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关系论文,职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的转型与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诸如“二代”现象、“寒门能否再出贵子”等反映机会公平的问题开始凸显，代际的社会流动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议题。大部分研究主要考察经济层面的代际社会流动，即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近年来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尤其是较低收入人群的流动性水平在提升(王海港，2005；章奇等，2007；何石军、黄桂田，2013；徐晓红，2015)，但仍处于流动性偏低的阶段(何石军、黄桂田，2013)。在代际职业流动方面，李春玲(2005)认为社会阶层间存在着某种结构屏障，除了体现在对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方面，还存在于“有机会争取到就业岗位的人与没机会获得工作的人之间”。已有研究验证了父辈职业、受教育情况、政治资本、对子辈的教育投资等能够反映家庭背景的变量，及体现个体自身能力的特征如受教育年限等，均对个体的人力资本或职业选择有影响(Dunn & Holtz-Eakin，2000；Plug，2004；Li et al.，2012；周兴、张鹏，2014；谭远发，2015)。同时有一些研究发现若子辈与父辈处于同一阶层，子女往往能收获来自父辈的应用于这一阶层的专业化人力资本(Rosenzweig & Wolpin，1985；Lentz & Laband，1990)，家庭背景也对子辈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有直接影响。此外，卢盛峰等(2015)从受教育机会获得的角度探讨了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机制，吴晓刚(2007)、陈钊等(2009)则讨论了户籍制度对子辈职业选择产生的影响。 除了不同出身的个体对权利、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以及正式制度带来的流动障碍和不平等之外，不少研究指出还应考虑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其中讨论最多的便是社会资本。通常认为，社会网络是个人获得信息、降低风险、提高信誉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于拥有社会资本的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类似观点已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证实(Putnam et al.，1993；Narayan & Pritchett，1997；Grootaert，1999；Knight & Yueh，2008；Munshi，2003，2011；边燕杰、张文宏，2001；张爽等，2007；章元、陆铭，2009)。关系和社会网络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类似甚至等同的概念(赵剑治、陆铭，2009)，但二者之间仍有所区别。边燕杰、张磊(2013)认为社会资本是“基于自然人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社会资源”，而“关系社会资本”描述的是关系文化条件下的社会资本。在此，关系文化是指“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含义、规范、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和行为倾向”(边燕杰，2010)。本文关注的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考虑个体的出身，且存在流动的结构屏障时，对关系社会资本的占有和利用是如何具体作用于父辈职业起点不同的个体职业流动。 然而，目前与上述“关系”变量有关的研究中大多只从关系网络的规模、类型或强度来衡量，检验对农村收入差距(赵剑治、陆铭，2009)和非农就业(Zhang & Li，2003)等的作用与内在机制。此外，周群力、陆铭(2009)着重分析了家长通过拜年构建的关系如何影响子女福利的机制，指出投资于社会网络将增强资源的获取能力，有助于社会资本向子女人力资本的转化。郭云南、姚洋(2013)则将关系网络的覆盖范围缩小到中国农村基于血缘、亲缘的宗族网络，实证结果表明宗族网络强度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但随着社会发展，这种作用逐渐减弱。整体来说，涉及关系文化维度的研究仍较少。在“关系本位”的社会中，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感知：一方面，蕴含着血缘、亲缘、地缘等网络关系的非正式规范通常能够给个体提供必要的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社会中的个体主动利用资源通过非正规渠道或手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攀关系”，来实现阶层提升的意愿也较为突出。由于群体或区域的文化塑造并体现于个体的价值观念中，进而决定了个体的主观判断和行为取向，本文将对关系资源的看重与否视为关系文化的作用结果，认为其能够反映个体对关系资源的使用意愿及利用程度。在检验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时，应当考虑这一关系文化观念的效应，这是本文与已有相关经验研究的一点不同。 本文与相关研究的区别还反映在本文区分了不同向上流动的模式，并构建理论模型解释了关系社会资本对从下一层向邻近的上一层的“梯次”流动、与从底层向最高层的“跨越式”流动的差异性影响。实际上，据我们所知，目前只有少量文献讨论关系在不同职业阶层流动模式中的差异性作用，吴愈晓(2011)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位于高阶层的劳动者在获得初职的过程中会用到正式与关系两种渠道，而较低阶层的劳动者往往更多地运用社会关系。但此研究也仅限于对代内职业流动的讨论。本文则旨在分析关系社会资本与代际向上流动之间的整体关联，并检验和比较当存在阶层间流动障碍时，不同的层际流动，即父辈职业阶层不同、向上流动的阶层不同时，关系社会资本将促进还是抑制代际职业流动。特别是，直观上关系社会资本似乎总是有助于向上流动，但其实并不尽然，因为是否努力向上流动也涉及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如果考察不同的向上流动模式，如上述“梯次”流动与“跨越式”流动的差异时，关系社会资本对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就并非总是正向影响。总体而言，关系资本有助于“梯次”向上流动，但对于“跨越式”向上流动，关系资本的存在则可能致使部分出生底层的劳动者因利用关系资本在中层可以获得更多的净收益而失去向上流动到最高层的激励。 二、理论模型构建 在模型设定上，我们借鉴Munshi(2011)的做法，以不存在关系资本情形下的代际职业流动作为参考标准，再讨论引入关系社会资本后的流动情况，并将两种情形下的结果进行对比。但他只分析了两类职业间的流动，无法反映出“梯次”向上流动和“跨越式”向上流动的差异，为探究关系社会资本可能存在的对多职业阶层间代际流动模式的差异性影响，本文假设社会中存在三大职业阶层：D、B、A，分别对应高、中、低三个职业阶层，即，D职业阶层高于B职业阶层，B职业阶层高于A职业阶层。假设出生于任一职业阶层的个体i的能力(禀赋)
服从0到1上的均匀分布，
是m职业阶层中每单位能力的报酬，并满足
。如此进入m职业阶层的、具有能力
的个体将获得收益(效用)
。现在考虑不同的职业阶层间存在一定的流动障碍，同时更高层的职业也需要更多人力资本的投入。如果子辈选择与父辈不同的职业阶层，为收获更高阶层的报酬而向上流动，个人将付出相应的向上流动成本，以下用
表示从n职业阶层流动到m职业阶层需要付出的成本。而如果向下流动，因职业层级的下降给个人带来效用损失，而子辈与父辈职业相同时，可以通过继承来自父辈的技术或知识等背景资源以减少进入相同职业阶层时的成本。由此，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假设子辈选择和父辈相同的职业阶层时不需要额外的附加成本，因此不会出现向下流动的情况，如此设定使我们的讨论可以专注于向上流动。 (一)不存在关系资本的向上流动均衡 个体能力为
，家庭背景为A职业阶层的个体i，当满足
时选择B职业阶层优于选择A阶层。即在能力满足
的情况下，相对于其父辈所在的A职业阶层，个体i更愿意付出成本进入B阶层。这里的
是在职业阶层A与B间选择的能力分界点。从以上可知，该分界点由成本和收益之比决定，表示以能力值衡量的为获得收益增量所要付出的单位化成本，当个人能力禀赋超过该比值时，流动能增加个人的收益和效用。 同理，个体能力为
，家庭背景为A职业阶层的个体i，当其能力满足
时，比起其父辈的A职业阶层，个体i将愿意付出成本而选择D职业阶层。这里的
是在职业阶层A与D间选择的能力分界点。 现在考虑能力为
，出生A阶层的个体i如果能选择B和D，他将选择哪一阶层。显然，对其而言，当满足
时，选择D职业阶层更优于B职业阶层，即当其能力满足
时，父辈处于A职业阶层的个体选择进入D职业阶层更优于进入B职业阶层，反之亦然。 对于父辈处于B职业阶层、能力为
的个体i，当且仅当其能力满足
时，个体i才会选择向上流动到D职业阶层。 进一步，我们需要对各阶层向上流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进一步的假设。一般而言越向上流动越困难，也就是所付出的成本越大，因此我们假设从B到D的成本要高于从A到B的成本，即
，而从A到D的成本则等于从A到B，再从B到D的成本之和，也就是
。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同样出生背景的人，通常具有更高能力的人才能流动到更高阶层。也就是说，同样出生于A阶层的个体，可以流动到D阶层的能力通常需要高于可以流动到B阶层的能力，即上述的
，从此式可以逆推出：梯次向上流动的成本之比
必须大于单位能力的收益增值之比
。①在上述
之下，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相邻阶层间向上流动所带来的单位能力的收益相同
。 在前述假设下，通过比较可以得到各类向上流动的能力分界点满足以下关系：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不考虑关系社会资本因素下的向上流动均衡。显而易见，父辈为B职业阶层的下一代个体i，其能力
时，将选择流动到D职业阶层；其能力
时，将选择和父辈相同的职业阶层B。而根据(1)式可知，父辈为A职业阶层的下一代个体i，他们将在D、B、A间达成向上流动均衡，即当其能力
时，将选择向上流动到职业阶层B；当其能力
时，将选择向上流动到职业阶层D；当其能力
时，将选择和父辈相同的职业阶层A。 (二)存在关系资本的向上流动均衡 基于关系网络能够向网络内部成员提供职业信息、分担创业风险、共享交易渠道、提升个体可信程度、甚至负面的降低录用或准入标准等等，群内的个体可以利用关系资源降低向上流动的成本。现在每一代个体在期初将综合父辈所在阶层、各阶层报酬、流动成本和关系社会资本进行职业阶层选择，在前面的设定下，这里同样也需要考虑关系社会资本在向上流动时的影响。 由于“关系”的使用，可以达到抵消部分职业阶层流动成本的效果，我们用
表示关系群体j可用于进入m职业阶层的关系社会资本带来的成本减少量。这里
依赖于群体中可用关系资源数量N以及对关系资源的看重程度V的影响，可视为这二者的函数
。一方面，一般而言，某群体j的关系社会资本的效用显著依赖于其可用关系资源的数量和规模，而同时群体关系资本的有效影响范围不同，能影响到更高阶层的关系也能影响更低阶层，有些关系只能影响低阶层而无法影响更高阶层。这也意味着，同一群体内能影响高阶层的关系资源通常少于能影响低阶层的关系。为此，假设对同一群体j而言，其作用于B阶层的关系资本效用要大于其作用于D阶层的关系资本效用，即
。另一方面，受关系文化的影响，当一个人越看重关系，对资源的使用和开发的意愿便越强，那么关系资本的作用自然就越大。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对关系的重视程度V来间接表示上述关系资本。 此外，现实中也可观察到对大多数群体而言，仅仅依靠关系资本而不付出个人努力成本还是无法进入更高的职业阶层。为此，我们进一步假设关系社会资本只能部分抵消向上流动的成本，也就是
。实际上此条件保证了尽管存在关系资本的影响，但依然只有能力超过一定程度的个体才可以实现代际向上流动。 显然，现在具有关系资本的关系群体j中父辈阶层背景为A阶层的个体，满足
时，选择职业阶层B优于选择职业阶层A。也就是说当其能力满足条件(2)时选择B优于A。
这里的
也就是关系群体j中父辈职业阶层为A的个体在阶层B和A之间进行选择时的能力分界值。 同理，可以分别求得关系群体j中父辈职业为A阶层的个体认为职业阶层D优于职业阶层A，以及职业阶层D优于职业阶层B的临界值：
(三)两种向上流动均衡的比较
综合分析可知，
。该结果意味着，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使得从低阶层向中间阶层(A到B)、中间阶层向最高阶层(B到D)梯次流动的门槛值降低，但是提升了从低阶层向最高阶层(A到D)的跨越式流动的临界值，进而增加了由低到中间、由中间向最高阶层的梯次流动的劳动力数量，但却减少了由低向最高阶层跨越式流动的数量。因此，关系文化下社会资本的存在，有利于促进代际从较低阶层向邻近的上层的梯次流动，这体现了“关系”“人情”等社会资本对社会流动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正由于可依赖关系资本带来的好处，一部分本来愿意支付更多努力(成本)实现跨越式向上流动的个体，没有选择流向最高层，此时关系社会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扭曲效应。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的数据、检验上述关系社会资本对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探讨，代际的职业阶层流动除了受到我们重点分析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影响，还受到自身能力、父辈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为此，计量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Mobility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个体相对其父辈职业层次的变化，下标i表示第i个体，guanxi刻画的是个体i所拥有关系资本，S、F分别代表个体自身及父辈的特征控制变量。除了关系社会资本外，由理论分析可知个体自身能力在其职业流动过程中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反映个体能力的指标。除此之外还控制了年龄、性别、所在家庭年收入、家庭规模等因素。F包括父辈的年龄、受教育年限、职业、是否有行政/管理职务、是否为党员等能够体现父辈职业阶层或者能力的控制变量。
分别为关系变量、子辈控制变量和父辈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
为残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的数据。在这次调查中，包含受访者的就业信息、个人特征、价值观念，父母的职业、特征及家庭的收入状况等信息，为我们考察关系社会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程度及模式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数据支持。为获得实证分析所需的数据，我们按照受访人编号及家庭编号将CFPS(2010)数据库中的成人模块与家庭模块结合在一起，将家庭中的部分相关信息对应到个人的资料中，形成计量分析的基础数据。下面对各指标的选取与构建进行说明。
1.代际职业流动。在构建代际职业流动指标之前，本文根据职业类别将职业进行分层。在陆学艺(2002)以职业为基础将社会分为十个阶层的基础上，对应CFPS调查的职业编码，剔除了军人和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样本，进行以下两种方式的划分：一是仿照周兴、张鹏(2014)的做法，出于研究可行性的考虑，将职业阶层划分为七个阶层，从低到高依次是：(1)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2)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3)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4)商业、服务人员，(5)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专业技术人员，(7)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二是根据理论分析部分的设定，并参考卢盛峰等(2015)、李路路和朱斌(2015)的做法，将职业分为三层：最高层是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拥有专业技术的劳动阶层；中间层是包括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在内的拥有中低级技术水平的职业阶层；最低层为农业及非固定职业阶层，包括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对于以上两种划分方法，如果受访人的职业层级高于其父辈的职业层级，社会流动变量取值为1，与父辈的社会层级相同或低于父辈的职业层级，取值为0。本文选取在按照七个职业阶层划分标准时，父亲与母亲中职业层级较高的那一位为被观察者的父辈。 2.关系社会资本。关系社会资本是文化作用的产物，本文认为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其一，是否有关系资源。本文并未区分关系网络的类型、结构或强度，而是从结果出发，认为若个体能够受到所处网络的帮助，便具备了相应的关系资源。借鉴Zhang & Li(2003)的做法，用“是否因某事务获得他人帮助”进行衡量。关于这一问题，在问卷中，需要帮忙的事务包括借钱、子女入学、看病、自己找工作和子女找工作，提供帮助的对象包括亲戚、朋友、同学、一般同事、兄弟姐妹、父母、岳父母/公婆和祖辈。在此部分，无论因何人、何事，只要能够帮助，便将此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其二，关系资源的文化维度。文化往往影响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多大程度上承认关系资源的重要性，是一种主观感受，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决定其对成功因素的判断，如果一个人越看重关系，越可能花费更多的精力、财力维系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或者更为频繁地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又或者扩大自己现有基于血缘、亲缘的圈子，增加工具性社会资源③，利用正式或非正式手段获得职业上升的渠道。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我们选用对“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家里有关系”这一说法的认同程度作为关系文化观念的代理变量，数值1到5依次代表“十分不同意”、“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同意”和“十分同意”。在此，将用上述两方面指标的乘积作为衡量个人所拥有的可利用的关系社会资本，并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同时检验关系的两个维度的作用。 3.其他变量。计量模型中控制了被访人与父辈的特征因素，包括子辈的性别、年龄、个体能力、家庭收入以及家庭规模，父辈的年龄、受教育年限、职业阶层、是否有行政/管理职务、政治身份等。其中若为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鉴于年龄的作用可能并非单调，参照Zhang & Li(2003)同时控制了个体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项；虽然受教育水平能够很大程度上体现劳动者的能力大小，但是由于关系同样能够影响子辈的受教育情况，从而影响职业流动，在此我们选用访员对受访者智力水平的打分来衡量个体的能力禀赋大小；控制变量中父辈的职业阶层按照七个阶层划分标准赋值。此外，还将控制省份和受访年份的固定效应。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赋值方式和描述说明。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关系与代际职业流动 首先检验社会中关系变量与个体代际向上流动的关联，表2汇报了利用Logit模型检验的回归结果。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将职业划分为七个阶层时，涵盖资源数量和价值观念的关系变量对社会中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有着显著影响，而第(4)列中关系资本变量的系数无论是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都比第(1)列小，这是由于在第二种划分标准下，层级间的距离较大，原本可以保证个体向上流动一小步的关系资本可能不足以辅助个体向上流动较远距离，同时将关系社会资本的两个方面简单的相乘可能也会掩盖其中某一方面的作用。第(2)和(5)列显示了两种划分标准下关系的两个维度分别与职业流动的关联，对关系的看重和认同显著地有利于职业流动，关系资源虽然有正向推进的趋势，但该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体现了在不区分个体职业分布及流动模式时，整体来看，关系资源的多少或有无不是那么重要，而向上流动的关键在于是否看重并利用这些资源，这体现了价值观念对关系资本的放大作用。由于关系变量是关系资源与关系利用程度的乘积，为观察关系的两个维度对职业流动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表2的第(3)列与第(6)列将三者共同加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关系的两个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同时，表2也报告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个体能力大小对职业流动均有显著影响。智力水平是衡量个体能力禀赋的重要标准，智力水平越高的个体向上流动的概率便越大；分七个阶层时，年龄的作用呈U型趋势，但是在较大年纪(约75岁)时才出现转折，而在分三个阶层时，年龄的影响呈“倒U”型，但在较小的年纪(约12岁)时便出现转折，故整体来看，在两种职业划分标准下，对于处于就业期的成人来说，年龄越大，越不利于职业的向上流动。家庭收入反映了个体所处家庭的经济水平，收入越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能就越高，同时家庭优越的条件也可能会免除一些由物质生活水平带来的障碍，那么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代际流动的概率越高，便不难理解。而家庭成员越多时，平均到每个人的收入变小，又或者家庭规模太庞大导致父辈无暇照顾到每个子女，这些情况均不利于子辈的向上流动。父辈的职业阶层不利于子辈的职业向上流动，这也和前面的理论分析相吻合，父辈职业背景越高，每往上流动一级的成本越大，进而降低个体成功向上流动的概率。父辈受教育水平、是否有行政职务、是不是党员也对子辈能否实现向上流动有显著影响，系数为正表明高学历的父母、其职务及党员身份有利于子辈职业地位的改善。
然而，由于职业层次划分标准的不同，部分控制变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当阶层间距离较近时，家庭收入越高及父辈年龄越大都对子辈有明显正面作用，表明家庭经济条件与父辈的人生阅历有利于子辈实现代际流动，流动的概率变大。随着相邻阶层间距离的拉大，换言之，地位上升一级的难度增大，前述控制变量在代际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变得不再显著或者作用变弱。 (二)关系与代际职业流动模式 表2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基于关系文化网络的出现有利于社会普遍的代际职业流动的结论。但从同一职业背景出发的子辈，凭借自身能力和关系资本，会有不同的流动方向和模式。因此，基于三个阶层的划分方式，实证检验子辈由最低层流向中间层、由最低层流向最高层、由中间层流向最高层三种模式中，关系资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首先，删除子辈位于专业技术阶层的样本，检验当父辈职业阶层为农业及非固定职业阶层时，关系资本与个体流动到拥有中低级技术水平的劳动阶层之间的关联。表3的第(1)(2)(3)列显示，关系社会资本中对关系网络的利用程度对代际向上流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次，表3第(7)(8)(9)列汇报了父辈阶层为中低级技术阶层的子辈向上流动到最高阶层时各解释变量的系数，表明关系资本对向上流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主要是关系资源的有无起着决定性作用。关系的两个方面在不同的流动模式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社会阶层起点较低的个体在关系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而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才是关键。然而职业阶层起点较高的个体往往也拥有较高阶层的关系网络，这种资源的本身通常已能够帮助个体实现职业流动。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一致，实证检验同样肯定了关系在劳动力向邻近阶层流动时的积极作用。然而，家庭出身于最低职业阶层的个体，在流向最高职业阶层时，表3第(4)(5)(6)列却表明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关系的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仍然不显著。
在控制变量方面，个体能力的系数在三种情形下均是显著为正，不难看出无论是何种情况下，个体自身素质都是职业提升的重要因素。当子辈由最低层流动到中间层时，仍然是年龄越大，越无优势；而在个体流动到最高层的过程中，无论起点是最低层还是中间层，年龄在32岁左右时出现转折，当年龄低于32岁时，年纪越大，越容易流动到最高层，而当超过这一年龄时，将越来越难实现向最高层的流动。这可能是由于，进入最高阶层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用来学习和晋升，但当超过一定年龄时，进入到最高阶层的概率则逐年下降。 当子辈年龄特别小时，比如尚未成年，或者子辈个体年龄特别大时，进入某些职业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掩盖或模糊关系的作用，包含此类观察值的回归会对关系变量的系数带来一定的偏差，鉴于此，我们剔除个体年龄小于18岁或者大于45岁的样本后重新回归，得到表4。经对比发现控制变量的作用与表3中一致，但发挥作用的关系变量系数无论在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上都有提升，特别地，父辈阶层为农业或非固定职业阶层的个体，在流向最高层时，由于看重关系资源给自身带来的好处并加以利用，而关系资源在相对较低的阶层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较高阶层中关系作用空间并不大，导致个体忽视了向上流动对自身职业阶层的改善，关系资本，尤其是主观上对关系的看重对底层个体流向最高层产生了负面效应，这也支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
(三)稳健性检验 1.估计方法的选择。将代际职业流动状况分为向上流动、不流动和向下流动三类，分别赋值为1、0和-1。同时在估计方法上采用Mlogit模型来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对比表2与表5，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关系资本尤其是价值观念维度在整体上对代际职业的向上流动有明显正向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与表2相比无实质差异。 2.关系变量的替换。为更好地讨论实证分析的稳健性，考虑到郭云南、姚洋(2013)利用“是否有祠堂或家谱”衡量宗族网络，而中国的关系网络往往是以血缘、亲缘为基础发展而来，以家庭、家族、宗族为依托的群体是关系资源最核心的来源，本文认为“是否拥有家谱/族谱”同样也能够反映关系网络，并且这一变量为相对外生的历史变量，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潜在的内生性。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1)(3)(5)列。对于关系变量第二个维度——对关系资源的使用倾向的衡量，作为一个替代，将原指标定义成0-1变量，即“同意”和“十分同意”定义为l，否则为0。表6的(2)(4)(6)列为替换关系使用倾向指标后的回归结果。对比表4，不难发现，各变量的系数在大小和显著程度上基本一致。可见，本文的分析结论可信，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本文为探讨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社会资本对代际职业阶层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利用简单的理论模型演绎了关系社会资本的存在如何影响父辈职业阶层背景不同的劳动者的向上流动选择，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对相关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显示：其一，总体而论，关系社会资本可能通过提升个体的专业人力资本，降低流动的成本，进而有利于劳动者实现相对于其父辈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并且在实证分析部分，该结论在两种阶层划分标准下均成立。其二，当区分父辈职业阶层背景和子辈流向的阶层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关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子辈向邻近的上级阶层流动，但是抑制了父辈处于最低职业阶层的子辈跨层级、向最高阶层的流动。在区分关系资本的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实证结果表明，对关系网络的使用意愿，显著地作用于低职业起点的子辈个体的职业选择；而父辈职业处于中间阶层的子辈能否实现向上流动主要取决于可利用的关系资源的有无。 关系文化驱动下的中国社会充斥着基于关系、人情的往来，人们在密切的感情联系下互换资源、相互合作，享受着关系网络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其产生的弊端。首先，面临相同的向上流动障碍，没有关系资源可以利用的个体，想要流动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一层，相较于有关系资源的个体，不得不需要具备更高的能力，这无疑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其次，对于借助关系资源向上流动的劳动者而言，当有多种流入方向的选择时，由于关系资本在较低阶层更能发挥作用，一部分本来有能力进入更高阶层的劳动者，反而选择流动到较低的阶层去享受关系网络带来的好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中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此时关系社会资本影响下的社会流动模式可能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最后，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之所以得到重视，是由于制度、机会不平等带来了流动成本。只有当教育、就业等机会更加平等，受出身和体制的限制较少时，人们才能更多地凭借自身能力和努力来获得人力资本和相应的职业，既能够提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又可以避免关系社会资本带来的扭曲效应。 当然，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暂时无法考虑关系资源的种类及同一群体中个体对资源占有的异质性，及其导致的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差异性影响，解决以上不足还有待于数据的收集和完善，以及在指标构建上的进一步改进。
③林南(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情感性社会资本和工具性社会资本，黄光国(2006)也有情感性的关系、工具性的关系、和混合性的关系之划分。情感性的关系指包括家庭、朋友等在内的能满足情感方面需要的长久而稳定的关系，情感性的行动是为巩固既有的资源；相对的，工具性的关系是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建立的关系，工具性的行动是为获得额外有价值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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