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的地区性回应及其全球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区性论文,亚太论文,意义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袭击东亚的经济危机对亚洲地区主义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危机加深了人们对外部压力之下地区内部脆弱性的认识；危机使亚洲地区内、外更多的人士看到区域合作协议对减缓危机的作用不大。在这篇论文中，我从地区多边机制的角度出发分析亚洲地区主义是如何对危机作出因应对策的。多边主义对亚洲地区观念和地区共同体观念的形成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地区性概念已经在亚洲出现。但是国际上一直存在着一个普遍趋向，轻视亚洲地区多边主义的作用及其回应经济危机的能力，当然这次危机也反映了亚洲多边进程中的弱点，外界对这些弱点已做了大量夸张的记述。的确，多边制度的走向和发展前景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经过这次危机东盟遭到削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管理作用在危机中显得十分有限；把日元作为地区推动力，建立日本区域货币基金的提议被美国和地区内赞同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多边主义的国家否决。尽管如此，我认为，对亚太地区的评论不应过分苛刻，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地区的国家拥有独立主权的历史还很短暂。在评论时我认为下面两点很重要：一是兼顾成就与不足；二是加强亚洲多边主义同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
论述亚洲的地区主义相当复杂。首先，这一地区的地区概念随着对地理范围的不同理解而各不相同。其次，这里有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差别，比如日本是一个发达经济体，而中国和越南则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如人类资源开发和全球环境问题，但这些影响不占主导地位。地区内各式各样的差异在东盟成立至今30多年来形成的地区多边机制中，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一个地区内的各个国家总有着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有些源于内部：共有的历史、文化、观念、政治态度和地区意识观；有些源于外部：对地区外部事务的共同态度。
外部影响
在东南亚，人们对地区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期望——在冷战时期保持中立，避免卷入到大国行动中去。它们希望一些主要大国避免采取敌对的方式解决问题，其他各国以此作为国际关系管理的特色与榜样。这是各国支持地区合作的初始原因。
影响亚洲地区主义的外部因素很多，其他地区集团的出现对刺激地区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而外，冷战时期取得的发展以及西方的人权压力等地区内因素也很重要。亚洲已经并将继续受到来自几个方向的牵引。虽然马来西亚倡导的方向比较狭隘，但是这一地区对建立更加紧密的亚洲社会是普遍支持的。与此同时，存在着三个抵消力量：与美国的不间断联系、不断变换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全球化进程。
虽然人们对是否保留美国在本地区的席位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地区内很多国家都把保留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作为一个重要目标。
相互依存关系的变换给地区主义提出了全方位的问题。举例来说，中国依存关系的变换就对狭隘的地区主义提出了质疑。从某些方面看，中国是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是中国在发展以能源供给为主的经济、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已经面向新的地区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一个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在内的次区域多边集团。（注：1999年8月24～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政府领导人第四次会议。）
第三个抵消力量是全球化。如果经济危机起因于金融系统，如果地区主义如全球化所标榜的，是其过程中的组成部分，那就说明地区主义将面临被抵消的特殊困难。这是我们下面所论述问题的一个主要前提。
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对全球化的普遍压力、对所谓影响了国内文化的国际价值——民主、资本主义和西化等等，存在着一种地区性回应。它们不再把西方国家看成是敌对的，但却把它当成外部的另类。“亚洲价值”观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它是对西方价值及与其相关的霸道行为的批判。
亚洲的多边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多边主义是功利性的。从经济角度看，对多边主义的需求一般呈增长态势，因为在贸易、投资、通讯、交通和能源供给等国际事务中，人们更需要规范、制度和标准。从安全层面看，多边主义通常与集体安全或集体自卫相关联，但也指某些领域的合作行动，如公共健康、国际犯罪和全球环境等。对多边主义功利性的片面强调，会导致对政治和社会作用的忽视，会把国际体系的建构、价值与偏好以及运作方式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而事实上，讨论或对话程序可能会改变偏好，创造认同感，刺激规则的发展并鼓励合作行为。多边安排中的这一动态因素在塑造亚太国家的行为方式上十分重要。（注：Stuart Harris：《政策网络与经济合作：亚太地区的政策协作》，载《太平洋评论》，1994年第7（4）期，第381～395页；另见作者的《中国在WTO 和APEC中的作用》一文，载《中国的崛起：民族主义与相互依存》，英国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155页。）
各地不同的历史经验会影响当地人们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地区机制既反映地区偏好，同时也影响地区偏好。多边进程对亚洲地区偏好的反映表现在两方面：（1）行为规范，要求尊重主权，不侵犯、 干涉其他成员的内部事务；（2）协商和协调的习惯，非正式性， 重视过程，不受约束的灵活方式与寻求一致性。（注：事实上，国际机制通常寻找舆论的支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约都强调一个正规的投票程序；见Kusuma Snitwongse：《东盟30 年：政治调停带来的成就》，载《太平洋评论》，1998年第11（2）期，第184页。）地区机制对地区偏好的影响包括对普遍互惠主义的接受，对平等交换不作具体时间和总量规定的共识等等。
亚洲多边主义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对全球多边体制的支持而非替换。这一点对评估经济危机期间的地区多边安排、对我们看待地区主义的全球意义都十分重要。二是半官方的或第二轨道行为的能力在地区内不断增加，这与其他地区的经验相反。三是在多边安全对话方面的包容性。带动潜在的问题国家加入对话有很多好处，中国在中共十五大上采纳了多边主义政策后，在参与的地区安全与经济会议上，越来越富于建设性。越南和缅甸也是这样的例子。
此前的记录
那些有效的多边制度，其构成形式取决于环境。一系列的动机是刺激地区向多边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思考本地区为多边化所作的努力时，我们首先应该辨明其目标，然后再探讨其全球意义。
亚洲多边主义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特殊问题与历史经验，殖民主义、国家建设和冷战对本地区的影响都决定着地区的选择，可以说亚洲的重要目标在于，通过了解邻国的利益与愿望，建立起共同体意识，以填补各国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这同时也是多边进程的目标。
此外，亚太地区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改变了相互作用的行为体的内部环境，通过鼓励认知学习，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改变或强化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重塑国家目标。它对国内政治的作用也日渐重要。不要说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即便是东盟地区论坛对国内影响也很重要，它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多的、易于理解的政策方案，推动和促使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议程合法化。
除了东盟，亚洲地区内大部分的合作条款和议事程序背后缺少正式的制度支撑或扶持，也没有设置任何协调或制裁机制。亚洲多边主义保持着非正式、渐进式和一致性的特点，由于缺乏明确与具体而受到批评。然而事实上尽管亚洲各国仍然倾向于在政治基础上作决定，但是它们为制定规则都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况且贸易领域的多边主义可以扩展为其他领域多边主义的基础。
亚洲各国在制定或接受规则时考虑的重点是：维护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通过有竞争力的市场机制追求经济繁荣；通过经济相互依存保障国家和地区安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议；在全球层面坚持功利性的多边协议。
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外向型的市场体制密切相关的商品供应，特别是通过有效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贸易与投资中的非关税的和其他形式的管制以及程序壁垒，是亚洲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虽然不够正规化）。
多边主义的亚洲方式反映出本地区对安全的特殊关注，以及大国卷入和缺乏一个有效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三方面的问题。亚洲共同安全和集体安全的形成还需要很长时间。安全领域内的多边主义将继续作为双边关系的补充，与力量均衡、经济依存一起，成为地区安全中利益与约束的一个特征。当然它会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并保障其不受威胁。
地区多边主义有利于较小的国家通过规则和隐约出现的压力采取制衡策略，把中国纳入到地区内，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在全球多边主义中，固有的小边主义（minilateralism）（少数国家的主导影响）通常会影响到欧洲和亚洲的参与者。小边主义目前主要被限定在全球问题领域，它在全球舞台上建立地区联盟的能力受到限制，这是由不同的地区利益造成的，比如乌拉圭回合。
由地区多边对话激发的思考性学习对亚洲很重要，因为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亚洲国家中，有更多最基本的起点和更多国家初创后的易变性。这样的学习有助于亚洲经济成功背后思想的发展，有助于亚洲再次走向成功。地区多边对话引导人们在安全领域中学习经济依存与安全的关系，经济安全问题以及新安全议程等；它引导人们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安全领域广泛地接受合作行为；对话还能为地区主义者的思考提供灵感。
对经济危机的回应
如果人们认为上述成就是缘于亚洲多边化的地区主义，那么经济危机是否会影响到它未来潜力的发挥？如果人们依然相信多边机制的前途有限，那么危机能否引起一些大的变化呢？我将分析目前存在的四个安排：东盟、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
（一）东盟
东盟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危害最深，几个成员国都直接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东盟在危机面前无所作为，是由于东盟给其各项制度设置了太多的变量，从而大大削弱了它们应有的价值。
东盟作为一个经济机制，对成员国曾经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没有太直接的贡献。金融危机削弱了东盟由经济力量产生的政治影响。此外，在危机管理中，它没有使用在成员中已建立的、有利外资介入的经济合作手段。实际上，东盟的性质说明它在未来相似的环境中，仍然不会有太大的贡献。
东盟在深入发展经济一体化方面一直作着不懈的努力，并以此作为加强凝聚力和推进建议中的亚洲自由贸易区（AFTA）目标的手段。它也期待着在货币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东盟货币与兑换体系的可行性研究已经开始，但各方初期的反应还是比较谨慎的。（注：见《夏威夷行动计划》，Kuala Lumpur，1998年12月12日。）
东盟的目标已从最初的经济领域发展到了安全领域、政治势力范围。东盟最早关注的是内部安全目标（避免领土边境争议或是对国家合法性的挑战演变成军事冲突）。作为建立信任措施，它为避免成员国之间发生冲突、鼓励和平处理争议、在地区内发展建立广泛信任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尽管东盟许多成员之间存在的边界与领土纠纷悬而未决，但它们大多能保持克制。维护和平是东盟为成员国经济成功作出的重要而间接的贡献。由于有能力在应对外部挑战面前代表一个统一阵线，东盟已经发展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表面看虽然航线改道、南沙群岛等外部问题对东盟的团结一致构成了挑战，但实际上，它们往往为东盟的团结提供了必要的黏合剂。
东盟未来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会继续反映其成员的经济命运。这说明经济复苏无论如何都很重要。不过作为一个机制，为了维持长久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保持协调一致的能力将更加重要。东盟目前和即将面临的许多困难不是缘于经济下降，而是自身扩张的结果，新的成员国会遵循不同的时间表，在实现与其他成员同等地位的过程中将有更多困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一直很僵，它们之间的各种分歧因危机而深化。
在增进安全的信念指导下，东盟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南亚，也以此作为与中国对垒过程中加强自身地位的方法，但它却不利于东盟整体的国际地位。不过如果10个正式成员在战略上能够保持集体一致，那么东盟潜在的政治影响就永远不能被忽视。
后冷战时代，反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随着冷战的结束已不复存在，因此保持一致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冷战时期更加困难。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东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一个因素，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当然，即使在冷战时期，东盟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比如越南和柬埔寨，但它们还是完成了适应的过程，保持了团结一致，这一经验对今后大有裨益。
危机更直接地开启了一个已经麻烦不断的课题，即不干涉其他成员内部事务的原则。经济危机说服了一些成员，使它们认识到继续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另一些成员，特别是新成员坚决抵制放弃原则。如果在此问题上缺乏妥协，那么东盟的国际影响力就可能下降。（注：在jeannie Henderson《再评东盟》上， 关于“不干涉”展开的有益争论，Adelphi的论文，1999年，第48～55页。）
事实证明东盟有能力继续代表一个统一阵线，如南沙群岛问题。虽然美国从东盟获取的战略利益可能会减少，但这对于美国已经有所调整的经济环境影响极小。经济危机使欧洲和日本在东盟的利益受到损害。（注：Henny Sender：《抵挡洪水》，载《远东经济评论》，1999 年7月29日，第52～54页。该文与《Nikkei周刊》（1999年8月9日）上的一篇报告无关，那篇报告提到了日本的贸易公司正回师东南亚。）中国的利益似乎不会削弱，反而会因为东盟支持中国对台立场而有所加强。基于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中成功的表现，它将继续作为推动机制，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二）安全与东盟地区论坛
亚洲地区的国家安全过去、将来都是最重要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这缘于我曾提到的历史特殊性，国家建设使得内部安全仍然成为安全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地区内仍然存在着无法化解的仇恨，未解决的边界与领土等敏感问题。
东盟地区论坛比东盟前进了一步，它反映了一个合理而清晰的安全相互依存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对更广义的安全概念的回应。经济安全，通常是这一地区的关注重点，一开始它只作为克服或避免内部不稳定因素，以及国家建设和国内恢复的一种手段。新安全问题的出现，如毒品、跨国犯罪等，使以往对经济安全的关注得到进一步加强。经济危机又为这一新的多边议程增加了资本市场脆弱性等新的课题。
冷战结束后，随着双边和地区安全问题日益重要，地区安全方式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在边界和海域已建立起“建立信任措施”（CBMs）。虽然预防性外交与解决冲突方面的进展比较缓慢，但是通过多边对话产生的交往——不仅包括东盟地区论坛，还包括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合作进程，带来了相互理解以及对世界安全局势看法方面的显著变化。
亚洲经济危机没有给外部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也并不在此。民族国家的建设——内部安全——才是大多数国家有待完成的任务。这也就使得不干涉原则成为东盟地区论坛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但现在人们需要对它进行重新认识。虽然一些新的具体建议难以获得支持，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同建立更加强大的地区机制的要求一道，已经获得了地区的理解，留待地区思考。经验表明人们将作出一些为全体成员所接受的调整。危机使东盟对东盟地区论坛的固定领导地位遭到削弱。现在，东盟已表示将允许其外的国家共同主持会议。（注：Jusuf Wanandi：《东盟地区论坛的增长与安全》， 载《亚洲周刊》，1998年7月31日，第59页。）
（三）贸易与亚太经合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的创始议程大部分都是先前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议程。作为区域经济多边主义的重要方面，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许多条款不仅继续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降低交易成本的静态功能，而且日益成为促进成员相互理解、影响政策形成的动态手段。
有人指责，该地区一些国家一方面声称国内政治不允许它们在区域内实行单边自由化，另一方面却要求享有特惠贸易。（注：Chung-inMoon：《东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与太平洋经济合作》，载《太平洋评论》，1999年第12期。）我认为这种指责至少在三个方面考虑不周。第一，经过长期的地区经济合作对话，贸易自由化包括单边贸易自由化，作为重要的地区发展战略正被广泛接受。第二，在一个越来越民主或至少是公众反应迅速的地区，政治的轮子很少与贸易谈判的轮子同步，同一个谈判回合需要作出的一次性大削减相比，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个政治上有保障的稳定的自由化进程。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单边自由化，接受普遍互惠，而这正是地区多边主义的基础。虽然亚太经合组织对成员国没有提出明确要求，但是其经济体的未加权关税从1988年的15.4%降到了1996年的9.1%。 （注：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APEC马尼拉行动计划趋势》（1995）。）显然，在互惠问题上亚太经合组织不得不继续协调美国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分歧。
地区经济合作对话对地区政策产生了若干影响：在亚太经合组织纲领指导下，特别是在茂物宣言之后，直接贸易壁垒大量减少；APEC大多数成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它们认识到贸易自由化可以带来现实收益（对美国来讲是个例外），因此从最初对关贸总协定的不信任，转变到对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认可与强有力的支持。
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便捷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亚太经合组织发生的类似欧洲向单一市场过渡的转变中，交易成本的下降理应产生大量收益。（注：Paolo Cecchini：《欧洲的挑战1992：单一市场的好处》，英国Wildwood出版社，1988年版。）只是由于缺少数量统计等原因使我们对上述的进步认识不足。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在地区生态技术领域，亚太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是南北问题尚未在这一地区形成规模，经济危机使这一问题上固有的矛盾变得更加重要了。
我们希望亚太经合组织在贸易下降的形势下，能够直接发挥有限的作用，抵制闭关锁国的压力，保护国内私人市场和制造业者。有许多国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与多数预料相反，其自由化的程度还得到了加强。最重要的是，对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全面优先考虑并未因危机的影响而有所改变。
（四）亚太经合组织与金融问题
经济危机来临时金融体制承受的压力最大。亚太经合组织不是一个金融机构，危机发生时没有专项资金可供调动。无论何种情况下，亚太经合组织在回应金融危机时都处于弱势，但对这次危机的最初反应更显软弱。对日本的提案无动于衷则尤为不幸，如果这一提案得到通过，那么在适当的情况下它就会发挥建设性作用，有助于减少损失。
当然，危机使得地区性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建立起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政府与地区及多边组织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和财长会议通过各种方法，改善了那些能够采取积极的建设性措施的国家和地区的形势。通过开发新证券、提供金融市场开发与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培训、鼓励新的资本流入亚洲等措施，支持或激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挥作用。
虽然地区性努力在许多方面还有待加强，但是我们不可忽略它对危机已经作出的回应。 1997 年在东亚与太平洋中央银行执委会（Executive Meeting of East Asia and Pacific Central Banks,EMEAP）的会议上，11个成员一致同意为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而审议一项新的亚洲便捷安排。同年8月，EMEAP财政部门又调动了100 多亿美元，在美国没有参与行动的情况下，这对整理泰国的烂摊子显得尤其重要。（注：Stephen Grenville：《亚洲危机与地区合作》，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悉尼，1998年4月21日。）马尼拉框架集团（Manila FrameworkGroup,MFG）的建立是为恢复金融生机而开发新机制的一个重要步骤，其中包括为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监管而建立的地区监管机制。在这个框架下建立的亚洲监管集团（Asian Surveillance Group,ASG）为促进经济技术合作、巩固并增强国内金融体系和调节能力、发展合作性的双边资金筹措发挥着重要作用。
亚太地区在本次危机中起着有限的补充作用，今后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力量的加强，我们相信亚太地区在未来相似的环境中将有能力成为一个有效的补充力量，为全球事务作出贡献。亚太经合组织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它建立一套小型的地区性金融标准，各国的运行情况成为亚太经合组织“单项行动计划”（Individual Action Plan）的一部分。（注：这部分论文是在Heather Smith 的论文：《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管理：地区安全启示》基础上拟就，该论文发表于1999年5 月在北京举行的“CSCAP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上， 对所涉及的问题作了特别清楚的阐述。另见Ross Garnaut和Dominic Wilson：《东亚金融危机：地区的和全球的回应》（待发表）。）
我认为，如果把日本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提案作些修改，把美国包括进来，把提案明确地设计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益的地区补充体（如同亚洲开发银行对世界银行的做法那样），
（注：C. FredBergsten ：《亚洲货币基金的复苏》， 载《国际经济政策摘要》，Smith引用。）那么借助日本在“小渊计划”中取得的地区化经验，反对日本在金融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意见就会消失，有了日本更强大的领导能力，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就会再次具有决定意义。
虽然与亚太经合组织没有直接关联，但由于日本已经正式提出它将朝着使日元成为一种国际货币的方向前进，所以本地区也存在着对欧元的感应。这里面的动机很复杂，其中大概不只反映了对美元和欧元主导地位的关注，也包含着对美、欧在全球发挥更多政治影响的意愿，或许还有把日本定位在保持地区经济主导地位，不让位给中国的想法。（注：《日本回声》，1999年第6期，第24～27页；另见《日元国际化》， 载《JEI报告》，第23A（1999）。）它反映了地区主义者态度的改变，对于这样一个提议，它们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只有批评意见，东盟国家表现出了一定的接受力。尽管日本在地区外的经济地位不断强大，但目前经济的下降，或许还有制度的惯性会延缓日元国际化的进程。
总而言之，亚太经合组织将来可能会有更多金融问题影响地区的发展。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资格也一直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它部分地反映了地区内的竞争意识，同金融问题一样，它会越来越重要，并有可能引发其他问题。
（五）亚欧会议
1996年的亚欧首脑会议是东盟的又一个创举，也是东盟和欧盟对话的补充。在亚洲，它的出现有若干因素，希望欧洲增加在这一地区的投资是其中之一。（注：欧洲方面的动机也很多，但主要是把它看做对欧盟未能加入APEC所采取的一个补救措施，见Christopher Dent：《亚欧会议：控制欧盟与东亚经济关系的新架构》，载《太平洋事务》第70（4）期（1997～1998年冬），第495～516页。）出席亚欧会议的亚洲成员包括东盟各国以及日本、中国和朝鲜。它们计划同欧盟定期举办部长级会议，讨论两大集团之间的贸易与投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欧会议的出现是为了完善贸易领域的三角关系。自1998年的亚欧会议以来，缅甸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欧洲方面的配合与响应。另外，欧洲方面对目前的经济利益损失表示担心，但这主要应该归咎于经济危机。如果亚、欧两方面均有抵触，特别是亚洲国家不愿意妥协，那么人们就会问，亚欧会议进程到底能走多远。
亚欧会议进程旁生出一种狭隘的地区观念。亚欧会议亚洲成员协调会已发展成一个正式程序，10+3国领导人每年会晤一次。
全球意义
应该说亚洲国家及其制度本来就是全球性的。19世纪末，当地区内一些国家能够作出独立决定的时候，它们就是全球系统中协调运作的一部分了。目前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加入了全球多边体制，遵守其中的规范，而背后支持这些规范的就是当初国家初创时的那些外交规则与合作安排。
危机使人们对外部世界强加给地区内的改革变得敏感，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认为所谓的改革建议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驱使，对地区内实际情况缺乏认识与灵敏度。此外，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机制缺乏对亚洲观念与利益的理解与思考。
作为地区多边主义的一部分，亚洲的地区多边主义虽然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它的力量在于与全球多边秩序没有广泛的冲突。在经济领域，它一直致力于更快地加入国际社会——世界贸易组织，以实现其国内经济目标，在安全领域也起着督促的作用。很明显，多边机制已经深植在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土壤之中。在实现多边主义的方式上，亚洲与其他地区存在一些明显差别，这些差别在地区安全领域比较突出。但无论是涉及具体问题，还是关乎国际秩序，它并不影响亚洲各国积极参与到全球机制当中去，如海洋法、世界贸易组织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等。
经济危机没有改变亚洲国家加入全球行列的步伐，亚太地区多边主义对全球事务的积极贡献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