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试论柄谷行人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认识的矛盾性
张 碧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摘 要 ]日本批评理论家柄谷行人否认索绪尔是结构主义思潮的开启者，但在其批评实践中，却明确将索绪尔语言学视为遵循结构主义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对马克思商品理论的阐释中。在运用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回溯索绪尔语言学的政治背景时，柄谷行人也从侧面体现出对索绪尔结构主义倾向的承认。因此，柄谷行人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思想的认识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征。
[关键词 ]柄谷行人；索绪尔；结构主义观；矛盾性
近年来，学界对于索绪尔是否为结构主义思潮鼻祖这一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坚持认为，索绪尔是结构主义的正统代表；亦有不少学者认为，所谓“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倾向”，只是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等后世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过度阐发，是理论的误读所致。日本学者柄谷行人作为活跃于当代批评理论界的知名理论家，以其一系列具有左翼倾向的著述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受到德里达、詹姆逊与齐泽克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热议。柄谷行人以索绪尔的理论阐释并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进入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近现代美学、文化政治等领域时，体现出对索绪尔语言学方法的不同理解，由此这一理论难题的复杂性再次呈现出来。
一、关于索绪尔结构主义方法的认识
20世纪初，索绪尔的学生薛施蔼与巴利根据索绪尔的课程笔记，整理并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此后，该书经特鲁别茨柯依、雅各布森及列维－斯特劳斯等学者的阐释、发展，逐渐建立起了结构语言学方法，其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般而言，学界认为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特征大致可归结为对共时语言学的强调，以及对语言学外部规律即历时性语言学的排斥。同时，认为语言符号的表意过程是在系统或结构中完成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索绪尔被视为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开创者，并被视为结构主义的鼻祖。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纷纷质疑索绪尔本人是否真的具有构建反历时性、系统性的语言体系的意图，这几乎成为语言学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桩悬案。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柄谷行人在其多部著作中都曾论及索绪尔及其语言学方法，体现出他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异常复杂的理解。一方面，柄谷行人明确否认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近代结构主义思潮的肇始，而将这一思潮的开端归于雅各布森对语言学的现象学还原，以及布尔巴基代数学[1]209，由此否定了“索绪尔曾提出语言学的共时性方法”的命题。但另一方面，在一系列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柄谷行人却不时体现出对索绪尔语言学方法的结构主义式理解和阐释。
事实上，柄谷行人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结构主义思想及方法倾向，集中表现在他透过事物表层结构探寻其深层结构的研究思维。在论述日本20世纪初的风景画传统时，柄谷行人发现，近代日本画家在山水画方面的创作并不是根据实际的山光水色进行描摹，而是在当时所形成的特定的绘画观念和技法的引导之下进行绘制，“在山水画那里，画家观察的不是‘事物’，而是某种先验的概念”[1]11，“山水画家描写松林时，乃是把松林作为一个概念（所指）来描写，而非实在的松林”[1]17。罗兰·巴尔特在其早年著作《零度的风格》中提出，法国近代文学在不同发展时期，拥有各自作为语言结构（langue）的总体创作风格，以柄谷行人的话来表述，“这种被纯化的语言（结构）变成了一种写作，即一种语言的价值，它随着各种历史情境而直接表现出了普遍性”[1]36，从而体现出鲜明的结构主义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巴尔特的观念与柄谷行人对近代绘画风格的理解如出一辙，柄谷行人将时代绘画整体风格视为一种规范画家个性创作的“语言结构”，而将个性发挥视为“言语”，这样，关于风格技法的整体观念便规约着画家的创作方式。显然，在实际批评过程中，柄谷行人对作为批评方法的结构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此外，几乎在柄谷行人撰写《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同一时期，西方学界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索绪尔语言学都视为本质主义理论的体现，并对之相似性加以比较[2]。尽管柄谷行人明确承认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各自的理论具有本质主义与结构主义特征，却唯独不愿承认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者身份。颇为有趣的是，柄谷行人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又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以此作为与马克思的商品理论进行比较与阐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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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差异性命题往往是以同一性命题的反题形式被提出的。早在古希腊时期，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便体现出对政治格局“同一性”的超越。此后，这种反对同一性、强调差异性的思维特质便开始在哲学及思想领域得以彰显。柄谷行人认识到西方思想史中差异性思维的重要意义，并根据马克思早年的博士论文，发掘出马克思对事物规律中差异性及偶然性的认识，“我们就要隐喻地阅读，换句话说，我们就有必要把既成的、被‘磨平’而固定的关系，重新放在任意性和差异性上去看。而这就是马克思所做的。”[6]17柄谷行人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的商品及货币理论，试图从中进一步寻找马克思思想中的差异性诉求。柄谷行人认为，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内符号表意机制中差异性的论述，同样是对古希腊以来的差异性认识传统的延续与复现，而这种研究思路在西方学界业已获得重视[7]。
关于马克思商品理论的符号学特征，在柄谷行人之前，列斐伏尔、罗西-兰迪、翁贝托·艾柯等学者已有论述。列斐伏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交换过程的基本特征[3]，艾柯则意识到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的符号学特征对文化分析的重要意义[4]，罗西-兰迪则对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的符号学特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剖析[5]。柄谷行人主要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交换理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2.3 两组筛查阳性率比较 辅助生育组的21-三体筛查阳性率为5.00%（7/140），自然妊娠组的唐氏筛查阳性率为5.95%（25/4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柄谷行人意识到，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民族国家，往往通过发展本国或地域的俗语，与某种长期影响和支配本国或地域思想体系的“标准语”分庭抗礼，例如，中世纪以来欧洲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等俗语，以及与欧洲政教合一体制相适应的拉丁语，即是如此。柄谷行人注意到，标准语往往以书面语形式作用于对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思想体系的规约之中，具有某种立法作用。在列斐伏尔看来，“书面语”（written words）往往以其书写形式对人类社会及政治领域进行立法性规约[12]。柄谷行人的“标准语”概念，显然与列斐伏尔所说的“书面语”存在相似之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标准语确实发挥了政治—宗教中心对民族国家或地域进行思想统摄和制度规范的作用。例如，拉丁语作为中世纪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官方语言，成为支配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思想体系及社会行为规范的标准语言，而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俗语却具有相当明显的民族性和民主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18、19世纪欧洲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同样伴随着俗语对标准语的冲击和重构，这是柄谷行人未能充分提及的一个事实。不过，柄谷行人关于“标准语与俗语”关系的探讨，由西方历史转向东亚历史，他指出，在东亚儒教文化发展史上，汉字作为向中国周边国家及地区传播儒教政治及世俗礼仪的工具，同样发挥了标准语的文化政治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柄谷行人认为，语言体系与商品体系的差别在于语言体系的形成有赖于一种类似于柏拉图“理念”（idea）的作用。如果说商品体系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体系，那么对于语言系统的结构而言，则隐秘地存在着一种能够支配系统内部组成部分的结构、系统，抑或“中心”，“在语言系统（langue）里，……支撑着一种柏拉图式常识的——即普遍认为各个语言都各自具备其内在意思（=概念）——还是一种‘看不见的中心’。……可惜，索绪尔却没有试想过这种‘系统’本身的由来”[6]30。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其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时，以笛卡尔的唯理主义观念为理论基础，将人类的语言能力视为先天生成的，学界一般认为，这正是乔姆斯基受到正统结构主义观念影响的明证[11]。与乔姆斯基相似，柄谷行人同样将人类语言能力视为一种先天的、先验的存在形式，这种形而上学观念再次体现出其结构主义方法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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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政治视角解读
除了以马克思商品理论来观照索绪尔语言学，并暗示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外，柄谷行人又以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观念来反观索绪尔，从侧面印证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结构主义倾向。柄谷行人非常偏爱以源自索绪尔语言学的其他思想体系为参照系来回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众所周知，德里达曾提出西方思想建立在语音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著名观点，认为语音对思想及话语的表述压制了通过书面语途径的表述。柄谷行人则从政治和历史角度指出语音中心主义在文化政治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中，而且对于东方世界的日本等国家而言，也具有适用性。
马克思在界定商品的价值形式时，延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类社会属性的认识，由此论及商品的基本社会关系属性，及其作为交换价值所具有的具体体现方式，“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8]61，“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8]65。在柄谷行人看来，由于马克思明确将语言视为人类社会关系属性的产物，因此便在商品关系和语言关系之间建立起了隐喻式的类比关系[9]，他由此找到了以索绪尔语言学阐释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的论据。如前所述，索绪尔将能指间的差异性视为符号的基本表意机制，亦即语言“价值”的生成逻辑，“语言体系，是由一系列音响的差异与一系列概念的差异组合而成的”[10]。在他看来，马克思同样意识到，商品除具有其内在的使用价值外，还根据它与其他商品的比较和交换而相应地呈现出“交换价值”这样一种根据商品间的差异性而呈现其价值的价值类型。货币的出现使得诸多具有相等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具有了统一的衡量尺度，换言之，这种由等值规律所构建的体系是由诸多使用价值互不相同的商品经由货币的中介而共同构成的。
在由诸多等价商品共同构成的庞大体系中，每项具体商品所具有的相对价值便相当于索绪尔语言学体系中的“所指”，而诸多具有相等价值的商品所共同具有的“等价”则相当于“能指”。因此，等价商品间便像索绪尔所描述的语言符号一样，具有了由同一系统所形成的符号关系。同时，不同量的商品以其各自的使用价值构成某种共同的、且不断扩大的体系，“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6]80。这样，任意两种具有等价形态的商品之间便可以互为“能指”与“所指”。由此，柄谷行人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有的是互不相同的使用价值的关系，更贴切地说，只存在着‘差异’的游戏。”[6]30显然，在这里柄谷行人以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为参照系，通过对马克思商品理论结构主义式的解读，体现出将索绪尔语言学视为结构主义方法的认识。这样，柄谷行人便在马克思商品体系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传统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关联。
不难看出，柄谷行人一方面将索绪尔语言学所遵从的共时性原则视为一种阐释其他研究对象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对索绪尔语言学进行了历史性观照。在这两种研究途径之间，呈现出关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明显的矛盾性。
剥蚀孔径越大激光剥蚀过程所覆盖的样品面积越大，产生的气溶胶颗粒越多，信号强度越高；剥蚀孔径越小，产生的气溶胶颗粒与剥蚀后样品表面坑壁碰撞的概率越大，信号稳定性越差。分别以不同剥蚀孔径(10～200μm)进行测定，每个剥蚀孔径重复测定5次，考察了剥蚀孔径对样品中63Cu信号强度平均值及其相对标准偏差的影响，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由图3和图4可见，随着剥蚀孔径从10μm逐渐增加到200μm，63Cu的信号强度也逐渐增加，同时其相对标准偏差逐渐降低。故选定200μm为剥蚀孔径参数。
三、柄谷行人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解的矛盾性
学界一般认为，索绪尔将语言学研究的中心置于语言现象的探讨上，而刻意忽略了文字的重要性。柄谷行人却指出，索绪尔事实上认识到了文字的重要性，“进入时间中的语言学之分类，正因为语言被写下来了，故其分类才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并不是不承认文字的重要性”[1]197，其突出地体现为文字在记录某种文明方面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往往存在这样一种规律：由于标准语往往以书面语或文字形式出现，俗语往往以口语形式流传，由于政治中心有时并未对标准语语音进行任何官方的权威界定，因此标准语在其施加影响的区域内，往往被普通民众赋以不同的语音，由此人们拥有了自己的口语发音方式的同时，相应地产生了属于本民族或地域的民族意识。如柄谷行人所言：“造成声音中心主义的是反拉丁语的指向，也就是迈向方言白话的声音语言的指向。声音中心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特有的现象。”[13]144尽管如此，标准语仍将其一系列语法规范镌刻于不同的俗语之中，并对其产生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此，索绪尔便担心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一旦政教中心或宗主国覆灭，以文字书写而成的标准语随之不复存在，那么受标准语影响的、且仅仅以语音为载体的俗语将以怎样的途径获得保存。显然，语言的政治和历史因素是语言现象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但这些因素的消逝也将造成语言现象随之不复存在的危险，“语言不会死亡，也不会寿终正寝，突然猝死却是可能的。它的死法只有一种，就是由于完全外在的原因被彻底抹杀”[13]141。因此索绪尔认为，唯有将语言现象的共时性内在规律从与历史现象的纠缠中梳理与解放出来，才能使对语言的理解和研究真正得以保留，而他所创立的被视为共时性维度的标志的“语言结构”（langue）概念，事实上并不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某种带有政治权威性的标准语言，而是“针对那些会因为国家性的语言而消亡的、不能明示其时空边界的语言的概念”[13]145-146。可见，柄谷行人提出索绪尔在其语言理论中呈现出对语言共时性规律的研究，不仅是对此前西方历史语言学的反驳，更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尽可能地消除政治因素对语言学的浸染，试图通过对语言内在规律的发掘，维护和保全不同民族俗语的自身语言形态，并以此隐含地表现出其语言学理论建构深层的历史逻辑与政治思维。显然，索绪尔是通过对语言现象中政治因素的排斥，由此体现出对语言学内部因素及结构主义研究维度的重视。
首先，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所构建的商品体系是一个根据其内在组成因素之间的差异性所形成的系统。他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作为参照系，认为马克思商品体系与索绪尔语言体系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关系，两者都将各自研究对象——商品与语言——视为一个封闭体系，商品的交换价值与语言的符号意义都源自其在各自系统中与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显然，柄谷行人是从一种正统的结构主义系统观念和典型的共时性方法角度，来审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同时，将索绪尔的“结构”观念和柏拉图的“理念”概念视为具体事物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体现出与乔姆斯基结构语言观十分接近的思维逻辑。这都说明柄谷行人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者身份的承认。
⑲ ㉕ Bargen， Mediation im Verwaltungsprozess， DVBI．2004，S．472．
其次，柄谷行人通过对索绪尔生平及其所处政治及历史语境的分析，发现了索绪尔进行语言学研究具有的历史性方法，然而，他仅仅是将历史性方法视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得以形成的外在思想因素，而未能认识到对历史性的排斥正是其语言学研究的共时性逻辑得以形成的基础。所以说，柄谷行人并未真正否认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共时性方法，而是从索绪尔对历史与政治反感心态的考察出发，反证其共时性逻辑所具有的历史渊源。也就是说，柄谷行人不经意间采取了一种类似于詹姆逊的“元评论”的批评方法。正如詹姆逊所言：“形式主义学说的含义，最终会流溢到作品之外而进入生活本身。”[14]6对于貌似排斥历史性因素的结构主义方法，柄谷行人从历史维度予以审视，由此证明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带有一种形式主义的特征。
可见，尽管柄谷行人试图否定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乃至结构主义鼻祖的身份，但其关于马克思商品理论的批评实践，以及对索绪尔语言学社会语境的考察，都体现出对索绪尔结构主义方法的肯定，其并未真正否定索绪尔的语言学逻辑。
综上所述，以马克思的商品理论为参照系统，柄谷行人对索绪尔语言学立场及方法的认识体现出他对结构主义认识的复杂性和含混性。这不仅体现出柄谷行人本人对业已成型的、作为批评方法的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认可，以及从思想史角度否认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倾向之间的矛盾。同时，他的这种矛盾态度也体现出学界关于索绪尔语言学观念是否源于结构主义这一难题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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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3-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652（2019）01-0019-05
[收稿日期] 2018-08-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作者简介] 张碧，男，陕西西安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艺学及西方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