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解读：走近大众的文学批评——威尔逊文学批评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探析论文,大众论文,威尔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31(2006)03-0045-05
在当今的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存在着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公众读者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往往不在批评家的批评视野之中，同时批评家所遴选的文学读本和批评话语也往往远离公众读者的兴趣，文学批评与公众读者之间产生了隔阂，出现了各成一统的状态。
其实，这种现象从20世纪上半叶就已初见端倪。当时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出现，重视理论、强调形式的批评风气开始兴起，玄机和技巧被放在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语言学转向的日益深入，特别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学批评中的科学化倾向呈现强有力的势头。科学的世界观和研究方法日益在人文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开始从文学作品赖以产生和生存的现实生活中脱离出来。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在批评的过程中不再注重对作品整体的把握，而是把注意力投向了对作品的内部研究。他们对玄妙的理论和话语方式趋之若鹜，文本被解构成一个个符号和公式，而文学作品与其相关的现实的关系以及作品对读者产生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则被认为是文学以外的东西而忽略。
在国内，对西方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被这种风气所左右，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即在对西方文论和话语体系照搬和模仿的同时，丧失了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话语能力甚至言说方式。在这样的批评状态下，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距离非但没有拉近，反而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学最本源的东西被置之一旁，批评家懈怠了自己的职责和操守，读者很难再听到批评家自己的独特的声音和对道德的关怀，文学批评走向一种意义的虚无。
然而有趣的是，同样是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文学批评界“喧嚣与骚动”的背景下，在以形式和转向为基调的合唱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不高但坚定而且与众不同的声音，他就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威尔逊这个名字在国内批评界并不为人熟知，但在20世纪中数十年里，他以他的质朴持久而又独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影响着整个美国文坛。阅读他的文学批评会给我们一种久违了的清新和朴素，他的批评视野之广，批评姿态之宽容，写作文笔之简约流畅，都能给我们以感动和启示。
一、威尔逊与他的神话比喻
埃德蒙·威尔逊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兼作家，其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在20～30年代达到了巅峰。他一生著述颇丰，曾对狄更斯、海明威、简·奥斯丁等主流作家做出过经典批判，还提挈并介绍过许多不被公众所关注的非主流作家。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他第一个把《尤里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旷世佳作引介到美国，填补了美国读者阅读上的空白，也为美国的文化地图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坐标。在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各种理论的兴起，威尔逊在欧美文学界的影响开始有所衰退。但在经历诸多主义和思潮的轮番登场之后，人们在困惑和失望之余，对威尔逊又重新发生了兴趣。威尔逊用他深厚的文学功底、犀利的洞察力、广博的文化涉猎面和对社会道德的关注征服了人们，而他俘获的不光是精英文人，他始终是在用自己的文学批评来模糊和缩小精英知识分子和公共读者之间的距离，威尔逊也因此被归入美国20世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行列。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威尔逊，透析其文学批评的脉络，试图从中发现他批评的精髓，为我们的文学批评走向大众，服务大众提供一些借鉴。
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主体——批评家及其在批评行为中担当的角色和职责，是我们首先应该考察的。我们知道，个体的文本叙述作家对生命和外部世界的体验和感知，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则综合了许多的个体的文本，建构出整个历史时期群体的态度和定式，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具有潜藏的、暗含的、变形的等内在特质，大众读者群由于文化和知识等多方面的原因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要达到文本背后的全景，在文本和读者之间就需要搭建一座桥梁，而这个中介和桥梁作用就应由批评家来充当。威尔逊曾非常形象地用希腊神话中的原型人物为我们解说了批评家的角色和所担当的职责，重新解读这两个原型人物使我们对批评家在艺术家、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位置更加明确，也使我们愈加明了批评家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作用。这两个原型人物出自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创作的剧本《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这个剧本是根据希腊神话改编的，尽管它并不是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品，且不为文学批评界所重视，但威尔逊却从这一剧本中得到文学的感悟，他从这两个人物身上破译出暗含的隐喻，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1]
这两个原型人物之一菲罗克忒忒斯是一位承受着身体的痛苦但却不肯轻易妥协的希腊英雄。他从父亲大力英雄(Heracles)那里继承了百发百中的神弓。这只神弓是故事的一个重要伏笔，就是这只神弓使菲罗克忒忒斯在特洛伊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前往特洛伊战场的路途中，菲罗克忒忒斯因为冒犯神灵而遭蛇咬，伤口感染造成他一只脚残疾，脚疾的折磨使他痛苦不堪，唉声连连，脚患处发出的恶臭更使他从一个勇士沦为一个令人生厌的累赘，同行的其他战士都偷偷弃他而去，留他一个人在荒岛上顾影自怜。特洛伊之战打得持久而艰苦，在雌雄难决的时刻，希腊预言家道出天机：只有菲手上的神弓才能为希腊军队解围。希腊方面于是决定派涅俄普托勒摩斯返回到荒岛上将神弓从菲的手中骗回。而涅俄普托勒摩斯并没有莽撞行事，因为他十分理解和同情菲的处境，他充当了说客或劝说者的角色。他和颜悦色地劝说菲和他一同前往战争前线，并说服菲只有到了特洛伊前线菲的脚疾方可痊愈。果不出所料，在天神的显灵和帮助下，借助神弓的天力，菲和涅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而它的寓意却值得玩味。在威尔逊看来，菲罗克忒忒斯在剧中的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因为他不仅具有艺术家身上所特有的气质和天赋，还承受着来自身体或精神的痛苦。菲罗克忒忒斯手中的神弓同时代表着艺术家的天赋和抱负。这只神弓是故事的主要意象之一，菲罗克忒忒斯正是借助这只神弓完成了他为特洛伊战争建立战功的宏图伟志。而实现抱负表现天赋的过程是痛苦的。“冒犯神灵而遭蛇咬”表现艺术家的先知先觉以及他与所生存的时代的冲突和格格不入，更为重要的是，艺术从来都是与痛苦相伴相生的，是痛苦使人变得敏感，对事物的体味更为细腻，痛苦是产生艺术作品的一种内驱力，菲罗克忒忒斯的令人厌嫌的脚疾象征着艺术家身上不为普通人所理解和苟同的敏感和痛苦，这种抵触和不理解使艺术家和大众之间产生排斥，是艺术家实现理想的障碍。而其中“荒凉的孤岛”意象则非常形象地表现艺术家自我流放的姿态以及与大众之间难以跨越的距离。[2] 威尔逊的主要专著之一《伤痛和弓箭》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追溯并探析了狄更斯、吉卜林和海明威等作家的身世和情感情节，从中挖掘他们作品中更深层次的涵义，揭示艺术与痛苦的关系主题。
菲罗克忒忒斯(艺术家)和神弓(天赋)是实现最终理想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然而，我们不可以忽视这个故事中的另外的一个主要人物涅俄普托勒摩斯，没有他的调解和努力，就不会有希腊最后的辉煌。作为批评家的威尔逊在分析这个文本时给予涅俄普托勒摩斯更多的关注。涅俄普托勒摩斯在故事中充当说服者的形象，他是菲罗克忒忒斯的同情者，他理解菲的痛苦，并能够预见菲罗克忒忒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处境。然而艺术家仅凭自己的艺术特质和天赋还不足以实现他的梦想，在这个故事中正是由于涅俄普托勒摩斯的出面调停，才使得菲罗克忒忒斯重新回归群体施展抱负。涅俄普托勒摩斯这个神话人物成为威尔逊诠释批评家的恰当的意象。在文学批评的语境中，涅俄普托勒摩斯就相当于批评家这个角色。在威尔逊看来，文学批评家首先是艺术家的同情者，他的使命就是要通过破译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从而结束他们心灵的囚禁，使他们走近群体。[3] (P10)批评家的功能是双向的：首先他要具备同情心和文学的想像力，这样他才能够和艺术家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去考察和理解文本。再者，批评家还要充当中介调停人的角色，调解艺术家个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在艺术家和读者群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缩短艺术家和读者群之间的距离。因此，对威尔逊而言，一个批评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将那些为大众群体所排斥和不解，超乎人们视野和知识的范围的，晦涩艰深的艺术作品引领到公众读者的视野和关注之中。批评家作为艺术家和读者之间的中介，他的任务是实现两者之间的沟通而不是疏离两者之间的距离。威尔逊的文学和社会批评主要活跃在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形式主义批评开始出现且风头正健，威尔逊对各种相继出现的批评理念表示宽容的同时，坚持一种批评的低调和朴素的批评姿态。他始终把自己定位在调停人的位置上，把沟通精英艺术家和公共读者作为自己的职责，在批评的实践中融入自己对社会道德的干预。他的批评领域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他还积极地提携那些尚未进入公共阅读视野的艺术作品。他以通俗流畅、浅显易懂的语言把《尤里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介绍给美国的公众读者群。威尔逊近半个世纪的批评实践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批评家的职责和操守。那么批评家在他的批评实践中是如何实现艺术家和公众读者间的调解呢？
二、想像力——连接历史和社会的时空隧道
文学批评家究竟应该怎样充当好涅俄普托勒摩斯这个说服者的角色呢？在威尔逊看来，自然首先应该同情和理解菲罗克忒忒斯(艺术家)，应该深入了解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如果涅俄普托勒摩斯不了解菲罗克忒忒斯的处境，不设身处地替他着想，就不可能说服菲罗克忒忒斯，更不可能得到神弓，也就无法获得战争的胜利。
因此，在威尔逊的文学批评中，他所注重的是作品的历史纬度和社会性解读。威尔逊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个人(指主人公)思想的发展史，并设想构成这些思想的背景和环境。”[4]“构成这些思想的背景和环境”就是形成文本的历史语境。然而，威尔逊的批评又不是一种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简单依附和沿袭，他的批评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想像力”。威尔逊指出，一个个体文本中隐藏着一个断代历史的文化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想像的力量才能跨越时空隧道，回归当时的语境，捕捉到那个时代的灵魂。
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威尔逊喜欢在“想像力”的支配下，把每一个文学人物，每一个文本都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并在这种历史语境下阐释作品的意义。如在对狄更斯的研究中，他就对狄更斯的家庭进行了传记性的探源：即通过对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社会和阶级矛盾的描述，把读者的视线引领到其时其地的历史纬度下。这种语境的移植跨越了文本和读者之间历史和文化的障碍，使得沟通更为顺畅。威尔逊用故事性的语言讲述了在狄更斯幼年，由于家庭窘迫和债务原因，他的父亲曾送他去做童工，六个月的地狱般的童工生活深刻地改变了狄更斯的世界观，虽然为他的许多小说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材料，但也同时使一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变得压抑、敏感、易怒。读者也能从这样的溯源中悟出狄更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悲观的深层原因。[3] 威尔逊对狄更斯的批判一直被批评界尊为典范之作，改变了在威尔逊之前人们对狄更斯的乐观幽默的定论。再如他在介绍斯托夫人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时，威尔逊就先对1830年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当时的混乱的社会状态、河运业、黑奴逃跑给予了想像和文献式的描述，使读者身临其境，能更有效的接受和理解作品。威尔逊对作品的历史纬度和社会批判的重视源于19世纪英国的人文主义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法国的泰纳及圣伯夫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美学——历史”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他也产生过深刻影响，正是因其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历史的关注才使得这种批评传统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威尔逊认为，批评的“想像力”要求批评家具有与艺术家相类似的创造力，只有具有这种创造力，才能够理解作品的社会历史语境，理解作家的创作心态。此外，批评的“想像力”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以艺术的样式诠释和评价艺术作品，这是威尔逊作为现代批评家的独特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用神话来比喻文学批评的作用，为文学批评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如果说日常生活语言是指他性的语言，因而缺乏审美价值，那么文学语言是自我指涉的语言，是一种具有审美欣赏价值的语言。以此为参照，一般的文学评论文章和专著大都是在用科学的语言阐释文学现象，他们往往在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时，自己却恰恰丢掉了这种审美性，使得本来是自我指涉的文学作品经过批评的分析之后，变成了指他性的非艺术文本了。威尔逊尝试着用创作文学作品的方式来探讨文学问题，也就是用神话来说明文学批评的作用，显然这是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自我指涉批评。读者在了解文学批评作用的同时又能够感受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当然，威尔逊批评的“想像力”是以社会、历史纬度为基础的，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象征。
威尔逊的批评时代恰是各种批评理论开始粉墨登场的时代，威尔逊在自己的批评中却抓住文学最本源的东西，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其实就是关注人本身，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他对批评家艺术素质和境界的强调意味着他将文学批评与文学艺术本身放在了同一个平台上，这应该是文学批评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三、言说方式——批评面向公众的桥梁
威尔逊认为，批评家要起到涅俄普托勒摩斯的作用，在精英艺术家和公众读者之间架起交流和沟通的桥梁，还要倚赖于批评家的“言说方式”。明晰晓畅的文风对我们当代批评界也是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近十年来，文学批评界出现的一个有趣而无奈的现象就是，一些批评家用更为模棱两可的理论，更晦涩艰深的语言来阐释对读者来说本就难以高攀的严肃或精英文学作品。使得读者不得不弃之而去，批评家远离了其原本的职责，造成艺术界一度“批评的缺席”。批评家应具备文学家的修养和表述能力，能够以清晰明了生动的语言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不知所云地堆砌西方文论的时髦术语，演绎西方文化的思辨逻辑。阅读威尔逊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愉悦的体验，他作为批评家给予读者的是双重的享受，读者从他的文学批评中不仅能产生对经典艺术文本的顿悟，还能从他清新流畅的写作风格中体验讲述之美。威尔逊也因之被称为“作家式的批评家”。对“想像力”和“叙事阐释”的强调使威尔逊的批评很具文学性和故事性，这是威尔逊批评的特点，也是他的学术魅力所在。
威尔逊的“言说方式”是一种深入探析作家内心世界并使之具体明晰化的批评方式。因为在他看来，一个批评家要起到连接作者与读者之间桥梁的作用，就必须像涅俄普托勒摩斯了解菲罗克忒忒斯的内在痛苦那样，能够知晓其产生的根源，并且把它艺术地揭示出来。
威尔逊把涅俄普托勒摩斯这位深谙菲罗克忒忒斯的说服者比作批评家，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威尔逊指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都多多少少有作家本人的影子，其中暗含着作家未解决的情感纠葛和内心冲突，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则源于作家的人生挣扎，这些挣扎可能是心理的，也可能是社会或经济的。[3] (P56)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言说”这些挣扎的根源，驱除占据他内心深处的符咒，还原他的本真面目。这些内心的冲突与挣扎常常具有感性和非理性的特点，有时甚至是作家本人都无法使其上升到意识和理智的层面，如威尔逊在研究狄更斯的作品时发现了“谋杀”和“囚徒”意象的不断重现。[3] (P14)这种“重现”不是偶然，它表现了作家难以摆脱的，如强迫症似的心里压抑和情绪，而对这种情绪作家用非常感性化和主观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给读者的理解带来难度。文学作品中“重现”的一些象征或意象往往不可忽视，它也许就像一滴水可以折射整个汪洋大海，从作品中不断重现的作家态度、难以抗拒的冲动和情感模式中，我们不仅对作家作品洞见一二，我们更能从中窥视当时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理想和社会弊病。就像我们从细胞中能看出组织的结构和状态一样。批评家这时应该承担的任务就是追本溯源，为这些非理性的东西找到理性的答案和解释，使那些本来不太清晰化的内容“言说”得清晰起来。
威尔逊根据狄更斯童年的史料中发现了狄更斯欲成为艺术家的动机。在威尔逊看来，狄更斯一生的作品都是在试图为自己童年时的苦难遭际寻找理由和解释，从而说服自己，使自己能够接受。[3] (P8)而对狄更斯作品中不断重现的“谋杀”和“囚徒”意象，威尔逊则做出这样的解释，一个有着强大意志力的人，如果具有反社会的倾向，一旦他发现他无法颠覆社会，或者说他要颠覆社会的冲动被阻止，他就会出现强迫症，去犯死罪以报复社会。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作品中的反社会人物形象那样，狄更斯在自己塑造的“谋杀”意象中宣泄了自己的反社会情绪，也使我们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窥见一斑。批评家在作品的解析中超越艺术家的非理性的幻想而达到理性的彼岸，从而以更好的“言说方式”帮助读者把握作家的主旨。
然而，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威尔逊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停留在文学这一孤立的领域中，他的批评激情和他的批评视野之广博着实令人叹服。他将自己的批评“言说”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犀利的笔触向阅读者传递他对社会现实的价值的判断和导向。我们因此把他归入美国20世纪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列。波斯纳曾给公共知识分子以这样的定义：他们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5] 威尔逊的批评时代正值一战刚刚结束，美国青年的梦想开始破灭，传统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威尔逊的文学批评坚守自己作为批评家的操守，给予当时的人们一种精神的引领和支撑。
在今天商业文化的大语境下，公众的阅读视线随着媒体的造势而转移，对阅读文本的选择也变成为一种对时尚的追附。阅读的目的已不完全是追求深刻的思想境界，严肃和精英文学的道路已经越走越窄，文学批评界随之出现了一种不健康的倾向。一些批评家在这样的潮流下丧失理性和耐性，他们对作品的介绍与评价也以吸引读者注意力、吊起读者的胃口为导向，变批评为炒作。在这样的景况下，我们呼唤批评家的“出席”，呼唤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引领。威尔逊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即文学批评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其终极任务是从理论和社会道德意识上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予以关注和干预，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人文关怀，并引领社会审美价值。
批评家的视野应该是宽阔的，而不是局限自己所熟悉的小块领域之间。在我们的学术界和国外的学术领域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不愿抬眼看一看他的“领域”之外的世界。当然，这与知识结构的日益专业化有关，但封闭的、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倾向也使我们的批评界失去能量和活力的源泉。巴比塔越建越高，与公共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阅读威尔逊使我们重新反思批评家的职责与操守，帮助我们淡化专家与社会公众的界限，拉近文学和社会现实的距离，并给后现代主义时期文学批评界出现的虚无主义倾向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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