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劳动经济学两大流派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流派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劳动力是一种稀缺的社会生产性资源，研究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货币工资在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分配，就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因此，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着重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运作及其结果，未来和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者的决策，以及与劳动力资源就业和收入分配有关的公共政策。
西方学者对于影响劳动力市场运作机制的因素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是在三种力量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它们决定了劳动力市场运作的最终结果。这三种因素分别是市场性因素、制度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市场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对于形成劳动力市场的结果都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然而，对于哪一种因素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引起特定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围绕这些分歧，在劳动经济学的思想史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派，这两个流派的思想发展构成了当前劳动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从思想渊源的发展、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这两个流派的理论作一比较。
一.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学派历史发展渊源的比较
劳动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学派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渊源，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首先从历史渊源的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
1.劳动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传统。在当代劳动经济学领域中，新古典学派是公认的主流学派。新古典一词的含义是指，这个学派是源自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以19世纪经济学家为代表人物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及其在19世纪后期的扩展。新古典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虽然他本人不是劳动经济学家，但是，他在微观经济理论及其应用于与劳动经济学有关的问题方面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强调市场性供求的竞争作用是形成劳动力市场运行结果的主要因素。尽管马歇尔在关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中常常遵从制度的复杂性和现实性，但他最终还是使劳动问题的研究纳入到了竞争的市场供求的框架中。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为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马歇尔之后，牛津大学的屁古、希克斯和芝加哥大学的保尔·道格拉斯(Paul H.Douglas)在20世纪30年代时，进一步把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三位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分别在于：屁古的著作促进了劳动问题与经济原则的更加系统的结合，希克斯创立了一系列关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理论的概念，道格拉斯则运用实际统计数据使这些理论概念得到验证。
屁古的贡献在于他的著作促进了劳动问题与经济原则的更加系统的结合。熊彼特认为，屁古的《财产与福利》一书是最初从事劳动经济研究的理论家们一次伟大的探索。（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该书出版于1912年，后更名为《福利经济学》。在该书中，屁古把劳动经济学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论述中，既着眼于宏观经济学又着眼于微观经济学，既谈到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问题，又涉及到了分配效率问题。该书既影响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也对公共财政、外部经济学等其他领域产生了影响。其中的劳动经济学部分涉及与劳动相关的许多问题，包括工资、工时、报酬、劳动力的职业和区域分布、以及劳动力流动等。此外，屁古对劳动力质量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驳回了同时期主流生物学家关于遗传而非环境决定未来后代质量的不同看法，强调了教育和培训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他对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强调以及对资本概念仅限于物质商品所持的反对意见，使他跻身于现代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学派的先驱者行列中。
希克斯对劳动经济与经济理论的结合所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在1932年出版的《工资理论》一书中。在该书中，希克斯明确指出“自由市场的工资决定理论仅仅是当代价值理论中的一个特例而已”，（注：J.R.希克斯，《工资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市场性因素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结果的影响。此外，他创立了一系列关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关键性理论概念。希克斯也试图把工会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尤其是在运用边际生产率理论进行劳动力需求分析的时候。而且，他还试图在劳动经济学中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基本结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的劳资双方都认识到分歧代价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劳资纠纷的办法。同时，希克斯对于集体谈判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了纯理论分析。
道格拉斯在30年代的工作推动了经济理论的综合化，并把相对复杂的定量技术与特定的劳动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工资理论》(1934)是对希克斯著作的进一步补充。希克斯在利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对工资的分析中，大部分因袭了新古典主义推导式传统，除偶尔加以例证外，很少依赖数据材料。道格拉斯则相反，他以统计结果来验证边际生产率理论。此外，道格拉斯还曾用统计的方法测量了美国在1889-1922年间经济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增长情况，而且计算了它们各自对生产的相对贡献。总之，道格拉斯把经济理论与计量方法相结合的尝试，使得熊彼特称赞他为“在经济学研究中一次极具想象力的探索”。（注：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
新古典学派在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由于大萧条的发生而逐渐丧失了其主导地位。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新古典学派又重新兴起。新古典学派再次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论著，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科研成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斯蒂格勒、舒尔茨和贝克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刘易斯(H.G.Lewis)等。
弗里德曼对市场性力量在经济运行中所占主导力量的极力推崇，使得新古典主义在50年代以后得到了复兴。此外，劳动经济学在战后的另一个主要发展就是关于工会在工资决定机制中的作用。
刘易斯对于工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市场运行结果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作出了贡献。1963年，刘易斯出版了《美国的工会主义和相对工资》一书。在该书中，刘易斯对于工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相对工资进行了研究。他的结论使许多劳动经济学家坚信，工会维持或者增加其成员相对于非工会部门工资水平的本领，在萧条时期要比繁荣时期更加强大。应该说，刘易斯对劳动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重新指明了劳动经济学向分析和定量的方向发展。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在把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应用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市场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配置、劳动力配置以及劳动力的补偿等问题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舒尔茨和贝克尔在劳动经济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们创立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舒尔茨研究的重点是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如何。他在1961年的《人力资本投资》一文中，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五种主要形式：健康设施和服务，企业的在职培训，正规的初、中、高三级教育，成人教育，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而导致的迁移。贝克尔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人力资本》一书中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一般意义上的分析，同时他还在时间分配和家庭生产方面对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他对高等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之后，有关人力资本的大量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的著作纷纷问世，这些著作支持、发展和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总之，人力资本理论不仅把劳动经济学同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理论相联系，而且能通过一套关于个人和家庭理性投资行为的劳动力供给理论使其与理论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紧密相联系。人力资本理论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观点，并且在新古典理论的共同基础上把劳动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有力地结合起来。
2.劳动经济学的制度主义传统。制度学派是劳动经济学领域中与新古典学派相抗衡的一支主要力量。制度学派产生于20世纪之交的美国，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马歇尔及其在美国追随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对立面而问世的。根据多夫曼(Joseph Dorfman)(1959)的观点，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主要有三个，他们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Commos)和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
劳动经济学的制度学派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大体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以康芒斯为主要代表人物，康芒斯及其在威斯康星大学的追随者形成了威斯康星学派。这一阶段的制度学派一般不涉及正规模型或对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分析，主要侧重于对劳工运动的历史研究以及对当时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这一阶段的制度主义者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市场，而经济学家把劳动引入市场体系的分析，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市场作为唯一调节机制的分析框架，对于劳动问题的研究是不恰当的。因此，他们试图在经济理论中加入其他制度性因素，以期对市场分析进行补充。用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的话说：市场的力量“被软化、限制、甚至被社会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所替代”。（注：Richard Lester,1951,Labor andIndustrial Relations,New York,Macmillan,P:48.）因此，利用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来解释市场运行的结果，是制度主义的主要特征。
第二阶段在20世纪的40年代至50年代，通常被称为新制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罗依德·雷恩斯(Lloyd Reyndds)，克拉克·凯尔(Clark Kerr)，阿瑟·罗斯(Arthur Ross)和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等。与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威斯康星学派”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更侧重于研究劳动力市场实际如何运行的理论和实践。当然，这种研究很容易使之与劳动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在理论上趋同。但是，新制度主义对劳动力市场所做的案例研究使他们坚信，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工资及就业水平的形成机制与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例如，邓洛普和罗斯都对工会所追求的工资政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邓洛普在其1944年的《工会条件下的工资决定》一书中认为，只要把工会看成一个类似商业企业的组织，那么，就可以把工会纳入经济分析中来。邓洛普认为，如果把工会视为经济理论中的一种组织，则可以假设其是具有理性的决策者，由此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市场上的一个企业来建立经济模型。邓洛普的工会模型由传统的劳动需求函数和“工资—会员函数”构成。在给定工会目标的前提下，他揭示了如何运用经济分析的标准技术来确定工会所能接受的工资率的方法。在《工会条件下的工资决定》一书中，邓洛普还分析了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工资的周期变化、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劳动成本、谈判权力以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工会的利益等。但是，罗斯在其1948年出版的《工会工资政策》一书中，对邓洛普进行了强烈的抨击。罗斯认为，对最大化原理的机械应用，不可能得出工会的工资政策，因为工会仅仅只是一个不被金钱势力所控制的政治工具，而并非最初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因此，邓洛普最基本的经济分析方法是错误的。虽然工会与经济中的各种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把它们视为企业的理由。罗斯强调说：“工会仅仅是经济环境中的一个政治组织而已”。（注：Arthur M.Ross,1948,Trade Union Wage Polic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8.）
随着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学派使新古典理论的再度兴起，新制度主义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逐渐衰弱，但是，在产业关系的某些研究领域，新制度主义还仍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例如，此前的制度主义者着重强调了工会和集体谈判以及政府的劳工政策，而哈佛商学院的埃米顿·梅攸(Elton Mayo)等人的人际关系理论则着重强调了社会的、心理的和组织的作用。此后，从1944年代康奈尔大学开始，产业关系的研究在战后飞速发展。产业关系在继承早期制度学派的劳动经济学的所有成果的基础上，又推动了诸如人事管理、组织行为学等新兴领域的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一阶段的制度主义理论被称为“二元的”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简称为SLM理论）。SLM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契尔·派尔雷(Michael Piore)，皮特·多林格尔(PeterDoeringer)和巴里·布鲁斯通(Barry Bluestone)。与此前的新制度主义者相类似，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强调工会和公司政策以及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例如歧视和不同社会阶层等，如何把各个劳动力市场分割开来，从而阻碍了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市场竞争性因素起作用的范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该模型假定某一经济由两类劳动力市场构成，其中一类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工资的工作、就业有保证以及良好的晋升机会，而另一类劳动力市场则具有低工资的工作，高的劳动力流动率以及较少的职业发展前景。
第四个阶段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仍继承了前三个阶段的“旧”制度主义传统，在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领导下，新制度经济学派(Neo-institution economics)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把旧制度学派的有限理性和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效率最大化的方法融合起来，以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特征，例如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和自由雇佣政策。
二.劳动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的比较
以上，我们从理论发展上对劳动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学派作出了比较。我们在下面进一步考察两大学派的理论框架。
1.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在理论框架方面与制度学派存在很大的差异。从理论框架来看，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性因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为了强调市场性因素的作用，新古典劳动经济理论一般把经济运行中的其他非市场性因素的影响抽去或视为事先给定的。这些非市场性因素包括：法律、企业制度、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产权和财富分配、偏好模式等。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这些要素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要素严格地说并不属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劳动力市场的新古典理论主要由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部分组成。理论之一就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本质。关于人类的行为模式，新古典理论提出了几个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形成了所谓的理性行为者模型或“经济人”模型。假设之一是有关人类行为动机。经济人模型认为个人在其面临的约束下，总是寻求最大化其福利水平的结果。假设之二是人类有进行理性选择的认识能力，这意味着人脑具有能够精于计算各种可能结果的价值的能力，并且能够以一种一致的方式对这些结果进行排列以便选择最佳的结果。假设之三是人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因此人们的行为和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不受家庭之外的其他人的影响。
理论之二是关于市场的本质和市场运行。新古典理论承认劳动力市场有某些特殊属性，但认为即便如此，分析产品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某些理论模型或手段也同样适用于劳动力市场。此外，新古典理论还通常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着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很容易进入和退出市场。这些假设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保证了需求和供给的力量能够决定一个稳定的均衡，非人格化的市场性因素成为工资的主要决定者和劳动力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市场的运行结果才能实现资源有效率的配置。
2.制度学派的理论框架。尽管劳动经济学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很多，思想体系也比较复杂，但是从其基础理论的框架来看，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其基础理论之一是人类行为的适度模型。制度经济学家都拒绝接受新古典学派的理性行为人模型。例如，许多制度经济学家否认人们在寻求他们的经济目标时采用的是最大化行为，代之以他们认为的另一种称为“满足”的行为动机理论。“满足”意味着行为人追求某一目标时只要达到其最低可接受程度或满足水平就可以了，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要达到最佳的结果。那些“满足”的人们把满足的结果视为很好的，即使这一结果不是最优的。制度主义者也认为人们的抉择并不像新古典学派的理性行为人模型所假设的那样有理性，那样自始自终的连贯一致。他们认为，人的智力水平是有限的，难以吸收和消化大量的信息，因而难以通过复杂的计算以实现最优选择或持续地实现最优选择。这是理性选择假设存在的最大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把人类决策的这一特点称为有限理性。最后，制度主义者也对新古典学派关于偏好的独立性假设持有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是人们的偏好并不是独立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所作所为会对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行为和偏好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制度主义者强调公平的作用是人类行为的决定者之一。制度主义者所强调的偏好的第二个方面是，偏好不是外生的或事先给定的，而是内生的，它们是由经济体系所形成的，并随经济体系的变化而变化。
制度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新古典学派强调竞争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认为工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是由市场性因素所决定的，而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持与此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制度性因素（如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工会）以及社会性因素（如社会阶层和歧视）会分割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非竞争性群体，并阻止了劳动力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自由流动。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性因素在决定工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和效率也远不像新古典学派所认为的那么理想。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方面，制度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特别强凋劳动力市场的一般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弱化供求力量方面的作用；二是强调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例如工资刚性、持续性失业、劳动力的流动障碍、信息的不完全等；三是强调工会、大型企业、歧视和习惯的相互影响在工资决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新古典学派所认为的更大。
三.劳动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学派的方法论比较
除了历史渊源和理论框架之外，新古典理论和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区别也颇令人注目。从新古典理论来看，其方法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经常从可检验的一般假设条件出发、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来推断某些理论上的预测。第二个特点就是，主要运用边际决策规则。假定个人目标是使利润或效用最大化，那么，新古典理论所遵循的一条黄金法则就是：只要边际效用或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那么，继续从事某种活动就是有利可图的；当边际效用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该项活动就会处于最优状态。
在方法论方面制度学派与新古典学派存在着很大区别。制度主义者尤其是旧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喜欢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法的方法。认为这些方法有助于人们揭开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的面纱。制度主义者也声称新古典学派的边际决策法常常歪曲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决策过程。按他们的观点，经济活动中的决策常常是根据平均值而不是根据边际值来确定的。原因之一在于诸如工会这样的组织在制定政策决策时常常根据的是会员的多数投票规则，而不是成本收益的边际决策法则。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的最优工资是通过政治过程而非经济过程决定的。原因之二在于标准的企业财务数据是以平均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平均成本、人均产量等，很少或从未采用过边际值形式。
总之，从劳动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学派的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何种因素决定了劳动力市场运作的最终结果上，具有不同的看法，新古典学派认为市场性因素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结果，而制度学派则认为是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并且，它们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尽管这样，在劳动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个流派的观点相互融合，形成了以新古典框架为基础并兼有制度主义分析方法的当代劳动经济学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