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源流论文,之争论文,言系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19世纪
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研究的发韧大约在19世纪初叶。当时，研究者称之为“印度支那语系”。从文献上看，最早的论著当是莱顿（Leyden）于1808年在《亚洲研究》第十卷上发表的《论印度支那诸民族的语言和文学》。莱顿的文章涉及到印度支那多种语言，如南亚的高棉语、孟语、台—卡岱的老挝语、泰语、藏缅语的缅语等。显然，莱顿把这些语言联系起来已产生了比较和分类的思想萌芽。此后，有关的研究时有呈现。如布罗恩（Brown）1837年发表的《印度支那诸语言的比较》，涉及的语言有藏缅语14种，台—卡岱语1种。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德国学者霍奇森（Hodgson），他在19 世纪中叶前就发现和确定了相当一部分藏缅语族的语言。据记载，从1828年至1874年他共发表有关文章20余篇，有些文章涉及的语言多达十几种。霍奇森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众多的藏缅语言看作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组群。这一点也正是汉藏语言发生学研究的起点。1868年由亨特（Hunter）编撰的《印度和亚洲高地语言比较词典》就是在霍奇森调查的词表基础上完成的。当然，当时语言比较和分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属研究。
随着调查材料的增加，缪勒（Muller）1854年首次尝试对藏缅语作了分类。格里森（Grierson）描述说，缪勒把藏缅语分为两族，一族是“次喜马拉雅语言”，一族是Lohitic语言，包括缅语，那嘎语，藏语，景颇语，库基—钦语和北阿萨姆方言（Hale，1982）。而对汉藏语的分类，虽没有文献直接阐述，但基本的认识是存在的。例如，19世纪下半叶，帕克（Parker）从1887年开始讨论越南语和汉语及其声调，继而讨论过泰语、黎语、掸语、缅语、彝语，乃至日语和高丽语等。他在1889年的文章中认为黎语和泰语有相似性。显然，他对这些语言是有某种一体性看法的。他的一篇论文的标题“印度支那语言的声调”也反映了这种观点（Parker，1889）。下表反映了19世纪大多数研究者的观念（Ruhlen，1987）。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基于地域概念的认识， 包括的范围是中国大陆、东南亚和南亚，所以孟高棉语也包含在内。
到了19世纪末，孔好古（Conrady ）明确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分类（Conrady，1896），他的论著谢飞（Shafer）和易加乐（Egerod）等人都作过评论，其中易加乐赞扬为“一部读起来决不会令人厌倦、值得钦佩的著作”（Egerod，1976a）。其分类为：
应该说，19世纪研究者们对汉藏语的分类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这个事实就是，亚洲大陆及南亚和东南亚诸语言极为复杂，并且相互之间有着众多难以尽述的联系。所以，尽管当时的认识还十分肤浅，然而，仍然可以说，当时的分类已为新世纪造就了基本的和更深层次的分类框架。直到今天，关于汉藏语言的分类依然只是分合问题。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分合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概念了。下面的图反映了19世纪研究者对汉藏语分类的基本看法；同时也给出了本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的一种修正看法（Ruhlen，1987）。
十九世纪把台语和苗瑶语归属到汉藏语系只遇到了一些零星的异议。如特利恩（Terrien de Lacouperie ）就发现黎语与台湾高山族语群（属南岛语）有关系（Terrien,1887）；特利恩是一个涉猎较广的学者，他研究过彝语、纳西语、泰语、藏语、掸语、羌语、黎语、孟语、汉语等多种中国和东南亚的语言。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有着某种敏感性，所以，易加乐认为特利恩以直觉的方式就预见到了本尼迪克特提出的“澳—泰假说”（Egerod,1976b）。 1902 年施莱格尔（Schlegel）提出台语和马来西亚语之间有相似性。而到了1906年奥地利人类学家施密特（Schmidt）提出南方语（Austric）语系时，仍将台语和苗瑶语归到汉藏语系。斯密特是个多产的学者，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孟高棉语方面，但对南岛、汉藏甚至日语也有涉及，他的研究多为宏观性质的，不仅作语言比较，还作南亚、南岛等语群之间的比较和分类。这位学者算得上是远程构拟的始祖，值得注意。
2. 20世纪的前70年
进入20世纪后，人们对汉藏语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1909 年科诺（Konow）在格里森（Grierson ）主编的《印度语言调查》第三卷中以《藏缅语族》为论题界定了汉藏语的概念及范围，并将孟高棉语排除出汉藏语系，他对汉藏语的分类已很接近现在的分类：
汉藏语系：1.汉台语：A.汉语，B.台语；2.藏缅语
实际上，科诺在1904年和1905年就论述过门达诸语（印度的南亚语）和藏缅语族，但是他的分类未包含苗瑶语，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掌握的材料多为藏语和喜马拉雅区域语言等，而对中国南部、越南、老挝、以及缅甸等藏缅语知之甚少。不过，科诺把台语归入汉藏语系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他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ero ）也在多篇东南亚诸语言研究论文中把台语归入汉藏语系（Maspero,1934）。虽然科诺的汉藏语分类未包括苗瑶语，但多年来人们对苗瑶语的认识以及苗瑶语分布区域造成的观念使它总是在汉藏语系中晃动。这对1937年李方桂提出的汉藏语分类应该是有影响的。比如英国学者戴维斯（Davies）就主张苗瑶语属汉藏语系（Davies,1909）。不过， 戴维斯当时关于汉藏语的分类包括孟高棉语、掸语、汉语和藏缅语，其中，苗瑶语又划在孟高棉语之下。这为后来法国学者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 ）把苗瑶语归入南亚语埋下了伏笔。
李方桂是汉藏语言研究的大师。1937年，他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李方桂，1937）中将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汉台语又包括汉语、台语和苗瑶语三族。1973年李方桂在美国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又发表了该文的缩写修订稿。修订稿对汉藏语的分类坚持了36年前的看法，只是调整为四个语族并列，即汉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
李方桂对汉藏语分类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它的提出至今，整整影响了几代学人。特别是在中国，通过罗常培、傅懋績《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罗、傅，1954）的介述，该分类早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甚至在学科研究配置和大学课程中都依此设置机构和编纂教材。无怪乎，美国《中国语言学报》1973年重刊此文时加的编者按语称“这篇文章虽然过了三十多年，但所述本质上还是恰当的和有效的。”（Teresa M.Chang）。
然而，20世纪也并非李氏观点的一统天下。一些断断续续的歧见火花逐渐汇聚起来。例如早在1902年施莱格尔（Schlegel）就表示过台语和南岛语的关系。奥德利古尔利用戴维斯对苗瑶语和孟高棉语的论证，主张苗瑶语属于南亚语系（Haudricourt,1948）。1940年中国学者闻宥就强调过越南语和台语的关系，后来，1957年在《台语和汉语》一文中也通过比较基本词汇而认定台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闻宥，1940，1957）。
1955年谢飞（Shafer）提出了汉藏语的一种分类，他虽然将台语放入汉藏语中，但明确表示台语与汉语的关系是很远的，较之藏语跟汉语的关系更远，并且放弃和藏缅语族并立的汉台语族。谢飞的分类，还将苗瑶语从汉藏语系中掷出了局。下表是谢飞1955年的分类：
汉藏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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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台语？ 藏语 缅语
巴尔语
克伦语
谢飞是一位笔耕甚勤的学者，特别是40年代至60年代漫长的岁月中，整个汉藏（藏缅）语学界处在沉闷不前的局面下，谢飞一直孤军奋战，发表了多部语言系属问题的论著和语言比较分析的论文。虽然由于处境和时代的限制，未能开拓出新的局面，但他的工作和经验为70年代藏缅语领域新的研究兴趣的兴起起到了开山铺路的作用。比如他的《彝语历史语音学》（Shafer,1952）就为同时代的学者所称道。 马提索夫认为“谢飞在开展藏缅语的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见徐通锵，1991）。本尼迪克特（Benedict）评价说他是“首位汉藏语言学家”（Benedict,1975A）。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谢飞个性古怪，但他着力最勤的藏缅语分类的成果还是为部分同行认可的。鲁棱在《世界语言指南》中就采用了谢飞的藏缅语分类。
20世纪上半叶，汉藏语言系属问题虽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但材料的发掘和专题的研究方面还是有相当的收获。 1929 年沃尔芬登（Wolfenden）的《藏缅语形态学纲要》就给学界带来了惊喜， 这部专著几十年后成了藏缅语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同一年，西门（Simon ）发表了《汉藏语同源词初探》。该文选出了300 多对汉藏语同源词作音韵比较，是第一部系统地大规模地进行汉藏语言比较的著作。他比较的原则和方法为60年代以后从事同源词研究的学者所借鉴的扩展。语言调查和材料收集方面，50年代的中国学者取得了令人兴奋的进展，通过语言普查，收集了较完备的语言素材，并发现了许多新的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批汉藏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
3. 20世纪后30年
离开语言学舞台从事精神病学生涯20年以后，本尼迪克特60年代中期回到了汉藏澳泰问题上来。这就是他1942年撰写成稿而1972年才付梓出版的《汉藏语概论》。实际上，他的一篇最重要的论文《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一个新发现的东南亚语言联盟》早在1942年就已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问世，这篇文章是本氏“澳泰假设”的奠基石。本氏主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壮侗语和苗瑶语从传统的汉藏语系中清理出去，他最基本的观点是无论汉语还是壮侗语，其所共有的根词都不过是早期的借词，反之，壮侗语与印度尼西亚语却有着真正的同源词对应关系（Benedict,1942）。至于原来界说汉藏语系的标准， 如单音节性，声调和语序等，则都可以证明是语言接触影响造成的，或者更多的是类型关系而不是发生学关系（Benedict,1972）。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概论》虽然写于40年代，但在马提索夫鼎力相助下，二人校勘、更新和添加了数百条脚注形式的注解，使原著具有了70年代的水平。因此，该书的发表，“犹如在沉静而缺乏生机的死水塘里扔进一块大石头一样，在汉藏系语言的研究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成的与反对的声浪错杂交替”（参见徐通锵，1991）。美国学者包拟古就认为“汉藏区域的语言研究仍然还处在较早期阶段，人们不能指望象在印欧语里那样，只要随着科学的精确化，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象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这种书来刺激人们的兴趣和引起论争。”（Bodman,1975 ）他还说“如果没有本尼迪克特的诸汉藏语著作的促进，我们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进展。”（Bodman,1985 ）台湾学者周法高评价说这本书在“讨论汉藏语族中藏缅语支、卡伦语支和汉语支三者的声韵、形态和句法方面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周法高，1972）。瑟古德（Thurgood）更是赞誉有加：《汉藏语概论》的复活给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生命（Thurgood,1985a）。真是好评如潮。另外，对《概论》作过评价的还有柯蔚南（
Coblin,1972），易加乐（Egerod,1973），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1973），莱曼（Lehman,1975），米勒（Miller,1974）张琨（1973）等人。
持批评意见的主要有米勒和张琨。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本氏的材料和缺乏严谨对应规律方面。80年代本氏《概论》译成中文后，也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罗美珍、倪大白、董为光等结合壮侗先民的历史和语言的具体情况对本氏观点予以支持，王辅世、陈其光、李永燧等则坚持苗瑶语与汉语有发生学关系。1996年陈保亚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该书根据词阶理论论证侗台语与南岛语有同源关系。
本氏1942年的分类（《语言联盟》）中关于原始南方语分类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本氏已采用了斯密特南方大语系的观点甚至术语（Austric），二是他把苗瑶语划出汉藏语系是坚定的， 但在苗瑶语的去向问题上却还把握不准，在归入南岛语还是南亚语还是单列一支之间徘徊。
正是这个苗瑶语的归属问题成了本氏回到汉藏语言学领域的契机。1965年，本尼迪克特重新研究苗瑶语系属问题，到1968年春天，他终于完成了澳泰语这个复杂的“三条腿”结构与苗瑶语的归并。
汉藏语研究复兴和发展的30年也是本氏语言才华大显而发展至顶峰的30年。在这个辉煌的年代，本氏于《行为科学评论》上发表的三篇系列文章构成了他的澳泰语的核心观点。1985年，他又完成了《日语／澳泰语》（Japanese/Austro-Tai,1985），再次扩展了他的澳泰领域。至于南亚语，他的观点与其它学者保持一致。不是每位汉藏语言学家都同意本氏的分类观点，但本氏的分类影响如此之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反映了20世纪最后30年汉藏语系属研究的水平。下面（见下页）是迄今本氏对澳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以及南亚语系的分类。
总的来说，“本尼迪克特是一位独具慧眼的语言学家”，“就目前所发现的事实来看，台语与南岛语的密切关系是难以否定的”（游汝杰，1996）。
在语支层面，汉藏语内主要集中在藏缅语族之下。其中最重要的是羌语支概念。该语支在整个藏缅语族中的地位十分独特，语音面貌最为古老，语法特点别具一格。现在一般认为羌语支包括了西夏语、嘉戎语、羌语、尔龚语、普米语等十几种语言。马提索夫兴奋地说：藏缅语研究中最令人鼓舞的新进展是发现了一个完全不为西方学者所知的新语支——四川的羌语支。……从能看到的有限的材料看来，羌语支语言在共时、历时两方面似乎都有不一般的意义。其特点是有可与书面藏语相比较的复杂的复辅音声母和韵尾。有些复辅音显然是双音节复合词简化而成的。羌语支语言有些有声调，有些则无声调，这正好为研究声调发生机制提供了理想的场所（Matisoff,1991）。
汉藏语系属研究兴盛的另一原因是国际汉藏语会议的召开以及相关文献的积累和丰富。
60年代末期，本尼迪克特以极大的热情激发了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学者奋发研究汉藏语，并推动它们于1968年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汉藏语言会议。所以，马提索夫说“由于国际汉藏语会议的推动，分散在各地的学者能集中在一起，给大家一个群体的认同感，使大家有全力研究汉藏语的使命感”（参见戴庆厦，1990）。
随后，汉藏语会议论文集的出版和《藏缅区域语言学》，《中国语言学报》等杂志创刊，60年代C.F.维格林和F.M.维格林（ C.F.Voegelin&F.M.Voegelin）主持了一项“世界语言档案”的工程， 其中有汉藏语言5卷（含藏缅语3卷）， 美国《人类语言学》杂志于1964 —1965年发表，1977年索引后正式出版（维格林&维格林，1977）， 都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另外，在推动汉藏语（藏缅语）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谢飞的两卷本《汉藏语言文献大全》（1957，1963），这是早期学者们案头必备的研究工具书，因此，谢飞对汉藏语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泯。
另一方面，汉藏语言材料的激增也是促进汉藏语研究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近100年来， 有关汉藏语最主要的两次大规模语言调查是世纪初格里森和科诺的印度语言调查以及中国50年代的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大调查。同时，世界各国语言学家在东南亚等地的田野调查也积累了大量资料。语言材料增多，反映的语言现象就丰富，研究的兴趣自然也就上涨，这是汉藏语研究发展的一种源泉。中国是汉藏语言的故乡，中国学者集数十年努力编辑出版了各类语言专著，其学术价值难以估量，令世界同行钦佩。应该说，近年产生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以及《苗瑶语古音构拟》、《壮侗语族概论》、《汉语方音字汇》、《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和其它众多的语料词典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在世界上影响甚大的《印度语言调查》，这是中国学者的贡献。
据《东南亚语言文献和索引》的作者哈夫曼的统计，至1984年，对东南亚藏缅语、南亚语和南岛语进行研究的论著已超过10,000余篇（部）。从这个数字上，我们可以感觉到汉藏系语言及系属分类研究确实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
4. 20世纪末
按照本尼迪克特和马提索夫等西方学者的观点，现在的汉藏语系在高层次上只剩下汉语和藏缅语族。因此，藏缅语是整个汉藏语研究的重头戏。据马提索夫估算，藏缅语有约300至400种语言或方言。大概这就是根本原因吧。马提索夫曾就藏缅语言研究在汉藏语言中的意义谈过看法，他说“藏缅语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为了弄清藏缅语本身，还因为藏缅语能说明汉语的历史。”“原始藏缅语一旦构拟出来，肯定非常细致，而且可以回溯到古代很遥远的时期，然后我们进而比较原始藏缅语和原始汉语。”（参见徐通锵，1991）
关于藏缅语的分类，几乎是每一个藏缅语学家都有一个不同的分类。因此本文不能都拿来看一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海尔的《藏缅语探索》。而作为藏缅语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马提索夫的分类则具有代表性，下图是他的最新分类（1997第30届汉藏语言国际研讨会）：
马提索夫的这个汉藏缅语及藏缅语分类反映了当前，也就是20世纪末关于汉藏语系属分类研究的水平和成果。所以马氏说：尽管存在着“在现有调查水平上， 建立藏缅上位语群仍令人不放心”（本尼迪克特，1972，P11；中译本，第9页）的事实，但对于有近200 年研究史的印欧语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Matisoff,1997）。
然而，就在本世纪这最后10年，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研究又风云再起。1990年第23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学者沙加尔（Sagart）提交了一份举座皆惊的论文《汉语南岛语同一起源论》（Sagart,1990）。 该文的中心论点是：南岛语和汉语之间有众多的同源词，而且对应关系规整。沙氏的依据有三条：（1 ）南岛语末音节与汉语字音对应；（2）南岛语的不同韵尾分别对应汉语的不同声调；（3）原始南岛语的中缀对应上古汉语的介音，因此汉语的介音有构词作用。
沙加尔的分类首先得到了中国学者邢公畹的赞赏，甚至为该文“续貂”补正（邢公畹，1991）。另一方面，邢氏引述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观点为沙氏的分类提供依据：“中国考古学家张光直（1959）认为在黄河流域前石器文化中有一个“尚未显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他认为从新石器时代起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的活动，其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从南中国群通过一系列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邢公畹，1991）。
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和苗瑶语与汉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了沙氏的意见，更进一步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郑张氏说“汉藏语、南亚语、南岛语都有共同起源，应属于一个大的华澳语系。既然这样，侗台、苗瑶语跟汉语的关系又特别密切，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划出汉藏语系，另建澳泰语系”（郑张尚芳，1995）。
由于沙氏未把侗台语和苗瑶语包括在他的新观点中，潘悟云作了补充：“在肯定侗台语与汉语同源的前提下，检讨西方学者关于东南亚语言关系方面新学说的意义。如果确认侗台语与汉语的同源关系，同时又接受本尼迪克特关于澳泰语的假说，那必然会导致南岛语与汉语同源的结论。几乎很少有学者提到南亚语与汉语有什么关系，但是已有不少学者提到侗台语与南亚语的同源关系，如果再承认侗台语与汉语同源，自然也会得出汉语与南亚语同源的结论。所以，在研究东南亚语言亲缘关系的时候，侗台语几乎是起着桥梁的作用。”（潘悟云，1995）
郑张氏和潘氏共同提出了一个比较方法的问题，即历史比较中词的择对问题。例如印尼语的“眼”和汉语的“矑”，侗台语的“鸟”和汉语的“鹜”。并认为择词方法的正误会影响对分类的认识。“龚煌城先生原相信台语与汉语同源，也因基本词汇对比不利而转向本尼迪克特说。其实问题都在于语言变异和词义变转两者未考虑周全，以致选错选漏了对应词根”（郑张尚芳，1995）。
为了解决南岛语言多音节与汉语单音节的对应问题，潘氏提出汉语词义重心转移语音弱化而单音节化的假设，并以印尼语、雷德语和回辉语为演化的三个阶段来说明。
郑张和潘的讨论都有一定的道理，比较的词例也基本可信。但是，郑和潘的讨论是以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为前提的。如能考虑中原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差异，则对择对问题当会有不同理解。
由于郑张和潘氏的文章主要发表于国外期刊，近年国内尚未引起反响。唯游汝杰提出了质疑。“华澳语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各种语言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调和各家的矛盾，但是当深入到下位分类问题时，矛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仍然要解决各种语言的亲疏关系和低一层次的系属关系问题。例如华澳语系包括汉藏语族、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那么人们仍然要问传统的壮侗语族和南岛语族的系属关系如何？”（游汝杰，1996）。
而在国外，沙加尔的观点又引发了一轮笔战。作为反方主将的马提索夫首先列出了四条反对意见：（1）沙氏的音位标准是松散的， 所以很容易在数量巨大的南岛和汉语词汇中找到看上去相像的东西；（2 ）他的语义对应标准也极度从宽，并且往往是优先选项（未建立在南岛语或汉语可证明的语义联系的模型基础上）；（3 ）沙氏的同源词研究是从汉语韵部出发，没有考虑从核心词汇着手；（4 ）沙氏极大地低估了已发现的可靠的汉藏缅同源词数目。其中许多现在还不明显，但可以在次级比较的基础上建立。
而马提索夫对沙氏找到的南岛语和汉语之间的对应，则用接触关系解释。他说“人们当然不会排除南岛语和汉语之间的早期接触，特别是南岛语的故乡现在被认为曾经是在中国东南部沿海某地，也许是福建省”（Matisoff,1992）。
另外，针对沙氏所说汉语和藏缅语之间一直未建立规则的对应关系，马提索夫解释说，汉语和藏缅语之间表现不出精美的语音对应关系，这是因为：（1）古汉语的构拟系统总是在不断变化， 有各种不同理论。如果你对假定要对应的事物不甚清楚，你怎么建立规则的对应呢？（2）我们不是在处理单一无变异词源，而是在处理词族。借词和回借词在汉语和藏缅语中存在也是事实；（3）假设的汉藏缅共同语时期非常久远，也许B.P.6000年以前（Matisoff,1992）。
为此，马提索夫找来两个词“随”和“髓”，并论证在原始藏缅语和古汉语之间完全有可能找到音系上平行的同源词。马氏的论证十分详尽，涉及汉语谐声系列，多种藏缅语的对应，语义的变迁以及韵尾演变和音系关系等。最后，马提索夫把沙氏“髓”的构拟也拿来奚落一番：
他（指沙加尔）把古汉语*swia （髓）（不了解古汉语是否普遍存在介音充当形态音段，就没有根据地再次构拟为*s-j-wa?）与原始南岛语*pusuq（“心脏”，“中心叶”，因为“髓”是“骨的心脏”）相比较。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据表明东亚人曾把“髓”设想为“像心脏”，原始南岛语和古汉语形式之间的音位对应也不令人信服。事实上，沙氏的众多印度尼西亚语和汉语“同源词”差不多也只有人们作汉英比较的那种说服力。毕竟，英语词follow（随）和marrow（髓）似乎在第二音节（-llow#-rrow）有共同的语素段， 所以它们在高本汉音韵学中与两个汉语词源“有规则的”对应（Matisoff,1992）。
当然，也有持赞同意见的学者。荷干（Hogan）1993 年发表了“南岛语、古汉语和澳泰语的构拟比较”，该文将布拉斯特（Blust ）和登沃尔夫（Dempwolff）构拟的南岛语元辅音表、 本尼迪克特构拟的澳泰语元辅音表以及李方桂构拟的上古汉语元辅音表进行比较，并指出各表之间的年代发生学关系，然后列举了196条这三种构拟系统的同源词。
1994年7月，王士元在香港城市大学组织过一次专题研讨会， 主题是“汉语溯源”。邀请了中国（包括台湾、香港）、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共十几位学者与会研讨。1995 年将会议论文编撰成集出版（TheAncestry of Chinese Language）。该论文集有论有述有争论，各家观点聚集一起，确是百家争鸣的绝好范例。
沙加尔1990年提出汉语和南岛语关系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详尽地阐述二者的关系，其中有些是从人类学角度论述的。重要的有：《汉语和南岛语：发生学关系的证据》（1993a）， 《古汉语和原始南岛语》（1994b），《关于汉语史前的一些看法》（1995）。
“关于汉语史前的一些看法”从语言和非语言两个范畴提出多项证据讨论汉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沙氏认为，汉语和藏缅语共有的相当大部分词汇不是同源的，而是通过接触产生的，有些语音对应表现了底层借词特征。至于汉语和藏缅语中确实存在的共有形态，在其它东亚语言，包括南岛语中也同样存在。总之，各种证据表明，汉语和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是真实的，但也是久远的、非唯一的。以同源词为例来说，沙氏认为汉语和藏缅语在广泛的地域至少有3000年的接触。在整个时期内，汉语都是优势语言。他进一步表示：可惜的是，东亚语言学家中普遍存在一种不曾明言却又普遍的观点，即某个语言中出现而又属于另一语支的藏缅语词就不可能是借词，其假设可能是，原始藏缅语太古老了，根本不可能从汉语借贷（Sagart,1995）。
为此，沙氏详细论证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词汇借用关系，如古汉语基本词汇“吾”、“三”等。另外，沙氏还对藏缅语底层借词与汉语作了比较。
蒲立本（Pulleyblank ）就沙氏的“看法”一文评论说沙氏的观点不足以使人信服。其一，沙氏的基本假设中古汉语构拟和形态过程都有问题；其二，沙氏为寻找同源词在语义和语音上过于自由。蒲立本还指出，沙氏太看重驳斥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自己的论证反倒不多（Pulleyblank,1995）。
李壬癸从方法论的角度批评了沙加尔以及邢公畹、郑张尚芳等人的“华澳”语系。他说，“世界上任何两种语言都可用某些方式证明相互之间的联系，但是问题在于，严格地遵循历史比较法才是历史语言学家所普遍赞同的。”（Li,1995）因此，李壬癸列出了6条反对意见。 （1）沙氏的汉语—南岛语同源词语义对应松散，其结果是“极大地提高了巧合相似的可能性”（the likelihood of chance similarities）。如原始南岛语：gagar（勇敢，大胆），古汉语：ganh（剧烈）。（2）同源词中基本词汇太少。没有数词和代词，亲属称谓和自然现象的词也很少。（3 ）沙氏对为什么用南岛语第二音节与汉语单音节相比没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4 ）沙氏南岛语同源词中许多是次级的（如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同样，汉语同源词中也引自晚期的韵书，如《广韵》、《集韵》。（5）沙氏对词缀形态似乎随意取用。（6）汉语送气特征的对立和齿音系列从古至今都存在，与南岛语没有可比性。
针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基本核心词汇问题，李壬癸列出数词、自然现象名词、身体部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亲属称谓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文化词等各类原始南岛语（登沃尔夫等）和上古汉语（李方桂等）基本词汇和重要词汇的比较，共计281条。通过比较， 李壬癸指出，“十分清楚，可以证明有共同来源的同源词很少”。而沙氏等人的词汇材料似乎还表明南岛语和汉藏语之间可能有借用关系，他们列举的种种证据与其说是发生学关系还不如说是接触关系。比如原始南岛语
（米）肯定是借用关系。
布拉斯特（Blust）也对沙加尔的汉语—南岛语假设作出评价。 他从南岛语角度来观察问题，其观点值得重视。布拉斯特的评论涉及语言各个方面，另外还涉及考古、历史、体质人类学等。以形态为例，布拉斯特认为沙氏的形态比较没有提出任何发生学关系上有份量的证据，沙氏列举的原始汉—南岛语词缀各个方面都成问题，形态方面的所有证据都可看作偶然相似性的汇聚。
当然不是每位南岛语专家都持相同的意见。斯塔罗斯达（Starosta）就认为既然沙加尔提出的论据如此广泛，还包括语法上的作格现象、中缀和前缀现象，就不能轻易否定。
俄罗斯学者斯达罗斯廷（Starostin）1982 年曾提出过“汉语—高加索”语系的概念（包括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叶尼塞语），对同源词问题颇有心得。他根据他的老师雅洪托夫的35词核心词表，对上古汉语、藏缅语、北高加索语、台语和南岛语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上古汉语和藏缅语有24个相匹配的词，上古汉语和北高加索语以及叶尼塞语有13或14个语音和语义匹配的词（叶尼塞语只有9个）， 上古汉语和原始南岛语却只有4或5个匹配的词，倒是南岛语和台语有12个或更多的匹配词。因此，斯达罗斯廷认为，澳泰的关系似乎与汉藏语—北高加索语的关系处在同一层次：遥远，但可发掘。而华澳假设绝对难以成立。
读者或者已注意到，争论双方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重视同源词问题，并就此指责对方确定同源词方法上的失误。确实，如果没有普遍认可的关于同源词的理论与方法，对立双方是难以达成一致而走到一起的。
5.从汉藏语透视20世纪汉语研究
汉藏系语言分类研究中，往往是起自某些小语种与区域中的主体语言的关系而引起的谱系讨论。这当然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因素。然而，区域中大语言的研究深化至某种程度时，同样会开始关注自身的身世起源问题。汉语就是其中的典范。正如周法高所阐明的那样“无论如何，就汉语而研究汉语，总不容易跳出前人的圈子来。如果我们除了了解治国学的方法和治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而外，还能对于汉藏语族的全貌有所认识，对和汉语有关的藏缅语、泰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便可以扩大我们研究的领域，改进我们的看法，而使我们的方法更加细密，进一步可以上溯到原始汉语的阶段，而企图对汉藏语有所构拟；那么，这一门学问便有很大的发展了。”（周法高，1972）
要论汉语的语源研究，科学地看当然应该从20世纪论起。20年代汉语古音，特别是上古音研究逐步深化后，有些学者开始考虑采用梵、藏、日、朝鲜、越南语等的译音对音材料来研究汉字古音，如法国学者马伯乐、俄国学者钢和泰等人。其中钢和泰进一步提到亲属语言的比较。“我们若想寻出中国民族的远祖与印欧民族的远祖有无相同之字，我们必须仿照西方学者推求印欧民族的‘原始语言’的方法先把中国‘原始语言’推求出来。在‘原始中国语’推出之前，一切语言上的相似点只可以看作偶然。……‘原始中国语’的推求不是容易的事。要想推求出来的‘原始中国语’也有‘原始印欧语’那样正确，怕是不可能的了。这是因为两层大困难：第一，中国文是用象形、会意字写出的，不是象印欧系语言那样用纯粹音标写出的；第二，和中国语最接近的几种语言——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不幸都没有很古的文书。”（北大《国学季刊》一卷一号，胡适译文《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转引自魏建功，1934）
钢和泰的看法相当悲观，但反映了汉语中的实际问题。因为历史语言学中关于构拟的方法主要只有两种，一是只利用本语言文献材料进行的内部构拟，另一方法是利用本语言和亲属语言的比较构拟。汉语当时只有前一种方法，当然感觉束手束脚。
1924年，林语堂为考察古汉语复辅音，列出4条途径， 其中就含有汉藏语系属概念一条，“第四，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语言做比较的工夫，求能证实中原音声也有复辅音的材料。”（原载《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又1933年《语言学论丛》）同时期参与讨论的学者还有李方桂、罗常培、魏建功、闻宥、芮逸夫、王静如等人，但从汉语研究角度关切汉语系属的则不多。此时的汉语比较构拟古音仍未以亲属语言概念为主导，甚至对系属存在仍持犹豫态度。如魏建功说“汉语虽然照欧西学者的分化，大体属于印度支那语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是：……。（2 ）现在与中国语同系而与汉文不相交通的语言，如藏、暹两民族，究竟原来是否就相同？（3）中国民族从人种学历史上与语言的关系究竟如何？ 就是说，中国语言的来源究竟是一系呢，还是多系呢？（4 ）现在的汉语内容是否是原始的中心，还是后起的外来语？”（魏建功，1934）。此时是汉语研究中对历史比较法的早期探索。
真正把汉语置于汉藏语系认真对待的学者是西方汉学家高本汉，他在《汉语词族》中说，研究词族服务于“一个主要目的，是在准备做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所谓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就是把中国语台语（即暹罗语）西藏缅甸语作一种系统的比较，这些语言虽然是歧异的方言，而为亲属的语言确实无疑。”（高本汉，1934）高本汉不仅如是说，他在许多篇论著中都具体参考藏语、缅语等材料论证汉语古音系统。
近几十年来，充分利用汉语与亲属语言关系探索汉语史的研究得到较大发展。在利用藏缅语言比较材料方面，国外学者包拟古、柯蔚南（Coblin）、白一平（Baxter）等人均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先后发表了《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包拟古，1980），《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柯蔚南， 1986 ）， 《古汉语音系手册》（Baxter,1992）。其他还有张琨、龚煌城、梅祖麟等人。国内学者中， 郑张尚芳、潘悟云、曾晓渝等人也于近年利用亲属语言材料大力推进上古汉语乃至原始汉语的构拟研究。
另外，俞敏的《汉藏同源字谱稿》提出600多条汉藏同源词， 虽其中有一部分不尽确实，但其文献拟音方法也开拓了汉语史研究新的路子。
严学宭的多篇论文均采用汉藏系民族语言材料来论证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其中与董为光、曹广衢合写的《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提出词族比较法，颇受学界重视。这种方法正是亲属语言比较研究产生的成果（董为光、曹广衢、严学宭，1984）。另外，严学宭在《原始汉语研究的方向》中提出原始汉语研究的三种类型：（1 ）高本汉以来上古汉语语音构拟和对资料的解释；（2 ）张琨等在建立上古方言基础上构拟原始汉语；（3）薛斯勒（Schuessler）1972 年进行汉语与其他汉藏语主要是藏语的比较，以得出接近原始汉语的先汉语。实际上这三种类型代表了汉语古音研究的三个嬗递阶段，也就是说，汉语史研究现在已开始进入历史比较过程。也正应了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里说的“将来大部分汉语历史问题，还得靠跟别的语言像西藏话、缅甸话、彝话来比较。”（李方桂，1980）事实上，现在的汉语古音研究已普遍采用汉藏语亲属语言研究成果。除了以上提到的外，还有几位国内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杨剑桥、施向东、游汝杰、汪平、尉迟治平、陈保亚、邓晓华、金理新等人。
除了严学宭归纳的三种类型外，近年又出现一种全新的汉语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仍然是在汉藏语分类背景下或至少是在分类的影响下产生的，也包括了对传统方法的反思。
汉语史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倾向，是把中古《切韵》阶段作为一个台基，往上可以构拟上古音，往下可以推论今天的方言分化。似乎汉语从上古到中古1700年间是直线发展的稳定体，从中古开始才出现方言分化。这种观点恐怕是汉语史研究长期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可喜的是，另一种创新的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一个是张琨提出中上古方言及古方言构拟问题。他认为《切韵》绝非一时一地之音，而是古方言韵系的集成，“我们对中古音的了解是透过《切韵》，这是一部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的是公元601 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张琨，中译本，1987，P9）另一个是罗杰瑞关于汉语方言有不同来源而应从现代方言逐层往上构拟的观点。“《切韵》中多数词不是当时口语的实际反映，而是文献中流传下来的读书音。……其实，另外一种研究也是可能的，那就是从现在的方言出发，构拟它的早期读音。”（罗杰瑞，中译本，1995）
张琨和罗杰瑞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跳出传统巢臼，绝对与他们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张琨不仅是汉语史专家，同时也是苗瑶语和藏语专家。他的苗瑶语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苗瑶语声调构拟》（张琨，1973），《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方向》（张琨，1977）等文就为人们广泛摘引；罗杰瑞除了汉语方言和汉语史外，还研究苗瑶语，南亚语等，如他与梅祖麟合写的《古代中国南部的南亚语：某些词汇证据》（Norman & Mei,1971）提出了原始汉语的底层问题， 即原始汉语时期， 中国南部是非汉语地区，之后才开始有汉语南移并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1995年，罗杰瑞和柯蔚南联名发表了《汉语历史语言学的新方向》（Norman & Coblin,1995）。文章认为汉语方言远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产生了，3000年来构成汉语史的经和纬。而从能发现的最早方言阶段至今，中国的口语史足以解释汉语方言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发展。文章同时认为，方言史研究要与中国人民的政治、社会历史联系起来。最初的中国南方是非汉语区，随着历代移民潮，汉语北方方言不断向南推移，与当地语言融合，形成不同的底层。该文批评了高本汉关于汉语史的模型以及高本汉之后的各种高本汉修正模型。高氏模型的基本要旨是：上古音是公元前1000年前的河南方言，也是公元600 年中古汉语的直接来源，是唐朝的共通语，然后发展成现代各地方言（闽方言除外）。
罗杰瑞和柯蔚南认为，如果高本汉式或新高本汉式的研究进一步继续下去，就只会导致对相同的旧材料无穷无尽的推敲再推敲，即使有个别创新，也很难有汉语史研究的真正发展。在高本汉的语言发展模型中，只设想过与中古汉语的纵向方言比较。这几乎完全否定了平行比较，换句话说，否定了同一组群中姊妹方言之间的比较。
罗杰瑞和柯蔚南还认为：南方地区被认为最初是非汉语居民所居住区，但从很早的时期起，汉语随着群落的拓居，及他们的农耕方式从北向南推移到这片区域。又随着秦汉王朝的统一事业，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南下移民潮。我们假定这种最初的渗透把北方地区的汉语注入到了以前从未说过汉语的南方地区。但是，以后的每一次移民都会给该地区带来北方话的新形式，并与已经建立起来的早期形式接触。这个过程经历了数个世纪，而其前沿也不断推进到新的区域。每个地区的发展都是独立的，但这种堆积过程的最终结果必定就产生了复杂的词汇底层，反映出从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来的一波又一波的影响。我们最终会逐步意识到像吴、赣、客家和闽这些方言的分化是非常古老的，随着我们从现代方言数据往前归纳回溯，我们将慢慢地创造出一幅更丰富、更真实、更令人兴奋的中国语言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