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明[1]2006年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这些研究对本文的分析提供思路的同时也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在本研究中笔者以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农业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股权结构与财务指标数据，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农业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 本研究对于农业上市公司优化股权结构，提高经营绩效，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状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对国家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对农业产业制定相关政策，对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正确把握投资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此外，对于我国农业类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问题，并考察了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经营绩效的现状。在实证分析部分，笔者以农林牧副渔类共40家上市公司为总样本，以2002年至2004年叁个年度为考察期间，确定了股权集中度的五个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第一大股东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差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股权构成的叁个指标(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和流通A股比例)，两个控制变量(资产总额和资产负债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Eviews和SPSS统计软件，分析了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经营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之间表现出显着的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指标与经营绩效表现出显着的倒U型关系；国有股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叁个年度并不明确；法人股比例和流通A股比例较低的时候其增加对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有抑制作用，但是当法人股比例和流通A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将对经营绩效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闵连星[2]2016年在《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证研究：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服务化已成为当前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重要战略选择。随着我国步入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的新常态,这一现象无论对制造企业的经营模式变革、制造行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一趋势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上而言,虽然涌现出一些成功实施服务化战略的的企业案例,仍有不少企业面临失败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针对目前中国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实施现状、驱动因素和绩效表现进行探讨,为今后更多的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对政府相关部门实施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的政策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论文首先对当前关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概念内涵、动因和绩效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基于产出观和过程观的不同概念定义,指出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不但体现在产出的改变,也包括了企业经营过程的变革。同时对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相关具体因素、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不同绩效表现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然后,本文以我国上市制造企业为例,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现状、动因、战略绩效和战略绩效的影响因素四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1)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现状实证分析。本文结合企业集团化运作的特点,进步提出广义服务化的概念,利用2004-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相关数据,通过经营范围分析法,对我国上市制造企业的服务化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制造企业的整体服务化水平较高,但不同服务类型的涉入率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存在显着的行业、地区、上市年限和上市板块差异。从近十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制造企业的新增服务业务的增加趋势明显,尤其是采购服务、解决方案服务和软件开发服务等新兴专业服务,增长明显。(2)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虽然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动因已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两个方面,而忽视了公司治理因素的作用。本文从服务化战略的战略转型和多元化特征出发,定义了服务化战略决策和服务化战略水平两个变量,并整合市场竞争环境、组织资源和公司治理因素,提出“竞争-资源-治理”框架。利用中国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叁类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存在显着影响,而且对服务化战略决策和服务化战略水平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3)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分析。围绕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争议,即“服务悖论”。本文选取了市场绩效(Tobin's Q)和经营绩效(Roa)两个不同性质的指标,检验了服务化战略决策和服务化战略水平与两个绩效指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决策与企业市场绩效显着正相关,与经营绩效无关；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显着负相关,与市场绩效无关,部分支持了“服务悖论”。针对这一结果,本文尝试从市场信号和多元化悖论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4)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在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市场竞争、组织资源和公司治理因素在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叁类因素确实在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本文进一步对叁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从叁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出发,刻画了从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到企业绩效之间的两条不同实现路径。根据上述的实证结果,本文从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优化资源结构和配置效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叁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建议,为促进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实施水平,提升企业绩效和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借鉴。
金建培[3]2010年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文中认为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是国家战略任务,而上市公司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石,成为推动并决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中坚力量。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却频频因为各种治理问题严重阻碍了其成长性,有的甚至中途夭折、过早退出历史舞台,已经影响到我国资本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上市公司运行的基础,对上市公司的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上市公司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作为研究课题对于有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整体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具有时代紧迫性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经济学、管理学、实证会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在充分把握公司治理和企业成长领域内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转轨时期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动态地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以期发现从根本上整体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付诸于实践。首先,本文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成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并对本文采用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成长性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回顾总结现有企业成长性评价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将主成分分析法等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综合评价,建立了由1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和12个叁级指标构成的上市公司成长性综合评价体系和模型,并根据2001～2005年连续五年的成长性综合得分排序,得出高、低不同成长性公司并通过市场检验。其次,依托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基于资源和能力的企业成长理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特征,着重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和管理层激励等叁个维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成长性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然后,以本文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得出的不同成长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行业属性、财务杠杆等因素的前提下,运用计量统计方法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在股权结构与公司成长性方面,国有股比例与成长性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着,法人股比例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的成长性显着负相关；同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成长性负相关但不显着,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的比例对公司成长性构成显着的正向作用。在董事会治理与公司成长性方面,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董事受教育程度对公司成长性构成明显的积极影响,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设立状况与公司成长性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状态对公司成长性并不构成显着影响。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成长性关系方面,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年薪水平对公司成长性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年薪是目前较为重要的管理层激励因素；而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公司成长性有积极影响,但其激励效应并未完全突显。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从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激励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健全和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整体成长性的对策建议。通过本文研究,能够有效弥补国内外在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有利于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为我国上市公司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可持续成长提供现实指导。
王斐[4]2008年在《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资本结构问题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课题,它与公司治理、公司成长、公司战略和公司价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何选择公司的资本结构成为现代经济学家反复研究的“资本结构之谜”。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相当广泛的角度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众多学者发现资本结构与行业分类密切相关。在针对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研究这一领域,国外大量学者从项目层面对资本结构进行了研究,但对公司层面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在我国,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研究其资本结构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国内针对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的研究起步比较迟,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实际情况,具体研究了叁个问题:一是我国房地产行业及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融资状况,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该行业的资本结构特点;二是使用静态Panel Data模型,以36家房地产上市公司1999-2006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资料,利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其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模型估计;叁是使用动态Panel Data模型,采用滞后一期的因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资本结构调整模型进行估计,从而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以及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房地产行业负债率显着高于其他行业,A股上市的房地产公司负债率也显着高于香港的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呈现权益比重偏低、负债比重偏高,流动负债比重偏高、长期负债比重偏低的现象。(2)房地产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手段为银行借款、预收账款和权益融资,其中权益融资中融资额度比重最大的是增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企业债券市场和房地产信托市场不发达。(3)房地产上市公司当期的资本结构受上一期的影响,同一期间不同的房地产公司间的负债行为具有相关性。(4)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且调整成本相对较低。(5)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与房地产开发水平、产生内部资源的能力、成长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负相关:与股权集中度、公司规模正相关;与证券的系统风险关系不显着。(6)土地储备水平与长期负债水平正相关,但与流动负债水平和总负债水平负相关。(7)实际税率仅对流动负债水平的选择有负的影响,但对长期负债水平和总负债水平的影响不显着。
张娇[5]2016年在《纺织服装行业公司内部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二者的委托代理冲突。公司治理作为协调公司参与各方的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在有效解决委托代理冲突、保证股东及相关者的利益、改善公司绩效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剩余控制权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绩效评价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特征、董事会成员特征及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四个方面对国内外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这四方面对纺织服装行业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情况进行趋势分析,并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纺织服装行业上市公司的特点及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进行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构建纺织服装业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多元回归模型。本文取纺织服装行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董事会结构特征、董事会成员特征、公司治理组织结构这四方面的指标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分别以公司的财务指标和基于因子分析的公司绩效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纺织服装行业上市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薪酬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女性董事比例、董事行业经验、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持股比例、公司治理组织结构与公司绩效不相关。最后根据实证的结论提出管理建议,提高纺织服装行业公司绩效可以从保持适度的股权制衡、适度提高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削弱两职合一、两职分离、提高董事薪酬并建立薪酬考评机制入手。
林乐芬[6]2004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与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我国证券市场用了10年多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无论在市场容量、交易手段、监管规则，还是上市公司数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证券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崭露头角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上市公司在前进中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上市公司总体绩效欠佳，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成为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其原因与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低效运作的公司治理有很大关系。本文在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股权集中度的视角出发，以我国18个行业中的105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其治理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按照经济学方法论的路线，本文阐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运用描述、比较、综合等方法对以往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理论进行研究，作为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我们看到，股权结构伴随着企业制度从业主制、合伙制到公司制所导致的由单一股权到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演进过程，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公司治理会成为焦点，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公司治理的4种理论，包括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控制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接着分析了目前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4种公司治理模式，即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德日的内部监控模式、东亚的家族控制模式、转轨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介绍了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中的独立董事制度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又阐述了产业关联效应与主导产业理论。最后就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本文的公司治理观。 中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2000-2003年近4年上市公司在18行业中的绩效表现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选取12个财务指标，通过主因子分析求得18行业各自的绩效总得分和1059家各自上市公司的绩效总得分，在此基础上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实证结果验证了垄断性行业的绩效平均水平好于竞争性行业；新兴产业绩效平均水平在18行业中居中靠前；重化工行业的绩效增长平均水平快于轻纺工业，我们因此可以推断：中国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工业阶段。但就整体来看，上市公司绩效总得分的增长在平均水平以下，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因此进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制约上市公司绩效充分发挥的最主要原因。 本文对制约公司绩效的原因分析是以股权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度为切入点来进行的。在实证分析时通过股权集中度的CR_1、CR_5、CR_(2345)、H_5指数、Z指数进行统计性描述、并采用股权集中度指标体系中的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总和CR_5与公司绩效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统计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最突出表现是股权相对集中于第一大股东、高度集中于前五大股东，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现行业差异的倒U型特征。垄断成分偏多的行业股权集中型公司的绩效优于分散型公司，新兴行业股权相对集中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进入门槛较低的接近完全竞争的传统行业股权适当分散可能更适合于公司绩效的提升；18行业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虽表示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均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资源配置还未能实现最优化，需要调整“一股独大”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建立股权制衡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机制。 本研究引入股权制衡度指标重点分析说明在法律对投资者缺乏足够保护的条件下股权相对集中(即由少数几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对不同行业的公司绩效以及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股奴制衡度与公司绩效的Pearson相关分析验证，就大多数行业和大多数公司来说一定的股权制衡是有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研究利于公司绩效提高的.股权制衡就是要减持第一大拉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在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属性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减持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实质就是减持国有股的持股比例.国有股的减持方向可向民营法人股、机构投资者重点倾料，并且在对102家民营拉股上市公司绩效分析和国家股占比、公众股占比、民营法人股占比分别对公司绩效所进行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中也验证了民营法人股东的公司监控效率高于国家股东和公众股股东的公司监控效率.在此基拙上还进一步分析了童事会与监事会权利配置以及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来强化公司治理中的股权制衡机制.最后从公司控制权市场与经理和独立董事人才市场的培育，提高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的执业素质和能力两个方面简要提出加快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市场培育的紧迫性. 通过上述的研究，我们认为，现阶段股权相对集中时于转轨经济中的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相对优势，使得各大股东有足够的激励与能力去监督代理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的同时，各大股东之间的内部牵制又有利于抑制大股东的掠夺，形成互相监督态势，进而在提高自身公司绩效?
马婷洁[7]2009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经济学界有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不合理(尤其是股权高度集中)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从而影响了公司绩效。2005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改变了公司的股权结构。本文利用这一改革契机,采用2000～2007年相关数据,重点验证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股权结构的其他方面也予以了分析,以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及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股权结构进一步完善的对策建议。首先结合我国特殊国情,通过对历年总股本、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比较发现:在股权构成方面国有股比例缓慢下降;法人股绝对量有所增长;公众股比重有上升趋势;在股权集中度方面第一大股东所拥有的控制权相对减少;而前十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仍较高。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绩效较前有所提高,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为论文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切实的结论与建议提供现实依据。其次运用本文所选取的衡量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司经营业绩将随着股权集中度先升后降,呈现一种倒“U”型的关系。这说明股权适当集中能够有效解决股东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公司经营目标的单一、决策的有效执行能够提升公司绩效。此外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为负;公司规模与公司绩效始终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就越明显,相应的公司绩效也会趋于下降;而由于规模效应的影响以及大规模公司的治理机制比较完善,上市公司规模增大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公司绩效。最后结合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对后股权分置改革时代提出了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的多种途径,为提高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提供良好的基础。
陈瑶[8]2016年在《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房地产市场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同时房地产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房地产行业在我国GDP中占有很大比重,近几年数据显示房地产行业在我国GDP中占19%左右,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与否关乎我国经济能否平稳有效的运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和中国指数研究院叁家研究机构倡导发起的“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研究成果发布会”在2015年5月16日成功举办,会上论述了近些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快速扩张、高速发展的状况,同时也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着企业融资的压力上升、未来房地产市场投资收益下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产权不清晰等问题,如何有效的通过建立公司的内部治理来解决严重的内部人控制、产权不清晰等问题一直是研究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05年4月中国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新制度出现之前,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的比重很高,在我国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随着不可流通股比例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下降,中国证券市场中股权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巨大冲击,所以需要我们探究在新形势和新挑战下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公司股权结构是公司内部治理的基础,股东可以通过对董事会的投票从而对公司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产生影响,公司内部治理又为公司良好的的经营状况与盈利能力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公司内部治理的好与坏对公司的绩效水平有着深远的影响。基于上述缘由,笔者开始撰写本文,研究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本文整个的逻辑思路是分别从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叁个角度研究其对公司绩效的作用。第一章论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罗列国内外学者发表的关于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文献。第二章对股权结构和绩效做出规范性的定义和解释,并总结概括主流的股权结构的相关理论。第叁章用图表和文字描述性论述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以及公司绩效的现状。第四章首先介绍相关数据的来源、变量指标的定义和各变量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假设,之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章提出相应的建议,并总结本文的不足。
王素娟[9]2014年在《基于企业成长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研究》文中指出薪酬制度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特点决定了经理行为与股东利益之间存在相悖之处,因此设计有效的高管薪激励机制,将高管行为、个人绩效目标引导到与企业利益一致的方向上,成为现代企业管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薪酬是激励企业管理者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而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不仅要重视薪酬绝对水平的公平性,更要关注薪酬结构的合理性,薪酬结构比薪酬水平对管理者的激励效应更强。薪酬结构是否合理有效,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最优的高管薪酬结构应当使高管的人力资本使用价值最大化并最终促进企业成长。近年来,社会对于高管高薪的关注和批评不断加剧,对此,中外学者们进行了诸多研究,但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高管的薪酬水平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方面,而对高管薪酬结构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研究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性甚至相互矛盾。薪酬结构所要做的基础工作是确定合理的薪酬形式及其构成比例,平衡薪酬的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激励高管实现最大人力资本使用价值,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促使企业稳定成长。近年来,随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增强,高管的薪酬结构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了,构成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但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我国高管薪酬制度的扭曲发展,薪酬结构的设计暴露出许多缺陷,缺乏有效的薪酬结构确定机制,在确定高管薪酬构成及其比例时,多数公司是依据高管岗位等级进行分配,即实行“按级排辈”确定基本工资和无偿赠予股份数量,而没有考虑高管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和企业绩效,实际上造成了管理者坐收其利,使激励薪酬福利化,致使薪酬激励的难以替代性与其设计本身的缺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形成了高管薪酬结构确定的无序混乱、低效的状态,薪酬结构本身应有的激励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且对高管薪酬结构是否会影响企业成长,如何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体系等方面缺乏深入研究。因而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高管薪酬结构的内容、特点,深入探讨我国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构建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机制及体系,增强薪酬结构的有效性与激励性,这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高管薪酬的激励理论,指导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以人力资本理论、薪酬激励理论、公司成长理论等为研究基础,总结国内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特点,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以企业成长为目标,人力资本价值为核心,公司治理制度为基础,市场竞争环境为前提,外部监管机制为约束条件,构建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机制。并深入分析高管薪酬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探索高管薪酬结构的最佳激励效应,设计平衡风险分担与激励强度的薪酬结构体系,强化高管薪酬结构的激励作用,为充分发挥高管的人力资本使用价值、使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第一,构建了高管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薪酬分配与企业成长关系模型。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高管人力资本价值形态分为基本价值、产出价值和社会价值叁种形态,阐述了叁种价值形态的关系,并揭示了高管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过程及其与薪酬确定及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即高管薪酬分配的确定机制应以高管异质性人力资本价值为核心,使高管的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合理体现与补偿,从而激励高管通过自身努力提升个人绩效,并促进企业获得持续发展与成长。第二,基于国际比较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的现状和特点,揭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存在着形式较单一,比例不平衡,薪酬差距过大,薪酬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并通过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不同地区高管薪酬结构的总结对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薪酬结构与激励模式的实践,为今后的薪酬管理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第叁,人力资本价值对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发挥重要影响作用。在公司实践中,高管薪酬结构并非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而单独存在,在薪酬结构设计的过程中,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特征因素,公司内部治理因素,以及公司治理的外部约束因素。本文主要研究了高管人力资本特征和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高管薪酬结构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因素包括内在性人力资本、产出性人力资本和社会性人力资本价值。公司内部治理因素主要包括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特征和企业特征因素。通过构建结构方程,实证分析高管人力资本特征和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高管薪酬确定的影响。在高管人力资本价值中,产出价值与高管薪酬相关性较强,内在价值中,高管受教育程度、职业经历等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社会价值的相关性较弱,其中社会关系与高管薪酬负相关。在公司内部治理因素中,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总资本结构等因素是决定高管薪酬结构的最重要的内部治理因素。第四,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二者呈现出非线性关系。评判高管薪酬结构是否合理的最高原则应该是其能否最大限度促进企业成长。因此,本文基于2008-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分析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纯固定薪酬的增加不能有效促进企业成长；风险薪酬水平对企业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股权激励强度能显着促进企业发展与成长；合理的薪酬差距有利于激励经理人；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成长呈现非线性关系,高管薪酬结构存在最佳区间激励效应,即高管风险薪酬比例位于30%-50%之间时,最有利于企业成长。第五,以企业成长为目标,构建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机制模型,并提出了进一步强化薪酬结构确定系统有效性的措施。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机制并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结果,而是既要从企业微观层面又要充分结合各种环境的变化特点,在全面、动态、立体情景层次下构建具有合理性、适用性、平衡性、激励性和持续性等特征的现代企业高管薪酬结构。即根据高管薪酬结构实现的动态过程,打破高管薪酬分配按级排辈的方式,强化高管薪酬结构确定与人力资本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企业成长为目标,以人力资本价值为核心,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以公司外部监管机制前提,以外部市场竞争机制为约束,将高管薪酬结构确定的依据具体化,确定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结构,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薪酬结构的确定系统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与约束功能。第六,设计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性薪酬结构模式。本文认为,高管薪酬结构设计机制,要以人力资本价值及产权为核心,根据高管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确定基本薪酬,根据高管人力资本产出价值和社会价值确定短期绩效薪酬与长期风险薪酬。高管薪酬结构的优化体系,包括薪酬组合模式、薪酬构成比例和薪酬差距等。高管薪酬应实行多种形式的组合,应包括固定薪酬、短期激励性薪酬、风险性薪酬以及福利等主要形式,其中,固定薪酬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和补贴；短期激励性薪酬主要是绩效薪酬,包括年度、季度和月度奖金以及特殊绩效奖励计划；风险性薪酬主要指股权激励,包括现股、期股、期权、虚拟股票等收益。福利包括保障性福利和激励性福利。在设计高管薪酬构成体系时,增加激励性薪酬的形式。在高管薪酬构成比例上,我国目前情况下,上市公司高管风险性薪酬占总薪酬的比例应位于30%-50%区间。并综合考虑公司内部治理和市场竞争等各种条件,将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无限扩大。
阳劲[10]2007年在《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研究》文中认为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核心目标是解决上市公司高管和股东之间目标函数不一致所产生的委托-代理矛盾,促进公司高管和股东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激励公司高管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中国上市公司高管长期激励机制的普遍缺乏突出了股权激励的迫切性。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问题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问题进行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实施现状进行了描述,包括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制度背景和我国股权激励的模式及其特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持股水平偏低,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效果。在实证方面,本文以2006年4月40日前上市的深市A股41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把高管层股权激励水平作为一项内生变量,研究高管层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的关系。首先从理论上研究分析股权激励水平是由一些什么因素影响并决定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结构、公司特性、股权结构、行业共4类影响因素的假设,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一一验证。在分析了高管层股权激励影响因素之后,引入影响因素作为工具变量,从内生性视角分析高管层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本文分别用OLS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检验高管层股权激励水平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并对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验证股权激励的内生性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股权激励制度的对策与建议,包括完善股权激励的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
参考文献：
[1].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性研究[D]. 张敬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2]. 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实证研究：因素及其与企业绩效关系[D]. 闵连星.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3].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成长性[D]. 金建培. 浙江大学. 2010
[4]. 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 王斐. 浙江大学. 2008
[5]. 纺织服装行业公司内部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D]. 张娇. 长沙理工大学. 2016
[6].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与绩效研究[D]. 林乐芬.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7].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D]. 马婷洁. 燕山大学. 2009
[8].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实证研究[D]. 陈瑶. 安徽大学. 2016
[9]. 基于企业成长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研究[D]. 王素娟. 山东大学. 2014
[10]. 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研究[D]. 阳劲. 长沙理工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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