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是烧不毁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三次谈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稿论文,玛格丽特论文,大师论文,是烧不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Мacmеp u Мap
apuma)将1930年代的莫斯科与古老的圣城耶路撒冷、现实与历史、人间与灵界有机地结合起来，勾画出一幅幅光怪陆离、跨越时空的巴洛克式艺术图景：法力无边的撒旦魔王，神出鬼没的神秘黑猫，威严刻板的犹太总督，风尘仆仆的流浪哲人，沉默寡言的历史小说家以及性感撩人的摩登女郎……各色人物交替粉墨登场，令读者目不暇接。情节的多线索，思想的多层次和叙事的多角度是该书的一个典型特点。评论界一般将《大师与玛格丽特》视作20世纪世界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Злочевскaя 96)。不过却少有论者将作家布尔加科夫(Михaил Ъулгaков，1891-1940)的宗教道德理念与这部小说的诗学表达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事实上，《大师与玛格丽特》代表着布尔加科夫精神探索的顶点，体现着他关照人的生命内在价值的巨大宗教热忱。解开这部“奇书”之谜，打开通往作家精神世界的钥匙就存在于小说里的“三次谈话”中。《大师与玛格丽特》思想理念的揭示正是源自于布尔加科夫对“三次谈话”的小说诗学建构。
一、牧首湖畔话上帝
第一次谈话发生在莫斯科牧首湖畔。魔王沃兰德、莫斯科文联主席柏辽兹、青年诗人“无家汉”伊万争论的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理解整部小说具有关键意义。柏辽兹不仅是官方文联主席，首都一家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更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无家汉”伊万是一个反宗教的诗人，用阴暗色调撰写了一首奚落耶稣基督的诗，正向柏辽兹讨教能否发表。作为无神论者，柏辽兹根本否定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耶稣这个人，认为围绕基督的所有故事都是不折不扣的神话，圣母感灵而孕更属无稽之谈。二人在牧首湖畔相谈正欢，突然从路旁的长椅上站起一个“外国人”，要求允许加入交谈。此人正是自称历史学教授的魔王沃兰德。其实魔王真正感兴趣的并非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假如上帝不存在，大地万物由谁来掌管，生命由谁来主宰”(13)①的问题。青年诗人脱口而出：“当然由人自己来主宰”，沃兰德反驳说“人甚至无法保证第二天无事，因为人的死亡突如其来，但耶稣这个人还是存在过的”(13)。三人的争论其实很短暂，因为沃兰德很快就讲起古罗马总督彼拉多的故事，之后接着话头一转提出了“魔鬼是否存在”(58)的问题。柏辽兹和青年诗人“无家汉”伊万均矢口否认魔鬼的存在并开始怀疑这位声称刚刚与康德共进早餐，并和彼拉多交谈过的外国历史教授是不是神经失常。谈话就此戛然而止，因为柏辽兹要去街道对面打电话报告市外事局牧首湖畔来了一位外国疯子，不想过电车道时被迎面而来的电车切掉了整个脑袋。这立马就应验了沃兰德刚才“人的死亡会突如其来”(15)的预言，也昭示着人的命运不取决于经验、科学实证、理性或因果关系，而受制于冥冥间一股神秘力量。这股幽暗的力量正是撒旦。这次谈话对上帝与撒旦“存在论”的答案，一个显得模糊，另一个则清晰无比：柏辽兹和“无家汉”伊万既否定上帝存在，也否定魔鬼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只承认世界(社会与自然界)及其现实规律性。沃兰德则使用了“假如”一词，将“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悬置起来，存而不答，而用施展魔法使柏辽兹猝然丧命的手段，来确定魔鬼存在的不争事实，并让“无家汉”伊万充当魔鬼存在这一事实的见证人。可怜的柏辽兹必须得死，因为魔王需要他在花园街的房子举办月光舞会。之后，在柏辽兹的葬礼上前来告别的宾客又发现柏辽兹被重新缝在脖子上的脑袋不翼而飞：这是因为魔王在月光舞会上需要一只头颅来充当嗜血的杯子。沃兰德予取予求、随心所欲，可以跨越时间隧道与康德共进早餐，与古犹太国总督在总督府的阳台上对谈，也可以在谈话的瞬间从莫斯科现身古耶路撒冷。柏辽兹之死其实并不在自然规律之内，没有动力因和经验证明，也经不起实证分析，一切在于不可控的命运突变和转折，而促成这一突变和转折的原始推动者与本原是黑色魔法，是撒旦。撒旦主宰着人的命运及大地万物：柏辽兹之死就是魔鬼存在的“第七项论证”。
牧首湖畔谈话中沃兰德提及“上帝存在的五项论证”和康德的“第六项论证”(11)。“上帝存在的五项论证”来自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采用亚里斯多德逻辑学推断出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即上帝是运动力的第一推动者、因果关系上的第一因、或然与必然上的第一必然、完善阶梯上的最高位阶、合目的性上的最终极目的。康德在他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推翻了阿奎那的五项论证，将上帝划归纯粹理性之外的实践理性即道德的界域，理由是上帝虚无缥缈即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追求幸福并敬畏道德律则依赖于人与自然的意志。在这方面最终极幸福与最高道德的有机统一就是至善及最高自由。上帝作为最高自由正是至善，是人无法认识但确定无疑的存在。人通过信仰上帝，追求至善的不断进取而实现美的人生。需要注意的是康德把上帝归结为至善而不是最高道德的证明：上帝的位阶显然要高于人的世界。对康德来说上帝不是道德律，而是道德的最高立法者。上帝处于人的道德之外。对物质世界而言上帝是造物主，是最高的自然因。最高道德的实现恰恰是上帝的理性显示。人信仰上帝的道德经验不过是自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窗口。沃兰德在谈话中认为康德的“第六项论证”不过是自嘲，至多引人发笑。因为人在本性上是软弱的，并不追求道德进步，而是伪善地屈从实利诱惑，热衷于背叛、纷争，几千年来莫不如此。与康德哲学相比，唯物主义、科学理性更加不合沃兰德的胃口。因为唯物主义不仅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否定了魔鬼的存在，这让魔王震怒，于是施展可怕的魔法，让柏辽兹瞬间葬身车轮，使生命瞬间归于虚无。沃兰德黑色魔法显示的“第七项论证”其实不是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用来证明他自己即魔鬼的存在：与上帝存在的虚幻证据相比，魔鬼的真实性立竿见影。诗人“无家汉”伊万就是因为目睹了牧首湖畔所发生的这一切而发了疯。布尔加科夫先通过牧首湖畔的三人谈话确立了撒旦存在的事实，接下来就开始让黑色魔法接连上演，以进一步确立“恶之花”的超级辩证法。小说中魔王沃兰德和他的两个同伙施展各种魔法，不仅让柏辽兹突然间死于非命，还大闹莫斯科文联大楼“格里鲍耶托夫之家”，在剧院表演“下钱雨”和“开时装店”的黑色魔术以捉弄莫斯科男男女女，将文联大楼化为灰烬。大小官员或丧命，或失踪，或发疯。三天的时间里莫斯科大街上警笛不断，鸡犬不宁。一股黑色力量像乌云压城一样笼罩着莫斯科。人们在这股邪恶力量面前束手无策。不过沃兰德一伙施展黑色魔法所严酷捉弄的要么是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官僚分子、文痞、贪污腐败分子，要么是道德缺失、意志薄弱的小市民。尤其是魔王沃兰德，看上去更像一个置身事外的冷静旁观者，光临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千年来居民的内心有无变化”(175)。“格里鲍耶托夫之家”、牧首湖畔、剧院、莫斯科文联大楼等地方在小说中成了沃兰德用来拷问人们道德灵魂的舞台。沃兰德在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电车、电话等物质文明外，当今居民和千年前的古人在道德上并无二致：纷争依旧，贪婪依旧，谎言与伪善依旧。魔王一伙的惩罚反而让读者感到畅快淋漓：被惩罚者先后落入魔掌完全是咎由自取。
另外，沃兰德一伙除了“作恶”(读者似乎不认为这是恶行)，还屡屡“行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在无人大街上凭借着手中“令人厌恶的，不祥的，几乎难以叫出名字的黄花”(203)引起大师的注意并与大师一见钟情。黄花在俄罗斯民间文化中是一种不祥物，在小说中却成了美好爱情的信物，魔鬼促成了一对有情人走到一起。大师因撰写有关犹太总督彼拉多的历史小说而惹上一桩文案，出于恐惧之心将手稿付之一炬。沃兰德施展魔法将手稿恢复完好如初，并且说“手稿是烧不毁的”(421)，以鼓励大师继续创作。沃兰德还将被囚禁在莫斯科精神病院的大师解救出来(属于灵魂的解救，大师的肉体已死去)，使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灵魂终于得以团聚(现实中玛格丽特误服毒酒而死)。沃兰德要玛格丽特担任灵界撒旦舞会的女王，以实现月圆时法力的终极圆满，奖赏是让玛格丽特和大师可以在灵界的一块福地永享幸福和安宁。沃兰德不仅信守诺言，还带领大师和玛格丽特来到已在悬崖边等待近两千年的彼拉多身旁，通过大师之口赦免了彼拉多当年因内心软弱而判决处死耶舒阿的罪过，让彼拉多痛苦的灵魂得以安息。沃兰德无论是“作恶”还是“行善”，所遵循的正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基督教伦理原则，俨然俄国民间故事里高尚的复仇者。评论界针对沃兰德的行为有所谓“第五福音”——“沃兰德福音”之说(Яблоκoв 158-59)。沃兰德是威风凛凛的世界之王，又是彼岸灵界的主宰，公正仁慈，赏罚分明，是盛开在两种生命(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界域交汇处，充满着黑色诱惑的“恶之花”，其魔法之所以得以施展，是因为千年来人性的弱点依然如故。沃兰德与其说是在作恶，不如说是在人们身上发现恶、检验恶、惩处恶。沃兰德这一黑色符号深深刻在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理念世界的第一块铭文“牧首湖畔谈话”上，其诗学功能在于揭示《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宗教信仰内涵。
二、麻雀山上说善恶
麻雀山谈话发生在莫斯科被搅了个天翻地覆之后：夕阳西下，麻雀山的一座楼顶上，魔王身穿威风凛凛的黑色斗篷，端坐在那儿，正默默地凝望着火光中的莫斯科城，远处莫文联大楼浓烟滚滚。此时从房顶塔楼里走出一个穿着布满泥巴的破长衫的人，此人就是流浪哲人耶舒阿的唯一门徒利维·马太。马太成为耶舒阿的门徒其实纯属偶然。他原是个税吏，见到耶舒阿后不知怎么就觉得金钱可恨了，开始追随老师云游四方，手持破羊皮纸记下老师的每一句话，这让耶舒阿大感意外。马太最大的品质就是非理性的忠诚和狂热的信仰，为了老师敢于辱骂上帝。耶舒阿被钉在圣城秃山的十字架上迟迟不得咽气。眼看老师要被毒太阳慢慢晒死，马太悲痛欲绝，开始用一种最严厉的口气谴责上帝：“我诅咒你上帝！你是聋子！过去我看错了！你是个恶神！要不就是圣殿里缭绕的香烟完全遮住了你的两眼？莫非是你的耳朵只能听见牧师们洪亮的赞美歌，此外什么也听不见？你根本不是什么万能神！你是黑暗之神！我诅咒你，诅咒你这强盗之神，强盗的庇护者，强盗的灵魂！”(260)
在麻雀山对谈中，马太上来并不和魔王打招呼，直呼沃兰德是“邪恶之灵，阴暗之王”(526)，讥讽沃兰德是“老诡辩家”(527)，不值得进行辩论。事实上马太此行的目的是要向沃兰德传递导师耶舒阿的口信，请求魔王把大师和玛格丽特招来并赐他们永恒的安宁。沃兰德尽管对马太这位“不速之客”的蔑视感到内心不爽，骂后者为“蠢材”，甚至要后者“滚蛋”(527)，但还是答应照办耶舒阿的吩咐。这对法力无边的魔王来说异乎寻常。马太出场时外表的寒酸、乡土气与沃兰德黑袍的庄重威严构成鲜明的对比，而更大的反差在于：前者来自光明界，是至善的使者，后者来自幽冥界，是邪恶的精灵。这一差异并不因撒旦法力无边或者主观作恶，客观行善而有丝毫的改变。马太根本就不认可阴暗的存在，不认可邪恶的合理性。不过魔王毕竟是魔王，还想为自己进行一番辩解。沃兰德提出的问题是：“假如世上不存在着恶，善还能有什么样的作为？假如从地球上去掉了阴暗，地球将会是什么样子？要知道，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此外，树木也产生阴影，一切生物也都产生阴影。是不是要把地球上的一切树木和生物统统去掉，从而满足完全光明的幻想呢？”对沃兰德的问题，马太不屑驳斥，这被沃兰德称作“愚蠢”(527)，但魔王恰恰拿这种“愚蠢”毫无办法。对光明使者马太来说，世界(人界)当然并立存在着善与恶，即光与阴影，但万物既受到阴影的遮蔽，又受光的照射，或许越是被阴影遮蔽就越是向往着光的温暖，人的精神与生命秩序建立在向善的提升而不是向恶的沉沦上，即使千年来的效果不彰，但追求善，接近善的力量并不会彻底泯灭，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却不为沃兰德所理解，因为他来自恶，完全生活在阴影中。阴影虽然是对光的遮蔽，但光可以随时改变阴影的大小，阴影却无法变更光的照射方向，魔王的无力正在于此。麻雀山上的谈话作为《大师与玛格丽特》理念世界的第二块铭文，清晰勾勒出善与恶(光与阴影)在布尔加科夫精神世界里的三个位阶：
在这三个位阶中，耶舒阿、马太来自光明界，属于善的第一位阶；大师、玛格丽特和彼拉多总督等(含莫斯科的芸芸众生)来自人界，是善恶激烈争夺的目标，属于第二位阶；沃兰德一伙来自灵界，属于永远孤独地居于阴影中第三位阶。这一布局是动态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界无时不受到向上与向下两股力量的拉扯，故生命秩序必然是处于建构中的，只有生命的终结才意味着建构过程的结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沃兰德的疑问即为何耶舒阿不派他的光明使者将大师与玛格丽特接到光明界，马太略带伤感地回答说：“按功德他们不应得到光明，只配得到安宁”(528)。这说明大师与玛格丽特精神上还没有达到功德圆满，得不到去往光明界的许可。光明界即纯粹的至美至善，而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个出于恐惧焚毁了手稿，另一个为了情欲将灵魂出借给魔鬼，尽管他们在凡间坚贞的爱情令人动容，但终究没有抵御住魔鬼的诱惑，给自己生命的历程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不过耶舒阿还是借助撒旦之手，给大师与玛格丽特在灵界安排了“诗意的栖居”：那儿一座老房子的周围是银色的沙路和小桥溪流，墨绿的湖畔水草丰美，樱桃花在窗外绽放，舒伯特的小夜曲在月光下回荡。大师与玛格丽特两颗疲惫的心灵可以在此获得永安。耶舒阿借助沃兰德之手把一对有情人作如许安顿，证明全能的上帝不仅是善的最高立法者，也可以随时对恶予以修正，甚至可以将恶转化成善，同时也说明上帝(光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三、总督府里论真理
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对从未出场的上帝做了高度的艺术化处理，以大师的历史小说的形式，塑造了流浪哲人耶舒阿的形象，以实现对真理的诗学诠释。这一诠释集中体现在耶舒阿临刑前与彼拉多在总督府的一场谈话中。这次谈话出现在大师撰写的有关彼拉多总督的历史小说中，以沃兰德在莫斯科牧首湖畔给柏辽兹和“无家汉”伊万讲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故事中的四处浪迹的哲学家耶舒阿是个27岁上下的年轻人，平生只收得一个门徒利维·马太，没有父母，没有职业，孤身一人，四处漂泊。他挂在嘴边的思想学说只有一个公式，即“人是善的，世上本无恶人”(33)，甚至那个曾经出卖他的年轻人犹大在他眼里也是一个“很善良很好学的人”(37)。耶舒阿被指控以上帝的名义亵渎犹太神殿，藐视罗马凯撒政权，要被钉上十字架。临刑前他和彼拉多总督之间有一场关于“真理与政权”的谈话。针对彼拉多“什么是真理”的问题，耶舒阿回答说：“此时此刻的真理就是你的头在痛”(29)。头痛的原因就是彼拉多总督除了对一条爱犬有所眷恋之外，精神上几乎一无所有。彼拉多对人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生命变得刻板而贫乏。耶舒阿是个浪漫的“性善论”者，无条件地相信任何人，相信善是“伟大的医生”，可以拯救堕落的灵魂，并预言说“旧信仰的圣殿将会坍塌，一个新真理的圣殿将会建立起来”(29)。这个弘扬纯粹善的“新真理”并非来自书籍或上帝的教导，而是耶舒阿自己“悟出来的”(34)。至于国家政权的意义，耶舒阿断言：“任何一种政权都是对人施加的暴力，将来总有一天会不存在任何政权，不论是凯撒的政权，还是别的什么政权。人类将跨入真理和正义的王国，将不再需要任何政权”(38)。这也就是说政权意味着暴力，凯撒王国(世俗权力王国抑或必然王国)与精神王国(真理王国抑或自由王国)永不相容，一个是地上暂时的罪恶，另一个是天上永恒的正义。耶舒阿对世俗权力和真理的看法让彼拉多总督大为震怒，断定耶舒阿玷污了凯撒的最高统治权并做出将耶舒阿送上十字架的判决。其实彼拉多总督并没有真正理解耶舒阿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耶舒阿的意思是说凯撒是“权力、国家以及这个世界的统治的永恒象征”(别尔嘉耶夫40)，是历史的、有限的必然性和客体化事物，代表着任性、专横与不自由；世俗权力是“一切体现必然性、决定性和消极忍耐、麻木的东西”(洛斯基249)。耶舒阿在与彼拉多的对话中提出了与权力偶像相对照的真理王国即至善的自由王国：至善的自由王国是精神与生命，自由与创造，是最高的真与美。人的价值在于追求生命的内在意义，在于通过自己的创造克服封闭性和客体化，实现向真理与至善的复归。
在布尔加科夫创作的精神世界中，耶舒阿的形象无疑是属于善的最高位阶即光明界，但耶舒阿并没有被塑造成通体透明的圣哲与先知。相反耶舒阿身上具有人性的一切弱点和表征，其外表卑微而平凡，带着一种朴实无比的乡土气息。与《圣经·新约》中的救主耶稣不同，耶舒阿没有父母，从未骑着毛驴进耶路撒冷，没有众多门徒，不是弥赛亚先知，没有神迹与法力，也不能在水上自由地行走。作为一个没有过去(历史)的苍白受难者，他既不是圣子，也不是人子，自始至终孤独一人，平生只有一个偶然收得的门徒，真理与正义的意识完全为自己所悟，言谈中从不提及上帝的庇护，甚至无法预测自己的命运，临刑前充满死亡的恐惧，被打得鼻青脸肿，死后面如死灰，眼珠浑浊，犹如一条死去的鱼。与圣经中基督死而复活的结局相比，耶舒阿的死更具有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力，更突显人类灵魂拯救之艰难，人类趋向至善之几无可能。布尔加科夫通过耶舒阿这一艺术形象将上帝卑微地降身即“道成肉身”这一基督教文化范式推向了极致：救世主走过的道路与你我并无二致，不同的是救世主永远心怀至善至纯的心。耶舒阿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出现只是一个片段，但这个从未做过丝毫恶行的人的出现，却如一道圣洁的光，照耀着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让魔王相形见绌，也让代表着凯撒权力的彼拉多总督时刻处在无尽的忏悔与自责中。彼拉多在与耶舒阿谈话之后就已经知道自己铸成了大错：他本可以赦免耶舒阿甚至打算这样做，只是胆怯而下不了决心。对权力的屈从成为彼拉多的千古之恨。小说中彼拉多总督在处死耶舒阿后“不断地洗手”(476)以及每当月圆时分就难以入眠的细节具有传神的意义：罪孽是不可能被忘记的。另外，与《圣经》中耶稣断气前呼唤“天上的父”的名字不同，耶舒阿断气前呼唤的是彼拉多的名字，说明直至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生命拯救的悲壮行动依然在进行。布尔加科夫最后让耶舒阿原谅了他眼中的“善人”彼拉多总督，告诉后者那场死刑判决迄今“从未被执行过”(559)：杀人者与被杀者共同踏上了通往永恒精神和解的“月光之路”：这是一条宽恕与永安之路，真理与正义之路，爱与自由之路。布尔加科夫通过彼拉多与耶舒阿的这场千年对话，在创作世界中竖立起一座真理、宽恕和爱的精神丰碑。这是大师那部历史小说应有的结尾，也是《大师与玛格丽特》本身应有的结尾。
布尔加科夫通过《大师与玛格丽特》所触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类灵魂的罪与罚、堕落与拯救的俄罗斯式宗教问题，揭示的是生命形而上的内在意义与本体论价值。《大师与玛格丽特》集中体现着布尔加科夫对上帝、善恶、真理、爱与自由等道德命题的积极探索。从诗学理念上看，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架构，体现着寻求真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生命终极意义的道德追问。这一道德追问具有典型的俄罗斯精神特点，即力图超越理性，建立倡导生命有机论的东正教思想范式。这一范式强调生命的神秘内在直觉，确认人的精神价值和伦理意义，“其实质与基本目的从来不在于理论上的、不偏不倚地认识世界，而总是对生命的具有宗教情感的解说”(弗兰克4-5)。《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所体现的宗教道德情怀，证明布尔加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俄罗斯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的塑形。文化规定着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本质属性，这也就是对客体对象的认知和创造，而艺术理念便是这种认知和创造在文艺领域里最生动体现。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传统俄国知识分子的创作存在着某种高度的契合性，即均将艺术与文化诸要素整合为体现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审美价值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民族文化意识和艺术创作思维的同化与同构。这种同化与同构是民族文化身份在俄罗斯文学范畴内得以确定的一个鲜明标志。《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世界中对诸如上帝、真理、善恶等永恒主题的宗教性召唤作为一种稳固的民族精神理想，无疑是以俄罗斯式的生命完整性为其内核的。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以“三次谈话”建构起对俄罗斯精神范式的诗学阐释。因此，把握小说中“三次谈话”的审美构拟是正确理解和解读《大师与玛格丽特》思想的一个有效途径。
注释：
①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钱诚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本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