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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是艺术的生命。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为了自身梦想的需要——通过这种梦想，解除内心深处的现实焦虑；借助这种梦想，寻找苦难生命的拯救勇气；怀抱这种梦想，踏上充满自由的未来之途。史铁生就曾袒言：“常有人把写作者比作白日梦者，这很对，这白日的梦想，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人间需要梦想，因而人间需要艺术。”艺术就是一种梦想，就是通过强劲的想像实现人类内心的自由冲动，展示人类丰饶而广阔的精神景观，体现人类灵魂的伟岸与不朽。福克纳也曾明确地指出：“做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像。”尽管这三个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弥补，但是却不能彼此取代。尤其是想像力，它是文学给人以诗性的力量并使人们超越庸常现实的重要保障，是体现一个作家精神深度及其艺术品位的核心素养。因此，想像力的匮乏与丧失，决不只是意味着作家在艺术思维上的平庸和苍白，而是直接暴露了创作主体对实利化生存原则积极迎合的精神姿态，暴露了他们对艺术探索的潜在抗拒以及艺术原创能力的孱弱，也折射了他们对精神自由这一艺术秉赋的漠视倾向
倘若深而究之，我以为，想像力的严重匮乏，其实就表明了大多数作家艺术原创能力的虚弱与苍白，内省意识和自我超越能力的慵懒与孱弱。其理由是：在真正的创作实践中，艺术想像力就是一种审美创造力——它不仅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艺术原创能力，而且还体现出他对艺术自由的维护姿态。因为想像的最终目标，就是在现实世界或理性能力无法穷尽的地方，重构一种更为纯粹更具人性的世界，甚至使我们发现“水滴中另有一个世界”（大江健三郎语）。想像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激发创作主体无穷无尽的艺术潜能，揭示并超越现实存在的种种平庸和不足，传达人类对于现实生活永不满足的生命向力。关于此点，我们只要看看整个人类技术文明的进程，便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印证。在人类发展史中，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社会的认识，人类每前进一步，最终都固然表现为理性分析与科学研究的结果，但是，倘若从它的初始阶段来看，无不来自于人类自身的想像——通过想像建立假设，然后在假设的前提下进行严谨的理性实验和论证，由此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行。或者说，正是因为想像力的刺激和引导，才使人类有了无限创造的动力。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这种情形则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想像的存在原本就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想像的叙事便是一种可能性的叙事。这也决定了想像性叙事，是明确地建立在心灵真实的层面上，是服从于创作主体内心的自由冲动。所以，在通常的话语表现形态上，它常常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秩序的不信任，对存在状态的另一种怀想和吁求。想像作为一种创造，它的鲜明特征以及重要的审美价值，首先就体现在怀疑之中——怀疑现实的真实，怀疑既定的常识，怀疑传统的经验……惟有在这种怀疑的前提下，作家才会产生对现实生存及其价值体系的否定意愿，才会激发对理想生存形态的强烈冲动，从而在强劲的想像中创造另一种审美的世界。而我们的大多数作家却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对一些既有的现实经验和逻辑常识保持着高度的依赖性，并且将审美心智始终投置在形而下的生存形态中，像一些“新写实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以及大量的“另类小说”等等，都是以一种平面化的叙事思维再现了现实生活本身，而很少看到作家对它们进行颠覆性或否定性的审美表达。缺乏必要的怀疑精神，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改造热情，致使他们很难充分激发自我内心的理想热情和诗性意愿。因此，在那些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充满自由和梦想的叙事倾向，也很少发现具有某种开拓性的审美品格。一个拥有巨大想像能力的作家，从来都是对现实社会及其观念体系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姿态，并不断地颠覆那些庸常的大众经验和生活常识，让叙事扎根于纯粹的精神世界中，“使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凸现出来”（余华语），从而让叙事话语闪耀着独特的审美之光。事实上，很多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也正是借助这种强劲的想像能力，才得以打破种种既定的艺术圭臬，开拓出属于自我的全新的审美领域。每一个作家的审美追求也许并不一样，话语风格也许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实现自身艺术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上，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彻底地打开自身的想像空间，在丰沛的艺术想像中建立种种新型的审美世界。只有通过强劲的想像，才能使叙事话语脱离客观现实的外在影响，有效地进入人类的内心领地；也只有通过强劲的想像，才能使作家在重构人类心灵秩序的过程中，再现人性深处的真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艺术想像力的匮乏与缺席，也对艺术的自由秉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想像的本质就是自由，就是挣脱一切现实秩序对人类精神的羁绊，为恢复内心的自由表达而努力。它的创造性特征，也正体现在作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自由重构之中。没有对人类自由精神的强力推崇，没有对艺术自由秉赋的深切体察，作家便很难对那些超越于庸常现实的理想愿望产生强烈的冲动，想像力也便很难获得全面的解放。从另一方面说，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揭示人类的存在真相、展露人性潜在本质的同时，也是为了实现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本性的追求，实现作家对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勘探。在人类的一切艺术行为中，自由的表达以及对内心自由的梦想与追求，从来都是艺术家们最为核心的审美目标。这种审美目标，与想像的自由本质无疑是不谋而合的。让人类的精神生活在想像中获得无拘无束的漫游，让叙事的审美话语在想像中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并以此来解除庸常现实对人们心灵的挤占和盘压，消弭实利欲望对精神空间的掠夺和蚕食，这是一切艺术的内在理想，也是作家审美智性的重要体现。
事实上，只要看看那些优秀之作，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所体现出来的独具匠心的审美特质，深邃丰厚的精神内涵，灵性翻飞的艺术智性，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强劲的艺术想像，在高度自由的叙事语境中得以呈现。譬如卡尔维诺的《祖先三部曲》中，无论是《分成两半的子爵》中那个集大恶与大善于一体的梅达尔多子爵、《树上的男爵》中那位永远生活在树上的少年柯希莫，还是《不存在的骑士》那个没有真实肉身的阿季卢尔福骑士，他们仿佛都是一些幽灵般的人物，带着非同寻常的生命特征和近乎疯狂的理想气质，无拘无束地游走于现实社会之中。正是这种完全超越于常人的、飘乎不定的生存方式和情感欲望，使得他们能够从容地潜入现实生活的一个个隐秘地带，撕开种种晦暗的人性帷幕，剥示种种诡秘的权力体系，动摇和瓦解那些在庸常表象遮蔽下日趋腐朽的现实伦理秩序及其价值体系，并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建构某种理想化的生存形态。莫言的《檀香刑》在将叙事话语投向中国古老而又残忍的刑术传统时，又将它深深地植根于那种质朴、旷达而又充满血性的民间社会结构之中。而这种看似粗砺野性、实则自由鲜活的民间生存形态，却恰恰成为引爆作家想像力的“刺激物”，使他的所有艺术感觉几乎在转瞬之间便获得了完全的释放，各种谲诡的想像也像肆虐的洪水一样四处蔓延，一切都显得不可收拾。因此，在小说中，无论是对各种酷刑实施过程的绘声绘色的描述，还是对一个个施刑场景的狂欢式烘托；无论是对刽子手、受刑者奇特心理的精细刻画，还是对不同地位中权力人物言行的精妙演绎，都显得既真切又夸张，既惨烈又壮观，既透射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某些悲剧性本质，又洋溢着某种叙事话语上的喜剧性氛围。毕飞宇的短篇《地球上的王家庄》则通过一个孩子的天真视角，生动地展示了人与世界、苦难与诗意的巧妙对接。八岁的“我”由一册《世界地图》开始，便常常衍生出各种有关“世界大小”的想像。于是，他便从现实中的王家庄出发，在一种无法遏止的狂想中，赶着一大群鸭子，沿着乌金荡顺流而下，试图一探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真相。与此同时，被“文革”剥夺了教鞭的父亲，则在沉默的体力劳作中不断地保持着对天空的遐想——那是一种灵魂在暗夜中的飞翔，是生命挣脱苦难命运和悲剧现实的奇特方式，是在没有诗意的生存中寻找诗意的一种反抗行为，而这种被常人视为“精神病”的行为，恰恰与少年“我”的梦想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振。由是，“我”的冒险行为又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对父亲自由灵魂的一次盲动的实践。在这里，毕飞宇不仅将历史强权、生存苦难和心灵贫乏等一系列沉重的历史记忆推到了叙事的背后，而且用一种梦态般轻盈的话语，对人的诗性愿望和自由灵魂进行了一次夸饰性的扩张。艾伟的长篇《越野赛跑》，也是巧妙地设置了两个极具飞翔品质的审美载体：一匹在解放初期被军队遗留下来的小白马，一个长期处于无人状态的天柱山谷。那匹颇有神性力量的小白马进入这个从未见过马的小村庄之后，不仅激活了村民们惯常无奇的平庸生活，还促动了整个村庄不断地超越纯粹的客观现实，进入神秘而又颇具诗性的生存境域。整个小说正是在这一动（白马）一静（天柱）的两个载体中，建立起了具有大量异质化审美信息的叙事空间，并使小说在拷问历史与命运的过程中，呈现出十分深邃的审美意蕴。海力洪的短篇《小破事》也是通过亦真亦幻、似真似假的奇异性复述，从被外星人劫持，一直说到欲望化的施暴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结局。而在这种看似天方夜谭的叙说过程中，人物彼此的内心欲望和苦涩的生存经历却被演绎得惊心动魄。
我之所以要列举这些作品作为一种正面的回应，其目的就在于，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强劲的艺术想像力，才使得它们从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社会、人性中获得了异常独特的审美发现；正是强劲的艺术想像力，才使得它们拥有了他人无法重复的独创性，体现了作家对艺术自由的极力维护；也正是强劲的艺术想像力，才使得它们处处闪耀着浓郁的诗性气质，呈现出灵动自由的审美质感。遗憾的是，这种充满了艺术想像力的优秀之作并不是很多。而占据我们创作主流的，依然是那些满足于对现实生存表象进行简单复制或对历史史料进行记忆性重构的作品，依然是那些“有了快感你就喊”的“条件反射式”作品。我认为，作为多元艺术格局中的一种审美追求，这些作品同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空间，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它们在大众传媒、影视改造等众多手段的合谋下，以近乎疯狂的扩张态势，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学审美趣味上的一种象征。而那些真正具有想像力的、充满原创特质和生命自由质色的作品，却越来越显得势单力薄。这无疑是对文学真正品质的巨大伤害。因为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当我们说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的时候，当然也是在说没有想像就没有自由，同时也是在说，没有艺术就没有自由。在人类所建立的各种各样文化中，最能体现人类的自由精神的就是艺术。在人类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禀赋中，最能给人类带来自由与光荣的，就是想像力。”（摩罗）想像力的缺席，从其终极的意义上看，无可辩驳地意味着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某些最为核心的艺术品性正在全面地退场。
想像的溃败与缺席，将注定了我们的文学创作永远无法摆脱其平庸的格局，甚至会危及文学存在的命运。米兰·昆德拉曾说：“我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想说：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自己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如果没有误解的话，我以为，昆德拉在这里所强调的小说“自己的世界”，应该是一种饱含着无限想像的世界，是一种充分体现了人类精神自由秉性的世界，是一种不断展示人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的世界，而决不是对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复制。同时，昆德拉的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向我们道出了当代小说发展的潜在危机——那不是因为小说自身的艺术形式已走到了终点，而是因为大量的作家正在不断地让小说远离它的想像性、原创性，远离了它对人性存在的前瞻性探索，远离它对人类理想情操的强力推崇，却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经验和逻辑常识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与一切客观现实的生存秩序及其价值观念打得火热。而这，正是小说艺术有可能走向终结的内在症点之一。
“我只是在描述我自己生存的时代之神话与梦幻……我们需要用这些神话去照亮现实。”1996年7月的某一天，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兼布朗大学“写作自由”项目的主持人、教授罗伯特·库弗，曾对几位前来访问的中国作家如此说道。这里，库弗用了一个非常生动也非常有力量的词——照亮。是的，用神话去照亮现实，用梦想去照亮人生，这才是我们向往的一种写作，也是人们永读不倦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