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未完成论文,信息时代论文,图书馆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职业似乎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危机症状：图书馆学研究被斥为“丑陋”[1]，图书馆学教育被称为“疲软”[2]；职业话语的严谨性削弱，职业道德的约束力降低；对图书馆职业的忠诚成了“守望“[3]，被图书馆学系录取是出于无奈。这些症状向我国图书馆职业发出了严峻的警告：她需要从精神到躯体的重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建中和范并思先生提议发起职业核心能力和精神的讨论。《图书馆杂志》第三期专门刊登了讨论征稿。本文借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论题（注：“未完成的现代性”命题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20世纪后半叶社会问题的诠释。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由启蒙运动集中体现的现代性理念（如通过人的理性可以实现对自然的认识和有效利用，促进人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之所以未能实现其对社会的预期，不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现代性尚未完成。）参加这场讨论，旨在阐述以下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图书馆职业精神普遍面临信息社会意识的冲击，其完整性、统一性及对职业的凝聚力都受到严重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图书馆职业精神已经过时，而是说明，在信息化时代，图书馆职业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来维护职业精神，促进职业发展。
本文将图书馆职业精神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共同信奉的原则和信念，它蕴涵在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中，是职业行为规范(code of conducts)的基础，也是凝聚职业各肢体（实践、教育和研究）的精神力量。
2 植根于现代性的图书馆职业精神
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图书馆职业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当时，在工业革命中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社会发展需要，例如普及教育、营建社会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它指独立于政府（尽管它可能从国家获得财政支持）、不受党派经济势力控制、向所有人开放、接受公民监督、致力于理性讨论的领域。）、建设城市社区等。一批秉承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图书馆职业先驱顺应时代需要，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推进到了社会改革的行列，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现代图书馆职业建设。他们一方面将分散状态的图书馆员队伍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兴办职业教育、交流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倡导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尊重个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尊重科学、理性、真理）一脉相承的职业理念。这使现代图书馆职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等精神，也使图书馆成为西方现代性（注：根据英国社会学家Webster的理解，现代性是指十七世纪以后发生在欧洲科学、生产、思维方式方面的一组变化；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精神。）建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馆职业对理性和知识的崇尚源于她对以下启蒙运动思想的认同：理性（而非感觉、神灵、专制或权威）是认识世界和追求幸福的途径；理性的果实（知识）是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现代图书馆职业先驱（如爱德华兹和杜威）都是深受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图书馆活动家，对理性和知识的价值深信不疑。爱德华兹在开始推动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时就提出：“有什么能比平静的理性力量更能抑制骚动的情绪？又有什么能比理性更使人向善，使人满足于以和平的手段改善自己处境的缺陷？”[4]。进入20世纪以后，几乎每一代图书馆员都把对理性和知识的崇尚视作职业的基本精神。他们不仅继续强调理性之于社会进步的价值以及图书馆之于弘扬理性的价值，而且开始强调理性对图书馆实践的指导作用。到20世纪末，理性依然被视为“图书馆职业实践和哲学的核心”[5]。
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性理念也是现代图书馆职业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秉承的重要思想。现代图书馆职业先驱在推进公共图书馆事业、成立图书馆协会、兴办图书馆学教育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公共图书馆要免费向所有人开放，“让每个灵魂拥有免费的学校教育和免费的图书馆服务”[6]；让“最穷和最富的学生拥有同样的条件去尽情满足求知的欲望、合理的追求”[7]。20世纪上半叶的图书馆员不仅继承了这一理念，而且将它精炼地表述为“每位读者有其书”的职业法则。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很多图书馆员开始思索他们在信息分化中的社会责任。在美国图书馆职业发起的“社会责任大讨论”（60-70年代）和英国图书馆职业倡导的“社区图书馆运动”（70-80年代）中，图书馆职业固有的平等理念还逐渐派生出了对弱势群体信息获取能力的关注。
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也是图书馆职业与生俱来并代代相传的精神特征。因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图书馆职业先驱很早就强调图书馆应该最大程度地传播其资源。杜威将这一原则表述为“将最好的图书，用最小的成本，提供给尽可能多的读者。”[8]；爱德华兹将其表述为无限制地（无需推荐信或入门证）向所有人开放[9]；卡特将其表述为“读者的方便优先于编目员的方便”[10]。几乎所有的图书馆职业先驱都强调，为了保证对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图书馆员应该给予读者其所需的任何帮助。20世纪以后，知识的最大利用原则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并发展为“每本书有其读者”的职业法则。
以上精神经过现代图书馆员的不懈实践，逐渐打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图书馆职业品格，例如：①始终把科学、有效、准确地组织整理人类知识记录视作职业的基本信条，把保存人类文明记录的完整性视作职业的社圣职责；②尊重所有形式和层次的求知欲望，对促进阅读、支持学习的职业活动充满热情；③排斥商业文化和市场信念，坚持图书馆核心服务的免费开放，致力于扩大核心服务（免费服务）的范围；④抵制和批判把知识降格为信息、再把信息转化为商品的话语（注：例如美国学者Birdsall和Raymond都认为，这样的话语不仅掩盖了知识作为理性果实的特殊性质，也掩盖了知识所特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⑤注重服务，视读者的便利高于管理的方便。
3 信息社会意识对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冲击
现代图书馆职业诞生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充满现代性的社会意识是图书馆职业精神滋生的天然土壤。20世纪中叶以前，现代化社会存在和现代性社会意识始终是图书馆职业发展的基本环境。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而形成的新社会意识（本文称之为信启、社会意识）已经对图书馆职业精神提出了严峻挑战。
图书馆职业环境的最显著变化莫过于信息经济的兴起以及由此出现的信启、职业新版图；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马克鲁普提出了“知识生产社会”的学说，德鲁克提出了“知识社会”学说；70年代波拉特提出了“信息经济”学说，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学说。所有这些学说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趋势，即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土地、资本等传统资源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不难理解。一旦知识和信息的经济价值被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它就很难继续作为公共品被自由消耗和“浪费”，它必然要被开发、控制、管理、利用，成为企业和组织的资本，成为可以直接买卖的商品。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信息的经济价值，再加上后福特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即时方式）对信息的依赖，在企业中创造了巨大的信息需求和信息管理需要。
尽管有图书馆员[11]相信图书馆职业的技术专长完全有可能适应这种需要（事实上，在很多大型企业中，图书馆专业人员已经在满足这种需要），但这个职业所具有的现代性职业精神、话语体系（注：例如图书馆职业的“用户”概念比企业的“顾客”概念更明确地表达着服务对象的平等性和包容性，她的“知识”和“信息”概念比企业的“信息”概念更明确地表达着知识的认识论价值，她的“阅读”概念更明确地表达着对文字文化的崇尚。）和机构视角却注定了她不会被企业文化所看中。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及相关机构便开始采用新的话语体系来表达他们对信息管理工作的需要。这个体系剥去了图书馆职业的精神内核，又重塑了信息组织整理的知识体系，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身份和职业教育需要，即信息管理职业。这样一来，在图书馆职业曾占据垄断地位的领域，逐步出现了一批颇为拥挤的信息职业群，如信息管理、信息咨询、计算机行业等，他们分别从事着不同形式的知识和信息组织整理工作，彼此之间已很难避免以毕业生交叉择业、部门合作、机构合并（注：比较典型的机构合并例子就是大学图书馆与计算机中心的合并。）、行业协会合并（注：2002年4月，英国图书馆协会与情报科学家协会合并，成为不同行业协会合并的例子。）等形式进行的职业渗透或融合。由于核心价值观不同（注：Dalton注意到，在这些职业中，计算机技术的地位越是突出，其职业理念中的服务意识和人文价值观就越是淡化。），职业渗透或融合的过程难免伴随着职业精神的冲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冲突已经导致了图书馆职业内部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歧[12，13]。
图书馆职业环境的第二大显著变化就是随信息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政治环境。信息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信息的商品化，培育了广阔的信息市场，也改变了国家、市场和公共机构在信息领域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更倾向于奉行保守的政治理念（即让市场决定信息资源的分配），图书馆职业精神因此失去了政治共鸣，这与公共图书馆在19世纪得到的政治支持很不相同。此外，保守的政治环境还导致图书馆得到的政府资助持续下降，降低了图书馆职业的吸引力，给图书馆职业躯体带来了很大冲击。在职业的三大肢体中，图书馆学教育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很多图书馆学院在政治经济和学校发展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改变办学方向，将自己融入新兴的信息管理职业。这样的学院能否从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方面完成学生的职业化改造，显然是不容乐观的。事实上，近年来图书馆学教育在这方面的失败已日益显露，在美国，职业实践对教育的不满已经促使图书馆协会将2004年的工作重点确定为整顿图书馆学教育危机[14]。
图书馆职业环境的第三大变化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技术意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于这一技术应该如何发展，不同利益群体自然具有不同的预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关信息技术性质、功能和发展模式的命题就构成了所谓的信息技术意识(Ideolog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根据美国学者Birdsall的观察[15]，在当代西方主要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信息技术意识是渗透着技术决定论、市场经济思想和最小政府干预思想的意识。它把信息技术看成是决定社会发展、改变社会关系的自主的、独立的力量，认为信息技术应该在市场主导下自由发展。显然，这种意识与图书馆职业的人文精神、公共利益精神、知识最大存取精神背道而驰，但不幸的是，由于当今较有影响的政治话语（如G8）和学术话语（如贝尔）都渗透了这种意识，图书馆职业精神不仅在政治经济舞台和部分学术领域失去了唱和，而且开始被少数图书馆专业人员所背弃。从20世纪印年代初的“图书馆消亡论”到今天的形形色色的转变论(transformational discourse)[16]，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尽管是少数）图书馆专业人员对其职业精神的背弃。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图书馆职业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精神和价值观。199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了“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观工作组”，试图再次为美国图书馆职业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表述。工作组在2000年提交的核心价值观重新肯定了图书馆职业的传统精神，却未能消除争议。这进一步表明，在当今社会，图书馆职业要维护她的精神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4 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当代价值
从图书馆职业的内部分歧来看，信息社会意识的冲击显然已经导致了对图书馆职业精神的质疑。70年代至今的图书馆学文献中，对职业精神的直接或隐含的质疑已不鲜见(Harris,1998)，如技术主义对人文精神的质疑，“市场主义”对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知识最大获取性的质疑。在这些质疑声中，图书馆职业理念经常被看成是过时的或保守的[17]，质疑者警告，这种保守性必将使图书馆在新的信息职业版图上被边缘化[18]。正如哈贝马斯以“未完成的现代性”命题驳斥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攻击，图书馆职业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质疑描错了目标。
诚如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授Dalton所评论的，即使信息时代的社会意识将图书馆职业精神判定为过时，这也并不说明它不再重要[19]。经图书馆职业精神改造的图书馆专业队伍是信息领域一支特殊的力量：她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标而不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她优先考虑读者的方便而不是自己的方便，她关注知识带给个人和社会的改善，而不仅仅是它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有用性。这使图书馆职业对信息市场力量形成天然制衡，从而弥补市场带来的消极后果（分化、功利、追求眼前利益等），维护公众利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书馆职业对市场力量的制衡不仅体现在她通过免费的核心服务、低价甚至免费的互联网服务、面向弱势群体的上门服务(reachingout
services)，缩小市场造成的信息分化，而且体现在她通过公共讨论、政策制定等过程抵制市场对公众利益的侵蚀。近年来，图书馆职业在这方面的成功经历包括：对过度保护的版权法的反对（例如由于欧洲图书馆职业的反对，欧盟版权令就曾几易其稿）、对开放存取运动（注：开放存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团体为了削弱出版商的权势，恢复研究成果的公共品性质而发起的。其主要目标是迫使商业出版机构在研究成果发表一定时间之后（如半年），授予作者通过网络传播其成果供其他研究人员免费利用的权利。）的积极参与、在相对包容的信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的作用（例如英国图书馆职业始终是工党政府社会包容政策的重要支持者）
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图书馆职业精神对于澄清后现代社会意识和信息社会意识造成的信息伦理模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的社会文化及理论思潮，其基本特征是“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20]。对真理、秩序、统一标准等的否定，导致后现代主义对信息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而，在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看来（如果后现代主义承认有价值观这样一种体系的话，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体系），一份游戏作为信息的价值等同于一份古典作品的价值。在信息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信息社会意识虽然并不否认存在信息价值判断标准，但在它看来，判断信息价值的标准就是市场价值，因而，一份畅销的游戏的价值大于一份滞销的古典作品的价值。在这里，“知识”被降格为“信息”，信息被界定为商品，语言消解了知识的认识论价值和启蒙价值，只留下其消费价值。显然，这两种意识盛行的结果必然是信息伦理的模糊。与这种意识截然不同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虽然未必能扭转乾坤，但它的张扬至少有助于形成对以上两种意识的批判，促进信息伦理的构建。
很多证据表明，在当代社会，图书馆职业精神依然被公众所珍视。1996年，Benton基金会就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前景对公众、政府官员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在数字化时代，美国公众对传统图书馆职业精神依然满怀崇敬，他们更倾向于把数字化信息视作公共品，而不是商品；他们希望政府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资助以缩小信息分化，他们愿意增加纳税来维持公共图书馆的免费服务[21]。近年来，我国公众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有学者认为，这些意见表明了我国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理解和支持[22]。这些公众意见显示，在信息时代，图书馆所代表的公共信息空间将继续在社会构造中占据更重要位置，维护这一空间的图书馆职业精神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正是由于认识到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当代价值，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核心价值观工作组”建议确立以下价值观为美国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观：(1)沟通人及其思想；(2)保证人类知识、信息和艺术的自由开放存取；(3)服务于文化和求知；(4)尊重个性和个性差异；(5)尊重人们形成、保留和表达个人信念的自由；(6)长期保存人类记录；(7)为社区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8)通过合作弘扬以上价值观[23]。这无疑是对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再次肯定。
5 结语
现代图书馆职业是19世纪末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产物，先天地带有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主要来源于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其特征是尊重个人尊严、自由、平等，尊重科学、理性、真理，追求世俗知识和文化，追求幸福。它赋予图书馆职业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知识获取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获取的最大化等精神特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这种精神不仅被职业的所有肢体所认同，也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意识基本一致。这使它成为对外彰显图书馆职业品格和价值，对内凝聚图书馆职业肢体的重要力量。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西方国家进入信息经济时代，新的信息职业迅速出现，信息市场日益扩大，信息商品化范围不断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信息社会意识时常与图书馆职业精神相左。由于政府实施保守的政治理念，国家信息政策更倾向于保护信息市场及私人资本的利益，使图书馆职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政治共鸣。这样一来，图书馆职业不仅在理念上很难继续得到政府的真诚支持，她的机构也越来越难以获得其所需的经费支持。到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已经给图书馆职业的三大肢体造成了很多变异。例如，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各学院竞相压缩图书馆学教育规模和内容；在研究领域，图书馆学开始大量吸收新兴信息职业的话语。其结果是，教育机构对图书馆职业的认同感降低，管理者对图书馆学毕业生的满意度降低，图书馆职业理念出现分歧，图书馆职业躯体及精神似乎同时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坚定步伐。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信息化社会比以往更需要图书馆职业精神对市场力量形成制衡，以弥补市场带来的消极后果。一个社会如果在信息政策和公共讨论中，不再听到图书馆职业精神所代表的、维护公众利益的声音，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美国Benton基金会报告中反映的公众支持以及近年来我国公众对图书馆服务的关注，都显示了图书馆职业精神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Dalton教授的呼吁——“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些观念！”——应该得到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广泛响应。
在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维护图书馆职业精神无疑是极富挑战性的任务，在新的职业版图上既保持开放又维持传统，将更具挑战性，它需要图书馆专业人员从内部和外部同时加强职业建设。对内，图书馆职业需要尽快修复其躯体裂痕，确保图书馆实践、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能够在图书馆行业协会的协调下维护团结和统一：实践领域需要协助教育机构改善图书馆学教育，培养能满足实践要求的职业后备军（拒绝图书馆学系毕业生无异于自挖墙脚）；图书馆学教育不仅需要保证职业后备军的规模，而且需要保证他们确实经过图书馆学专业技术和职业精神的改造；图书馆学研究不仅需要不断创新图书馆学知识，而且需要尊重本职业的话语体系，特别是不再轻弃包裹着职业精神的话语。对外，图书馆职业需要增强自己的政治智慧：审慎地解读其他职业话语中的精神内涵，有选择地吸收来自其他职业的影响，在图书馆行业协会的协调下，以统一的职业声音建设性地参与国家信息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制定，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确保图书馆职业继续成为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