀地辐射政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与前期的失衡状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若作时代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调整之后金疆域的政治地理形态，已接近于辽、北宋的格局(28)。至于辽代的格局，自太宗朝以后，已形成以临潢府为核心，其他各道、路四面拱卫的形势，至道宗朝，更出现了以上京、中京两道为中心，为东京、南京、西京三道及西南、西北、乌古敌烈、平州诸独立的军事路紧紧围绕的格局。辽、宋及金迁都前后的格局，可简化为如下图的模式(图1)。尽管所处区位有所区别：辽疆域整体偏西，东西向较宽；金疆域偏东，南北向较长；而宋疆域在南，近圆形。但三个时代的结构，最大的共性一目了然：它们的政治中心，在空间上都较为接近疆域的中心位置。
图1 宋、辽、金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示意图
笔者对三个时代的各大区域的界定标准虽不同，但同样择取了各政权政治生活中的最关键成分。而由此得出的另一个空间上的共同点，或许更值得注意：三个时代，政治中心都被不同性质的区域从不同方向包围，这些区域之间，分界非常清晰，故而在简图中可以扇形来分割各区域。在北宋，是不同的功能区各处一方。在辽，是得自不同政权、民族的土地，自然而然地分布在不同方向。在金，则与辽相近。或许可以认为，贞元迁都之后金代的空间结构，已与辽、北宋一般，非常符合政治要素合理配置的要求。当然，仅仅通过首都易地而置以迁就原有的政治地理结构，仍是不够的。尚需对其他政治要素的空间分布进行改造，使迁都达成的空间规整状态、由迁都而得到强化的金廷的控制力，进一步得到提升。
迁都之初，海陵立即大举南迁女真内地之猛安谋克：“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29)据三上次男估计，当时“从上京路迁往华北的猛安，一共就有十二个”(30)。此次大规模迁徙之后，是“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奉迁始祖以下梓宫”至中都(31)，并废会宁府“上京”之号、毁撤会宁宫室(32)。这些都表现了海陵对此前政治传统的决绝态度，以此显示比熙宗更大的格局。
早在迁都两年之前，海陵已借助宗弼之死、暂时未有重臣强力控制南境之机，废罢汴京行台(33)，金境内遂不再有脱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此举之目的，正在于继续熙宗未完成的强干弱枝的大业。政治中心迁至中都之后，较之上京，与河南、陕西的距离缩减了一半以上，南境不再是金廷力量遥不可及之处，迁都之举，巩固了两年前的中央集权之成果。
迁都以后，海陵在军政区的建置上，也继续作出调整。早在天德二年(1150)军政区大调整之时，海陵曾置山西统军司，统领西京、西南、西北三路军事。这并非增重山西的军事地位，最多只能说维持了原来的地位。因为山西统军司的前身，是地位尊崇的副元帅或监军负责的军、民政合一的机构，这一机构改置为统军司，是当年“改元帅府为枢密院”、强化中央对南境直接控制力的后果之一。而到了贞元迁都的当年，却撤废了山西统军司，使得西京路及以西、以北地区，不再存在高于都总管或招讨司路的区划。相反，大约在正隆中，却建置了山东统军司。这就相当于将山西的统军司移到了山东。虽然只是局部的调整，但却可以看出他的全盘考虑。从熙宗朝末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统军司，转变为海陵朝末的陕西、河南、山东三统军司，对战争的统合能力的强调，在空间上向东、向南移动，且使金疆域南境的统军司的建置、方位，与南宋的江淮、荆湖、四川三制置司(宣抚司)完全对应了。再考虑到贞元迁都的同时猛安谋克的大量南移，可以肯定地说，迁都所导致的金政权军事、政治重心的南移，给宋政权带来更大压力。这或许正是海陵迁都的初衷。
三、迁都燕京所体现之金朝战略发展方向及其不利影响
事实上，完颜亮只是以“新政”的方式，使推出适应新形势的改进措施的步伐早迈出若干年，若说他转移了金廷的关注点，改变了政权的发展方向，那未免有点高估他的方略。毕竟是时势促动他而非他创造时势，他不过是比金熙宗有更敏锐的对于当下局势的判断而已。“南倾”之势，绝非迟至海陵朝方才显现。
在东境，金太祖末及太宗时期，曾因旧属辽境的鸭绿江下游东南岸之地，金与高丽一度有所龃龉，但金初两朝对高丽终采容让之策，以割弃争议地区而换得高丽称臣。在西境，金太宗、熙宗朝不断满足西夏的领土要求，先将河湟地区的乐、廓、西宁州让与西夏，又听任西夏攻取府、丰州。从皇统中陕西的都总管路区划来看，熙宗心目中存在一个西夏不会启衅的预设(34)。短期之内，确乎如此。由此，金政权获得了东、西两面的暂时安宁。
在北境，金初天辅五年建置泰州路都统。该都统的职责在于镇抚北部的乌古、迪烈诸部，是对辽代乌古敌烈统军司的职责之部分继承。但是，其治理中心后缩至辽代东北路境内。且无论后来另置乌古迪烈路，还是将它与泰州路合并为东北路，这些路的辖境，都只及于今大兴安岭以东地区，较之辽代相应机构的辖境大幅退缩。而辽代主理西北面鞑靼部族事务的西北路招讨司，入金之后看似得以延续建置，但其治所、辖境实已退入辽代西南面境内，完全放弃了蒙古高原及以西地区。金初东北、西北建置的变化，非常鲜明地表现出，女真放弃了辽曾经稳固占领的蒙古高原以后，退守大兴安岭以东的意图。对岭西地区，仅能以羁縻政策或分化手段来配合其守势而已。
综合考量海陵以前在东、北、西北、西面的措置，明显可以看出，金政权于诸方向皆采取退缩之策。对于金作为一个强国却对周边小政权持如此理智、收敛之态度，似乎值得称赏。然而，对其他政权谦冲礼让，自然不是金政权的立国之本。它在东、西、北三面之“谦退”，是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方向，一个在本政权盛时始终倾尽全力对抗、打击的对象，即宋政权。金太宗、金熙宗固守旧居之地上京会宁府，但这两朝主要的对外事务，便止于侵宋一事。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分离之势渐强，也正是这一坚定的战略所致。
而海陵朝的政策，有力推动而非扭转这一战略倾向。山西统军司之废，定都于一墙之隔的中都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恐怕是出于防夏制夏、北控鞑靼的动力进一步减弱。这与辽代兴宗朝升云州为西京、在西境强化对西夏之防遏相比，恰是相反的做法。而在北境，正隆中倾尽国力南征，尽起“西北路契丹丁壮”(35)南下，抽空女真内地与西北路的边防力量，便是“南倾”政策的极端表现。此举直接导致了撒八－窝斡之乱，金初以来契丹－女真矛盾总爆发，乣军与群牧体系几乎崩溃。
或许至今为止，史家对于撒八－窝斡之乱的重视程度仍是不够的。此次事件对金的国力造成的创伤长时间无法愈合。虽然窝斡早在大定二年(1162)已被擒杀，但自此北境契丹人离心之倾向愈强，难以为用，而金廷也不再信任契丹人，殚思竭虑者，在于边境契丹人如何不至于为患(36)。若说金初勉力构建的以契丹对抗鞑靼的防御体系已至瓦解的境地，并不为过。我们将史料中零星的记载拼合起来便可发现，早在大定初平定窝斡之后不久，北境形势已渐显严峻。此后不断重构防线，但显然成效不著。
大定五年，正隆南征败后不数年，金廷于“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37)。可以想象的是，这是在修补窝斡乱后北部边疆留下的防御空隙。成效如何？从大定二十一年大举增筑边堡、重构防线之事实(38)来看，大定五年以后，北境绝不宁定。正如徐秉愉所说，“海陵将政权在上京地区长期蓄积的国力，一举迁至华北之后，原本稳固的北方边防出现了严重危机”(39)，只是尚未至于破坏世宗朝“盛世”氛围的程度。至章宗朝，却已成了首要的外患。元人所修的《金史》虽然对金章宗朝金政权与鞑靼诸部的冲突多有避忌，不过，仍有相当的信息透露出，当时金廷与广吉剌、山只昆、合底忻、阻
(塔塔儿)各部的冲突已达到关乎国运的地步。明昌末、承安初金在北境的战胜，沉重打击了各部，暂时止住了塔塔儿部的强势发展(40)。但蒙古高原的风云变幻，远非金所能控制。于是，增筑边堡又成为最稳妥的办法(41)。
但是，金以边墙自限其足，是任由鞑靼诸部自由离合，以强并弱，直至最终出现一支最强大的力量统一蒙古高原为止。而尚在此前，鞑靼的侵袭就远非一道边墙可以抵挡了。今据《金史》，自大安三年(1211)始，鞑靼之患突起。然则，金罹鞑靼之患，实非迟至大安中。向有《南迁录》、《大金国志》等，曾载章宗朝爱王叛事甚详，据载，其起于明昌五年(1194)，并结鞑靼为助，其祸下延至卫绍王朝蒙古全面入侵。宋之史官李心传认为《南迁录》“事悉差误”，但他也同样相信爱王之叛确有其事：“爱王，葛王(金世宗)孙也。……据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结契丹、蒙古以叛，取慈、岳等州。时(爱王之父)越王在咸平，契丹檄金人请立之为帝。金主徙王于庆阳，五月丁酉，赐王死，诛其家属八十余人，惟爱王在焉，至今为金国患。”又谓：“越王有二子，长曰爱王，赵妃所生，葛王爱之，赐以铁券，璟恶之而不敢杀也。爱王寻居上京以叛，越王遂为璟所杀。”(42)然《大金国志》既为伪书，则其历数爱王事之具情，皆难信也。而李心传所载之事，在王静安看来，也是误信金境所传来的讹言。事实是：“明昌以后，北垂多事。三次远征，与筑壕之役，前后数年，天下为之骚动。镐、郑二王适以此时先后被诛……民间不知征调之因，因讹传爱王作乱之说。”(43)基本否定了章宗朝内难外患相结合、扰动北境之说。
然而，终章宗一朝鞑患未尝稍止，却是可以肯定的。明昌四年，金御史中丞董师中上言：“今边鄙不驯，反侧无定，必里哥孛瓦贪暴强悍，深可为虑。”又称：“况西、北二京，临潢诸路，比岁不登。加以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44)足见章宗初年，蒙古诸部侵边已见端倪，且界壕之修筑，也已重新提上日程。
明昌六年(1195)至承安三年(1198)金廷与合底忻等部的三次大战，使边境之危机稍得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消解危机。泰和二年(1202)四月，金刑部尚书李愈进言：“北部侵我旧疆千有余里，不谋雪耻，复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枢密副使阇母等不足恃也。”(45)是知明昌、承安之用兵，固然击退了诸部之大举入侵，但此后诸部仍有可能随时突入。前此的大战，固然重创了合底忻、山只昆等部，但二部仍很活跃，他们与较成功地保存了实力的弘吉剌与塔塔儿部，共同聚集于札木合麾下，构成与铁木真争夺大草原霸权的对立方。承续承安三年的各部之间、各部与金的关系，在当时，札木合一方也是一个反金的联盟。泰和二年四月，正是札木合集团与乃蛮合力，会战铁木真集团(阔亦田之战)的前夕，他们固然暂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草原，但在这个联盟的遮蔽下，金廷自然就无力雪耻，尤有甚者，尚需警惕他们忽然掉转方向，再次入侵(46)。次年，果然有“撒里部长陁括里入塞”，为金军击退(47)。此时阔亦田之战已结束，札木合联军溃败，然北部犯边之举则未尝中止(48)。
对于当时的北境形势，宋廷也必然有所了解。宋赴金之使臣，是一个情报来源，但更重要的信息，应当是通过边贸场所“榷场”获得。金在北境的颓势，引发了对宋人乘势北上的忧虑，遂着手强化南境的防御。同时，也试图通过禁止榷场贸易来封锁消息，这证明迟至泰和三年(1203)，北境的形势仍然严峻。而此举反而坐实了宋对金朝形势的判断。《宋史》载，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金国多难，惧朝廷乘其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榷场。边衅之开，盖自此始”(49)。其意谓，开禧二年(1206)宋之北伐，实因宋人确信金国正逢“多难”之时，故借机启衅。章宗朝之“多难”，确有其事。韩侂胄之误，在于高估了金内难之严重程度，以为其已无力抵抗宋之大军。但是，章宗末年对宋“开禧北伐”的“惩戒”不算严厉，恐怕正是因为金北境的危机，已使其不敢对宋施予太大压力。
四、迁燕前后金朝北境形势的变化
金章宗朝结束二三年之后，金北境边患，终于达到了濒临亡国的危险境地。卫绍王大安三年，中都便遭围城之厄。此后形势一发不可收拾，挣扎三十年，终未能挽回灭亡之命运。金前期愈演愈烈、且以海陵迁燕得到体现出来的国力南倾政策，自然是将金推向这一结局的主要力量。而与此相关的是，定都燕京所形成的都城、疆土的区位及边防体系的性质转变，也是金政权无力回天的直接原因。
金的疆域扩展过程与定型后的疆域形状，在我国历代极为特殊。其由东北一隅向西南延伸五千余里，疆域整体呈显著的狭长型。这并不是一种易于守御的形态，置之于海陵朝前后的东亚政治空间中，金政权相对于周边政权或势力的优势劣势，相当醒目。
高丽、西夏两国附于金疆域的东、西两面，即有冲突，亦不构成对金政权的强大威胁。金与它所全神关注的宋政权的边界，与上京－中都－汴京这一串连各中心城市的中轴线几乎垂直，处于金疆域的短边。这条边界，与上京固然是山重水复，离新首都燕京也道途遥远。这里发生的事端，经过淮河以北大片区域的缓冲之后，其冲击力很难波及燕山之侧的新都城。就这一形势而言，金政权的防御压力较宋要轻得多，事实上对它来说，更多考虑的也是进攻的问题，即其疆域的狭长形态，要进展到何等程度才是极限。
薄弱处自然是在疆域的长边，即金的西北境。金与鞑靼活动范围的接界处，远较金宋边界为长。这条弧线无一处不存在被侵扰的危险。弧线北面外凸的部分，是金初主要由婆卢火所经营的泰州以西之地(天辅五年置泰州路，熙宗朝复析其西境置乌古迪烈路)，先是泰州路，再是乌古迪烈路，然后是东北路，军事建置的不断调整，显示了金初加强金山(今大兴安岭)防线的努力。不过，此防线的保护对象，是岭东的会宁府，金初的政治核心。婆卢火以万户之众屯田泰州，并在金朝史上首浚界壕于泰州以西，由是，金疆域西北面的这条长边，其北端相对来说是较为坚实的。这与金初的政治空间格局相适应。尽管当时的鞑患尚未至亡国的田地(50)，然而对于辽朝以来始终活跃的“阻卜”，金在建国之初，即已不敢掉以轻心。虽则其力不足以采取攻势，入据蒙古高原，但即使是守势，金山之麓的这条防线，也体现一种相当积极的防御姿态。于是，金之南下，便无后顾之忧。
但仅限于此线之北端。金军南下，进展迅猛，战线迅速拉长，占领区全面铺开，女真猛安谋克军之使用，也是倾其全力。如天辅五年定中京、向西追袭辽天祚帝，便以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集兵力于中京至西京一线(51)。天会八年与宋军决战陕西，又须由东线河南一带急调宗弼军(52)。直至皇统元年和议之后，大量猛安谋克军驻守陕西、河南，战事的终结也并未缓解兵力的紧缺状态。于是，金初以降被陆续收服的各游牧族，被编制为部族、乣与群牧(亦有部分猛安谋克)，为金政权守边，其中又以契丹人为多。他们在西南、西北二路固然是大量存在，在西北防线近北的东北路(若就海陵朝及此前而言，应是乌古迪烈路)之境，也分布了不少(53)。在旧辽已有相当成熟的应付阻卜之经验的契丹人，在金代仍被置于西北防线，可谓是人得其用。然而，金政权对于契丹人的依赖，一旦形成，便无法摆脱，西北防线的中段、南段防御力，几乎可以说是取决于契丹人的态度，或说是取决于金廷对契丹的政策。
都城迁燕，西北防线的重心，也即刻移动。泰州以西的金山防线，顷刻之间其重要性便“沉降”了。在海陵手中，会宁府变作一个普通的地区中心，连陪都地位也失去，金山防线所保护的，不过是这个国家中很寻常的一个区域，它又怎能保持过去的地位，成为关乎政权存亡的屏藩呢？对于新都燕京而言，边防要地，在临潢府－桓州－丰州一线西北的边疆地区。而此线两边，多的是部族、乣、群牧，以及契丹的猛安谋克。
由上京而迁中都，军事重心且随政治中心南徙。然而，防御的格局又岂能随一声号令便展奇效，使原先勉强维持的西北防御体系固若金汤？毕竟，海陵朝军事重心南徙的目的地，是广大的中原腹地，尤其是南境。西北边界即非不在其中，也绝不是重点。所以，当海陵临时推出一个过激措施，“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之时，边界契丹群起反金，金廷几乎无从抵抗，东至泰州、乌古迪烈路，西至西北路，边防瞬间崩塌，北境全线告急，契丹叛军一度及于古北口(54)。当此时，金廷终于理解，长期以来借重契丹守边的策略，根本上就是脆弱的。
但继续倚赖契丹人几乎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上百万的契丹人需要安置，而早在辽代就已拥有控制蒙古高原诸部落的丰富经验的游牧的契丹人，确实适合于担当广袤的边界地带的防御职责，这导致了金前期近半个世纪的倾向积重难返。而在女真人自身，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困难。其总人口未必能超过契丹多少，分驻境内各地弹压，已殚其力，确实很难指望纯粹依靠女真人固守边圉。这正是为什么世宗、章宗朝对于消除北边契丹人的强大势力进行了许多次尝试，却终没有成功的原因。这些尝试，在北境各地契丹人历次叛金活动后推出，但基本是比较无力的，即使世宗一度试图推行较强硬的手段，也是无疾而终(55)。
当然，反过来也应当看到，金廷试图削弱契丹人影响的另一面，是通过其他方式强化边境防御。兴修界壕是一项主要的替代工作。大定十七年修界壕事提上议程，与此前十余年来世宗设法削减北境契丹的势力，应有因果关系(56)。此后直至章宗承安中，耗时二十年，横亘北境的界壕终于完工。它以金前期陆续修筑的堡戍为基点，在连点为线的过程中，又增筑了许多新堡戍。与此同步的，则是在新、旧堡戍中置大量的兵员。按照大定五年“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57)的规模，大定十七年于同一地区增筑二百五十堡，驻兵数达六万余。其后将界壕贯通到西北、西南路，北境戍卒总数，或逾十万(58)。
当然，戍边者之身份，非必戍卒不可。大定十三年之前曾以汉军戍东北等路，该年乃内徙，十八年又“命部族、乣分番守边”(59)，这些守边者尚可算作戍卒，但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也曾经考虑，以“放良人”戍守临潢路诸堡，这就意味深长了。当时初计“临潢路二十四堡，堡置户三十，共为七百二十”(60)。若每户计八口(61)，则每堡约二百五十口，与上计每堡二百兵，人数相近。尽管“放良人”男女老少二百余口，与二百兵士战斗力相去辽远，但对当时的形势来说，这种部署暂时足以应付。正如正式战事中，金廷常以签军作为辅助力量，世宗所设计的放良人戍边，也相当于以携家带口的签军充屯垦斥候之职(62)。设若有重大战事，却要依靠屯驻于沿边各路核心地带的猛安谋克军。我们或可认为，当时金廷已意识到了境外部族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尚未至于在短期内爆发为一种亡国之祸。但换个角度理解这种现象，却可发现世宗朝北疆政策的窘迫：世宗希望以其他军队来取代契丹人守边，但似乎一直难以找到合适的、战斗力充足的替代者。至少是，他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去调集。
这个问题在章宗朝应该已得到解决。虽然我们无法找到章宗朝北境戍兵身份的详情和确切之数量，但随着契丹人被内徙，随着婆速火、北阻
各部相继叛乱，利用北族各部互相防制的策略已渐难奏效，可以肯定的是，女真猛安谋克军、汉军、签军被大量置换到沿边(63)。并且，随着边堡的增筑，戍边者的数量肯定远远超过世宗朝。据承安三年完颜襄所言，仅是临潢路边壕修成，“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64)，则知当时仅临潢路戍兵之半，已是数万之众。而北境沿边总兵力，必不下十万。至于修壕之役毕，是否真如完颜襄所预计的减戍兵之半，则另当别论。
章宗朝又是大举用兵，又是大兴工役，至承安末，北境边防，以重大的代价完成了重建。王静安对承安间所成就的北境障塞有较高的评价，以为蒙军后来能势如破竹地突入金境，实有颇多偶然因素，界壕本身不应简单否定(65)。但在承认“不可以成败论之”这一中肯评价的同时，我们尚应作一总体观，考察海陵正隆以前与章宗泰和以后的北边防御形态，发生了何等转变。
女真大军南下占领辽、宋之境，猛安谋克先后入驻新得各路，沿边之地如泰州(后入东北路)、临潢府、西南、西北诸路亦不例外。除泰州路在金立国之初即有婆卢火率万户屯驻，其他三路，据三上次男之统计与分析，至少各有三至五个猛安驻扎(66)。仅是这些已知的猛安，每路即已接近或超过万户(67)。然而，这些猛安，大多驻扎于一州甚至一路最紧要之处。以西北路为例，明昌七年，该路招讨司由桓州徙抚州，次年(即承安二年)，原隶于桓州的“西北路招讨司所管梅坚必剌、王敦必剌、拿怜术花速、宋葛斜忒浑四猛安”，随之改隶抚州(68)。猛安谋克既作为一路武装力量之核心，自然有必要驻扎于指挥机构易于召集之处，以利于快速作出反应。较这些以谋克为聚居单位、呈点状分布的主力军分布于更近边之处的兵民合一的人群，海陵正隆以前，是以契丹为主的各游牧居民构成的乣、部族及群牧所，以及契丹猛安谋克。由辽入金，这些人群的组织结构、管理者的族裔或有较大调整，但不变其生活方式。他们在较广阔的空间逐水草而居，同时为金政权放牧、守边，无论是与“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69)也好，或是采用其他较为和平的沟通与交涉方式也好，总之，以其经验与实力，为金政权负起直接遏制境外游牧族的职责。相对于后者，他们的明显优势在于更好的装备与统一的指挥，但相近的生活方式所致的影响力、震慑力以及信息沟通，也绝对不能忽视。
以契丹为主的各种游牧者被组织起来，在最近边之处，构筑起一条防御地带。逐水草者游徙其中的这个“面”，与沿边各路核心地带猛安谋克所驻的“点”，形成一个点面结合、动静互补、唇齿相依的立体防御布局，只要人尽其用，便是一种很稳固的格局。辽代之所以在其他游牧部族的不断冲击下长期保持对蒙古高原的控制，不正是因为有大量契丹部族被徙置边境？金又有精锐的猛安谋克军，可通过边境的防御而获得一定的缓冲时间，对入侵者作重点的打击，形势本应更为有利。
但这个立体防御布局，在撒八之乱后崩塌了。“废除经常和北方民族发生接触、惯于同他们作战的契丹人的猛安、谋克，而代之以不谙沙漠作战的女真人来指挥军队，当然是不明智的。”(70)可是，在契丹叛乱—金廷疑忌—改变其组织形态且内徙契丹的循环中，维持原有格局的可能性已经消失，那么在战略上是否明智的问题，已变得不太现实，不需要给出明确答复了。经世宗、章宗两朝的经营，新的防御布局呈现一种“点线结合”的状态，有异于原来的“点面结合”。主要是边界的情形发生彻底转变：积年累月，契丹为主的游牧人群，被出自其他非游牧族的戍兵、戍边户所取代，在界壕作为一条“物化”的防线得以完成之时，原先广阔的防御带的缓冲作用与抵抗能力，就凝聚在这条线上了。当中原政权失去了随时切过边界向草原、荒漠地带推进的能力之后，设法把战事放在一条事先构筑好的防线上，在前后代都曾被当作一种稳妥的选择。不过，这条线的强度很有限。在临潢府、西北、西南路，界壕很少能依托明显高起的地形，其所经之处又“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71)，看来北境诸族要找到穿越之处，并不困难。而与前期的防御带相比，它的根本问题是缺乏缓冲。一旦界壕被突然穿越，内地的猛安谋克根本缺乏集结的时间，“点”的作用也在机动性面前丧失了。所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安三年(1211)以后的情形那样，防御体系经不起强大外力的横冲。
完颜亮迁都燕京，直接的动力是将国力引向中原，将军事行动推向南境。不留余地地抽调北境沿边兵力，以致北境防线大部崩塌，正是这一战略倾向的结果，并且也可以视作迁都的间接后果。而迁都的直接后果之一，却又是新的都城正好需要这段曾崩塌的防线的防护。这两种作用相叠加，正是世宗朝以后北境困窘形势的来由。世宗、章宗两朝的重建工作之所以表现得相当犹豫、多次反复，实是由于旧的防御体系无法恢复，至于新的体系，又需不断探索其有效性。但边情的逐渐恶化，使章宗认识到，以一条漫长的工事为基础的防御体系，是唯一的选择。这条缺乏韧性的防线是否足以视作中都的坚强屏障，在防线完成后十余年，就得到检验。
在金代中期着重构筑的临潢府、西北、西南三路边界，在蒙军入侵以后，似乎都不堪一击。金大安三年之后，蒙军持续、全面地侵扰金境，漫长的边界线，无处不可突入，其攻击呈现出一条延绵数千里的战线的推移，而这条弧形的攻击面，其聚焦之处，仍是中都。蒙军的主力，大多由西北路一带透入，直取中都，旋即控制了这一通道，更得以由此自由出入(72)。西南路界壕也未能对于蒙军的初次入侵起到明显的阻挡作用，故而云内、东胜州一带，也立即失陷(73)。临潢府路、甚至更北面自金初即已有大量女真猛安谋克屯驻的东北路(驻泰州)，也全线崩溃，以至于蒙军首次入侵三四年后，临潢府及附近全、庆等州被主动放弃(74)，而东北路招讨司所属猛安谋克，也徙至肇州(75)。经营许久的北境防线，竟至于如此破绽百出。尤其是临潢府、西北、西南路边防被轻易撕裂，使中都暴露于蒙军的攻击之下。贞祐二年(1214)，对于稳守中都已毫无信心的金宣宗，定策迁都汴京。这就是海陵迁燕及推动他迁都的国家发展战略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的结合。
五、结语
从机动能力来观察金政权前、后期的变化，或许会是比较有意思的角度。吞辽灭宋的过程中，农猎出身的女真，同样惯于马上生活，其军队的机动能力并不下于游牧者的军队。在中京(大定府)至西京(大同府)、阴山一路追袭天祚的过程中，其突击能力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种机动力表现在攻势之中，直到章宗朝，当金政权在北境发动反攻时，仍有较好的表现，而很难在分散定居－防守之时表现出来，这一点与游牧者却是不同。尤其是金取代辽、宋之后，由进攻者转变为守御者，猛安谋克的机动力就自然而又不期然地下降，在与北境强悍的游牧族的争斗中，主动权难免落入后者手中。当女真在人口方面又不存在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形势便更为严峻。
所幸的是，金的疆域初定之时，以其所笼络的契丹等族，为政权提供了统治民族所缺失的边疆守御上的机动力。犹如北魏、契丹各仰赖他们游牧的族人镇防蒙古高原边缘甚至中心。但由于海陵正隆末的不慎，此后契丹人不再为金所用，金因此迅速失去了边境上的机动能力，它的命运，即使不是一种必被攻灭的结果，也将陷于对北族的被动。
使它进一步陷入被动的，是稍早发生的海陵迁燕一事。迁都自有其合乎时宜的一面。金初四十年，疆域单方向层层外扩，国家之人力物力资源，不断向南移动，由此，海陵迁燕之举，仅就内政而言，促成了国家空间结构的合理化。此举体现的是扩张、外向、积极的战略，其直接目的就是攻宋。正隆三年(1158，迁燕后五年)，海陵又大举营建汴京宫室；正隆六年，南侵在即，海陵谕宋使：“朕昔从梁王军，乐南京风土，常欲巡幸。今营缮将毕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汝等归告汝主，令有司宣谕朕意，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76)此所谓“欲盖弥彰”。宋工部侍郎沈介“上封事，论备敌之策：‘迩者敌人驱百万之夫，为城汴之役，穹庐之徙，盖将有日。……观其举措甚异，万一南下，巢吾汴都，其距长淮，不远千里。胡行如鬼，一二日而至也。则吾又安得高枕而卧哉！’”(77)又据宋人赵甡之《遗史》载：“朝廷既闻金国主欲迁都于汴，且屯兵宿、亳间，议遣大臣奉使。宰执共议遣参知政事杨椿行，其所议者，如大金皇帝只欲到洛阳观花，则不须屯兵于边。若果欲迁都于汴，屯兵宿、亳，则本国亦不免屯兵于淮上，非敢故渝盟约也，盖为国之道不得不然，或欲巡幸汴都，即还燕京，不屯兵于境上，则本国亦无一人一骑渡江。”(78)是海陵迁汴之形迹已露，且宋人曾为此与金交涉。由此，知海陵之迁燕，政权空间布局是否合理并非其所关注，目的在于进一步将国力牵向南面，以便于攻宋。最终未尝实现的迁汴之谋，实有助于证实其本心。
然而，迁燕所体现的金廷之无视外部环境，实是政权衰亡之首要原因，笔者也更重视迁燕本身的不良后果。它固然并未立即导致了亡国失地等恶果，但从金世宗以后北境局势之持续恶化来看，迁燕之举，实是影响深远。金至世宗、章宗两朝，已放弃了主动南进的战略取向。可是，海陵一朝狂热的高歌猛进，已损毁了以契丹制鞑靼的政治生态，将金初构建的北境防御格局破坏殆尽，直接造成北境机动能力的丧失、防御形势的僵化以致核心地区袒露，此后政局始终无法逆转。宣宗朝中都受围被弃，其原因已根植于初期迁燕之时的战略之中。
注释：
①徐秉愉：《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台大历史学报》第39期，2007年6月。
②按完颜部自北而南席卷而来，其对诸部女真之统合，可以辽东半岛之系辽籍女真，及辽东之开州以东、保州以西与高丽接界处之女真之归附为终点。据《金史》卷二《太祖纪》，系辽籍女真来归，在辽天庆六年五月；而金将攻陷开、保州，则在上一年底。又《金史》卷一三五《高丽传》载，至辽天庆五年，“命加古撒喝攻保州。……十一月，系辽女直麻懑太弯等十五人皆降，攻开州取之，尽降保州诸部女直。太祖以撒喝为保州路都统”(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84页)。
③金代作为军政区的路，以及路一级机构，已有相当多的专门研究，笔者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中有较全面的总结、讨论与修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7－561页)。军政区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向来所谓“路下有路”的提法，笔者亦将有专文论述。
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二《炎兴下帙八十二》“绍兴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条引《金虏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23页。
⑤关于金代猛安谋克的迁徙，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有详尽的讨论。其中关于金前期至海陵朝止的迁徙，详参［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5－182页。张博泉先生于其分布及各时期迁徙，亦予详细考证，见《金史论稿》第1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81－332页。其具体迁徙情况，笔者不再于此赘述，仅作迁徙前后的空间分布之比较，考察迁徙所造成的金军事力量的空间转移。
⑥这一制度未有明确的记载。不过在金世宗大定五年，曾将此前海陵所征调的部分女真士兵按所属路分遣归，可以看作是金前期女真兵员的征调与遣返制度的一次实际操作。见脱脱等：《金史》卷八十七《仆散忠义传》，第1940页。
⑦据《金史》卷三《太宗纪》记载：天会十年二月庚午，“赈上京路戍边猛安民”。同卷又载，天会十年四月庚寅，“命赈徙戍边户在混同江者”，这些戍边户以及徙于泰州者，虽也在边境，但与内地较近。又，天会九年四月己卯，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又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戍户及边军资粮不继，籴粟于民而与赈恤。其续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第63－64页)。可知，向旧辽边境迁徙猛安户，至天会后期仍在持续，不过不排除旧戍户回归内地的可能。
⑧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一《炎兴下帙十一》“建炎元年七月十六日”条引《金虏节要》，第814－815页。
⑨三上次男以为：“天会四年就已令将士分屯中都路的各州了。”并谓证据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八“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所载秦桧事(《金代女真研究》，第160页)。然笔者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此卷，唯见载及挞懒率军南下时可携眷，这未必意味着当时其麾下将士普遍携眷南下定居。按天会四年河朔战事方殷，宋、金两军在两河前线交错分布，调动、战事频繁，猛安谋克不至于在当时即已大举迁来。程妮娜认为：“太宗十一年(1124)，始将大批女真猛安谋克迁入华北。”(《金代政治制度研究》，第94页)应近于实，惟太宗十一年应是1133年。
⑩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年十二月”条引《金虏图经》，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225－2226页。
(11)《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兵制”条载：“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军初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东北路部族乣军曰迭剌部，曰唐古部，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西北、西南二路之乣军十”(第996－997页)。卷一二一《忠义一·温迪罕蒲睹传》及卷一三三《叛臣·窝斡传》详载了正隆六年及大定初窝斡、撒八率西北路、东北路乣军和各群牧契丹人反金的细节。而卷十《章宗纪二》承安元年十一月庚寅条及卷九十四《内族襄传》、卷九十四《瑶里孛迭传》，则提到了承安元年、二年乣军和各群牧契丹人的反叛。卷二十四《地理志上》有金代管理契丹人为主的游牧族的部族节度使、乣详稳和群牧的名录，但其归属则未见确载。
(12)脱脱等：《金史》卷七十五《卢彦伦传》，第1716页。
(13)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纪年·太宗文烈皇帝一》“天会二年五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页。因《大金国志》载金初之事，系年较其他史籍早一年，故此条所载，应是天会三年事。
(1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条：“(女真)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鸭绿水之源……阿骨打建号，曰皇帝寨，至亶，改曰会宁府，称上京。”(第16页)
(15)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载：“自东京至女真所谓‘御寨’行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9页。
(16)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上京路”条，第550页。
(17)王可宾对此曾有论述，见《金上京新证》，《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18)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纪》“天眷元年八月己卯”条，第73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炎兴下帙六十六》“绍兴五年正月十三日”条引《金虏节要》：“亶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第1196页)
(19)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北京路·广宁府”条，第559页。
(20)脱脱等：《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禁军之制”条，第1002页。
(2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政宣上帙二十一》“宣和七年正月”条引《亡辽录》：“天庆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阿保机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圣、神仙、坤仪三殿，乾州，则凝神、宜福殿，显州，则安元、安圣殿……焚烧略尽。”(第151页)
(2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政宣上帙十八》“宣和五年九月六日”条引《北征纪实》，第131页。
(23)《金史》卷三《太宗纪》“天会二年正月丁丑”条：“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同年“闰三月辛巳”条：“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第49－50页)
(24)脱脱等：《金史》卷四《熙宗纪》“天会十三年三月甲午”条，第70页。
(2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八《炎兴下帙七十八》“绍兴七年八月五日”条，第1289页。
(2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炎兴下帙六十六》“绍兴五年正月十三日”条所引《金虏节要》注文，第1196页。
(27)《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西京路·大同府”条：“皇统元年，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第564页)卷七十七《宗弼传》所载同。
(28)北宋格局可参看余蔚：《内外交困：两宋政治地理格局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此处略过，仅借用其政治地理结构之简图。
(29)脱脱等：《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兵制”条，第993页。
(30)［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第182页。
(31)脱脱等：《金史》卷五《海陵纪》“贞元三年五月乙卯”、“正隆元年七月己酉”条，第104、106页。
(32)《金史》卷五《海陵纪》“正隆二年八月甲寅”条：“罢上京留守司。”“十月壬寅”条：“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第107－108页)
(33)脱脱等：《金史》卷五《海陵纪》“天德二年十二月己未”条，第96页。
(34)金初太宗朝，西夏欲以称臣于金，换取河套以外丰州、云内州一带，未能遂心。后又向金求取原宋陕西边地环、庆州，为所拒；主动进攻伪齐怀德军，遭挫败后又为金所责。此皆在天会十年之前。然自天会十四年以后，西夏之侵轶渐有成效，至天眷二年，积其所获，有乐、廓等五州。对于夏之侵犯，金廷持何种态度，当时史籍，未有明确说法，但大体持怀柔之策则无疑。从太宗朝的相对强硬转向熙宗朝的退让姿态，这个转折应是意味着：金政权希望通过满足夏的部分领土要求，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参见拙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第452－456页。上文所及金初金、高丽关于鸭江东岸保州一带的交涉，亦见同书，第527－529页。自此处领土纠纷解决之后，金丽关系得以长期稳定。
(35)脱脱等：《金史》卷一三三《叛臣·窝斡传》，第2849页。
(36)这在《金史》卷八十八《唐括安礼传》所载世宗与安礼之对话中，可得极直观的印象。又同书卷七《世宗中》，大定十七年正月戊申：“诏西北路招讨司契丹民户，其尝叛乱者已行措置，其不与叛乱及放良奴隶可徙乌古里石垒部，令及春耕作。”(第166页)在徐秉愉的文章中，关于世宗朝对契丹人的态度与政策，有更详尽的阐述。她提出，正隆末契丹人的叛乱，最烈者为西北路、临潢府路，并延及咸平、东京、北京、上京、西京甚至中都路。几乎可说，北方形势一度失控。世宗对契丹人的态度十分犹豫，既要继续依赖他们守御北边，又十分怀疑他们的忠诚度，屡有相关政策出台，以利于监控。这是因为，“契丹猛安谋克原本为金朝边境之藩篱的角色尚无人可以替代”。见徐秉愉：《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台大历史学报》第39期，2007年6月。
(37)脱脱等：《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大定五年正月乙卯”条，第135页。
(38)脱脱等：《金史》卷八《世宗纪下》“大定二十一年四月戊申”条，第181页；卷二十四《地理志上》“北京路·边堡”条，第563页。
(39)徐秉愉：《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台大历史学报》第39期，2007年6月。
(40)关于明昌、承安间金与阻轐等部的战争，可见王国维：《萌古考》，《观堂集林》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7－712页；刘浦江；《再论阻卜和鞑靼》，《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43－366页。
(41)《金史》卷九十五《张万公传》：“初，明昌间，有司建议，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达泰州，开筑壕堑以备大兵，役者三万人，连年未就。御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上因旱灾，问万公所由致。万公对以‘劳民之久，恐伤和气，宜从御史台所言，罢之为便’。后丞相襄师还，卒为开筑，民甚苦之。”(第2103－2104页)据同书卷十一《章宗纪三》“承安五年九月己未”条，章宗朝再筑边堡于西南、西北、临潢府、东北等路，至该年完成。筑壕详情与边壕走向，详见王国维：《金界壕考》，《观堂集林》卷十五，第712－727页。
(4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杂事·爱王之叛》、乙集卷十九《边防二·女真南徙》，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00、842页。
(43)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十五，第762－763页。
(44)脱脱等：《金史》卷九十五《董师中传》，第2114页。按“必里哥孛瓦”者，王国维考定为合底忻部长白古带，见《萌古考》，《观堂集林》卷十五，第710页。
(45)脱脱等：《金史》卷九十六《李愈传》，第2130页。
(46)王国维注意到，金泰和年间的蒙古诸部战争中，诸部出入塞垣即金之界壕，甚属寻常，而其中缺位的却正是界壕的修筑者——金军。详见《金界壕考》，《观堂集林》卷十五，第727－729页。当时的形势是，塞外诸部毋论与金友善或交恶，其相互的大举争战，却常常在靠近金边境之地进行，甚至逾界而入。当时金之无力，亦可见一斑。
(47)《金史》卷九十五《宗浩传》：“进拜尚书右丞相，超授崇进。时惩北边不宁……乃命宗浩行省事……撒里部长陁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迫蹑，与仆散揆军合击之，杀获甚众，敌遁去。”(第2074页)
(48)据沈曾植所见，“陀括里”者，即“脱里”，王罕之名也，“撒里部”，即黑鞑靼克烈部(此可参《元史》卷一《太祖纪》)。说见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8－79页。然沈曾植以为事在金承安二年至四年间，发生战事之地在金之西南路，则误矣。据上引《金史·宗浩传》，事在宗浩升任尚书右丞相、行省事巡边之后。据《金史》卷十一《章宗纪》，宗浩晋升右丞相在泰和三年正月，出巡在此后不久，同年九月归朝，则克烈部之犯塞，即在泰和三年也。《章宗纪》又称，同年十月“壬子，右丞仆散揆至自北边”(第260－261页)。疑泰和三年宗浩、仆散揆出巡之处，为东北路至西北路一带。
(49)脱脱等：《宋史》卷三十八《宁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35页。
(50)针对李大谅《征蒙记》、王大观《行程录》提到的金初在北境遭遇重大困境，王国维基本予以否定，认为两书所载金连年征讨而用兵不利，向蒙古割地、“赐”牛羊、赂银绢，蒙古开国建元等事，纯属乌有，“天眷、皇统间，蒙古小小侵盗，事或有之”，必不至于危及腹心。详见《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卷十五，第737－757页。
(51)脱脱等：《金史》卷七十六《完颜杲传》，第1737页。
(52)脱脱等：《金史》卷七十七《宗弼传》，第1753页。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七“建炎四年九月癸丑”：“(张)浚亲往邠州督战，金左副元帅宗维闻之，急调完颜宗弼自京西入关，与洛索会。”(第712页)
(53)脱脱等：《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996－997页。又，《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西京路下，载有：部族八、乣详稳九、群牧十二。其中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军兵事属西北路招讨司”，其他诸部族、乣、群牧则未载所属。对照《兵志》所载：“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其他若助鲁部族、乌鲁古部族、石垒部族、萌骨部族、计鲁部族、孛特本部族数皆称是。西北、西南二路之乣军十，曰苏谟典乣、曰耶刺都乣、曰骨典乣、唐古乣、霞马乣、木典乣、萌骨乣、咩乣、胡都乣凡九。”(第996－997页)则知《地理志》所载西京路部族、乣，实为西南、西北两路辖下，因《地理志》误将西南、西北两路之境混入西京路之故也。群牧亦不当例外，主要在三招讨司而非西京路辖下。
(54)脱脱等：《金史》卷一三三《叛臣·窝斡传》，第2852页。
(55)徐秉愉指出：大定三年，世宗先拟将所有契丹猛安谋克废罢，原所隶人口一律改隶女真猛安谋克。然稍后实行时，仅限于曾“从乱者”。这一宽大政策，或缘于“契丹猛安谋克原本为金朝边境之藩篱的角色尚无人可以取代”。大定十七年，边地契丹人有亡归耶律大石者，世宗将西北路沿边契丹人东迁至济州、利州、上京等地。然至章宗承安元年，他们在德寿、陀锁率领下，复于东北路、咸平路、隆州路一带起事，众号数十万，掠信州、韩州一带。乱事平定后，复迁从乱之众至北京大定府一带。见《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台大历史学报》第39期，2007年6月。
(56)《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大定十七年，“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复恐生事……令迁之于乌古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第994页)。这应当是同年金世宗提议建造由东北之泰州延伸到西南路的堡戍(见《金史》卷七十一《宗叙传》)的直接原因之一。
(57)脱脱等：《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大定五年正月乙卯”条，第135页。
(58)按大定二十一年曾议增筑二百五十堡于此二路之境，若据徐秉愉所说，增筑事曾实施(见《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台大历史学报》第39期，2007年6月)，则戍卒数自然应有明显增长。边堡的数量与驻兵数，以可见之记载来看，难以推得确数。若以“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之数，计得每堡驻二百兵，则增二百五十堡需增戍兵五万。新、旧堡合计，大定末临潢、泰州之境合计，戍卒将逾六万。
(59)脱脱等：《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第995页。
(60)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一》，第563页。
(61)据《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所载，明昌元年六月“北京等路所免二税户，凡一千七百余户，万三千九百余口，此后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第1036页)。这些“放良人”或“驱丁”的家庭，大约每户八口。
(62)无独有偶，在大定十七年，世宗还考虑过“以贫户永屯边境，使之耕种，官给粮廪”(见《金史》卷四十四《兵志》)，此亦与放良人戍边的考虑相类，以非常规的武装力量屯边且充斥候。
(63)例如，承安三年八月庚辰，“以护卫石和尚为押军万户，率亲军八百人、武卫军千六百人戍西北路”。当时北境各部之乱已大体平服，但边境形势仍显严峻，故增兵添戍之举仍可见也。见《金史》卷十一《章宗纪三》，第248页。
(64)脱脱等：《金史》卷九十四《完颜襄传》，第2090页。
(65)王国维《金界壕考》云：“使金之国力常如正隆、大定之时，又非有强敌如成吉思汗，庸将如独吉思忠、完颜承裕，则界壕之筑，仍不失为边备之中下策，未可以成败论之也。”(《观堂集林》卷十五，第719页)
(66)［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第487－498页。此皆为史籍中可见者。需要注意的是，三上次男遵循《金史·地理志》之分路，将临潢府、泰州路置于“东北路”条下，西北、西南两招讨司所属，置于“西京路”之下。若各自析出，则临潢府路猛安有三，西北路五，西南路三。
(67)按《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大定二十三年，金有猛安二百二，户六十一万五千余，每猛安大约三千户，很接近辽天庆四年阿骨打所定“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的标准编制。
(68)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一》，第566页。此四猛安，应占西北路猛安的大部分。上引三上次男著作，对所见西北路七猛安作了分析，指出其中的“没里山猛安”在大定十八年之后，已徙至泰州。“宋葛斜斯浑”即“宋葛斜忒浑”猛安(《金代女真研究》，第495－198页)。而张博泉又辑得“宋割里答合”猛安，认为此猛安即是“宋阿搭阿”猛安，原驻北京路，后徙至西北路(《金史论稿》，第315－316页)。另所谓“西北路猛安”，恐是其他猛安之略称，而非专有一猛安以“西北路”为名者。则承安时或有五猛安。而早在海陵、世宗朝，当“没里山”猛安未迁至泰州时，西北路是否已有“梅坚必剌、王敦必剌、拿怜术花速、宋葛斜忒浑四猛安”，也仍是疑问。总之，加上“没里山”猛安，西北路可知者六猛安，未必曾同时存在于该路。考虑到金在熙宗朝之后猛安已分驻全境近三十路，西北路五、六猛安之数，在全国二百左右、旧辽宋之地所驻的百余猛安之中，已占到不低的比例，故而，即或存在未见载之猛安，任一时期西北路的猛安数，也不会是一个明显更大的数目。
(69)脱脱等：《金史》卷一三三《叛臣传·窝斡》，第2849页。
(70)［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第198页。
(71)脱脱等：《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第1915页。
(72)金大安三年，蒙军即从西北路边界入金境，攻陷桓州以北的乌沙堡，而后透出桓州，败金军于宣德州之宣乎县，遂一路南下，陷州破邑，抵中都城下。次年退去，但已攻陷桓、抚二州而据有之。见宋濂等：《元史》卷一《太祖纪》“太祖六年八月、九月”、“七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16页。
(73)《元史》卷一《太祖纪》：六年(1211)十月，“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徇云内、东胜、武、朔等州，下之”(第15页)。
(74)脱脱等：《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一》“临潢府”、“全州”条，第561页；卷一一二《完颜合达传》，第2463页。
(75)《金史》卷一二二《忠义二·乌古论德升传》：“泰州残破，东北路招讨司猛安谋克人皆寓于肇州。”(第2658页)事在贞祐二年。
(76)脱脱等：《金史》卷五《海陵纪》“正隆三年十一月癸未”条、“六年正月癸巳”条，第112－113页。
(7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六《炎兴下帙一百二十六》“绍兴三十一年正月”条，第1628页。
(7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炎兴下帙一百二十九》“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条引《遗史》，第16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