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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涵藏着无数奇珍异宝的浩瀚海洋。一千多年来，历代唐诗研究者和爱好者编出了数以百计的唐诗选本。较著名的，唐代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宋代有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明代有高棅的《唐诗品汇》，清代有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然而，在汗牛充栋的唐诗选本里，恐怕还没有哪一部书的名声比《唐诗三百首》更响亮，流传得更广泛了。这真是个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
中华书局1957年第2版《唐诗三百首详析》封面
《唐诗三百首》，由清代孙洙和他的继室徐兰英共同选编而成。孙洙(1711—1778)，字临西，号蘅塘退士，无锡（今属江苏）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徐兰英，性聪颖，工诗善书，《清朝书画家笔录》有传。本书编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说是“唐诗三百首”，其实和“诗三百”一样，只是举其成数。历来的刻本，有321首、317首、310首、302首等多种。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本子以及各种注释、评析本，基本上都是以光绪年间的四藤吟社本为依据。因该本补入了杜甫的《咏怀古迹》3首《咏怀古迹》共有5首，原本已选入2首），所以共有313首。
《唐诗三百首》较早的版本，都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顺序编次，分为6卷。后来又有8卷本，系将七古卷一剖为三：将卷中的七言乐府诗（共13题14首）单列为1卷，又将本卷的七古诗析为两卷。该书共收入77位诗人（包括两个无名氏诗人）的作品，其中以杜甫诗为最多，达39首，其次为王维（29首）、李白（27首）、李商隐（22首）。该书卷首有蘅塘退士序。文不长，兹录于下：
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唐诗三百首》书影
中华书局1957年第2版《唐诗三百首详析》书影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序中提到的《千家诗》，旧时为儿童训蒙读物，现今书肆亦能见到。刻本很多，大多根据南宋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简称《千家诗选》）增删而成。分上下两集，上集七言绝句80馀首，下集七言律诗40馀首。通行的是明洪武朝王相注本。王相并补《五言千家诗》附刻于后。由于《千家诗》篇幅适中，浅近易解，故流行颇广。但蘅塘退士认为它有工拙混杂、体裁不全、体制乖违三个缺陷，故另起炉灶，撰成此编。其选编目的，是要取代《千家诗》的家塾课本地位，“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用心可谓高远。事实上，《千家诗》在清代直至今天仍未曾废，但《唐诗三百首》也确实取得了与《千家诗》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一步的地位。
光绪十一年(1885)，四藤吟社主人在刻印此书时说它“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足见其在当时的风光程度。《唐诗三百首》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及文化渗透力，可举以下数端概括之。
一是注评本的不断涌现。《唐诗三百首》的原本有一些批点（并不是每首诗都有），或挑明题旨，或解析章法，或抒发感慨，但极其简略，如孙氏在郑畋《马嵬坡》诗“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旁批曰：“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对于儿童等初读唐诗者来说，这样的批语显然没有实际意义。故而至道光十五年(1835)和二十四年(1844)，有建德（今属浙江）章燮和上元（今江苏南京市）陈婉俊女士为之作补注。章之补注较详，“凡题之来历，作诗之年月，以及典故之出处，词义之贯串，皆博搜群书而详载之。间或参以己见，酌为订正”（《唐诗三百首注疏·序》）。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了章燮之《唐诗三百首注疏》。相比较而言，陈之补注较略，主要是写出诗人小传，诠释了名物典故。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了陈婉俊补注的《唐诗三百首》，以后又多次重印。
近几十年来，《唐诗三百首》的注评、解析本又出版了10多种。如喻守真的《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48年版，后又多次重印），朱大可的《新注唐诗三百首》（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全性尧的《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陶今雁的《唐诗三百首详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黄雨的《新评唐诗三百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其中喻守真的注析本别具一格，特色鲜明。喻氏对诗人情况只作扼要介绍，注释简明浅显，不作过多征引或考证，而对诗之“作意”及“作法”讲解详明。“作意”相当于题解，指出该诗主题；“作法”重在剖析诗人的艺术构思，归纳段落大意，辨明层次间的关联，解释比兴、典故的运用以及对仗的虚实互用等，对读者欣赏和借鉴唐诗的艺术技巧很有帮助。在每一类诗前，喻氏都以一首典型作品为例，讲解其声调格律，还在每首诗的字旁一一注明平声仄声调，使初学格律诗和古汉语者一目了然。以上各种注释本的出版，使得《唐诗三百首》更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所激赏。其功绩自应肯定。
二是续出本、仿名本的不断涌现。在清代，步其后尘的主要有二书：《唐诗三百首续选》和《唐诗三百编》。前者为金坛（今属江苏）于庆元(1812—1860)编。此书系补蘅塘退士本之未备，新增53家，选诗320首。其例言谓其选编宗旨为：“是编首严纪律，续标神韵，终及才调，总期别裁伪体，一归雅正。”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校点本。后者为湘潭（今属湖南）罗汝怀(1803—1880)编。此书乃是以《唐诗三百首》为基础又增选300多首而成。其选录标准是：“为初学计，不欲矫语高深广博，惟取诗家所不得不读，且易取求解者录之。”（见该书“例言”）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唐诗三百首》里的某些诗篇及编排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各读者层面的需要，于是不断有新的唐诗选本出现。这本不足为怪，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新选本都仿效《唐诗三百首》的书名，打起了“唐诗三百首”这块传统的金字招牌。如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了由邓拓主编的《新编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由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新选唐诗三百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由张碧波、邹尊兴编著的《新编唐诗三百首译释》，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了由马茂元、赵昌平选注的《唐诗三百首新编》。这耀现象充分说明了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这个书名，已具备了著名商标的性证，人们都愿意借旧瓶装新酒，利用它来扩大新选本的吸引力。还要提及的是，袋些年一些出版社相继推出古典诗词“三百首”系列。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新编三百首系列”计有14种：《新编先秦诗歌三百首》、《新编古诗三百首》、《新编唐诗三百首》、《新编唐人绝句三百首》、《新编唐人律诗三百首》、《新编唐宋小令三百首》、《新编宋词三百首》、《新编宋诗三百首》、《新编元曲三百首》、《新编明诗三百首》、《新编清诗三百首》、《新编清词三百首》、《新编千家诗三百首》、《新编千家词三百首》。显而易见，该系列之命名，亦源于孙氏之《唐诗三百首》。
三是出现了数种《唐诗三百首》的外文翻译本。早在1928年，美国纽约就出版了由威特·宾纳与江亢虎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此外，还有英国詹尼斯(S.Jennyns)的《唐诗三百首选译》和《唐诗三百首选择续集》。日文译著，则有目加田诚的《唐诗三百首译注》（三册）。不少外国友人，就是通过阅读《唐诗三百首》得以了解中国古诗并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浓厚兴趣的。
四是对近现代的启蒙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就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优秀的作家鲁迅和郭沫若来说，他们在童年时期都读过《唐诗三百首》，并对他们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
鲁迅童年时就学的三味书屋安排的功课是，一开始读《百家姓》，再读《神童诗》，然后是《四书》、《五经》。年纪较大的学生，“正课”读好了之后还要读《唐诗三百首》。鲁迅大约是12岁到三味书屋读书的，属于年纪较大的学生，《唐诗三百首》自在阅读之列。在鲁迅的杂文、书信和诗歌里，经常可以看到他论列、引用唐诗的情况，这与他自小读过《唐诗三百首》有一定关系。但鲁迅对它也不是全盘肯定，认为有的篇目选得并不恰当。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他详引了唐玄宗李隆基《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诗后说：“这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唐玄宗的这首五言律诗，列为《唐诗三百首》卷五里的第一首，其主旨是慨叹孔子一生恓恓。不定的凄凉际遇，内容固然很是平常，写法上以议论为主，也缺乏唐诗的风采、神韵，所以鲁迅对它颇有微词。
郭沫若6岁入家塾读书，便开始接触《唐诗三百首》。他在《我的童年》里写道：“我们家塾的规矩，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我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可见是《唐诗三百首》培养了他对唐诗的极大兴趣。在郭沫若的旧体诗词里，《唐诗三百首》的影响在在可见。如郭诗“两三渔火疑星落”（《夜泊嘉州》），本于唐诗“两三星火是瓜州”（张祜《金陵渡》）；“一声何满子，泪落不成吟”（《和王大九日登城之作原韵》），本于唐诗“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河满子》）；“千树万树迎风开”（《春桃》），本于唐诗“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百言遗嘱沉沧海，一片降旗赴寇军”（《纪念孙中山先生四首》），本于唐诗“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荔城无处不荔枝”（《途次莆田》），本于唐诗“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寒食》）；“一夜山中雨，平添万丈泉”（《游黄山》），本于唐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王维《送梓州李使君》）。以上所述及的各首唐诗，俱见于《唐诗三百首》。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郭沫若对于《唐诗三百首》是烂熟于心的，它是郭沫若肥腴丰厚的艺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与《唐诗三百首》也有不解之缘。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爱读唐诗。《唐诗三百首》是他在孩童时经常诵读的一部书。据贺子珍回忆，在井岗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还能够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发现了不同版本的《唐诗三百首》共有5种。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唐诗三百首》的喜爱程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唐诗三百首》是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唐诗选本。分析其优长，最主要的是它选入了许多用生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人类所普遍具有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情感体验的佳作。像表现友情、爱情、亲情、乡情的诗歌就占了很大比例。如以表现友情为主的送别诗，即有36首之多。还有一些倾诉真挚友情的名篇如杜甫《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李白《赠孟浩然》，白居易《问刘十九》，都被集纳其中。以爱情为主题的杰构如王维《相思》、李白《长干行》、《子夜吴歌》，白居易《长恨歌》，元稹《遣悲怀》（三首），李商隐《夜雨寄北》及一些无题诗均被选入。表现亲情的如王维《九月九日怀山东兄弟》、孟郊《游子吟》、韦应物《送杨氏女》、杜甫《月夜忆舍弟》、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表现乡情的如贺知章《回乡偶书》、李白《静夜思》（一作《夜思》）、岑参《逢入京使》等也悉数收录。其次，一些展现自然美、表现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富有同情心等美好情感的诗歌像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高适、岑参、李益等人的边塞诗，李白、王昌龄、张祜等人的宫怨诗都有所采择。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以上诗歌所抒写的情感，都是人类所共有的，时常会被激发的情感，有着现实的普遍性和历史的承继性，易于触引古今读者的心弦共鸣。
第二，该书所选诗歌大多写得自然明畅，富有情致、意境，或清新活泼，生活气息浓烈；或语浅意深，耐人寻味，审美张力大，艺术风格比较契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文学鉴赏习惯。至于该书的另一些特点如所选篇目适中，作者面广，题材多样等，倒还在其次。
自然，《唐诗三百首》并不是无瑕之璧。拿今天的眼光分析，它在选目上还存在以下一些不足：1.从数量看，杜甫、王维、李白、李商隐四人的诗共有117首，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未免多了些——如果想一想《全唐诗》所收诗人有2200多人的话。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仅选了5首，相比之下又未免少了些。中唐富有个性的杰出诗人李贺，其诗一首未选，难免遗珠之讥。2.从内容看，反映农夫蚕妇艰辛劳作以及正面斥责封建统治者的诗几乎未选（而这类诗在中晚唐出现了许多），像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张籍、王建的新乐府诗，在该书中全无踪影，而有些诗意不多、内容偏深之作（像韩愈《石鼓歌》、李商隐《韩碑》）或宣扬封建贞节观念的诗（像孟郊《列女操》）却有一席之位，这不能不说是选编者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诗歌审美观念存在明显偏差。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结束后，各种“唐诗三百首”的新编本不断问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1992年，香港某文化机构举办“最受欢迎唐诗选举”，结果是，孟郊的《游子吟》荣居榜首，其他九首“最受欢迎的唐诗”为：杜牧《清明》、李白《静夜思》、王之涣《登鹳雀楼》、李商隐《登乐游原》、孟浩然《春晓》、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李绅《悯农》、李白《早发白帝城》、贺知章《回乡偶书》。以上10首诗，除杜牧和李绅诗外，其他8首在《唐诗三百首》里均能读到。这虽然不能证明《唐诗三百首》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仍然拥有不少读者，但未尝不能从一个方面说明《唐诗三百首》确实收录了不少唐诗精华，值得现代读者在案头摆上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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