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散文的都市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语境论文,散文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自从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中介绍英国随笔(essay)的这段鲁迅翻译的文字被引入中国文坛之后，中国现代作家对于散文的理解就与一种闲话的现场感，一种美学性的氛围气以及一种话语情境密切关联在一起。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便勾勒了一幅与厨川白村极其相似的五四特有的“闲话”境界：“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如果说，厨川白村的“暖炉”、“浴衣”、“苦茗”等话语元素描绘的是日本化情境，那么周作人则赋予闲话以一种本土化的乡野气息。“江村小屋”，“烘白炭火钵”，“喝清茶”营造的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温煦而闲适的带有士大夫特征的生活韵致，置身于这种氛围中，偕二三好友，任心闲话，乐而忘返，自是“颇愉快的事”。这就是周作人描绘的典型的五四式的“闲话”情境。而到了30年代，移居上海的章衣萍也勾勒了一幅都市化的“茶话”情境：
在斜阳西下的当儿，或者是在明月和清风底下，我们喝一两杯茶，尝几片点心，有的人说一两个故事，有的人说几件笑话，有的人绘一两幅漫画，我们不必正襟危坐地谈文艺，那是大学教授们的好本领，我们的文艺空气，流露于不知不觉的谈笑中，正如行云流水，动静自如。我们都是一些忙人，是思想的劳动者，有职业的。我们平常的生活总太干燥太机械了。只有文艺茶话能给我们舒适，安乐，快心。它是一种高尚而有裨于智识或感情的消遣。①
这种都市茶话，构成的是海派作家们忙里偷闲的舒适消遣，同时也是“不知不觉的笑谈中”酝酿的“文艺空气”。海派散文正是诞生于这种“茶话”般的话语情境中②。
与章衣萍主持的《文艺茶话》相映成趣的，是1928年8月6日《申报》出现的专栏《咖啡座》，并直接催生了张若谷的一部取名《咖啡座谈》的散文集：“咖啡座不但是近代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也不止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它的最大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咖啡的确是近代文学灵感的一个助长物。此外凡是一件作品里能够把咖啡当作题材描写进去的，就会表现出都会的情调与享乐的生活，浓郁的氛围气，与强烈的刺戟性。”③对都市先锋作家们来说咖啡是以其“浓郁的氛围气，与强烈的刺戟性”与“都会的情调与享乐的生活”相关联的，实在是不容小觑。张若谷还引用黄震遐的文字：“小小的咖啡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咖啡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④如果说，章衣萍的“茶话”的语境中多少存有一些本土文化意味的话，那么“咖啡座”则更裹挟一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是《申报》直接移植和挪用西洋艺术语境的产物。
这种海派散文创作的原发性语境也同时要求一种与之适应的阅读情境，1933年3月《现代》2卷5期上关于《灵凤小品集》的广告描绘的正是与海派散文的话语相适应的读者阅读的情境：“艳阳天气，在水滨，在花间，在灯下，都是读小品文的好时光，从三四分钟便可读毕的短文中，你将获得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与周作人笔下的五四特有的闲话小品文的语境对比，即可看出，周作人描述的“江村小屋”，“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可以看成是京派小品文的理想。而“艳阳天气，在水滨，在花间，在灯下”，则是海派所追求的带有浓厚唯美化意味的境界，或许与大都市生活的繁复、苦闷、刺激、疲惫以及梦幻般的心态相互生发。而《灵凤小品集》的广告词中“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的措辞也令人联想到波德莱尔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所收入的《窗》中描绘的情境：“从一个开着的窗户外面看进去的人，决不如那看一个关着的窗户的见得事情多。再没有东西更深邃，更神秘，更丰富，更阴晦，更眩惑，胜于一枝蜡烛所照的窗户了。日光底下所能看见的总是比玻璃窗户后面所映出的趣味少。在这黑暗或光明的隙孔里，生命活着，生命梦着，生命苦着。”那些大都市中“活着”、“梦着”、“苦着”的读者在读海派散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也许恰是“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在2卷6期《现代》杂志中，另有一则关于《灵凤小品集》的新广告：
叶先生的文字，素来以艳丽见称，这集子里的小品，更能代表他那一称婉约的作风。所描写的都是一种空灵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昙华一样的欢乐，如珠走盘，如水银泻地，能使读者荡气回肠，不能自己。几年以来，为作者这种文笔所倾倒的已经不知有多少人，实在是中国文坛上小品文园地中唯一的一畦奇葩。对于追求梦幻和为生活所麻醉的人们，这是最适宜的一贴安神剂。
两则广告都强调了叶灵凤散文“安神剂”的效用，这与章衣萍所说“只有文艺茶话能给我们舒适，安乐，快心”，在精神深处是相通的。
海派散文的精髓由此与大都会的气质构成了同一的关系。都会滋养了海派小品，而海派散文也形神毕肖地描摹了都市。都市的繁复性、都市的日常性、都市的先锋性、都市的刺激性……都是海派散文大显身手的地方。从海派散文中，可以随处捕捉到的，是作家们对都市生活的耽溺，正像胡兰成复述的40年代张爱玲的话：“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海派散文在骨子里所表现的，正是作家与都市的亲和力。当然，在表象上，海派唯美—先锋作家们力图表现的，是都市体验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海派散文的悖论式图景体现在，一方面作家们试图提供给读者对“生活苦的慰安”，而另一方面，则是提炼着“神经衰弱的兴奋剂”，愈加刺激读者“自家的神经”。因为作家与读者所共同分享的以及时时面对的，是“都会的诱惑”：
大都会所给与我们的，不消说，便是一个五光十色，像万花筒一样的集合体。……我们若跑到南京路、外滩、虹口那一带去，则各种奇特刺眼的色彩，真使我们的眼睛应接不暇。例如大商店里的窗饰，汽车马车的油塗，活动写真的大广告，太太小姐妓女电影明星的绸缎的衣服，都好像在那里竞奇斗艳，互相比赛的样子。
“都会的诱惑”已成为近代艺术文学绝好的题材与无上的灵感。⑤
这种“都会的诱惑”，刺激着海派作家们的神经和欲望，激发出的是都市享乐主义的倾向。如张若谷在《刺戟的春天》中的表白：“我爱看丰姿美丽，肌肤莹白，衣饰鲜艳，行动活泼的少女；我爱听出神入化的大规模的交响乐会；我爱看可歌可泣富于魅诱性的歌剧；我爱嗅浓郁馨芳化装粉麝；我爱尝甜蜜香甘的酒醴；我对于享受艺术文明的欲望繁复而且强烈，不胜罄书。”⑥这种繁复而且强烈的“享受艺术文明的欲望”已经成为30年代上海的都市意识形态的基座和底蕴，甚至被赋予了文明再造的正当性，如《时代画报》即名正言顺地倡导一种享乐的“意趣”：“我们要为国家造富源，尤其要使人民心理向上勿苟且，务须发挥具有享受的意趣……我们大胆地极力提倡时髦和漂亮，不作无病呻吟，完全抱着奋斗前进应有的进展。”⑦这番话虽然说的疙里疙瘩，但背后的理念是清楚而鲜明的。海派散文所顺应的正是这种都市理念，表现出对都市摩登的沉迷和眷恋。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图景，因此首先进入作家们的书写视野。如张若谷在《都会的诱惑》中描绘的那样：
近代科学的突进，机械业的发达，化装品，妆饰术，大商业广告术的进步，使大都会一天一天的增加艳丽，灿烂，引得一般人目迷心炫，像妖魔一般的有媚人的力量。……他方面一群神经过敏的艺术家，受了资本主义的压迫，而生出无限苦闷，于是拼命地要求肉的享乐，想忘记了苦闷；酒精呀，烟草呀，咖啡呀，淫荡的女性呀，愈是刺激的东西愈好。……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也当然是力求新奇的刺激的东西。⑧
作者描述了大都会的日渐“艳丽灿烂”的图景对都市中人的魅惑，以及与享乐主义相伴生的苦闷，最终揭示了都市艺术力求“新奇的刺激”的必然性。与左翼作家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姿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派先锋-唯美文学家们把都市看成是现代艺术的中心：“我始终还信仰文化的发祥，必集中于大都会，都会间的一切生动活跃与热闹刺激的现象，都是酝酿为文化的‘酵素’。”⑨“近代艺术，必集中于都市，盖伟大之建筑，音乐会，歌剧，绘画展览会，大公园，华丽之雕刻等，非有城市不足以表现。”“中国人实然太不知道都会是艺术文化中心地的道理，所以自己尽管一方面住在大都会里，而另一方面却在那里痛骂都会的一切。”⑩最后一句话或许是在借机嘲讽同样生存在都会的天空下的左翼作家群。
但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享乐主义所面对的历史性难题在于：欲望的耽溺之中是无法生成生命的精神拯救和自我救赎的超升的可能性的，所以愈是追求刺激的强度，愈是“拼命地要求肉的享乐”，愈是“想忘记了苦闷”，生命的苦闷反而愈发强烈。这就是海派散文所蕴含的都市的终极悖论。《现代》杂志上关于章衣萍的随笔的广告称“尤能使读者在微笑中觉到好像受了苦的矛盾味”，恰到好处地描绘出章衣萍以及海派随笔携有的复杂而矛盾的美感特征。正如海派散文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章克标所回顾的那样：
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唯美派——当时最风行的文学艺术流派之一，讲点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情的、叫社会上惊诧的风格，是西欧波德莱尔、魏尔伦、王尔德乃至梅特林克这些人所鼓动激扬的东西。我们出于好奇和趋时，装模作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拉拢两极、融合矛盾的语言。《狮吼》的笔调，大致如此。崇尚新奇，爱好怪诞，推崇表扬丑陋、恶毒、腐朽、阴暗；贬低光明、荣华，反对世俗的富丽堂皇，申斥高官厚禄大人老爷。(11)
章克标揭示了唯美-先锋派特有的矛盾性，既是审美的矛盾性，更是世界观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也同样体现在章衣萍的创作中。
章衣萍虽然早期在北京崭露头角，但是风格却似乎天生倾向于海派。有论者当年即评价章衣萍说：“本来，像他那样徘徊于趣味的氛围里的观念，随时都有跑到唯美派的道路的可能。”(12)譬如章衣萍早期的作品，列为“衣萍半集之一”的小说集《情书一束》，就以唯美派式的颓废、大胆的自我暴露以及曲折的三角恋爱风靡一时，该小说集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至十版，发行近两万册，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也曾经与张竞生的《性史》等一道被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列为学生的禁书。《情书一束》中最出名的第一篇《桃色的衣裳》即是以章衣萍和画家叶天底、女作家吴曙天的三角恋爱为故事原型(13)，里面也不乏露骨的情色场面。到了1934年《情书一束》被收入“衣萍半集”的时候，《现代》杂志上的广告语称：“章衣萍先生的笔，向以灵敏见称，他善写爱情，也善写秀逸的随笔。他所写的爱情是活的，有生命的，是现实的血与泪的交流，里面有微笑，有悲哀，有疯狂，也有嫉妒。《情书一束》和《友情》便是章先生写情的代表作。他的随笔尤能使读者在微笑中觉到好像受了苦的矛盾味。年来因卧病遂使他的随笔益增丰富精彩《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等，风行一时，几乎爱好文学的青年。都有人手—编之概。”(14)可以想见衣萍式的爱情在30年代的上海文摊仍旧“风行一时”，有足够的市场。
鲁迅1932年做的一首打油诗活化出章衣萍在海上文坛的丰富形象。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单行本(15)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由此被誉为“摸屁股的诗人”。又据说他向北新书局预支了一笔版税，便开始炫耀“钱多了可以不吃猪肉，大喝鸡汤”。然而鸡汤没喝多久，就因编辑儿童读物《小猪八戒》冒犯了回教，引起一场诉讼，导致北新书局一度关门。遂有鲁迅打油诗中善意的讥讽：“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16)
衣萍半集之一的小说集《情书一束》和衣萍半集之二的《友情》(17)都是章衣萍在北京时期的作品。而稍晚近的上海时期的创作则更多地集中在衣萍半集之三《随笔三种》之中，包括《枕上随笔》、《窗下随笔》(18)和《风中随笔》。三种随笔在文体上仿《世说新语》，堪称现代文坛的“新世说”，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冰心、陶行知、郁达夫、钱玄同、孙伏园、汪静之、茅盾等文人雅士都曾忝列其中。其中一则言及鲁迅的轶事：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巴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在这则轶事中，章衣萍讽喻的是厦门时期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相思”。至于为鲁迅讥讽过的那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当章衣萍把《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合编为《随笔三种》时，则将它删去了。
章衣萍在1929年6月25日致胡适的信中自称：“《枕上随笔》所说虽杂乱不值一笑，然语必有征，不敢作一谎语。”胡适读后称此书“颇有趣味”(19)。这种海派的“趣味”与当年周作人所激赏的“如在江村小屋里”“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的境界相较，已经相去甚远了。
①衣萍：《谈谈〈文艺茶话〉》，1932年8月《文艺茶话》1卷1期，第1页。
②本文所讨论的“海派”散文，取一种狭义的“海派”，侧重讨论以《幻洲》、《金屋》、《狮吼》、《贡献》、《现代》、《真美善》、《新文艺》、《无轨列车》、《时代画报》、《文艺画报》、《文艺茶话》等为中心的都市先锋-唯美主义报刊杂志，以及聚拢在这一批报刊杂志周围的叶灵凤、邵洵美、章克标、章衣萍、林徽音、张若谷、徐霞村、徐蔚南、无名氏、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以区别于包含了左翼、自由主义以及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的广义的海派。
③张若谷：《咖啡座谈》代序，《咖啡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版，第7—8页。
④张若谷：《咖啡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版，第7页。
⑤张若谷：《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3—14页。
⑥张若谷：《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7页。
⑦《编余谈话》，1930年《时代画报》第9期。
⑧张若谷：《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2—13页。
⑨张若谷：《咖啡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版，第86页。
⑩张若谷：《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页。
(11)章克标：《回忆邵洵美》，南京师范大学编：《文教资料》，1982年第5辑。转引自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12)余慕陶：《读书杂记》，1932年8月《文艺茶话》1卷1期，第23页。
(13)陈漱渝：《〈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杨天石主编：《民国史谈：弹指兴衰多少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
(14)《现代》1934年2月4卷4期。
(15)衣萍：《枕上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16)鲁迅：《教授杂咏四首》之三。《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
(17)《友情》在章衣萍的计划中要写三卷，共三十章。收入“衣萍半集之二”的部分仅为已经写出的上卷，共十章。
(18)1929年12月北新书局曾经出过《窗下随笔》的单行本。
(19)参见陈漱渝：《〈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扬天主编：《民国史谈：弹指兴衰多少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