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雅直夫妇与温州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叶锋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温州325003）
摘 要： 1867年，英国传教士曹雅直来到温州。曹雅直夫妇在温州的教育实践活动标志着温州教育近代化的开始。在仔细研读外文史料的基础上，曹雅直夫妇在温州兴办男校和女校的教育实践及其近代化特征得以明晰和总结。
关键词： 曹雅直夫妇；温州教育近代化；实践；特点
温州是近代较早的开埠城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对温州社会性质、经济结构和教育变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列强加速入侵温州进程的同时，开埠在客观上加强了温州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西方人在温州的教育实践促进了温州教育的近代化。
1876年前后，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温州传教或是游经温州，他们留下的回忆录和书信是温州教育近代化研究的重要史料。第一个来温州的新教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1835—1889年）揭开了西方与瓯越地方交流的崭新一页，他与夫人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在温州的教育活动标志着温州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一、曹雅直初入温州
曹雅直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贝尔赫尔维（Belhelvie，Aberdeenshire），1865年受英国中华内地会指派，于1867年到达温州传教，1887年返回欧洲，两年后病逝。关于曹雅直的记载，最为全面的当数其妻曹明道所著的《中国传道26年》（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该书是本文主要的史料来源。此外，《温州文史资料》、《瓯风》等系列丛书的相关文章也是本文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国传道26年》记录了曹雅直年轻时的意外及之后的经历：“斯托特先生长大后干农活。大概十九岁的时候，他在路上摔倒了，膝盖碰到了一块石头。这次小意外出现的白色肿块导致了两年后他的左腿被截肢。……康复之后，他在一所学校任教了几年。有一次，他从一个准备出国的朋友那里第一次得知了中国对于传教人员的需求。”[1]2-3关于曹雅直得以前来中国，《中国传道26年》这样记述：“接受了斯托特先生从事传教工作，戴德生（Hudson Tayler）先生表示斯托特坚定的信念使其显得特别。显然没有教团愿意送一个瘸子到中国进行开拓，因此斯托特很感激戴德生能接受他。当被问到他为什么只有一条腿还是考虑去中国的时候，斯托特的回答是：‘我没有看到那些两条腿的去，所以我必须去。’”[1]3
1865年10月，在装上了假腿之后，曹雅直出发前往中国，于1866年2月到达上海，并很快转往宁波。“在宁波地区，斯托特花了18个月的时间学习（温州）方言，于1867年11月到达温州。”[1]10其妻曹明道则于1869年11月离开英国，1870年3月到达上海，之后两人成婚并返回温州。
在温州，曹雅直最初的日子过得有些艰难。“整整三个月，他和蔡文才（Mr.Jackson），那个特地从台州赶来陪伴他的人，一直住在小旅店里。所有人都害怕他们，没有人愿意将房子租给可恨的外国人。租房协议屡次接近完成，但租金却多次遭退还，他们只得再次开始疲倦的找寻。”[1]11在曹雅直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出现了转机：“最后一个有一定影响力、曾因吸食鸦片和好赌而陷入绝望的人向他们提供了房子。①他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一切后果。”每当碧眼黄发、棕胡满腮，一瘸一拐、拄拐前行的曹雅直外出，也时常被人围困，总有周围群众围困起哄，甚至朝他投掷石子。曹无法脱身，即撒一把铜钱，乘众人拾抢之机脱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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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雅直初入温州的待遇不算美好，其原因主要有：首先，当时正处于西方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之际，英国借口“马嘉里事件”，1867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温州开埠。温州人对前来的西方人以及文化心怀恐慌和怨恨，视若洪水猛兽，断不会坦然接受。其次，由于西方宗教的涌入，激起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强烈反弹，洋人、洋教“挖人心肝、嗜血成性”的说法甚嚣尘上，令普通百姓难辨真假，对其又惧又恨，必欲驱之而后快。还有一点，怕是与曹雅直瘸腿、行路须用双拐、一跛一颠，并没有后来者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这般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有关。很多时候，曹雅直因此成为了粗鄙之人嘲笑、厌弃的对象。
“教育近代化”就是“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因此，我们可将其理解为“教育适应近代社会发展要求所达到的一种较高水平状态。它是传统教育在近代社会的现实转化，是包括教育生产力、教育制度体系、教育思想观念在内的教育形态的整体转换活动，是包括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内的教育系统全面进步的过程，其核心是人的素质的近代化。”[5]924显然，教育近代化的核心内容应包括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的近代化。
二、曹雅直夫妇在温州的教育活动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轮番冲击下显露外强中干的本质，变得不堪一击。在艰难而痛苦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封建体制下的教育弊端日益凸显，旧有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显然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国内要求改革教育以振兴国家的呼声日渐高涨。在温州的教育近代化改革过程中，孙诒让、陈虬等士绅起了决定性作用，曹雅直、苏慧廉等来温传教士的引导和示范也同样不可忽视。曹雅直作为第一个来到温州的新教传教士，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比较了解中国，其教育实践活动对温州的教育近代化有开创之功。
（一）曹雅直创办男校
在温州安定下来之后，1869年②曹雅直兴办了男校（a boys'school）[3]，名为“仁爱义塾”③，一开始并不顺利。“为了提高日常参与的人数，学校一开始提供免费中餐。一些人过来参加了，他们看上去似乎有了良好的开始。直到有一天，走进教室的时候，曹雅直只是看到了老师，并没有孩子。他问了问，人们告诉他流言在广泛传播，说是他诱骗孩子们前来，其目的是挖取孩子的心和肝用来做药。孩子们的父母都害怕自己的孩子出危险。”[1]11后来，曹雅直提高了学生入学的优惠待遇：“凡来读者，一律免费供应膳宿，并奉赠书籍文具、雨伞钉鞋；此外，其家庭还可每月津贴大洋10元。”[4]344尽管如此，“由于人们疑惧心理未销，入学者还是寥寥无几，连叶钟杰④的儿子叶如周在内，也不过三四个人。”[4]344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到1870年2月曹雅直暂离温州为止，他建立的男校“有12个男孩彻底在他的照顾之下”。[1]12
李可盈认为，曹雅直夫妇在创办女校时关于学生不得裹脚的规定，“是温州历史上首次有人向裹脚陋俗发起挑战。”[3]在曹雅直夫妇等人的坚持下，这项规定得到了较好地执行，并在其他在温西方人创办的学校陆续推行，人们的观念、社会的风俗因此逐渐改变。
馆长被砖子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说得张口结舌，暗忖那些有鼻子有眼睛的事莫非是假的？可有人反映到文化局了，我是代表局长来找他探口风以期交流的。他娘的，没有就算，关我鸟事啊。
除了对基督教教义的学习，缝纫女红也成为了女校学生的必修课，曹明道也会经常去上课：“女孩们接受彻底的实践训练，在离开学校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成为教会志工。……在《圣经》课上，年纪稍长得女孩比以往更加专注。六月的一个早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一起干活，做针线活的那帮年纪稍长的女孩坐得开了点，而我则被一帮学缝纫的小女孩团团围住。”[1]57
曹雅直全面参与了男校的教学和管理，并且对男校的学生抱有较高的期待。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坦陈：“我给你介绍下我是如何度过一天的。我通常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冥想、祷告然后吃早饭，再去学校上一节短课。接着我会检视并提供家庭生活所需，例如买米、蔬菜、鱼和柴火、针线、纽扣、鞋子等等，每样物品的尺码、数量、质地都需要我来决定。采购完成，我会去书房准备星期天和晚上的讲话。……中餐之后，我继续学习，接待来访者，或者出门走进乡村。……在我回家的时候，男孩子们都已经放学。我会让他们继续忙碌，直到入夜的晚餐都不瞎胡闹。……之后，我们会有些娱乐活动，讲讲记忆中的故事、展示些图片、欣赏音乐。……接着是孩子们的提问时间，我试着从一开始就拓展他们的知识面，以培育那些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1]12-13
（二）曹雅直夫妇创办女校
至于曹雅直夫妇创办女校，其初衷也是为了方便传教：“1872年，我们的厨师，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后那天受洗的人，娶了一个异教徒妇女。我们很是伤心，然而又能做什么呢？坚持基督徒只能“在主面前”结婚事实上行不通，他们周围并没有女基督徒。异教徒妻子的影响很快就明显起来，首先是他内心的冷漠，然后是对精神世界的无所谓态度。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只得把他开除出了教会。这件事使我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满足年轻男基督徒对于基督徒妻子的需求，如果我们想建设一个强有力且健康的教会的话。经过长时间的祈祷和思考，我们决定兴办女子寄宿制学校。”[1]54可见，曹雅直夫妇在温州兴办女学时间应在1874年前后，其出发点也并非如想象般那么崇高，只是出于简单的婚配需要。
女校的当时的值得一提的“创举”是规定入校的女生不能缠足；“前路有许多困难，我们并没有合适的女生宿舍。我们还决定学生不能缠足，尽管我们知道这有可能妨碍我们招收到想要的学生。因为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另外一些学校只得默许这项陋习。我所知道的其中一间学校发现要和这种习以为常的风俗斗争真是异常艰难。但我们体会到了做开创者的重要性，急切地在坚实基础上开始。……我们散播消息说，将准备招收一些十岁以下的女孩，提供吃、穿并实行免费教育。我们要求这些孩子没有缠足。”[1]55
关于义塾男生的学习情况，一个学生在写给曹雅直友人的信谈到：“首先我们很感谢你寄来了这么多漂亮的照片。虽然照片本身价值不大，但却体现了你的爱心。你也一直为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祈福。在学校，我们增长了见识，身体状况也挺好。阅读《圣经》让我们了解了上帝。我们也会读一些本国圣人经典，并能一定程度上理解。”[1]28-29因此，李可盈认为：学校的基本课程包括了西来的《圣经》和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4]
根据《中国传道26年》的记载，女校最初是和男校合在一处的。随着第一批女生的日渐长大。1879年，曹雅直夫妇利用上一年回国筹到的钱款，独立建设了女校校舍。1902年该校改名为“育德女学”。
这些副词儿化也如同形容词儿化，会使人物语言更加形象化、生活化，也很能体现北京话的特点。其他如：不得已儿、偏偏儿、故意儿、当面儿、忽剌巴儿等。
三、曹雅直夫妇教育实践活动的近代化特征
在西方，“modern”与“ancient”相对，具体指新航路开辟以来到现今的这段时期。从中国范围来说，所谓“教育近代化”的发生时段应是在1840年到1919年之间。具体到温州，则应该是从1876年温州开埠前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的这一段时间。
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观察、想象、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生在习得知识、感悟语言的同时，还要融入自然、深入社会，在生活的体验中陶冶情感、提升品质。语文活动形式多样，可表演、可演讲、可辩论……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感受到语文的魅力，感受到语文教学的真谛。教师要将活动的自主权交还给学生，让学生通过有序的实践活动将课堂与课外互动互补，让学生在提升听说读写的能力的同时，获得情感的体验、人格的塑造。
温州开埠前后，以曹雅直夫妇、苏慧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温州。一方面，这些传教士以宗教和文明使者自居，但他们意欲利用宗教信仰改变温州的实践却屡屡受挫。为了营造适合基督教传播的大环境，曹雅直夫妇、苏慧廉等人无一例外地通过开办学校来进行宗教灌输：设置宗教课程、举行宗教仪式等，以此渲染气氛、培养信徒。另一方面，曹雅直夫妇等人在温州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具有明显的近代化特征。
（一）教育观念的近代化
曹雅直夫妇在温州的教育实践活动，利用西方的教育经验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了一定程度改造和更新，其无论贫苦人群、还是女性，人人都可接受教育，妇女也要有一技之长、不可以裹脚等理念逐渐在温州深入人心。
学校利用“我们的节日”和各种纪念日开展教育活动，特别是利用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大力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通过组织阅读活动、知识竞赛、演讲活动、少先队主题实践活动等，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广大师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师生的文化自信心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学雷锋活动日”、植树节、世界读书日、世界环境日等纪念日开展相关主题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增长知识，提升素养，强化道德修养，促进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坚定信念、磨砺意志，在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的目的。
既然是不收费还有补贴的“义塾”，因此学校招收的都是无法负担学费的温州底层人民的孩子，绝少例外。曹明道曾经讲过一次亲身经历：“我清楚记得一个白皙面庞的少年被带了进来，穿着一件非常好看但有些旧的丝绸外套。我很奇怪能见着如此富足外表的男孩子。我原以为一个能够给他儿子穿上丝绸的父亲肯定能让他衣食无忧。说破了天，没人会因为教育和培养来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孩子来这里都是因为父母太穷而拿不出食物。现在我想终于有了一个例外，来了第一个家境优越的男孩子。唉！第二天早上父亲就来说了很多抱歉的话——丝绸外套是借的，必须归还原主。当外套被脱下来的时候。天哪！都是破烂，而且很脏。我立即给这个小家伙拿了一套新衣服，把旧的烧掉了。”[1]129
他反反复复地练习滑翔，早早便成为了云浮“飞”得最远的人。但那种借助外物机械带来的飞行体验，又怎能满足得了他的心呢？他无数次地坐在山巅，仰望无尽的苍穹，望着云浮山上空飞过的雄鹰和鸿雁，望着云浮山下飞过的雨燕和黄鹂，他无数次地想，如果能飞一次，哪怕只有一次，此生也便无憾事了。
曹雅直在温州的教育实践活动，其主要的对象是食不果腹、无法支付教育费用的温州贫苦人民子弟以及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基本教育的女性。这无疑将教育扩大到了之前没有涉及的受众，是有进步意义的。
学校最初就办在曹雅直夫妇的家里，根据曹明道的记述：“我们起初住在一座较小但拥有三间房的中式屋子里。楼上的三间房是留给我们自己的——一间卧室、我丈夫的书房，中间是我们的客厅。楼下的房间是学生的寝室。”[1]22
（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有学者称曹雅直创办的男校是“温州第一间西式学堂”[3]，事实并非如此，这应是一间采用中式教育为主，中西结合模式的学堂。在所见材料范围内，曹雅直夫妇并没有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记录，两人在温州的教育实践主要依靠自身，只是偶尔会有教会同仁从宁波等地过来帮忙。虽然中式传统教育的意味浓厚，但这毕竟是在温州迈出了新式教育实践的第一步。无论是学制，还是学校的管理体系，都打上了明显的西方烙印。
（三）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近代化
虽然曹雅直夫妇的开办的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并没有革命性的突破，却依据西方的教育理念，大幅度地增加了活动课和实践课等新式课程。他们在男校开设美术、音乐等课程，鼓励男校学生学习西方文化、与西方朋友进行通信，在课堂上同学之间互相交流信件内容。他们在女校开设女红、缝纫等课程，也与传统的中式教育截然不同。《中国传道26年》揭示出曹雅直等传教士投身教育之后，其角色也会慢慢发生转变，往往把更多精力放在兴教办学之上。众多的在温传教士也有了“教育家”的另一重身份。
当然，曹雅直等人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为传教服务的，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根本上来说，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就是传教，教育只是传教的辅助手段。曹雅直建校的初衷当然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因而无论男校还是女校，宗教课程便成为学生的主修内容。学校规定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宗教活动，甚至规定女校学生“读至十八九岁时由校方择配于信徒，不准嫁与教外人”[4]345，着实不合情理。
纳入研究的 14篇文献［10‐23］，其总体偏倚风险较低，文献质量较高。12篇（85.71%）文献详细描述了随机的产生方法，主要为电脑产生随机数字；8篇（57.14%）使用了分配隐藏，包括密闭信封和药房控制；13篇（92.86%）使用了双盲设计，其中6篇（42.86%）对评价者亦使用盲法；7.14%的研究选择性报告有高风险，表现为未报告所有预先指定的主要结局指标；所有研究均未发现有选择性报告的风险；7.14%的研究可能存在其他偏倚。见图1、2。
设计意图： 通过小结，完善知识体系、巩固所学知识，也为后续知识的学习埋下伏笔；并通过问题“是不是所有生物的细胞都要通过内环境发生物质交换呢？”，明确单细胞动物与多细胞动物进行物质交换的区别。
曹雅直夫妇的教育实践，虽然办学规模不大，教学也没有完全脱离旧式教育的窠臼，并没有给温州教育带来耳目一新的巨大变化，但却打开了教育交流的窗口，拉开了西方人在温州一系列教育实践改革的序幕。之后不久，保禄小学、艺文学堂、文心小学等西式学校陆续开办。尤其是苏慧廉创办的艺文学堂，无论是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还是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等方面，都与西方当时的先进理念和做法接轨。如果说孙诒让、苏慧廉等人掀起了温州教育近代化高潮，那么曹雅直夫妇的教育实践活动就是温州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注释：
①根据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段》记述，曹雅直一行来到温州，先住在了温州晏公殿巷客栈，次年正月得大南门东城下黄宏林屋，年余后租了花园巷张姓的房子。根据时间推算，其办学应是在其花园巷所租的房子中。
②根据高建国的研究，曹雅直兴办男校的时间是1868年。根据李可盈的研究，时间是1869年。曹雅直1867年11月到达温州，从时间上推算，1869年更为可信。
③1902年，“仁爱义塾”改名为“崇真小学”。
④叶钟杰为补鞋匠，是温州第一个经曹雅直正式受洗入教的基督教新教徒，据苏虹：《旧温州轶事录》，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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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M].American Tract Society,1897:2-3,3,10,11,11,12,22,129,28-29,12-13,54,55,57.
[2]苏虹.旧温州轶事录[M].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1.
[3]李可盈.曹雅直[EB/OL].[2019-02-07].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cai-yazhi.html.
[4]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段[A].政协温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C].浙出书临第137号,1991:344,344,345.
[5]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第二卷）[K],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924.
George Stott,Grace Stott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Wenzhou's Education
YE Feng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Wenzhou,325003,China)
Abstract: In 1867,George Stott,a British missionary,came to Wenzhou.Mr.and Mrs.Stott's practice in education indicate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Wenzhou's education.Based on careful study of foreign historical materials，Mr.and Mrs.Stott's practi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boys'school and girls'school in Wenzhou is elaborated and its modern features are summarized.
Key Words: Mr.and Mrs.Stott;the modernization of Wenzhou's education;practice;features
中图分类号： G1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105(2019)02-0074-05
Doi: 10.3969/j.issn.1672-0105.2019.02.017
收稿日期： 2019-02-05
基金项目： 2018年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清在温西方人与温州教育近代化研究”（18WSK153）；2019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晚清西方人与温州教育近代化研究”（2019N84）
作者简介： 叶锋（1977—），男，浙江兰溪人，历史学博士，教育学硕士，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史、中西文化交流史、通识教育。
（责任编辑：曹大辉）
标签：曹雅直夫妇论文; 温州教育近代化论文; 实践论文; 特点论文;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