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党的形态和类型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6)03-0058-08
一、现代政党的多样化与政党分类
政党研究者一般从组织和表现形态上把当代西方政党描述为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政党只有骨架组织，没有众多的党员。这种政党虽然在全国各地也有选区组织，但是它们并没有日常的活动和联系，所以，除议会中党的议员之外，很少能感觉到党的存在。但在选举时，政党像变成了一台加足了油的发动机，进行各种竞选活动。不过一旦选票统计完毕，这种阵风式的活动就又停止了。除选举之外，在提名党的候选人和政党领导集团处于危机时也可以看到党组织的活动，这时党内各派组成的竞选组织都力争把自己推举的人通过提名会议选定为议员候选人，然而一旦提名的候选人被选定，除少数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就会散去，议会外的党组织又回到了静止状态。另一种状况是党的组织或成员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有一定的活动，它不仅有全国性的中央办公机构，而且还有地区性的和基层的组织。各级组织都要举行例行会议，有完善的党纲，党员可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并享有较充分的发言权，从而可以对党的最终决议施加影响。议会外的党的组织不仅在选举期间进行积极的活动，而且在平时也经常活动。但是党员的人数并不多，尤其是占支持自己的选民的比例不高，并且党员中也只有很少的人参加党的会议。选举活动是由以党员为核心的一个小的团队进行的，他们围绕着党的领袖和中央进行动员和组织活动，其中大多数成员除了偶尔参加游行和分发宣传品外，几乎不参加别的活动。
第一种政党典型的例子是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这是两个大的全国性政党，学界把这类政党称为“干部型党”或“精英型党”。第二种政党以荷兰的工党较为典型，其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也属此类，学界把这类政党称为“群众型政党”，但是正如库勒(Ruud Koole)指出的，现在的群众型党比过去的群众型党活动和组织的水平都低得多，与干部型政党趋于接近[1](P22-42)。但实际上，这种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党的传统特征考虑在内了，在当代，政党的变化使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很多政党难以被明确地归结为其中的一种类型。这就给政党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政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已有的分类方法却难以对它们进行完全令人信服的划分，现在用来对政党进行分类的某些方法是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与过去相比，政党组织群众和通向选民的路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政党已经建立起来。由此看来，为某些特定的政党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而设计出的类型可能并不适于用来对已经处于不同的时间或地点的这些政党进行分类。
在对政党进行重新分类以解释其新的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方法。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了“全方位政党”的概念[2](P105-123)，帕尼比昂科(Panebianco)1988年提出了“职业选举型政党”(the 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的概念[3](P262-267)，还有从组织结构上对政党进行定义的，如波根克(Poguntke)的“新型政党”(the new politics party)[4]和稍后影响更大的卡茨和梅尔的“卡特尔党”这一类型的提出[5]，最近的是霍普金(Hopkin)和包鲁西(Paolucci)1999年提出的“商业党”(the business firm party)的概念[6]。这些分类和尝试各有自己的优缺点，而概念的丰富既可以澄清也可以混淆人们的认识。在这些分类中，全方位政党这一类型几乎成为描述当代政党的普世术语，但是关于这种政党的特点和内涵的界定一直存在着争论，况且，因为这种类型的提出基本上是针对西欧而言的，对西欧之外这类政党的界定可能要大大改变其定义，至少也会大大丰富全方位政党的内涵。
从分类学演进的过程来看，最初，政党是按照左—右谱系进行划分的，这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方法过时了，后来产生了按照组织形态分类的方法，像迪维尔热1954年对干部型党和群众型党的划分[7]，纽曼(Neumann)1956年对“个人代表型政党”(parties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民主（群众）聚合型政党”[parties of democratic(mass)integration]的划分[8]，这些分类解决了由于社会结构由传统的社会和阶级分裂转向社会结构多元化和中产阶级兴起而导致的政党模式的变化而带来的分类困难。但是这些分类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党研究者们一直持续地关注于政党的变迁，这包括在过去几十年展开的关于是否发生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的辩论，以及基希海默尔全方位政党的提出所引发的政党组织结构发生了何种演变和政党是否开始衰落的争论[9]，在爱普斯坦(Epstein)和迪维尔热之间关于政党组织演变的争论[10]，即是否像迪维尔热所断言的那样，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群众型政党将成为未来的潮流，或者受到右倾思潮影响的资本密集型的路径或政党类型将成为标准的政党类型的争论等，其缺陷是学者们主要热衷于以政党组织结构的演变来确定政党变化的路径，而忽视了比较研究和确定具有共同边界的政党之间的不同特点，更没有超越这些内容或范围来系统地研究政党。典型的情况是对左翼政党比对右翼政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或许是因为左翼政党的组织比较完整或明显。并且，这些研究的缺陷还由于学界存在的认为政党正在走向趋同①这一认识而被掩盖了。第二，直到最近，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政党体制，而不是政党本身及对它们进行分类。过去，具有复杂结构的政党通常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活动者，政党的内部结构被忽视了。直到近些年政治学家才把政党作为一个组织而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政党本身的研究是要研究其内部的政治运作和组织状况。但是，这些工作都还没有导致十分有效的政党分类方法的产生。第三，关于政党的比较研究最早是由西方的政党研究者开展的，他们主要是对欧美的政党进行研究，因为当时只有欧美才有成形的政党。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一是政治学家实际上只能在一种已经被定义过的系统中进行比较，没有对政党变迁作出明确而可行的反映；二是大多数西欧的政党都可以在自左至右的谱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找到自己在传统上主流意识形态家族中的归属，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党却并非如此，它们在产生的初始就不能按照左右谱系的标准进行划分。
为弥补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分类方法。波根克的新型政党论除了提出党的子系统这一概念外，还提出了两组不同的政党类型。第一组是借用迪维尔热的概念把政党分为干部型党和群众型党两类，并赋予某些新的涵义[11]。第二组类型来自于但超出了纽曼关于个人代表型党与民主聚合型党两种类型的观点。在这方面，首先扩展其内容的是基希海默尔，他声称群众聚合型政党正在向全方位型政党转型[2](P76-102)；后来卡茨和梅尔更是发展了这一组类型，他们以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为基础重构了政党的类型，指出从精英型党（迪维尔热的干部型党，纽曼的个人代表型党）向群众型党（民主聚合型党）、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的转变是政党组织变化的基本路径[5]。
实际上，迪维尔热和纽曼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相同的政党。迪维尔热希望通过分析和综合他那个时代政党的情况而为构建一种普遍适用的政党理论做好准备。他对干部党、群众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进行了研究和区分，指出了它们各自在组织结构、阶级基础和需求方面的特点。与此相对，纽曼提出了个人代表型党和民主聚合型党。由于在他们的论证中都主要集中于战前和战后欧洲的政党还有民主和反民主的区别，所以这两个框架基本上是相同的。两种设计的主要区别是纽曼强调政党的功能，而迪维尔热聚焦于政党的组织特征，并且试图把政党组织之间的差别与政党的起源、阶级基础和组织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两种设计经历了不同的命运：迪维尔热的设计后来被减少为两种类型，即干部党和群众党，并不再与其起源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作为一种类型描述而存在的；与此相反，纽曼的区分从极化的分类方法中分离出来，成为卡茨和梅尔扩展的纵向分类的基础。
二、主流的政党类型学与政党变迁路径的设计及其缺陷
干部型政党与群众型政党的划分来自于迪维尔热1954年出版的《政党》一书，在那之前马克思·韦伯阐述过政党政治正在向职业化发展的观点。迪维尔热指出，干部型政党的结构是松散的，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在立法机构之外很少有党的组织存在。而群众型政党有发达的组织，渴望把他们的支持者或选民都发展成党员。因此，通过分析党员占选民的比例和比较议会外的组织活动程度与范围可以深刻地理解和划分这两种类型及其分类方法。
迪维尔热的分类部分地是来源于关于政党起源、组织形式、党的阶级基础和组织需求的政党理论。干部型党虽然结构松散和以少数精英为核心，但这已经足以使它募集到资金、动员资源和确保中上层阶级的利益表达。与此相反，处于政治体制之外的工人阶级成员不得不强力地组织起来以募集资金和动员他们的主要资源，即大量的人力。迪维尔热把群众型党作为一种比干部型党更为现代和优越的组织形式，并认为群众型党将超过陈旧的干部型党而居支配地位。这种假设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状况，但是现在关于政党已经衰落的观点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于这种分类和理论，因为它把政党组织规模看成是政党是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现在使用的干部型党和群众型党的划分已经背离了迪维尔热的理论起点。我们用典型的干部型党这一术语来描述组织松散和党员数量较少的党，这是否能够准确地划分现代政党的特征是值得怀疑的。今天的政党已经很少有像迪维尔热所见到的法国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组织松散和难以表达群众利益的政党，那些政党正是迪维尔热提出的干部党的原型。例如，法国的右翼和中间政党被组织良好的戴高乐党、共和国复兴党(Rally for the Republic)和民主法国联盟(Union of Democrats for France)所取代了。民主法国联盟是几个小的政党俱乐部的保护伞组织，其各个政党都是干部型党，例如共和党就是如此。但是共和国复兴党则很难界定，该党虽然有大量的党员，但是没有广泛的参与。党员众多是群众型党的特点，而后者则是干部型党的特点，这样，它既不是一个干部型党，也不是一个群众型党。社会党也不是一个典型的群众型党。在1971年组成时，它利用派系结构联合了不同的政治俱乐部，并向左转。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并没有广泛的党内参与，但党内的派系和分支组织一直保持着，并且党员占选民的比例一直较低。
并不只是法国的政党与迪维尔热的分类已经大相径庭了。最近的研究已经显示：绝大多数的政党由于法律或其他原因，无论大小都有一定的正式组织和成员基地，其界限模糊。如果从前的干部党或群众党也是如此的话，如果许多从前的干部党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如果从前的群众党难以把选民的大多数登记为它们的党员，就像它们现在这样的话，那么，在干部党和群众党之间差异的定义在过去就不够准确。库勒说荷兰的政党应该被看作是“现代干部型政党”，因为它们所登记的支持它们的选民中成为其党员的人数是很少的，而那些积极成员一直把党作为其活动的基本场所。库勒列举了现代干部型党的五个特点：第一，职业领导集团，特别是党的议会党团，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它们对于党的下层有着高度的责任感。第二，党员占支持党的选民数的比例很低，尽管党员对党的资金来源仍然是很重要的；党员或下级组织仍然是征募党的领袖的中介，仍然是保持党的工作秩序的必要结构。第三，有着强有力而明确的争取选民的指向，党的纲领的适用范围广阔，但是其战略既不是全方位的，也不是仅仅聚焦于一个阶级。第四，保留了群众型政党的垂直的组织关系和结构，不仅是保持了特有的形象，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内部民主。第五，资金既依赖于公共补贴，也依赖于党员的捐助及党费[1](P54-69)。
这些特征对于把荷兰的现代政党与早期经典的干部党和群众党区分开来是有用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如何对其他国家的现代政党进行分类的问题，那些政党也不同于早期的干部党。例如，现代加拿大的政党与荷兰的政党有很大的不同，其全国性政党和地区性政党都有较严格的组织纪律，有稳定而联系紧密的领袖集团，政党的领导人支配着政府。然而，在议会之外党的组织和活动是很少的，除了在选举时期举行党的领导层会议外，很难体现其组织的存在，主要的政党都没有固定的党员，任何人都能加入到挑选党的候选人和代表的队伍之中。直到最近，党的领袖仍是由党的特别会议挑选的，而不是由党的领导集团挑选的。甚至有几个地区性的政党采纳了不计名选举体制，允许任何宣布自己为某一政党党员的人通过电话或在专门的投票点投票来选择该党的候选人。没有大量的党员和稳定的基层组织并不会阻碍党的任务的完成。政党可以依赖招募义务工作人员完成选举任务，而党的议会党团和它的助手无论是处于执政地位还是处于反对党地位，在平时都很活跃。因此，加拿大政党典型的情况是，党的领袖和核心成员是平时唯一可见的专职党员。
所以加拿大的政党也可以被看作具有现代干部型党的特征，但是它们显然不同于荷兰政党的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加拿大政党的多数党员和支持者比荷兰政党的党员和支持者与本党上层的组织联系少，然而他们在党内却有更多的权利，更多地介入了党的公职候选人提名和选拔领袖的过程。但是其承担的责任是含糊的，不像其享有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权利那样清楚。党的领袖在选举时宣布党的政策，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在当选后并不受这些政策的约束。在位时，党的领袖通常不会受到批评，尽管党员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间歇期也可以批评党的领导，但只要被批评的对象上任，这种批评就要终止。当政党处于反对党地位时，党的领袖可能会遇到挑战，这时，如果不主动辞职，他们就很可能被党的议会党团或党内派系所推翻，而不必由决定他上台的党员群众所推翻。
以现有的标准对美国的政党进行分类也会遇到困难。美国政党的地方组织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全国性政党只是一个框架组织[12]。过去认为党的全国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现在它已经更多地参与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但是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候选人（尤其是那些在职的候选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自己的竞选组织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与党的全国委员会竞争以募集资金。党的全国委员会并没有党的领袖的提名权，候选人是由地方提名的，并且各候选人都有自己的标识和竞选组织，但是那些组织既不垄断也不履行干部党的主要功能。由于美国的政党是一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派系竞争的框架组织，因此它只能被认定是干部型党，但是，它不仅与迪维尔热的经典的干部党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加拿大和荷兰的现代干部型党。
维尔(Ware)试图通过提炼迪维尔热的分类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以精英为中心的党和群众成员党进行了重新界定[11]。他指出，以精英为中心的党，像英国的保守党和法国的戴高乐党都有较多的成员，但是它们的主要特征是由处于核心地位的少数人支配着党。与此相反，以党员数量为基础的党是那些党员不仅是劳动力、而且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实际权利的党。这样，不是党员的规模导致了各政党之间的差异，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其参与度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都可以拥有众多的党员，例如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就是如此。可以把维尔的这种分类方法看作是对迪维尔热方法的修订或补充，即成员介入的程度、或者积极成员的数量成为分类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为划分经典的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及它们的现代形式即库勒阐述的现代干部型政党和维尔阐述的以精英为中心的拥有大量成员的政党提供了基础，赋予它们各自以特定的和不同的内容。这也为进一步的分类提供了基础。
这种由两种标准相结合的分类方法比传统上只用一种尺度在干部党和群众党之间进行划分的标准有了很大的改进。用两种尺度相结合对政党进行排列使我们能区分古典的干部党、库勒的现代干部党、以领袖为中心的干部党与经典的群众型党之间的差别。这虽然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例如，并没有对“为什么不同的政党呈现出古典的、现代的或以领袖为中心的形式”作出任何理论上的解释。整个欧洲政党的党员数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普遍下降，无论是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与选民的比率上都是如此[13]，然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都有个别政党仍然拥有大量的党员，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党员数量在分类中的位置。
维尔的分类或他对迪维尔热分类方法的重新解释，最初是对政党的组织形式、风格和通向选民的路径这些主要特征的一种概括，现在仍然保留下来作为政党划分标准的是党员的数量和党的组织程度。尽管两者都很重要，但它们都不包含关于政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及其复杂程度，例如，政党在不同层面上的组织化强度，多元权力中心的存在与否，派系和联盟结构的特征，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政党采集资源的方式、选举方式或者把自己展现给公众的方式等，而这些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成为政党分类的标准。
与迪维尔热静止而明确的分类学形成对照，纽曼的类型学为发展型的动态分类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基希海默尔和卡茨及梅尔是如何以纽曼为基础而构建自己的类型学的，尽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迪维尔热的分类。现在看来，对精英型、群众型、全方位型和卡特尔型政党的划分为观察某些政党的变化路径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工具，但它是否完成了对现代政党的划分，却值得怀疑。
1966年基希海默尔指出西方的政党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型，群众型政党正在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温和的全方位型政党。其表现是：屈从于政治市场的竞争规则，政党正在放弃过去的旨在使党员群众知识化和道德化的努力，而是削弱或放弃意识形态，呼吁利益组织的支持，强调领袖的质量，寻求超阶级的支持。虽然基希海默尔当时指出不是所有的政党都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型，但他声称全方位政党的成功必然要迫使其他政党效仿他，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因而这会导致整个欧美政党体制的转型。
尽管政党的转型及其对政党体制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全方位政党已经成学界描述政党变迁的一个普世术语。全方位政党是把现代政党从以前的群众型政党中区分出来的一个有效的工具，但把它作为区分现代政党之间差异的工具则不那么有效。正如基希海默尔所担心的，它主要是一种反映政党表达功能的工具。所以，全方位党不是一种完整的分类方法，在某些方面，我们有一种它不是什么的印象，例如，不是群众型的政党，而缺乏它是什么的印象，这取决于如何对它进行解释。全方位政党可以被看作是全力追寻选票的政党，一种以领袖为中心的政党，一种与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的政党，或者是三种特点兼备的政党。我们还不能确定这种政党的战略和价值取向如何，是否是其党员群众已经被边缘化的一种组织形式和职业选举已经占据了党内的支配地位。基希海默尔也指出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被迫进行这种转型，一些政党可能还会保持群众型的形式，还会保护特殊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然而，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政党都经历过经典的群众型政党阶段。尽管可以称它们为干部型党，但对它们是如何演变的却没有阐明。在对现代政党进行分类中，只有静止的分类框架而没有搞清其变化的路径，是很难对它们进行分类的。
帕尼比昂科试图从组织结构上对全方位政党进行明确的定义从而解决基希海默尔在解释全方位政党时出现的模糊性，他把政党的关键性变迁阐述为一种从“群众官僚型政党”向“职业选举型政党”的转换[3](P211-232)。群众官僚型政党相当于迪维尔热的群众型政党，他阐述其特点是以一个议员或被选举的官员为中心，有相当数量的党员，领导集团内部权力平等，依赖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强调意识形态。与此相比，职业选举型政党的特点是专家是党的中心，以选举为指向，成员间垂直联系弱，主要的作用是选举议员，经济来源是组织的利息和政府补贴，它重视问题和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
通过在组织形式上界定理想的形式和展开其特殊的方面，帕尼比昂科重新对政党进行了排列和分类。帕尼比昂科在他的书中通篇都强调政党起源的重要性，以起源的特点为基础构建了一种分类方法，并认为政党有不同的发展路径。然而，当他系统地论述政党变迁的路径时，却没有对自己阐述的起源类型，像政府政党、反对党、权威主义政党等的变迁路径进行论证。尽管帕尼比昂科指出变化率和转型程度是多样化的，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论证出政党变迁的路径，以及产生不同路径的原因，而只是论述了职业选举型政党本身可能出现的不同形式。按照帕尼比昂科所强调的政党类型和变迁来看，政党的趋同也是非常明显的。他并没有阐明为什么政党产生时是权威型的，而后来演变成职业选举型而不是成为以领袖为中心的类型的党。这样，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像法国和丹麦的“全国阵线”以及“挪威进步党”，尽管可以设想它们可能演变为职业选举型党，但同样也可以设想它们会继续是以领袖为中心的党，因为帕尼比昂科并没有阐明不同政党变化的原因。他也没有考虑到政党是否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适应选举压力，作出不同的回应和变化。这样，实际上是假设无论政党起源时有何不同，它们都将屈从于诱惑而成为职业选举型党。
对纽曼的类型学最新的发展是卡茨和梅尔提出的卡特尔型党[5]。卡特尔党是通过分析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义的。他们发现全方位党实行的那种靠党的领袖和制定政策来竞争选票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政党对于那些已经背离了政治传统及缺乏精神支柱的选民的新的要求无以为适[14]。由于党员已经远离党的中心，不能依赖党员的忠诚，所以党的领袖只得依靠自己争取国家津贴，从而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与更具企业化指向的全方位政党相比，卡特尔政党对更为广泛和更具扩散性的选民进行争取和号召，从事更为资本密集型的选举，强调自己的管理技巧和效率；组织结构松散，远离自己的党员，使党员与非党员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与其说卡特尔政党间的竞争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尽一切可能来讨价还价，不如说它们是宽容与和谐的，即通过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以确保自己通向国家权力之路的畅通。卡特尔党已经不再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中介人，而成为国家的代理人。
卡茨和梅尔的断言引人注目，但论据不足。它的中心论点是国家的支持已经全面改变了政党的指向和趋势，但是，除了抓住西欧各国多数政党都可能在某一时间支配或加入执政联盟这一点外，他们很少有证据证明政党由于得到国家的支持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只是看到某些政党比过去更渴望执政，而不是赢得选举。卡茨和梅尔还阐明了可以对政党进行分类的几个方面，尽管某些方面的特点，像选民占公民的比例和相关政治资源的扩散程度等是不断变化的，因而难以确定，但其他方面却是可以确定的，像党的工作性质、收益来源、党的领袖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党员的作用等，因而这些能够用来明确地划分政党的类型。
把卡特尔党这种类型作为区分现代政党的唯一方式，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这种类型学假设存在着一种从精英党、群众党向全方位党和现在的卡特尔党的普遍适用的转型过程，这对于把现代政党与它们的前身区别开来是有用的，但并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所有的或大多数政党已经变成了全方位政党或卡特尔政党，所有的政党是否存在着共同的边界。例如，卡茨和梅尔认为卡特尔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以号召选民并引导选民的态度，然而这就为新型政党、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留下了生存空间，这类政党在指向民众情绪从而凝聚民众方面是很有力量的，但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能进入国家。
三、多样化与可替代的变迁路径
现在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用于分析欧美政党变迁的分类方法不是无懈可击的。它设计了一种单向的变迁模式：按照基希海默尔或帕尼比昂科的理论，所有的政党已经成为全方位政党或职业选举型政党；按照卡茨和梅尔的理论，所有的政党现在正在向卡特尔型政党转变。这种分类学的一个局限性是它几乎没有为现代政党的发展提供一种可供替代的模式，这种路径认为现代政党已经不能维持过去的群众型政党或以精英为中心的政党那样的运作模式了，其所描述的唯一的变化是所有的政党只是在转型的速度上有所不同。这与现实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因而政党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的分类方法或重新解读已有的分类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现代政党是一种处于外界环境压力下的组织。政党过去习惯于有自己的“所属选民”并有规律地支持自己，现在则发现这种选民的数量和忠诚度都下降了，政党已经不能完全操纵政治安排了，并且发现自己在提供可供选择的激励以吸引和征募党员和支持者方面已经越来越困难。与此相对照，利益组织和为单一问题而开展的运动对选民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各政党是以不同方式或路径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的。占支配地位的假设是从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转型，其内涵是：政党的变化是向着如何表达选民的利益而不是争夺选民的归属方向发展；强调问题和特性而不是意识形态，概括来说就是向以强调党的表达功能和通过辩论而精选政策为特征的追寻选票的政党转变，而淡化了与自己的支持者的过去的那种紧密关系[3](P262-267)。
基希海默尔把全方位政党看作是一台选举机器，它可以非常有效的手段赢得选举，从而迫使其竞争对手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手段或组织转型以适应选举竞争。但从另一面来看，全方位政党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实体，它没有大量的党员或所属选民，因而也就没有安全的支持基础，在一次选举中支持它的人可以在下一次的选举中抛弃它。尤其是全方位党为了成为政治经纪人和上台执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党的情感表达功能，始终持一种中性的立场，这样做就为其他政党和市民社会留下了活动的机会，这些运动由于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因而能够更好地激发群众的不满情绪或激励群众的情感和团结，而这正是职业选举型政党不能提供的。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卡茨和梅尔认为政党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型，即向卡特尔政党的转型，这是通过党对国家的更紧密的控制来使自己摆脱由于选民情感的变化而对自己形成的压力。
但卡特尔政党同样是脆弱的。因为它即使不是国家的一部分，也与国家紧密相联，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对国家政策的成功负有责任，而且对国家政策的缺陷和失败也负有责任，在资源短缺期间这种缺陷和失败会经常发生。尽管卡特尔政党可能由于更多地得到国家的补贴和更容易地加入执政联盟而一时躲过选民的指责，但卡特尔党也会更为彻底地暴露在那些持更为自由的立场和采取纯粹的反对党立场的政党——通常是新型政党、新右翼政党和与政府的政策较少有同谋关系的持中间立场的党——的面前，从而面临集中的抨击和强有力的挑战。这些挑战会经常威胁到卡特尔党的执政地位，会在其党内形成压力，以迫使其修改自己的战略和政策。
全方位党和卡特尔党的这种脆弱性是难以改变的，由于处于外界力量的压力之下，它们可能经常不知所措，或者被要求突出党的表达功能尤其是党的议会代表的地位，或者被要求尽最大力量动员选民，或者被要求承担公共政策的责任，所以党可能发现自己经常会陷入矛盾之中。同时，由于受到新兴力量的挑战，几乎所有类型的政党或者通过强化它的政策和纲领、或者通过强化它的领袖地位和采取更专业化的竞选技巧、或者通过进一步地确保通向赞助和国家补贴的通道来作出回应。不同的回应方式可能决定了政党变化的路径和特性。
是什么决定了政党的回应方式或变化路径？经验表明，采取何种回应方式与政党起源时的特性有一定关系，同时更重要的是由党所受的压力和矛盾关系所决定的。当然，一些政党会比另一些政党更为受压力和矛盾的制约，而另一些政党可能会比其他政党作出更有力的回应而不必立即改变自己的特点。在不能充分地表达意愿或通过纲领表达意愿的体制中进行运作，例如近些年来加拿大政党所处的环境就是如此，那么政党就不会面临突出政策的压力而成为追寻政策的党。对那些没有大量党员的政党或领导层不受党员压力影响的政党来说，这同样是适用的。尽管党员会对党的领导层和政策施加压力，然而许多政党仍然试图登记尽可能多的党员，这是因为它们虽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使用党员，但也想用党员数量来证明自己得到的支持程度，来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和合法性，或者为将来征募党的领袖和公职人员建立一个蓄水池。然而，登记党员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现在的情况是，具有稳定归属的选民越来越少了，党已经很难大量征募到与党完全同心同德的党员了。通过提供某些激励机制，像为升迁提供机会或许足以吸引某些人，但是要征募大量的成员则不能靠这种办法，党必须给党员提供参与制定党的纲领和政策的管道。但是，党在这方面做得越多，它就越难以演化成纯粹的追寻选票的党（例如全方位党和职业选举型党）或追寻公职的党（例如卡特尔党）。在这种环境下，纲领或许可以起到联系纽带的作用，即作为一套强度可以伸缩的联系纽带而把党的各部分结合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弱化纲领或政策以赢得选票或加入执政联盟可能会导致党的某些环节破裂，与其冒失去党员或分裂的危险，党还不如选择强化纲领而不是使选票或机会最大化来赢得统治。
当然，突出纲领的作用并不是政党能够用来缓解竞争导致的矛盾和压力的唯一方法，还可选择的手段是疏离持不同意见的党员，把他们边缘化，使其只是选举时扮演啦啦队领导的角色，这是卡茨和梅尔所指出的全方位政党的一个特点，也是公职政党的一个特点。南欧的社会党一般都具有这个特点，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制定意识形态的责任。另一种情况是，政党的指向可能是引起其内部争吵的原因，像荷兰和英国的工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就是这种情况，同样，八十年代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对自己的党纲提出批评并要求改变党纲这一事实，表明党纲对于党和党的领袖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了。当然这有时也是党内反对派反对主流派并挑起党内争端的一种借口。
通过阐述政党对环境变化的不同回应方式而引入了一种解释欧美政党转型和变迁的可替代的因素。这就是说，与其假设所有的政党都在趋同化，不如说不同的政党对导致形成全方位政党或卡特尔政党的压力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一些并没有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全方位政党或卡特尔政党，或者说在被称为这两种政党的许多政党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这种分类方法的重大缺陷在于它的实际操作性不是那么有效，难以据此明确地对政党进行分类，尤其是据此分类的结果可能很难反映出政党的主要特征。
四、结论
政党作出什么样的回应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内部特点、竞争环境和他们的领袖及追随者的决策方式，重新审视现有的分类方法，从而根据环境的变化发展这些方法。然而，重新建构一种类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对从理论到数据、再从数据到理论的互动和分析。本文只是试图评价比较流行的方法，并没有系统地提出新的方法，因而是很初步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6-03-20
注释：
①这种趋同论认为，当代政党是在同一环境下进行竞争，对同一财政关系和选举体制作出回应，因而所有的政党都变得越来越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