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斯大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斯大林论文,蒋介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130－09
论说蒋介石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实际就是阐述中苏两国的关系。粗线条地看，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经历的是从朋友到失和的过程。本文着重探讨其中蒋介石几次请斯大林“仗义兴师”和蒋介石谋求同苏联缔结互助公约两个问题。
1937年8月21日，中国外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署为期五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缓和了1929年中苏因中东铁路冲突而断交后紧张的外交关系，也是源于“九·一八”事变后，中苏两国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都深切感到有必要结束紧张的外交关系。
一、蒋介石几次请斯大林“仗义兴师”
围绕这个问题的公文和人员往返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自1937年4、5月间，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此期间蒋介石三次提出请苏联出兵，与中国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首次发生在1937年春，蒋介石表示希望苏联同中国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① 斯大林没有做更多的表示。卢沟桥事变后，10月淞沪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按照蒋介石意图通过正在苏联的杨杰② 向斯大林打探苏联出兵的可能性。[1]
1937年11月1日，杨杰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会见时，描述了中国抗战的严峻形势，伏罗希洛夫说：“我认为现在只消对日本稍微施加一点压力，就能大大地帮助中国”。蒋介石认为：“如果苏联确保远东和平，那么西方和平也就有了保障。”杨杰转达：“蒋介石元帅，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他们会顽强抗战，但是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2]
伏罗希洛夫表示，苏联“无疑会帮助中国”，[3]但回绝了出兵：“苏联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敌人都不少。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全线出击各方敌人”。“如果我们打无准备的仗，那么锋芒就会指向我们”。[4]他让杨杰告诉蒋介石，在目前时期，对事不可当断不断，“要当一个独裁者”，只有这样才能“同心协力战胜日本”。他认为蒋介石要真正掌握抗战的领导权，做到军令畅通，遇有违抗命令者则“扭断其脑袋”。“如果形势需要”，就把任何一个拒不从命或变节的将领立刻除掉。③
斯大林也专门谈了确立蒋介石在中国抗战中领导地位的问题。他不仅希望统一调用国共两党的军用物资生产能力，还在11月18日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了解八路军是否有炮兵及其火力情况。他向杨杰承诺苏联政府会“尽全力”帮助国民政府，[5]中国要多少飞机发动机，“我们给多少”。[6]斯大林甚至为其不出兵再设底线，为杨杰“鼓劲”：“即使现在日本把中国打败了，日后中国也一定能报仇雪耻”，因为中国有能力依靠自力抗击日本。[7]杨杰没有达到说服斯大林出兵的目的。
淞沪一役，中国军队损失惨重，11月12日上海陷落，南京受到极大威胁，日军第11、13、16师团直逼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称，“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之目的！”[8]但激战十数日，中国军队决定放弃南京。12月13日开始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于11月30日④ 致函斯大林：
中苏两大民族，本为东亚和平之两大柱石，不惟利害与共，休戚相关，而且暴日为共同唯一之敌也……当此存亡之交，故不辞冒昧，乃敢直言而道。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尽其最大最后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切盼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挽救东亚之危局，巩固中苏永久合作之精神，皆维先生是赖也。[9]
杨杰转交此信后即回国。蒋介石接着派遣立法院长孙科赴苏，并写信给斯大林，称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坚信，只有中苏两大革命的成功才能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石”。[10]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写信介绍“中华民国特使”孙科，赋予后者就“中苏两国认为急需商榷的问题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的使命和全权。[11]孙科还有一些其他使命。⑤ 1938年1月17日孙科到达莫斯科，他的出使应当说相当成功。[12]但是在出兵问题上，他并没有比杨杰获得更多的成果。苏联依然拒绝，其理由是：第一，若苏联这样做，“会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到头来“中国就没有可能再利用其他国家的援助，届时有些国家会转而支持日本”。第二，虽然日本经常试图侵犯苏联边界，但毕竟苏联领土上还没有日本兵。如果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就自然会认为这是侵略行为，而且这种做法会在日本人民中引发日本军阀企图煽起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13]
蒋介石第二次尝试说服苏联出兵是在1938年。在中国，由蒋介石本人同苏联外交人员直接谈判或致函斯大林，在莫斯科，则由孙科奔走。
1938年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变化，希特勒侵略气焰嚣张，而欧美大国节节退让。苏联竟于1938年2月20日承认了伪满洲国。3月12日德国军队攻入奥地利，两天后英首相张伯伦有气无力地表态“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但承认了德国在奥地利的“特殊利益”。就在这一天，明智的政治家，英国议员丘吉尔向世界紧急呼吁建立英、法、西欧、中欧、东欧包括苏联在内的“大联盟”以制止法西斯侵略。他认为英法应当与苏联“合作”。3月17日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强烈呼吁采取集体行动制止侵略，但没有得到响应。
蒋介石在1938年2月26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卢甘滋（И．Т．Луганец－Орельский）时说：“最近西方事态表明侵略者阵线在增强”，“一些主张和平的国家不能用强硬的立场对抗之”，“不能指望英国会同苏联一起采取行动维护远东和平”，唯一可取的就是苏联直接参战。[14]
另一方面，正在欧洲的孙科奉蒋介石命5月17日火速⑥ 回到莫斯科。19日孙科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描述其英捷之行的印象，认为他们不能在援助中国问题上有所作为，所以请苏联利用各种机会催促英国援助中国，并明确要求苏联增加对华援助。[15]
蒋介石嘱孙科把援华款项落实，待“订约办妥后再离莫，希望速即订定”。[16]孙科在1938年5月23日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时，转达了蒋介石请苏联再提供贷款的意图。孙科探明了斯大林的态度：“不管怎么样，也不要同这些国家吵翻，说不定你们还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东西。尽可能把能够得到的东西都从他们手里拿来。”至于中国抗战，斯大林再三强调：中国应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应当自己制造飞机”，“哪怕用木材造飞机”都是可行的。他同意按照蒋介石的想法再向中国提供五千万墨西哥元的贷款。[17]
会谈很和谐，但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的立场依然如故，不可“动摇”，且不说直接出兵，就连孙科请苏联间接支持中国，即最大限度地由远东军区牵制日本侵略一事，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也予以拒绝，斯大林说：“苏联军队已经牵制了40万日本精锐部队”。[18]
孙科此次使命止于此。他电告蒋介石后，于5月29日离开莫斯科前往西欧。⑦
蒋介石得知后立即致电斯大林表示感激，并令驻苏大使杨杰全权签订此协定。[19]1938年7月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五千万美金信用借款条约》初步形成。由杨杰和苏方的赛苗·格利哥莱维茨·耿精（С·Г·Гендин）签订。⑧ 根据此条约，中国得到五千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制造的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并以苏联需用的特产品与原料品（茶叶、皮革、羊毛、丝、棉、桐油、药材、锡、锑、钨、镍、锌、紫铜）充抵还款本息。[20]
蒋介石第三次正式提出请苏联出兵是在张鼓峰事件后。因上述条约标志中苏关系更加密切，日本随之做出强硬反应，在1938年7月18日进行了武装挑衅，即针对苏联的张鼓峰事件。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便电嘱杨杰探听苏联是否有意趁势出兵对日本。[21]
原来1938年8月25日蒋介石派遣孙科探听卢甘滋的口气时，得到的情报是，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苏联才可能参战：1.如果国际联盟做出集体制裁日本的决议；2.如果英美法苏协同对日宣战；3.如果日本进攻苏联。孙科则努力向卢强调，他在西欧的7个月里已经看得很清楚，那里一时不会发生战争，所以苏联在远东大有可为。但卢氏根本没有任何“松口”的表示，他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通过坚决的长期抗战，同时利用外来援助，也能够使侵略者咎由自取。”[22]
蒋介石得知情况后便在1938年8月26日亲自致函斯大林：
史大林先生阁下：
捧读六月十九日手书，高情厚谊，无任铭感，而对于抗战苦斗之孤军，竟能有如此诚挚热烈之期望，始终如一者，惟解放被压迫民族之苏联与领导世界为和平奋斗之阁下而已，将来中国民族解放战斗胜利，全中国人民将永久不忘贵国援助之盛意与阁下仗义主持之隆义，中苏两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与正义，负有同等责任，深信两国合作关系，必日益增进，即侵略主义根本没落之时，惟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也。耑此奉复。
顺颂
康健
蒋中正手启
八月廿六日[23]
但卢甘滋传达的苏联的回答又是：“苏联认为现在不宜抛开英美而单独参加对日作战………苏联的单独行动会使中国形势恶化，授日本以柄，它将叫嚣说自己受到侵犯，迫使德国和意大利来保护，迫使英国警惕起来，英国会想苏联正在反对其他国家，而加强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说苏联想把中国‘赤化’。”至于苏联的参战，他重复了之前对孙科所说的三个条件，并说苏联“会恪守已有的中苏条约，援助中国加强防卫能力。”[24]
此后，蒋又在9月22日请卢甘滋向苏联政府探询：“苏联政府是否认为开始拟定中苏共同抗日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25]他甚至希望苏联主动提出这个问题。
蒋介石没有如愿以偿，但是也没有完全放弃。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行政院长孔祥熙奉蒋介石之命通过杨杰要求斯大林“在海参崴方面一次派机数百架，由义勇队驾驶，出其不意轰炸敌人重要城市及军事根据地，如此则一举成功，东亚大局急转直下，中苏两国俱有莫大之利益。”⑨ 但是苏联没有派遣飞机参战。
蒋介石建议苏联出兵的第二阶段在1939年。针对当时激烈动荡的世界政治局势，英、法、苏三国从3月开始在莫斯科谈判联合对抗法西斯的问题，但一直延续到8月还没有结果。斯大林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优势”。⑩ 自然这也是斯大林了为了避免来自西部的威胁，哪怕是暂时稳住德国、争取一段时间备战(11) 与缓和关系而采取的计策。故斯大林同意了德国的要求，莫洛托夫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在苏联批准条约的8月31日，德国军队侵入波兰。蒋介石希望看到相对弱小的波兰能够得到国际援助，而不是任由大国宰制。他认为这个条约的签订固然“使日本受到孤立”，但“对波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中国是否会沦入进一步被侵略而得不到正义援助的境地？严峻的形势将是：一旦希特勒进攻法国，苏联会采取什么立场？英日之间是否会有类似的条约出现？等等。但其中最敏感而直接涉及中国的便是：苏联是否准备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2)
这个问题并非杞人忧天，相反说明蒋介石对于这个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洞察力和敏感。他电嘱正在莫斯科的孙科留在那里“待时局明朗，苏俄政策决定后再定回国日期。”[26]这已经是孙科第二次为请苏联出兵事奔走了。
在孙科看来，时局已经“明朗”了：目前“苏对倭采取严防痛击态度，但若倭知难而退，不再挑衅，苏俄只求保境息争，亦无与倭作战决心。”对于蒋介石期望的中、英、美、苏等国合作，孙科说，若要求苏联出兵，苏联会怀疑“美、英目的，在挑起苏倭战争，以解美、英、法在远东所受之威胁；必美、英先有对倭积极制裁之行动表示，苏方始能相信而乐于合作，否则彼将疑我信赖美、英，怪彼援我不力，或疑我暗代表美、英刺探彼中秘密，反于合作前途有损无益。”孙科劝蒋介石，同苏联“接洽，切勿要求参战，转移中倭战争为苏倭战争。”[27]因为斯大林坚持的依然是援华抗日，“若求其仗义参战，解决战局，恐不可能。”[28]1939年6月16日孙科和米高扬签订了两国通商条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壹万万五千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成立。(13) 蒋介石请苏联出兵的事又告一段落。
蒋介石请苏联出兵的第三阶段，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认为：“如果从前苏联单独对日作战无疑没有好处，那么目前在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苏联十分有必要和英美等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以便在春天前消灭来自后方的威胁，然后再借助英美力量向希特勒德国发起进攻，一举歼灭之。”蒋介石此时更加希望中、英、美、苏四国反侵略盟国联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不费力而迅速地在春天之前打败日本，然而如果苏联不参加对日作战，要尽快战胜日本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14)
蒋介石强调日本是轴心国的主力，建议苏美英中联合对日作战，突出的是东方战线的作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开始。7月15日郭泰祺会见潘友新（А·С·Панюшкин），提出协调在远东反对轴心国军事行动的问题，但没有结果。[29]7月21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称“中苏两国友谊深厚，唇齿相依，在今日更立于反侵略的同一战线上”，希望与苏联联合行动，[30]但是依然没有结果。斯大林认为中国和苏联“两者同为整个反轴心国集团的阵线之一部分”，而“抗德阵线具有决定之意义，盖现时之德国实为轴心集团之主力也”，“苏联在抗德战线上之胜利，将即为英、美、中对轴心国集团之共同胜利。”所以“苏联之力量目前不宜分散于远东”。至于何时苏联能对日宣战，斯大林说：“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但准备需要时间”。就在这封信里，斯大林第二次“恳请”蒋介石“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之主张”。然而斯大林毕竟承认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对轴心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况且苏联并没有拒绝反而正为击溃日本做实际准备。[31]蒋介石只好接受这个现实。
蒋请斯大林出兵的要求真正的“实施”阶段，本文将其称为第四阶段，是在1945年的8月，那是中国抗战胜败大局已定的时候，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及《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15) 派兵进入中国东北。苏联出兵的结果，固然加速了日本投降，但是中国被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32]
二、关于中苏缔结互助公约和普遍性公约建议的始末
为从道义和战略上牵制日本，蒋介石与斯大林的交涉还有一手，即致力于缔结一个中苏互助公约或带有集体安全性质的普遍性公约。
第一次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是立法院长孙科。原来在1938年8月26日蒋介石就致函斯大林，表示“中苏两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与正义，负有同等责任”，并感谢斯大林对于正在“抗战苦斗之孤军”中国“始终如一”给予的支持。[33]
8月27日孙科奉蒋介石派遣去说服苏联驻华大使卢甘滋，向其传达了蒋介石签订这个具有互助性质的公约的意向和内容：“1.两国军队合作，特别是训练中国军队，以共同抗日的诸问题。2.两国外交合作，同时，中国将与苏联奉行同样外交政策。3.中国做出政治上永远奉行亲苏和支持民主国家阵线的方针，绝不加入法西斯国家。4.两国经济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等，中国给苏联中国产品。5.在目前两国间交通不畅（经新疆路途太长）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建造从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到中国内地的铁路线。”[34]
蒋介石估计列强会支持这个公约：美国不会反对，因美日条约已趋届满，美国将停止向日本供货；罗斯福也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表示支持中国；孙科本人同美驻法大使布立特会谈时，后者也表示赞同，并已经同意开放滇缅边界。印度支那形势有利于中国；法国人民阵线对中国抗战有利。德国无力对即将签订的中苏公约做出反应。意大利的情况同德国。[35]孙科称，他得到蒋介石的授权签订这样一个公约。
卢甘滋列举了种种不赞成的理由：托洛茨基分子正在积极组合力量；(16) 中国有人就中苏接近而指责中央政府“左倾”，有人在反赤化；签订这样一个公约会促使他们加紧活动和反政府。所以苏联依然取一贯的援华制日的方针，说目前没有这个公约，工作也在进行之中。[36]
第二次是，蒋在8月30日让孙科派遣梁寒操向苏联全权代表处送了一个文件，说要把秘密的条约改为“公开的政治条约”。[37]次日蒋介石会见卢甘滋，说明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利益，为保障“远东和平，中苏必须最密切地合作。中国之所以想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是想确立中苏更加久远的密切合作。”甚至考虑到战后的国家关系。蒋说他过去就对鲍格莫洛夫提过，中国想签订这样一个公约，并非只是着眼于苏联给中国“更多的帮助”。“这个新的公约，应该是公开的，应当将其纳入国际联盟的公约系列之内。”公约的意义在于，“使中国人民更加坚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表明苏联虽然并不直接参战，但与中国志同道合。”蒋介石甚至强硬地指出，“苏联如果对这样一个公约提出异议，那也只能是出于苏联自身的利益，而不符合中国的利益。”[38]全权代表也相当坚决地回应蒋介石的话：“1.英国会对这个公约持否定态度，因此中国的解放战争会出现新的麻烦；2.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上也一样有十足的可能加强中苏关系。”他明确诉蒋介石，苏联丝毫没有怀疑他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也强调说他已经拒绝了意大利、德国的调停，还否定了汪精卫同意大利谈判的传闻。[39]
谈判时在座的宋美龄则强调这样一个公约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她说：“英国害怕强大的国家”，“怕希特勒，怕侵略者，见强者就退缩。所以中苏这样两个大国的协定不仅不会推它去同日本妥协，反而会让它放弃妥协，甚至拥护苏中协定。”[40]
蒋介石请卢氏转告苏联政府：“A.中国政府坚决奉行亲苏方针和签订新的中苏公约的方针；B.如果苏联政府没有异议，这一公约可以马上签订；C.不管苏联是否参战，不管新的公约是否签订，中国将一如既往坚决同苏联合作。”[41]这是在《慕尼黑协定》成立之前的事，蒋介石及其幕僚没有说服斯大林。
英法继续其绥靖政策，1938年秋《慕尼黑协定》成立。1938年9月29日德军开进弱小的捷克斯洛伐克。蒋介石认为，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内阁达拉弟举行慕尼黑会议，是为了安抚希特勒。这个会议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42]
蒋介石于是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这正是中国抗战相当艰苦，武汉保卫战激烈进行的时候。9月30日他会见卢甘滋，两人的共识是英法的绥靖立场会“导致侵略者得寸进尺”，下一步“可能要轮到波兹南和但泽或者亚尔萨斯和洛林了”。蒋介石对向卢甘滋说：“鉴于局势已经变化，中苏务必更加紧密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中苏“至少要签署一个互助的公约”。他认为欧洲的稳定不会持续太久，欧战已迫在眉睫。“中国人认为日本不会参加欧战。中国呢，不管做出多大努力，也无力参战。结果就是，中国单枪匹马地对抗日本，通过战争解决欧洲问题将与远东问题的解决脱节。中国人民害怕孤立，要求同苏联签约，这倒不是为了请苏联立即采取武装行动，而仅仅是想密切与苏联合作，把中国问题同欧洲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蒋介石强调，签订这个条约并不排除联合军事行动，但重中之重“是建立中苏两国最密切的互相联系”。蒋介石请卢甘滋向苏联政府报告此事并强调，这是“中国第三次提起这一问题了。”
卢甘滋则认为，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苏联“公开就中苏关系表态是不适当的，不合时宜的。慕尼黑会议的结果表明，英国定会采取一些措施在某个地方举行一个会议，靠牺牲中国利益同日本达成协议，因为这些大国喜欢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进行分配，以此来达成协议”，所以“苏联和中国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防止这类事情发生”。[43]
卢甘滋特别提请蒋介石考虑中国国内外一些政治势力正在散布“中国赤化”这个现象，强调“苏联拟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至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他主张“应当在巩固和充实现有关系实际内容的基础上进行。”[44]依然是婉言拒绝。至于如何应对“英国……靠牺牲中国利益同日本达成协议”，或如何应对“这些大国喜欢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进行分配”，卢氏认为当时苏联能做的仅仅是“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而已。但是卢大使依然答应“第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蒋介石的建议”。[45]
半小时后，蒋介石又派遣张冲去找全权代表处的鄂山荫，请他把下述内容补充到给苏联政府的报告中：“请全权代表第三次向莫斯科提出中苏进一步接近的问题。”理由是：“1.迄今为止苏联一直是根据国联的决议精神来处理同中国的进一步接近。目前国联做出了用其宪章第16条制裁日本的决议”，所以苏联目前可以据此“采取进一步接近中国的措施，并按该条第三段的规定采取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联合行动以对付日本。据第16条精神，中苏互助公约应当予以签订。2.慕尼黑会议后欧洲局势安定下来了……解决远东问题的时机也就到了”，苏联不必再“担心其西部边界的安全”，希望苏联利用这个方便时机给中国更加实际的援助。[46]但苏联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
蒋介石第四次试图说服斯大林签订上述协定，是在1939年。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呈现中日相持的局面。3月22日蒋介石致函斯大林称：“眼下中国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胜利，则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失败，则沦为奴隶——这将取决于我们能否英勇地斗争。”他向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政府表达“至深至诚的感激”，称苏联的帮助是“友好的雪中送炭”。他介绍了中国战局，中国军队“退出大城市和沿海、沿江以及铁路线上的要冲……军队的伤亡已经达到1,000,000人。”(17) 同样日军伤亡也“已经达到700,000人，而其军费已经消耗9,000,000,000日元”。日军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士气方面“都开始表现出衰败和不可终日的情绪”。蒋介石认为：“有一部分装备最好能从苏联方面得到……弥补此一时期我们军用物资的不足，那么据我们的计算，其总价值约为150,000,000美元”，这样“在未来的18个月里……我们就有了克敌制胜的保证”。
这封信是孙科带到莫斯科的。蒋信还称：“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新中国。为了保卫战后中国的建设，首先必须保卫远东和平。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是十分艰难而复杂的。苏联是中国最伟大的朋友”。两大国互相支持，密切合作，这也是维护国际和平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一日不除，中国就一日不能实施建设，同时，苏联在远东也要时时受到日本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同西欧的法西斯集团联手，苏联就不得不分兵于东西两线，时时准备反击。蒋介石坚信，在未来的50年里苏联和中国应当结成紧密的统一战线。所以两国除了已经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外，还应当进一步参加保卫远东和平的普遍性公约。
蒋介石可谓苦口婆心。他告诉斯大林：“其他奉行集体安全原则和愿意加入这个普遍公约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只要他们愿意合作，那自然会受到十分真诚的欢迎”。信最后说“中正不揣冒昧，代表全中国人民提请阁下考虑这一公约，翘首以待此一建议蒙阁下采纳并于近期得以实施。”[47]
后来蒋介石又通过中国驻苏大使杨杰把同样的意思告诉了李维诺夫，请其在即将于1939年5月举行的国际联盟例会上支持中国。这一点，苏联确实做到了。(18)
不过，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斯大林的立场。孙科向蒋介石汇报说：“苏援我程度，似限于器械供给与技术协助，若求其仗义参战，解决战局，恐不可能。”[48]苏联援华制日的方针没有改变。1939年6月16日孙科和米高扬代表中苏政府签订了两国通商条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壹万万五千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成立，(19) 便是一个证明。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蒋介石第五次提出了协调国际行动的建议。这时候他三管齐下，把皮球踢到苏联方面。
首先是他本人在8月25日通过刚刚上任五天的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向斯大林建议：由苏联召集一个国际会议，邀请英、法、德、意、波兰参加，以和平方式解决欧洲问题，特别是波兰问题。[49]但他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50]
蒋介石十分明确地又一次提出了中苏签订互助条约的问题。他进一步坚请潘友新向斯大林转达：“我的看法是，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时机已经到来。”
此外，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一旦希特勒进攻法国，苏联会采取什么立场？英日之间是否会有类似慕尼黑的条约出现？最敏感的是：苏联是否准备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蒋说他是据美联社的报道得知这个消息的，请潘友新尽快探询斯大林的意图。[51]
在同潘友新谈话的当天，蒋介石电嘱孙科留莫斯科就近观察。[52]这是他使用的第二“管”。蒋介石命令驻苏大使杨杰围绕此事同苏联高层频繁接触，这是他的第三“管”。
通过这第三条渠道蒋介石同样得到否定答案。1939年8月26日杨杰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С．А．Лозовский）会见。他说，苏德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政府非常高兴，因为条约加强了苏联的地位，毫无疑问，也就打击了日本。洛佐夫斯基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同德国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失效，日本孤立了，国际形势缓和了。[53]关于苏日条约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
8月27日孙科同洛佐夫斯基会见时径直发问：“1.有传闻说苏联要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2.英日可能妥协。”一旦苏联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公约，那么对中国的援助就不可避免地要减少，“一旦英国同日本勾结，那么现有从欧洲往中国运送装备的航线所经的为数不多的港口势必就要因此而关闭”。[54]他反复说明在国际上无论苏日或英日间的妥协“对中国都一样地有弊无利”。[55]
这一次蒋介石几乎被逼进了绝境。这三管齐下并未在签约一事上取得任何进展。
9月17日，米高扬同孙科会见，告诉后者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苏日没有打算签订什么互不侵犯条约之事。蒋介石一直关心苏联对波兰的态度，那么9月17日他应该“得到了”最好的回答，这一天苏军已经开进波兰。
米高扬这种态度实在令孙科无奈，他清楚地看到，苏联的中立立场已经改变，苏联的做法已经是“助德灭捷”了，今后在远东苏联“自不得不暂与倭妥协”。[56]日愈恶化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传闻中的苏日中立条约，使蒋介石关于中苏缔约的设想丧失了最后的可能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东方战线上的主力，是胜利者，但在蒋介石同斯大林的博弈中，蒋没有完全赢，中国收回的主权是不完整的。
如果说1937年8月中苏条约签订后两国间出现了蜜月期，那么1941年3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使蜜月中的两国开始貌合神离，但依然维持着外交关系。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条约》并未开启两国关系的友好时期，相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特别是因政权腐败而使丧失民心的国民党成了破屋漏舟。四年后蒋介石率领残兵败将退到了台湾。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七年后他反思同斯大林的交往，写成了《苏俄在中国》一书。
注释：
①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
СССР，下用ДВП СССР）第21卷，莫斯科，1969年，第300号文件。
②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为期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蒋介石特派时任国防委员会参谋次长的杨杰（他曾经于1934年驻苏）担任团长，其副手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冲，并命名代表团为“工业部赴苏联工业考察团”。
③ 值得注意的是伏罗希洛夫对阎锡山的印象很坏，杨杰婉转地说，现在是全民族抗战，阎锡山态度也很坚决，就是军队比较软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同中国代表团苏联援华，召回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平等事的谈话记录（1937年11月1日）》，С·Л·齐赫文斯基，В·С·米亚斯尼科夫，А·М·列多夫斯基，Р·А·米罗维茨卡娅合编《二十世纪俄中关系》第4卷《苏中关系1937－1945》（
1937－1945，下用“СКО”），上册，莫斯科，2000年，138页。
④ СКО编者在上书164－165页公布了蒋介石信的原文，其上有“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字样，但该书编者称原档案上有蒋介石手迹，注明日期为11月26日。
⑤ 他携带着蒋介石致斯大林、宋庆龄致加里宁夫人的信。遗憾的是信没有交到加里宁夫人手中，她在苏联肃反中受累，此时已经被捕。СКО下册，590页，编者注释。
⑥ 孙科在西欧的活动情况见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孙哲生先生文集》第2册，台北，1990年，264－265页。
⑦ 孙科临行时在火车包厢里对负责接待中国代表团的苏联上校斯杰潘诺夫讲了一通十分热情的告别词。他请斯杰潘诺夫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转达“最诚挚和热切的谢意”，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的他孙科个人所做的一切。”СКО上册，255页。
⑧ 苏联方面于7月上旬审查完毕，8月12日正式签字。《军事委员会第一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致蒋介石转呈黄光锐来电（1938年8月1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续编（二），台北，1981年，501页。
⑨ 引自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354页。
⑩ 关于谈判情况见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引自《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莫斯科，2009，9页。
(11) 《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399页。Ю·Ф·菲尔什京斯基《应当公诸于世——1939－1941年的苏联与德国》，莫斯科，1991年，1－78页。
(12) 这是蒋介石向潘友新提出的问题。蒋说他据美联社的报道得知这个消息，请潘氏尽快探询斯大林的意图并给予回答。《苏联驻中华民国全权代表潘友新同蒋介石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公约对远东军事政治形势的影响进行的谈话记录（1939年8月25日）》，ДВП СССРР第22卷，莫斯科，1969年，649－652页。
(13) 本条约于1940年3月16日在重庆交换批准。详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年，1139－1146页。
(14) 这个意思是是李惟果奉蒋介石之命向美国、苏联大使传达的。见《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潘友新就蒋介石关于建立远东美、英、苏、中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议同后者所做的谈话记录（1941年12月8日）》，СКО上册，671－672页。
(15) 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1327－1340页。
(16) 显然这里指的是8月成立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第四国际，以及苏联国内对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的“人民之敌”的大清洗。
(17) 黑体为原档案上斯大林用铅笔划出，他并在左边做了记号。
(18) 但遇到其他国家的抵制。李维诺夫也向杨杰表达了同样的建议：请中国也向其他国家游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自己同中国驻苏联大使关于苏中关系和苏联外交政策的谈话致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报告书（1939年4月26日）》，ДВП СССР第22卷，312－313页。
莫洛托夫致电参加国际联盟会议的苏联代表马依斯基，令其阐明苏联“支持作为侵略政策受害者的中国”，并且指出“张伯伦应当恪守其最近的声明”支持中国代表提出的制裁侵略者的建议，同上，444页。马依斯基在5月20日举行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也表示“支持中国代表生动精彩的发言”，并又一次呼吁世界舆论积极支持中国。ДВП СССР第22卷，445－446页。
(19) 本条约于1940年3月16日在重庆交换批准。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1139－1146页。
标签：斯大林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孙科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中苏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