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悬的个体：谢灵运生存悲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个体论文,谢灵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谢灵运作为东晋名士精神的集大成者，却生活在不允许名士精神自由存在的刘宋时代。身处于这样的历史遭际中，谢灵运走向了自然，然而自然更使他感到一种难以消解的生命本体的孤苦。正是在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困境中，谢灵运成为孤悬的个体并终至毁灭。而这一毁灭，正是中国古代文人一次典型的精神殉难。
关键词 谢灵运 东晋名士精神 刘宋时代 自然 孤悬个体 生命本体悲剧
在中国茫茫的封建历史时空中，产生了无数文人的悲剧。屈原不愿与世浮沉，愤然跳入汩罗江；司马迁面对封建专制非人性的摧残，隐忍苟活，以个体生命与艰难伟大的历史同体震颤；……谢灵运也正是这无数悲剧中的一个。他作为山水诗的开路先锋，作为富有哲学智慧的一代学人，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却对这位天才判以死刑。这无疑又是一次悲剧性的毁灭。
一
“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白居易《读谢灵运诗》）谢灵运是东晋名士精神的集大成者，他的精神气质属于东晋时代。然而，他的主要活动时期却是与东晋精神气氛迥然相异的刘宋时代。这，正是谢灵运悲剧性的历史遭际。
东晋是一个风流飘逸的时代。综观魏末、西晋，政治黑暗，名士少有全者。但在东晋100余年里，虽然前后几十年政局也很动荡，中间70余年却是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这时又为门阀统治时期，天下非司马氏一人之天下，而是司马氏与世家大族共天下。这样，由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巩固的社会地位，加上东南山水又供奉眼前，东晋名士群体得以摆脱严峻现实的挤压，而进入到一个纯任才情的艺术时代。王字、顾画、陶诗正显示了这一自由时代的艺术实绩。
谢灵运早年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精神自由的艺术时代。他出生于百年望族的谢氏府邸，深受文学艺术气氛的熏陶。可以推断，他本可依恃先天的政治特权，依恃超迈的艺术才情，雄踞时代之上，成就一种自由飘逸的艺术人生。然而东晋时代一方面全力哺育了他那“江左莫逮”的才情、气质，同时又弃他而去，使他在一个别样的时代——鄙俗的刘宋时代经受炼狱般的生活。这一人生厄运似乎早在他出生时就隐约透露出来：“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应为谢瑍）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钟嵘《诗品上·谢灵运》）谢玄虽功名显赫，但乏有传人。他唯有一子谢瑍，又“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蚤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以下未注出处者皆同此）这样，灵运自然成为维系血脉的独苗。然而谁又曾料到，这一生命后来竟漂泊到另一个时代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客儿”。而且我们还深深感到，谢玄家族（也可指东晋名士群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谢灵运只是隔代遗传的唯一“硕果”。更为悲哀的是，这一“硕果”又是多病之身：“积痾谢生虑”（《邻里相送至方山》），“卧病同淮阳”（《命学士讲书》），“有病像长卿”（《初去郡》），“谢病不待年”（《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而等待谢灵运（客儿）的是如此一个时代：以刘裕为首的庶族军阀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建立了刘宋新朝，形成了不同于东晋门阀世族的新的统治阶层。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想方设法削弱、清洗旧士族势力。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社会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王弼、阮籍、嵇康、王羲之、顾恺之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文化以自然为本体，关注人的自由存在；而到了刘宋时代，军阀新贵们在文化修养上远低于世家大族，他们只能以一种粗俗的文化截断魏晋名士文化的历史延续。这自是一种隐形的文化暴行，一次文化史上的堕落。我们承认刘裕摧毁魏晋门阀政治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历史的行进往往伴随着一种高贵精神的毁灭。刘裕集团在文化上的逆反正表现了历史的二律背反。
面对一个精神匮乏的世界，作为魏晋名士精神的末途人，作为魏晋自由精神的传承者，谢灵运自然要承受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他从无限自由的东晋世界中来，却坠落在狭隘粗鄙的刘宋时代。他无法容忍刘宋统治集团强加于他的现实框架，他必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在谢灵运的内心深处，实有一种广博远大的救世情怀。请看《山居赋》：“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沦倾。”“分一往之仁心，拔万族之险难。”《游名山志序》：“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济彼。”《述祖德诗》其二：“横流赖君子。”谢灵运这种拯物仁爱之心自然比那些粗鄙短视的在位者要纯正高贵得多。然而可叹的是，像谢灵运这样以道自任的具有历史良心的士人大多难以进入国家的中枢机关，他们只能徒叹奈何，任凭精神盲动的世俗统治者在历史舞台上表演出一幕幕丑剧、闹剧。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悲剧。
世俗统治者不惟在政治上无视谢灵运的存在，而且还使他陷入了一种动辄得咎的人生困境。元熙元年，灵运因“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涘，弃尸洪流”（沈约《宋书·王弘传》）一案，遭到刘裕亲信、尚书仆射王弘的攻讦，被罢官免职。在封建社会，贵族世家因事处死奴仆，本为区区小事，刘裕诸人却抓住大做文章，自然别有用心。元嘉五年，灵运在家乡“游娱宴集，以夜续昼”，被御史中丞傅隆上告，结果又被免官。后来灵运又与家乡地方官孟顗产生矛盾，孟顗借故向上诬告他有“异志”。虽然宋文帝刘义隆并没有治谢灵运的“罪”，但也因此把灵运留在京城，就近察看。不久又被宋文帝发配到临川（在今江西）去做“内史”，意在“不欲使东归”。在临川，灵运又因“在郡游放，不异永嘉”的罪名，“为有司所纠”，不得已“兴兵叛逆”，犯下死罪，最后终于被统治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广州杀害了。综其一生，不难看到谢灵运在现实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围困的境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告”。
置身于这样一个“虚声为罪”（《自理表》）的世界里，谢灵运的个体生命遭到巨大压抑与毁坏。然而，谢灵运并没有在沉默中寂灭，他以其名士的自由天性、诗人的艺术才华、哲人的精神风范，向世俗者的世界展开了特殊的抗争：既然统治者在政治上处处限制自我，那自我何不以其名士精神、贵族气势、盖世诗名、哲人风度名震天下？《宋书·谢灵运传》载：“（永嘉）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常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所有这些无不表现了一个自由灵魂对于自由匮乏世界的抗争。这种惊世骇俗的精神对抗也正是谢灵运凸现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可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山居赋》）谢灵运在政治上受制于世俗统治者，然而在精神世界却可以傲然独立，因而他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
但是，我们只要细加辨析，就会深感到一个悲剧的存在：谢灵运对抗现实只是一种精神对抗，并不具有政治实力；这种精神对抗又多限于个人行为方式上，而且又不能是直接的，否则就会招致杀身之祸。诚然，谢灵运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他的精神品位及个人气质，刘裕及其后继者无法企及。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政权的拥有者是刘氏，而谢灵运只不过是刘氏天下的一介草民。为了维持在现实中的生存，他不得不俯首称臣，隐忍苟活，有时还得向统治者大献谀词。置身于这样的生存困境中，谢灵运感到了一种深刻的悲哀：“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伤心赋》）在一种无以言说的痛苦中，惟能做到的只能以一种放浪的形式发泄自我的不满：“（灵运）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南史·谢灵运传》）一个著有《辨宗论》的哲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现在竟至于如此一丝不挂地放浪自我。这既是对现实社会的无奈反抗，也是为人生理想不得实现的自我堕落。在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哲人不存”（《山居赋》）的时代，天才似乎只有自我堕落才能减轻自我的痛苦。
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谢灵运的所作所为都早已记录在案，死刑判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无论谢灵运反抗与否，无论谢灵运能否反抗，谢灵运的名动一世本身就是一种鼓荡社会风气的不稳定因素，是一种隐形的政治威胁。而且，谢灵运独步一世的学识、才情、气质也正反衬出世俗统治者在此方面的匮乏无能。因此，在统治者看来，只有钳制乃至毁灭谢灵运这一精神存在才能确保自我在精神领域的统治。而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如愿以偿了。而中国封建文人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二
在东晋时代，对自然的爱赏、领悟成为名士们的群体意识。作为东晋名士精神的嫡传，谢灵运深受这一自然审美风尚的熏陶。然而时代发生了变化，谢灵运无法再像东晋名士那样安坐于现实之上，悠然自得地面对山水世界。为了在现实中的生存，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不得不成为现实世界的沉沦者。尽管在他的内心深处渴望着自然，然而他却一时难以从现实中抽身而出。这种两难的痛苦心境一直延续到他出守永嘉时才告一段落。
谢灵运走向自然一开始显得步履沉重。这是因为他是作为政治失败者被赶出京城、出守永嘉的。但随着旅次的推移，京城的越来越远，谢灵运的心境也趋于平缓。他逐渐意识到：自我正在走向自然，走向家乡，而这不正是自己过去在“围城”中所梦寐以求的吗？不正是对自我本性的回归吗？《邻里相送至方山》：“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过始宁墅》：“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缁磷谢清旷，疲
惭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谢灵运以往在现实社会中疲于奔命，无暇反观自身。而今人在旅途，摆脱了人事的纠缠，能够冷静地对自己的生活作一解剖。他深感自己不适合在社会中生存，然而自己却沉沦于现实世界中24年，这自是对自我自由天性的背叛，结果创伤深重，病体难支，一无所获。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自己本是病拙之身，何必要加入社会倾轧的行列，何必要过一种浮躁的生活，为什么不回归自我，回归自然，过一种纯任自由的诗化生活？在这种平缓冷静的语调中，他对自己作了彻底的审视、彻底的解剖。人生在世，难得有几次这样透心的觉悟。
正因为有这样透心的觉悟，谢灵运越走向故乡，走向山水，就越发现了真实的“我”，痛苦消失了，完全是一种欢欣鼓舞：“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檟，无令孤愿言。”（《过始宁墅》）在家乡的山水里，他恣情游览，生机勃勃的自然节律唤起了他内心的歌唱，唤起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在现实世界里，人的个体生命遭到了严重的围困与损害，人失去了自由的天性，失去了对于自我生命的关注与欢欣，感受到的只是生命的沉重无比。而在自然世界里，万物万象气韵生动，天机溢发。这样一个灵气灌注的世界，直使人胸襟开阔，感兴勃发：“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在无边的大自然的世界里，谢灵运备受创伤的心灵被激活了，他仿佛一个漂泊在外的浪子又复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尽情感受着一种伟大而神秘的生命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在追寻自然的过程中为我们显示了他的独特精神：他绝不满足于像陶渊明那样对邻近山水的观赏，而是以一种亢奋的精神，把自我投入到大自然的深处。《宋书·谢灵运传》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仿佛只有把自我深陷在大自然的深处才能够真正体味出自然的伟大与神秘，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一种生命大全的自然气息；也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放任自我，进入一种时空冥没的精神至境，与古代逸民高士千载同归，共享太和：“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息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战胜臛者肥，鉴止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初去郡》）“川后时安流，天吴静不发。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矢伐。”（《游赤石进帆海》）
然而，悲剧也由此诞生。正因为在自然中走得太远太久，正因为远离社会，远离世人，他成为深入自然的孤旅者，成为独为自然的唯一个体，这样他在自然中就不能不经历那孤独无依的时刻：“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袅袅秋风过，萋萋春草繁。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芳尘凝瑶席，清醑满金樽。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谖！”（《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灵运伫立于险绝之处，自能领略一种伟大的自然精神。然而独对自然的伟大，生命个体也自有一种无边的寂寞。他多么渴望远方友人的到来，多么渴望远方的对话者，但是每一次等待都是失望，每一次呼唤都没有回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孤独的身影怎样才能在自然的深处安顿他那寂寞的灵魂。
谢灵运是一个极重友情的诗人。在他的诗中，对于朋友（赏心）的深情成为贯穿始终的重要情结：“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正因为谢灵运将友情视作人生的一大要义，所以每当他与自然之美对视的一瞬间，他都会强烈生发出对朋友的思念之情。他多么渴望朋友们能与他一同把握那美好的时刻，然而他们却无缘与他共赏，这不能不使我们的诗人深感到一种美景虚设的愁怅：“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登楼为所思？临江迟来客。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圆景早已满，佳人殊未适。即事怨睽携，感物方凄戚。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摘。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觌！”（《南楼中望所迟客》）此正所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诗序》）。这种面对自然美景的孤独与痛苦，自是一切特具深情的人们在自然中都能生发出的感情冲涌，但在中华这一泱泱诗国里，唯有谢灵运以此作为主题全面展示出来，这不但显示了谢灵运情感世界的深沉，同时也显示了他灵魂的沉重痛苦。
更使人难以消解的还是有限的生命个体在无限的自然世界中所感知到的生命本体的悲剧。庄子云：“渺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乎大哉，独成其天。”（《庄子·德充符》）“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自然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时空存在，而自我生命却是瞬间的有限个体。这种个体生命在无限世界的凛冽感，既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巨大矛盾，又造成了人生命本体的悲剧。人生的险峻正由此彻底地显现出来。作为深入自然的孤勇者，作为人生痛苦的体验者，谢灵运也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入彭蠡湖口》）诗人在遭谗见逐中虽痛苦不堪，但一遇秀媚的江山仍游兴大发。然而江湖满目，世事如烟，孑然一身的个体生命无以把握古往今来的无限时空，于是便以音乐来驱赶那生命虚无的惆怅烦忧，而一曲终了，世界仍无言以对。如此，诗人自我就被彻底摒弃在无限世界之外，成为孤独无依的生命个体。
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越是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越是深切感到人在自然中的这种生命本体的悲剧。我们上引的《入彭蠡湖口》一诗作于元嘉九年（公元432年）春，而谢灵运在一年后（元嘉十年）即在广州被处以死刑。现在我们再看看他作于元嘉九年冬的《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险径无测度，天路非术阡。遂登群峰首，邈若升云烟。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筌。图牒复摩灭，碑版谁闻传？莫辨百世后，安知千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诗人置身于无限的高峰，遥望人世间，顿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感。然而也正在这里，一种历史的虚无感受袭上心头，他深感到：宇宙自然是一个默默无语、深不可知的世界，而自我只不过是一个孑然一身的苦行者，既不能深入过去，也不能走进未来，惟能做到的只是独来独往，只能把握现时俄顷的一刻。这首诗看似旷达，实则为一种无可奈何的疏放。当一个人深感到总有一天要被赶出自然的伊甸园，自然终究要对自己关闭通向无限的大门，自我除了放任现时的生命而外，还能有什么可供选择的道路吗？
这种生命本体的悲凉在他的《岁暮》一诗中得到了至为深刻的体现：“殷忧不能寐，苦此梦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催！”茫茫的生存之流无情地淹没着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一个时代的哲人，作为一个彻夜难眠的守夜者，谢灵运深陷在一个巨大虚无的围困中，内心一片寂苦。由此，谢灵运这一孤悬的生命个体也就渐渐走到了他的人生末途。
三
谢灵运在现实社会结构中深感到生命个体被毁坏、被压抑、被围困的痛苦。为此他选择了自然作为凸现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并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人与自然的拓荒者。然而，对于独自深入自然的谢灵运来说，自然非但不能彻底拯救人的痛苦灵魂，反而更使人感到一种难以消解的生命本体的孤苦。这就自然造成了谢灵运与自然的疏离与对立，造成了谢灵运在自然中的步履沉重。所有这些，正构成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
人与自然的主题启示了人的自由及其困境。为了从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至深痛苦中逃离出来，谢灵运重新沉沦到现实社会中来。现实社会是一个充斥种种“有”的世界。虽然这里生命的个体处于一种极不自由的状态中，然而人们为了遗忘在自然世界中不可名状的茫茫“虚无”，有时宁可交出自由，混迹于追逐名利的茫茫人海里。谢灵运从自然中又复返回现实，正源于对精神孤独的恐惧以及现实世界的“有”的诱惑。而这，也正反映出人生无所适从的困境。
正因如此，谢灵运也就走入了现实社会为他设置的陷阱，走入了死亡的深渊。他在《绝命诗》中满怀悲怆地写道：“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作为一代哲人，谢灵运在死亡面前没有感到恐惧，可叹的只是在历史的时空中，有多少君子仁人死于非命。今天，死亡已横悬于自己头上，沉重无比的生命将嘎然而止。此时此刻，他又想起了遥远的自然天地。诗的最后一句就极真实地道出了他对于自然生活虽感孤独却又无以忘怀的苦恋心情。身处自然，毕竟可以荡尽尘滓，摆脱人世间的种种恶意；在自然中虽有一种无边的孤寂，但这也自是一种世人无以企及也无法理解的哲人痛苦，它远比世俗者的痛苦要高贵得多。这或许正是谢灵运在跨越生死大限时留给后人的精神启示。
对于谢灵运之死，我们应寄以深切的同情。我们认为，谢灵运之死与嵇康之死一样是一种悲壮苍凉的毁灭，是一种精神的殉难。他是一个天才，却生活在一个不容纳天才的时代。正因如此，他深切感到了一种精神荒寒的深刻痛苦。这自是一种历史的厄运，精神的厄运。然而也正是这样，他显示了一种精神的悲壮与伟大。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不正是由屈原、司马迁、雨果、托尔斯泰这些精神受难者写就的吗？
时至今日，谢灵运早已成为古人，无以觅回。但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留下了人与自然这一宏大的主题。他的痛苦与追求，他的精神磨难永远凝聚在《谢康乐集》中，成为一种历史的实存。
收稿日期：1994-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