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参与的激励因素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2.6
在西方，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研究长盛不衰，其中对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动机也有大量的研究。学者们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身份和立场不同，对社会运动参与的原因有着各自的认识和理解，其研究大致可分为情绪影响、理性选择、基于认同以及多种因素综合影响4大类。有的学者还讨论了运动组织提供的激励因素，以更好地动员社会运动参与。在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的当代中国，了解民众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动机，以及社会运动的动员方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情绪影响的参与
早期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大多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认为社会运动是病态行为，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是基于不满、怨恨、被孤立等因素，将社会运动参与者视为暴徒和乌合之众。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法国思想家勒庞(Le Bon,1982)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但随着聚众的密度增大，身处其中的人其思维和行为方式会趋向一致，变得越来越野蛮和非理性，其行为也更加受到脑下垂体的控制。这时的人具有双重道德，既能作出英雄般的献身之举，同时也会残暴无情；既可能拜倒在英雄和权威的脚下，也会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在勒庞的眼中，集体行为（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值得肯定的很少，都是非理性的产物。山
布鲁默(Blumer,1946)将社会学因素引入了勒庞的理论中，提出循环反应理论；其理论核心仍然是一个聚众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他把这个机制称为循环反应。该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第一阶段是传播谣言的过程；第二阶段，人们产生不确定感，相互之间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愤懑；随着不确定感和愤懑不断加强，循环反应就进入第三阶段：爆发集体行动。②
特纳和基利安(Turner and Killian,1987)进一步提出突发规范理论，爆发集体行为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怨恨。这种共同的愤恨能否形成，取决于聚众中能否产生一个共同规范。而共同规范往往产生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与之相伴的谣言往往会起到关键作用。③
可见，大多数传统理论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参与者的动机的理解实际上暗含着两个假设：第一，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第二，情感在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二、理性选择的参与
20世纪70年代，理性选择范式兴起，该理论明确提出，集体行动并非一种社会性的病理行为，而是人们对严酷现实与压制性政治体制的一种挑战，运动参与者是“理性人”，他们参与的动机是出于利益和理性选择的，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组织中存在着各种激励因素，驱使人们参与运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或集体利益）本身并不足以促成一个理性行动者参与集体行动，面对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理性自利的个体行动者在计算参与集体行动的预期受益的同时，也在计算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以及规避这种成本的可能性，在具备规避参与成本的条件下，行动者趋向于选择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只有提供选择性激励，才能促使一个理性人参与集体行动。
为了解决搭便车困境，奥尔森(Olson,1965)在《集体行动的逻辑》④一书中从组织的角度指出了促使理性人参与集体行动，提供选择性激励的三种机制。其一是“小组织原则”，社会运动的组织规模越小，就越容易察觉某人是否参加该运动、对运动有何贡献，就越容易作出奖励或惩罚；其二是“组织结构原则”，如果运动组织很大，就必须分层，以便于成员间互相监督，衡量每个人对运动的贡献；其三可概括为“不平等原则”，简单地说，就是组织内部在权力、利益、贡献和分配上都不能搞平均主义，必须让对运动贡献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权利和荣誉。
奥伯肖尔(Oberschall,1973)作为资源动员学派的早期成员，他认为由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这一观点在解释理性行动者卷入集体斗争上是足够的，并进一步分析了“选择性激励”的内容。对于群体的普通成员来说，选择性激励经常由群体领袖提供，既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也包括对不积极者的惩罚。对于群体领袖来说，最重要的选择性激励就是获得政治地位。⑤
理性选择理论引进后，学者们大量运用数学模型方法以及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社会运动。将社会运动的参与及发动社会运动所需要的资源视为“供应”，将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的目标视为需求。人们在描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心态时，更多地用利益、代价和机会来取代以前的剥夺感、挫折感、压抑感等词汇。比如，塔洛克(Tullock,1971)⑥对一场运动中个人面对的参与革命、参与镇压、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三种方式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集体行动的目标只能解释宏观层面的革命是否必要，在革命动态过程中革命者是否参与决策时，选择性激励起重要作用。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很多人参与革命，而革命带来的集体利益只是革命的副产品。塔洛克还引入了娱乐性激励，认为暴动带来的快乐也能吸引人们参与运动，特别是学生群体。莫里斯(Morris,1974)⑦也进行了参与政治革命与镇压的经济成本和效益分析，他在娱乐性激励的基础上提出精神性激励，认为一种对所在阶层、国家、民主体制、法律、种族、人类甚至上帝的责任感会促使人们参与运动；与革命同伴结成的手足情谊会促使人们参与运动；参与阴谋、暴力、冒险活动的体验会促使人们参与运动。乌兰纳(Uhlaner,1989)⑧运用博弈理论和决策树分析的方法将关系类激励引入理性选择模型，并详细地分析了关系类激励对投票参与的影响。与私人物品只能独享而公共物品则所有人共享不同，关系类激励是在与相关人员分享时产生的，他人的享用不会增加成本，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乐趣。关系类激励有许多形式，包括社会赞许、团结的气氛、生活经验的分享、友谊、被他人认可和接受、社会交往机会、道德感、责任感等。作者认为，关系类激励的概念不仅可用来分析投票行为，还能扩展到一般的社会运动参与的场合，对已有的解释社会运动参与的理论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这一类社会运动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非理性假设的同时，全盘否定了情感在集体行为中的作用。它们简单地认为，运动参与者的所有行动都成了权衡利弊之后的最佳选择，把任何符合逻辑（不管是出于本能、情感还是策略）的东西统统通过推理计算成理性选择的结果。
三、基于认同的参与
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兴起了诸如女权运动、环境运动、人权运动、和平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堕胎运动等一大批新社会运动。许多新社会运动成员参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公开表示自己对某一社会身份的认同，要求社会对他们所认同的某一价值或者身份表示支持或尊重。新社会运动的这一特征突出了认同感问题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
对运动目标的认同是一个强有力的激励因素。希尔德雷斯(Hildreth,1994)提出目的性激励，目的性激励的内容能反映出参与者对组织目标的不同理解。由于政治的、人道主义的、基于信念的目标交织在一起，目的性激励在作为一类激励时是相当复杂的。此研究的启示是运动领导人可以通过制定出不同类型的组织目标作为目的性激励来吸引不同类型的运动参与者。⑨
对某种身份或组织的认同感，能给个体带来行为上的和态度上的责任与义务，为个人争得其所渴望拥有的社会依恋感和新的认同感。集体认同感的激励作用大小与其包容性有关，集体认同感的包容性越大，则控制难度越大，激励的强度也就越小(Freire,1979)。⑩芬克尔和奥普(Finkel and Opp,1991)(11)讨论了对政党的认同和社会运动参与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政党认同对社会运动参与的激励有三类：第一类，对政党的认同直接导致参与运动，这种认同包括个人对政党期望行为和政党领袖意愿的顺从；第二类，对政党的认同与对公共物品的追求融合在一起，如追求某种政治目标、对某政策表示不满、判别行动正义与否的道德标准，同时他也区分了工具型公共物品激励和规范型公共物品激励；第三类，对政党的认同与物质性激励、社会性激励和精神性激励之间相互作用，其中物质性激励包括可能得到的金钱或者职业收益，社会性激励包括来自家庭成员、朋友、同学、组织成员的期待，结识拥有相同政见的朋友，精神性激励包括获得关于政治的新知识、参与运动的愉悦等。
现代西方研究新社会运动的学者主要讨论了对运动目标的认同和对运动组织的认同。他们强调集体认同感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这些学者大多具有左派倾向，对许多进步性的社会运动抱有很大同情，甚至自己就是运动领袖。他们清楚地知道，构造集体认同感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成败的关键(Melucci,1989)，(12)于是为建立集体认同感而摇旗呐喊。
四、社会运动参与的综合解释模型
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是情感和理性相辅相成的结果，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表现出来的，强调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颇，对运动完全缺乏认同的参与者也比较少见。因此，以克兰德曼斯和奥格玛(Klandermans and Oegema,1978)(13)为首的建构主义学派的学者提出了一个综合解释模型，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理性计算都视为影响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更强调共同意识、认同感的构建。费尔曼和甘姆森(Fireman and Gamson，1979)(14)认为，奥尔森的理论过分强调外在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忽略了认同感、团结感和忠诚感等内在选择性激励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实际上，人们一旦拥有了团结感和忠诚感，就不会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反而更愿意作出牺牲。因为付出越多，社会运动目标在他们心中的价值越大，目标实现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感也越多。他们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奥尔森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为前提的选择性激励被称为外在选择性激励，而人们内心存在的团结感和忠诚感则被称为内在选择性激励。
但在综合各种因素解释社会运动参与时，这些学者仍然沿用的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如奥普(15)将理性选择模型中列出的物质的、有形的激励称为硬激励，比如提供职位、廉价的保险等；将不涉及到物质利益的激励因素称为软激励，比如社会责任感、道德感、参与革命活动的愉悦感、威望和权力的满足感、自尊心的满足和社交机会等。原有的理性选择理论学派认为，硬激励对社会运动参与的影响更大，并且认为软激励无法测量而忽略其影响。而奥普认为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软激励能够被测量，并且有必要全面地考虑，比如在解释投票行为时，公民责任感的激励作用是很显著的，而不投票则是由于社会压力和集团利益的影响。奥普运用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SEU)来分析反核运动参与的激励因素。他将软激励分解为以下几种：不满（包括个人对原子能和政治的不满）；利他主义；公共福利；标准预期（normative expectations，即责任感或者关系重要人群的预期）；牺牲（sanction，包括公共牺牲和个人牺牲）、感恩或者是泄愤（包括发泄不满和抗议中的快乐）等维度，用5级量表将这些因素量化为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检验了这些激励因素对反核运动参与的影响，结果是除了利他主义和公共牺牲(public sanction)之外，其余因素都对社会运动参与有正面影响。奥普由此认为，软激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社会运动参与的原因。不过由于效用理论的局限性，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比较大。奥普这项研究还没有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
克兰德曼斯(Klandermans,1984)将社会心理学中的期望理论(expected consequences)引入资源动员理论，实现了从个人层面分析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参与的可能，把参与社会运动的成本定义为参与者感受到的成本，收益则定义为期望结果和结果价值的综合影响，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他用这个框架试图系统地分析与社会运动参与相关的信念、期望和态度的影响，并且认为不满和意识形态也影响到社会运动参与。他将影响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激励因素分为三类：集体性激励、社会性激励和奖赏性激励，并以1979年荷兰工人争取缩短周劳动时间的集体谈判为例，对三类激励因素进行了分析。(16)集体性激励因素可分解为：个人参与对运动成功贡献的预期、对运动参与者数量的预期、有足够多的人参与时对运动成功的预期；社会性激励主要指家人、同事、直接上司对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影响，其大小取决于关系的密切程度和这些人对参与运动与否的反应；奖赏性激励包括预期的经济上的盈亏和公司职位的变化。其结论是，这三类激励因素对社会运动参与都有影响，对于不同身份的参与者，三类激励因素的作用大小不一样；对于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参与者，三类激励因素的重要程度也不一样。后来克兰德曼斯把社会运动参与分解为4步：成为潜在动员对象、成为动员目标、激励因素、克服参与运动的障碍。(17)他仍然将激励因素分为集体性激励、社会性激励和奖赏性激励三类，并且对1983年荷兰和平运动进行了研究，发现集体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是决定参与这场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这与奥尔森的结论相反，但是支持了他自己在1984年的研究。与1984年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在和平运动中，对运动目标的态度成为影响参与的关键因素。另外，此研究还发现在社会运动参与中，当意识形态激励因素发挥显著作用时，运动参与者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就相对松散一些，社会性激励的作用相对较小。1993年，克兰德曼斯构建了研究社会运动参与的比较研究框架，来分析1981和1983年荷兰的妇女运动、和平运动和劳工运动。在个人层面上，不同的投入因素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是其机制过程基本相同，所以，克兰德曼斯将比较分析建立在社会运动层面上，选择了4个维度：运动的动员潜力、多组织场域、运动组织结构和行动源泉，并将这4个维度分为两类，前两个维度描述运动的环境特征，后两个维度描述运动本身的特征。尽管是从运动层面进行分析，但行动源泉的这一维度对理解个人层面的社会运动参与仍然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特纳和基利安(Turner and Killian,1987)(18)描述过几类行动的力量源泉：基于价值的，指运动的目标或者意识形态；基于权力的，指获得或者施加影响力；基于参与的，指参与的收益。尽管这三类源泉在所有的运动中都发挥了作用，但是特纳和基利安认为，总有一类居主导作用。克兰德曼斯认为，在基于价值的社会运动中，集体性激励因素对参与的影响要显著一些。基于权力的社会运动则通过强调运动的有效性来吸引社会运动参与者，同时面临的“搭便车”困境也更严重。在基于参与的社会运动中，选择性激励的作用更明显。
这些综合解释模型试图考虑所有影响参与的因素，进行量化，通过数量计算模拟社会行动者参与运动的过程。由于考虑因素很多，这些模型越来越复杂，就像是专门为某一种特殊的经验事实建立的，从而失去了数学模型固有的理论抽象力。这样的方法并不能揭示社会运动参与中的普遍规律，一般也很少能加深读者对作者所欲解释的社会运动的认识和理解。
五、社会运动组织提供的激励因素
除了从行动者动机的角度分析社会运动参与的激励因素，也有一批学者从社会运动组织的角度来讨论组织如何提供激励因素和动员参与。
克拉克和威尔逊(Clark and Wilson,1961)(19)提出了著名的物质—目的—团结激励模型；奥尼(Etzioni,1975)(20)认为，组织顺从的基础包括效用—名义—压力；诺克和赖特(Knoke and Wrieht-Isak,1982)(21)提出了理性选择、名义顺从和有效的关系纽带的作用等问题。这些模型得出结论，不同成员对组织提供的各种激励因素的兴趣很不相同。在32个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社会影响协会中，目的性激励对参与的吸引力很大，而物质类选择性激励几乎没有作用(Knode and Wood,1981(22); Knode 1981(23),1983(24))。戈德温和米切尔(Godwin and Mitchell,1982)(25)对5个国家环保组织的成员进行调查，发现效用模型能够解释参与不投票运动的原因，但还必须加入公平原则和关心他人的幸福这类变量。对三里岛事件的研究表明，顾及自身利益是大多数人“搭便车”的原因，而参与运动则与事件发生前的团结感、意识形态、对突发事件的不满有很大关系。汉森(Hansen,1985)(26)对三个国家利益集团成员变化的时间序列的分析表明，是集体性政治而不是选择性激励影响成员的加入和退出。特纳也认为，社会运动组织要给参与者提供群体团结的集体性激励、道德感，对目标的承诺、认同、社交机会等激励来吸引参与者。
关于组织提供的激励因素，诺克(Knoke,1988)(27)的研究最为系统。他使用全美退休协会的数据，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社会运动组织提供的激励对参与的影响，将组织成员陈述的利益划分为6大类：第一，名义性激励，如提升该职业或组织的公共地位，为该职业或组织做宣传，提升自己在组织的威望，作为组织的谈判代表，对组织主要纲领和目标的看重程度；第二，社会性激励，提供社交、休闲类活动，有结交新朋友的机会，丰富成员的文化、艺术生活；第三，职业性激励，帮成员找工作，提供专业或生意往来的机会，提升成员的收入、经济地位；第四，游说类激励，游说政府影响立法，改变公众的生活，改变公众的价值观和信仰，为公务员职位提名候选人，协调公共关系或者信息项目；第五，信息类激励，出版海报、杂志、期刊，提供信息或数据类服务，赞助研究活动，举办研究会、会议和展览；第六，物质类激励，为群体成员买保险，提供团购机会、商业机会，给予某种认证或颁发执照。在控制个人和组织变量时，不同类型的激励因素对不同背景的成员影响不一样。对效用性利益（物质性利益）感兴趣的参与者可能会为社会运动奉献出金钱，但是参与程度不会很深，群体忠诚度也不高；对名义性激励和社会性激励感兴趣的参与者更愿意投入时间和金钱，对运动更忠诚，更多参与组织内部活动，特别是当参与者看重运动的目标时；而游说方面的激励则和外部参与更为相关；单纯的效用性激励如物质利益、职业回报、信息激励对吸引成员参与不起作用；协会成员的职业性激励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重要。
六、结语
传统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病态的，认为社会运动参与是非理性的，是情绪冲动的结果。后来的学者提出“理性人”假设，认为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新社会运动中，学者们更强调认同。诚然，在复杂的社会运动图景中，参与者进行决策时，影响因素并非单一，而是情感、理性思考、认同感等方面的因素相互交杂的结果，但考虑所有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并不一定能揭示运动参与中的普遍规律，这些反而不如前期的研究深刻。关于社会运动组织提供的激励因素的研究则对后续运动中的组织提升动员策略和效率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康晓光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指导。
注释：
①Gustave Le Bon,Gustave Le Bon,the Man and His Works,Edited by Alice Widener,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1979.
②Herbert Blumer,Elementary Collective Behavior,in 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Edited by Alfred McClung Lee,New York:Barns & Noble,Inc,1946.
③Ralph H.Turner and Lewis M.Killian,Collective Behavior,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87.
④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⑤Anthony Oberschall,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3.
⑥Gordon Tullock,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Public Choice,Vol.11,1971,p.89.
⑦Silver 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 An Economic Approach, Public Choice(pre-1986),Vol.17,1974,p.63.
⑧Carole Jean Uhlaner,"Relational Goods" and Participation:Incorporating Sociability into a Theory,Public Choice,Vol.62,1989,p.253.
⑨Anne Hildreth,The Importance of Purposes in "Purposive" Groups:Incentive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Sanctuary Move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8,No.2,1994,p.447.
⑩Jo Freire,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trategy:A Model for Analyzi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Actions,in M.N.Zald and J.D.McCarthy(eds.),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Mass.:Winthrop.1979,p.1677.
(11)Steven E.Finkel and Karl-Dieter Opp,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3,No.2,1991,p.339.
(12)Alberto Melucci,The Symbolic Challenge of Contemporary Movements,Social Research,Vol.52,1985 ,pp.781-816.
(13)Bert Klandermans and Dirk Oegema,Potentials,Networks,Motivations,and Barriers: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2,No.4,1987,p.519.
(14)Fireman,Bruce and William A.Gamson,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in Mayer N.Zald and John D.McCarthy(eds),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Mass.:Winthrop,1979,p.8.
(15)Karl-Dieter Opp,Soft Incentives and Collective Action:Participation in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6,No.1,1986,p.87.
(16)Klandermans Bert,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Social 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Vol.49,1984,p.583.
(17)Klandermans Bert,Union Action and the Free Rider Dilemmas,in Janusz Mucha,Louis Kriesberg and Bronislaw Misztal(eds.),Social Movements as a Factor of Chang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Greenwich,CT:JAI Press,1987.
(18)Raiph H.Turner and Lewis M.Killian,Collective Behavior, 3[rd] ed.Englewood Cliffs,NJ.Presentice-Hall,1987.
(19)Peter B.Clark and James Q.Wilson,Incentive Systems: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6,1961,P.129.
(20)Amatai Etzion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New York:Fress Press,1975.
(21)David Knoke and Christine Wright-Isak,Individual Motives and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 Systems,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Vol.1,1982,p.209.
(22)David Knoke and James R.Wood,Organized for Action:Commitment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1.
(23)David Knoke,Commitment and Detachment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6,198l,p.141.
(24)David Knoke,Organization Sponsorship and Influence Reputation of Social Influence Associations,Social Forces,Vol.61,1983,p.1065.
(25)Richard K.Godwin and Robert Cameron Mitchell,Rational Models,Collective Goods and Nonelectoral Political Behavior,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35,1982,p.161.
(26)John Mark Hans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up Membership,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9,1985,p.79.
(27)David Knoke,Incentives in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zatio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3,No.3,1988,p.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