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音理论及汉语重音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音论文,汉语论文,现象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重音理论的起源、发展和争议 重音这个概念，在西方语言里应该是由来已久。本文所说的重音理论，特指1950年代以后出现的生成语法的一部分。几十年来，重音理论有了不少发展，不过尚待研究的问题仍然很多。因篇幅有限，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 1.1 起源 重音理论的英语直译是stress theory，不过常见的说法是metrical theory，其中metrical来自meter（诗律）或metrics（诗律学），所以metrical theory（或metrical phonology）直译成汉语就是“诗律理论”（或“诗律音系学”）。为什么把重音理论跟诗律相提并论？一个原因是，西方的诗律多数跟重音有关，要研究诗律就需要研究重音可出现的位置。还有，不少重音理论的创始人也研究诗律，如Morris Halle，Samuel Jay Keyser，Paul Kiparsky等。而且，他们认为，传统的metrics不是解释诗律的正确方法，重音理论才是解释诗律的正确方法（Halle and Keyser 1966，1971；Kiparsky 1975，1977）。 1.2 发展 最早讨论英语重音的经典文章是Chomsky等（1956），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循环规则（cyclic rule）。这个概念在Chomsky和Halle（1968）又得到详细的阐述。 循环规则包括两个内容。第一，语音规则可以反复使用（即循环使用）。第二，这种规则的使用范围由句法结构决定，先从最小结构开始，然后一步一步逐渐用于更大的结构。假如有个重音规则如（1），将其用于两个不同的句法结构，其结果就可能不同，见（2）和（3）。 （1）假设的重音规则（左重）：A、B为任何句法单位，下划线表示重音。 [A B]→[
B] （2）左分支结构重音推导：[[X Y]Z]
（3）右分支结构重音推导：[X[Y Z]]
在[[X Y]Z]中，循环规则先用于最小分支[X Y]，重音落在X上。第二步，规则用于整个结构，重音落在[X Y]上（具体落在[X Y]已有的重音位置，即X上）。最终结果是，只有X有重音。 在[X[Y Z]]中，循环规则先用于最小分支[Y Z]，重音落在Y上。第二步，规则用于整个结构，重音落在X上。最终结果是，X和Y都有重音。 循环规则的操作十分简单，但是因为句法结构种类很多，其结果也十分多样。特别是，有的语音结果还需要调整，结果就更多样化。比如，如果（3）的X、Y都是单音节，那么Y的重音很可能被删除，因为理想的节奏是重拍、轻拍交替出现，所以会尽量避免两个重音连续出现。 早期的重音理论把重音的程度看成是叠加（或递减）的。比如，Chomsky和Halle（1968）用数字表示重音的程度，1表示最重，2次重，3更轻，4再轻，等等。重音规则每用一次，其他重音就要相对调整，理论上重音的程度是无限的。试看[X[Y Z]]的推导过程，见（4）。 （4）数字重音的推导过程（Chomsky and Halle 1968） [X[Y Z]] 1 1 1 开始：所有词从1开始 1 2 第一步：[Y Z]的Y获重音，Z减1成2 1 2 3 第二步：X获重音，Y、Z分别减1，成2、3 Liberman（1975）及Liberman和Prince（1977）提出一个不同的概念，即重音是两个单位之间的相对轻重，只有两分，或轻（weak，以W表示）、或重（strong，以S表示）。如果规则仍然是（1），那么[X[Y Z]]的分析见（5）。 （5）两分法重音分析（Liberman 1975；Liberman and Prince 1977）
（5）的结构需要解释为X最重、Y次之、Z最轻。这些解释规则有不同的说法，因为跟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仔细讨论。 下一个重要发展，是重音理论和声调的关系（Goldsmith 1981；Liberman 1975；Pierrehumbert 1980）。其关键的概念是，声调和重音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它们之间有个对应关系，可称之为“声调—重音连接律”，陈述见（6）。 （6）声调-重音连接律（Tone-Stress Alignment） 声调必须和有重音的音节连接（边界调除外）。 这条规律被用来分析各种语言，包括英语（Goldsmith 1981；Liberman 1975；Pierrehumbert 1980）、日语（Pierrehumbert and Beckman 1988）、汉语（Yip 1980a；Duanmu 1999）以及各种非洲语言（Goldsmith 1976）。 有的学者只着眼于推导重音的位置（Chomsky and Halle 1968；Prince 1983），不考虑节拍是否还会组成音步（或更大的单位）。Hayes（1980，1995）提出，音步在重音理论里是个关键的概念。音步和重音的关系可以用（7）来阐述。 （7）重音和音步定义 一个音步是节拍的一次轻重交替。 重音是音步的重拍。 根据以上定义，每个音步必有且只有一个重音。反过来讲，每个重音必须属于且只属于一个音步。只谈重音不谈音步，或只谈音步不谈重音，都是不全面的。 1980年代初，Chomsky（1981）开始用参数（parameter）来分析不同的句法类型。很快也有学者开始用参数来分析重音的类型（Prince 1983；Hayes 1995；Halle and Vergnaud 1987；Idsardi 1992）。常见的重音参数见（8）。 （8）常见的重音参数举例 节拍是莫拉（mora）还是音节 音步是两拍还是多拍 音步是左重还是右重 构建音步是左起还是右起 第一音节是否可以不计 末一音节是否可以不计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重音理论逐渐开始成熟。不过，仍然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学者们对此尚无共识。 1.3 现状和争议 本节我们从几个方面列举一些重音理论里有争议的问题。首先，在重音和音步的结构方面，有一系列争议，见（9）。 （9）重音和音步结构方面的争议 节拍单位：莫拉和音节是否只选其一，还是两者皆选？ 音步长短：两音节以上的音步是否可能？单音节音步是否可接受？ 自由音节：自由音节（不属于音步的轻音节）是否可接受？ 重音方向：右重音步是否可以分析为左重音步？ 音步：音步是否有必要？ 重音与音节的关系：重音是否必须落在长音节上？ 关于节拍单位，Hayes（1995）认为，每个语言只选其一，要么是莫拉，要么是音节。不过，一种语言选的是莫拉拍还是音节拍，有时很难判断。比如英语，Hayes（1995）认为是莫拉拍，而Halle和Vergnaud（1987）认为是音节拍。Duanmu（2007）提出，一种语言可以同时有莫拉拍和音步拍，包括汉语和英语。 音步长短中，两拍步（即双拍步）最常见，三拍步诗歌里有时有，其他长度就非常罕见。假如只有两拍步和三拍步，那么三拍步也可以用两拍步来分析，即每两步之间多了一个自由音节，见（10），其中s表示重拍，w表示轻拍，方括号表示音步界。 （10）用两拍步分析三拍步 三拍步：[SWW][SWW][SWW]… 两拍步：[SW]W[SW]W[SW]W… 两种分析中，重音节、轻音节的位置完全一样。当然，两种分析的选择跟自由音节是否成立有关，跟音步界的确定也有关，这些都是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重音方向，左重音步的语言很多，右重音步的语言较少。而且，右重音步有时可以用左重音步来分析。比如，英语诗歌里，右重的抑扬五步格（iambic pentameter），可以分析为左重的扬抑五步格（trochaic pentameter），见（11），其中W表示轻拍，S表示重拍，末尾的0表示空的轻拍。 （11）用左重步分析右重步（Abercrombie 1965：25） 右重：[WS][WS][WS][WS][WS] 左重：W[SW][SW][SW][SW][S0] 两种分析所得的重音位置完全一样，所以，孰对孰错不容易判断。不过，左重分析有两个好处。第一，诗歌的音步和词重音的音步统一了。英语的词重音，学者们都认为是左重步（Halle and Vergnaud 1987；Hayes 1995），如果诗歌也是左重步，理论就更简单。第二，重音理论简单了，音步得到统一，全部是左重。当然，（11）的分析还牵涉到另外一个争议，即如果能够正确推导重音位置，到底还需不需要音步这个概念。 很多语言里，长音节往往有重音，短音节往往无重音（Prince 1990）。长音节的韵母有两个韵位，可以是双元音、长元音或元音加辅音，如[mai]、[mi：]、[man]等。短音节的韵母只有一个韵位，即一个短元音，且没有韵尾。音节和重音的这个关系可称为“韵母-重音对应律”，其中weight指韵母的“重量”（即长短），见（12）。 （12）韵母-重音对应律（Weight-Stress Principle，Duanmu 2007） 长音节有重音，短音节无重音 这个规律有多严，它的基础或来源是什么，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所体现，还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其他还有一些问题，学者们尚无共识，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列举于（13），并略加说明。 （13）有关重音理论的一些其他争议 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重音？ 词重音：可预测的（无别义功能的）词重音，是否也是分析的对象？ 语重音（phrasal stress）：不同语言的语重音是否有共同规律？ 重音和语义有什么关系？ 重音和句法，除了循环规则外，还有什么关系？ 重音理论和韵律音系学是什么关系？ 重音的级别，有没有限制？ 不少人认为，有的语言有重音，有的语言无重音（如Hyman 1977）。不过，有的语言，有人认为无重音，有人研究却发现有重音。比如，Selkirk和Shen（1990）认为上海话无重音，而Duanmu（1999）认为上海话有重音。而且，人们往往着眼于不可预测的或是有别义功能的重音，却忽略了可预测的、无别义功能的重音。比如，研究日语的学者，一般着眼于跟声调下降有关的重音位置，因为该位置不可预测而且可以别义。可是，有理由认为，日语的第一音节往往也有重音（Duanmu 2008），这点前人很少讨论。 重音的研究，多数是关于词重音的，讨论语重音的较少。语重音的规律，不少语言都很相似。比如，语重音不但需要考虑句法结构的分支（循环规则），还需要考虑句法的关系，即分支之间，哪边是中心词，哪边是辅助成分。所以，有人提出，无论什么语言，语重音的规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Cinque 1993；Duanmu 1990，1999，2007；Zubizarreta and Vergnaud 2000；Truckenbrodt 2005；端木三2007）。当然，这种想法有待进一步验证。 跟重音理论有关的一个理论是韵律音系学（prosodic phonology，后者用于构词研究时叫韵律构词学（prosodic morphology），用于语句研究时叫韵律句法学（prosodic syntax））。两个理论都跟韵律有关，也都牵涉韵律跟词汇和句法的关系。那么，人们不禁会问，这两个理论，到底是针对不同的问题还是针对同一类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呢？我们先考虑韵律音系学，其中心思想是韵律层级（prosodic hierarchy），其中有从小到大的几个单位，见（14）。 （14）韵律音系学的韵律层级单位 莫拉（mora） 音节（syllable） 音步（foot） 韵律词（prosodic word） 音系短语（phonological phrase） 语调短语（intonational phrase） 语段（utterance） Selkirk（1980）最先提出了六个单位，McCarthy和Prince（1986）增加了莫拉，Nespor和Vogel（1986）又增加了“附着词短语”（clitic group）（本文暂不讨论）。可以看出，前三个单位属于重音理论的概念。最后三个单位，一般跟停顿和边界调有关，不必将其看成是前后有域的单位（domain）。而中间的韵律词，却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单位，下面我们略加说明。 Selkirk（1984）提出一个概念叫Strict Layer，汉语可叫“层次对应”，即高层次的边界必须对应于低层次的边界。比如，韵律词的左界必须是个音步的左界，韵律词的右界必须是个音步的右界。根据层次对应律，每个韵律单位必须由一个或多个下一级的单位组成。比如，一个韵律词必须由一个或多个音步组成。那么音步以上的韵律单位是怎么确定的？Chen（起稿于1985，发表于1987）对厦门话的分析给了Selkirk一定的启发。于是，Selkirk（1986）提出，韵律词由实词的边界确定，每个韵律词只能包括一个实词（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虚词）。换言之，每个实词必须属于不同的韵律词。现在我们来分析上海话的变调域，见（15）。 （15）韵律词的问题（方括号表示上海话的变调域） 一个韵律词包括一个实词：[炒][饭]（动宾），[荷兰][蘑菇]（偏正） 一个韵律词包括两个实词：[炒饭]（偏正） 词界跟音步界不一致：[南加里][福尼亚] 可以证明，上海话的变调域由音步决定（Duanmu 1999）。动宾结构的[炒][饭]有两个实词，每个实词一个音步（一个韵律词），符合Selkirk的说法。同样，[荷兰][蘑菇]也是两个实词，每个实词一个音步（一个韵律词）。可是，偏正的[炒][饭]也是两个实词，却一共只有一个音步（一个韵律词）。而[南加里][福尼亚]有两个实词，两个音步，但音步界和词界却不吻合。根据Selkirk（1986）的说法，上海话的偏正结构应该用[炒][饭]、[南][加里][福尼亚]，可事实并非如此。 以上可见，重音理论和韵律音系学的确有很多重复之处。可是，研究重音理论的学者很少讨论韵律音系学，而研究韵律音系学的学者很少讨论重音理论。不过，两个理论终究可能会合并为一。 最后，我们考虑重音的级别是否有限。早期学者认为，重音的级别理论上是无限的（Chomsky，et al.1956；Chomsky and Halle 1968；Liberman 1975）。可是，Gussenhoven（1991）提出，重音只应该分两级，要么有重音，要么无重音。我们以英语单词compensation为例，分析见（16）。 （16）英语单词compensation的重音分析（X为重音符号） 前人：三级重音 Gussenhoven：两级重音 X X X X com- pen- sa- tion com- pen- sa- tion 前人认为，第一音节次重，第三音节主重，第二、第四音节无重，一共三级重音。Gussenhoven（1991）却认为，第一、第三音节有重，第二、第四音节无重，一共两级重音。第三音节感觉上更重，是因为它有个高调H，不必再加一层重音符号。 2.重音在汉语里的体现 中国学者对汉语声韵以及诗律的研究，都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对重音的讨论却很少。也许可以说，中国学者从来没有提出过重音理论。为什么这个题目被忽略了这么久？是不是汉语的重音不好判断（为什么如此）？是不是汉语没有重音？下面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2.1 重音的判断 英语的重音位置往往很容易判断。比如，一个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单词，重音在哪个音节，普通人（略加指点后）都能正确判断。而汉语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组，重音在哪个音节，连学者们都意见不一。正如赵元任指出，汉语除了轻声字和普通字容易区别外，普通字之间的重音区别是很难判断的（Chao1968：38）。不过，英语的重音有时候也很难判断。试看（17）。 （17）英语的重音 a.容易判断：table，today等 b.不易判断：bamboo，Red Cross，black eye等 （17a）中，table重音在前，today重音在后，没有意见分歧。而（17b）中，有人说是前后等重（Kenyon and Knott 1944），有人说是后面的音节略重（Chomsky and Halle 1968）。对比汉语和英语，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规律，见（18）。 （18）重音的判断 容易：有声调区别 不易：无声调区别（或重音可移动） 英语：table，today等 英语：bamboo，Red Cross，black eye等 汉语：哥哥、木头等 汉语：番茄、大学、汽车等 英语的单词，有重音的音节一般有个高调（Goldsmith 1981），其他音节无高调（或无调），所以容易判断。同样，汉语（北京话）的“哥哥、木头”等，轻声字无调，其他字有调，也容易判断。两个音节都有声调时，如英语的Red Cross，black eye等，汉语的“大学、汽车”等，两个语言的重音都不容易判断，感觉上都是两个音节差不多。还有，英语的bamboo一类词，重音可移动，单读时高调在后，但如果后面的词以重音开始，如bamboo chair或bamboo table，bamboo的高调就移到第一个音节。同样，北京话的“大学”一类词，单读时下字略重，但后面有词时，如“大学教师”，重音就前移到“大”上。 以上事实说明，汉语和英语的重音特性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汉语的无调音节（轻声字）出现不多，而英语的无调音节很多，基本上每个双音节（或多音节）单词都有无调音节（而bamboo一类单词实在是少数）。所以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英语的重音好判断，汉语的重音难判断。这种感觉，却掩盖了重音的本质，掩盖了两种语言的共性。还有，汉语的重音难判断，不等于不能判断。比如，有重音的词往往有较宽的调域（沈炯1994）。还有，普通话两字组的相对重音虽然不容易判断，但是学者们还是有不少共识，这点还会讨论。 2.2 汉语的重音现象 一旦认识到汉语的重音性质跟英语的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就会发现汉语还有很多重音现象，特别是一些以前难以解释的现象，如（19）所列。 （19）汉语的重音现象 普通话的上声变调 吴语的变调域 汉语诗歌的节奏 词长搭配问题 词长和词序的问题 词长和句法的问题 汉语的音节，有的有声调，有的无声调（轻声字）。而且，前者听上去比后者重。这个现象，正好符合上面提到的“声调-重音连接律”（Goldsmith 1981）。而且，轻声字往往韵尾弱化，变成短音节，这也符合上面提到的“韵母-重音对应律”（Duanmu 2007）。 普通话的上声变调，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讨论过的学者不少。可以证明的是，如果使用循环规则和音步（沈炯1994；Shih 1986；Chen 2000），比起不用循环规则不用音步（Cheng 1973），分析会优越得多。而且，如果使用普通的、有重音的音步（Duanmu 2007），比起使用特殊的、无重音的音步（所谓最小韵律单位（minimal rhythmic unit）；Shih 1986；chen 2000），分析又会更加简单。 吴语的变调，讨论过的人也不少，其中调域的确定是个难点。有人用语法功能分析（Kennedy 1953），有人用韵律音系学分析（Selkirk and Shen 1990），有人用重音理论分析（Duanmu 1990，1999；Zhu 1995；Chen 2000）。用重音分析的好处是，吴语和普通话变调域的分析可以统一起来，而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吴语的变调跟非洲语一样，是分调（tone split）传调（tone spreading）式的，而其他汉语方言的变调却不是（Duanmu 1999；端木三2007）。 前人强调汉语的诗歌要有声调和押韵的要求（王力1958）。Chen（1979）和Yip（1980b）提出，如果用音步来分析，还可以解释一些其他的问题，特别是句法和节奏的关系。Duanmu（2004）提出，光用音步还不够，还必须考虑语重音的循环规则。Duanmu（2007）又提出，律诗和顺口溜都与重音理论有关。 汉语的词长搭配，见于一些四缺一现象，如“技术-工人、技术-工、技-工、*技-工人”，或“种植-大蒜、种-大蒜、种-蒜、*种植-蒜”，每例的前三项可用，第四项不用（星号表示不用项）。这种四缺一现象，语料中有充分的数据（Duanmu 2012），讨论的人也不少。Lu和Duanmu（2002）认为，这个现象只能用重音理论来解释。 词长和词序的问题，来看“汉语大词典”（不是“大汉语词典”），上海的“四川北路”（不是“北四川路”），深圳的“沿河南路”（不是“南沿河路”）等。其他还有“切菜刀”（不是“菜切刀”），“蔬菜加工刀”（不是“加工蔬菜刀”），“苹果削皮刀”（不是“削苹果皮刀”）等。这类情况，用重音理论也很好解释（Duanmu 2007），否则就很难解释。 词长和句法问题的关系，冯胜利（2000）讨论很多。比如，“负责招生”可以，“负责任招生”却不用。这类问题的解决，也需要考虑韵律和音步。 2.3 普通话两字组的重音 普通话两字组的重音讨论过的人不少，不过尚无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先把基本事实总结于（20），下划线表示有重音音节（Chao 1968；Hoa 1983；王志洁、冯胜利2006等）。 （20）普通话两字组重音的基本事实 a.单字一般不单用 b.两字组在停顿前（包括单用时），重音一般在右，如“大
” c.两字组在其他位置，重音一般在左，如“大
（教师）” 像（20a）的例子很多（吕叔湘1963：10-2），比如称呼不说“王”，要说“老王、小王”等；国家、城市不说“法、通、沙”等，要说“法国、通县、沙市”等；山不说“泰、华”等，要说“泰山、华山”等，但是双音节的可以说“峨嵋、普陀”等。从重音理论上看，单字不单用跟音步结构有关：音步需要两拍才能体现轻重交替，如果拍音节，就需要两个音节。从韵律音系学来看，最小使用单位是韵律词，而一个韵律词起码是一个音步。所以，两者的说法差不多。 根据重音理论，音步的重音位置应该一致，要么全部在左，要么全部在右，不能有时在左有时在右，即不能像（20b）和（20c）那样变化。 有的学者（Chen 2000；王洪君2004）认为，有的音步有重音，有的音步无重音（或与重音无关）；普通话的音步可以是无重音音步，所以，（20b-c）的重音变化不影响音步结构。这个说法有两个缺点。第一，多出一种特殊音步，使理论变得更复杂，是否有必要，有待验证。第二，（20b-c）的重音现象仍然存在，光提出无重音音步仍然没有解释重音的位置和变化。 Duanmu（2007）提出，音步一律有重音，而且一律是左重。对双音节的分析见（21），方括号表示音步界，下线表示重音，0表示空拍。 （21）普通话两字组重音分析（Duanmu 2007） 停顿前：大[
0]非停顿前：[
学]（教师） 停顿前的音步结构不是“[
学]”，而是“大[
0]”，其中“学”跟一个空拍组成一个左重步，而“大”是个自由音节，在音步以外。非停顿前的音步结构是“[
学]”，也是个左重步。 以上的分析有个缺点：如果自由音节是多余的，单字加空拍可以组成一个双拍步，那么如何解释（20a）呢？为什么最小语段需要两个音节（两个字）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普通话的音步是右重（Chen 1979）。停顿前的“[大
]”正好这样，可是非停顿前的“[
学]”却需要另加说明。 可见，前人的分析尚不完善。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我们认为，汉语的最小语段是个双音节音步，在停顿前有时可以产生重音移位，规则见（22），例示见（23）。
空拍需要时间，而停顿正好有时间，所以重音移位限于停顿前，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重音移位看来是普通话特有的，因为很多方言没有。比如，成都话、上海话的“大学、教师”一律左重，无论是否有停顿。英语的recount，finite，magpie等，也无重音移位。还有，重音移位限于两个长音节，下字是短音节时不用，如普通话的“哥哥”在停顿前也是左重。 3.汉语对重音理论的发展有何意义 上面看到，重音理论可以解释汉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反过来，汉语的重音现象对重音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多意义，我们列举几点，见（24）。 （24）汉语的重音现象对重音理论的意义 重音的普遍性 莫拉音步和音节音步共存 重音和声调的关系 音节和重音的关系 重音和信息的关系 重音和语法的多方面互动 汉语的一大特点是重音的感觉不明显。因此，以前有人得出结论说汉语无重音。有人还进一步推断，有的语言有重音，有的语言无重音（王力1958；Hyman 1977；Selkirk and Shen 1990）。也就是说，重音无普遍性。如果研究说明，汉语仍然有重音，而且规律和英语的一样，那么，有可能其他类似汉语的语言（即重音不明显的语言），也都有重音。这样，重音规律就可能是非常普遍的。 不少学者认为，一种语言只能要么选莫拉音步，要么选音节音步，不能两项皆选（Hayes 1995）。汉语的现象说明，一个语言里莫拉音步和音节音步有可能共存（Duanmu 1999；端木三2007）。那么，英语里（或者其他语言里）是不是也是莫拉音步和音节音步共存呢？值得指出的是，英语用的是莫拉步还是音节步一直存在两种看法，有的说莫拉步（Hayes 1995），有的说音节步（Halle and Vergnaud 1987）。看来也许莫拉和音节都需要，跟汉语一样（Duanmu，et al.2005），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重音和声调的关系，即（6）所述的“声调-重音连接律”，人们先从非洲语、英语中发现。汉语的现象说明，这条规则完全适合，因此给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音节和重音的关系，前人讨论不少，即长音节跟重音有共同出现的情况。不过，这个关系有多密切，不是十分清楚。从汉语各方言来看，这个关系比前人的想象更密切，正如（12）的“韵母-重音对应律”所述：长音节都有重音，短音节都无重音（Duanmu 2007）。 关于语重音，Chomsky和Halle（1968）提出两条循环规则：复合词左重，其他结构右重。还有一个规则是，功能词（虚词）无重。后人将这三条合并成一条，即核心词无重，辅助词有重（Gussenhoven 1983；Duanmu 1990；Cinque 1993；Zubizarreta and Vergnaud 2000；Truckenbrodt 2005）。以上说的是普通重音。特殊的情况还有对比、强调、焦点、信息的新旧等。从这些现象还可以进一步归纳出信息和重音的关系，即“信息-重音原则”，见（25）。 （25）信息-重音原则（Informtion-Stress Principle，Duanmu 2007） 信息量大的词有重音，信息量小的词无重音。 信息量的定义来源于信息论，即由预测性（出现几率）决定，预测性高的（出现率高的）词信息量小，预测性低的（出现率低的）词信息量大（Shannon 1948；赵元任1961；袁毓林1999；端木三2007）。 最后，汉语中还可以观察到重音和语法的多方面互动，包括词序变化（Duanmu 2007）以及其他语法结构的变化（冯胜利2000）。这些都是英语里很难观察到的。 我们看到，汉语的重音现象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很多重音规律跟英语是一样的，如循环规则、声调-重音连接律、音步的定义和结构、韵母-重音对应律以及信息-重音原则。这些研究不但可以进一步完善重音理论，而且说明，各种语言在重音方面的特性比前人想象的少，而重音的共性比前人想象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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