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及其消极影响——史学领域的一个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史学论文,消极论文,视角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4年底到1955年，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 规模之大、参加的名家之多、批判的范围之广，均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学术界对这场运 动的研究成果虽已不少，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具体研究还有待加强。 本文试在检视史学界批判的基础上，初步探讨这场运动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批判胡适思想的历史回顾
到1955年为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第一阶段。从“问题与主义”之争起，早期马克 思主义思想家及其后的共产党理论家就开始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这一时期，对胡适思 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即在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大都能客观地肯定其思 想中的有益因素和积极方面。(注：如翟秋白认为：实验主义在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 ，一方面就是反动的。”见翟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第3 期，1924年8月；胡绳也认为：“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中也有着合理的成分”，“在 胡适的书里的实用主义是用来找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而在杜威、詹姆士的手里 它除了是哲学和科学的堕落之外再没有别的意义。二者之间多少是有点不同的”。见胡 绳：《胡适论》，《新学识》，1937年3月。)建国前夕到1954年底为第二阶段。在1949 年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之际，吴玉章、何干之等发表纪念文章，连带对胡适有所批 判。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事实上开始了 公开批评胡适的新时期”。[1](P402)1950年下半年，正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 习的胡思杜(胡适次子)写了一份思想反省材料，内容中有对胡适的批判。后来，其中的 一部分以《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在1950年9月1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并 被其他一些报刊转载。此后，国内对胡适的批判文章有所增多。这一时期的批判仅限于 北京、上海的一些高校和文化学术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规模不大。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第三阶段。1954年底，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以“两个 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契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 模批判运动。
1954年9月，《文史哲》发表李希凡和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 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提出批评。10月16日，毛泽东就这篇文章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 部、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这是 “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2](P352)此信传达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针对俞平伯《红 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10月底，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批判方向，锋芒开始从俞平伯转向 胡适。10月27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24日作协古典文学部所召开的批判胡适派《红楼 梦》研究方法讨论会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他在报告中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 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人，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 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 的影响。毛泽东当天就将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 一照办。[3](P294)
为了对批判做周密部署，中宣部特地草拟了一个计划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不太满 意，于12月1日晚找周扬谈话。次日，中科院院务会议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 ，讨论通过了周扬根据毛泽东意见加以修改的关于批判计划的报告，决定联合召开批判 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推举郭沫若等9人组成“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将批 判的内容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点、中 国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 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等9个方面。毛泽东看了周扬的报告，第二天就批示 “照此办理”。[3](P297)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演讲工作的通知》；3月又发出《进一步在全国人民中宣传唯物主义 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4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展开对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号召深入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批判。在中共中央的 部署和不断推动下，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二、史学界的批判
在史学界，当时几乎所有的知名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都参加了批判运动。中科院、天 津市史学界、北大历史系等单位还专门举行了批判会。根据批判运动的总体分工，史学 界主要批判胡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胡适历史观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
第一，胡适历史观的出发点及其思想基础。不少批判者指出，胡适是站在买办资产阶 级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的，因此，其历史观必然是反动的。实验主义是其历史观的思想 基础，而实验主义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规律性，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资产阶 级唯心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反科学的。“过去有人以为胡适是‘超阶级’的书生 ，他没有什么立场……实际上胡适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是公开地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发 言”。这一立场决定了他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不仅是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凶 恶的敌人，也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因此，“胡 适把诽谤祖国当作献媚于帝国主义的工作之一”。[4](P179)
第二，多元历史观。人们的基本看法是：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思想学说等意识形态对历 史的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它要受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制约。胡适的多元历史观本质上 是历史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有批判者说：“胡适以多元主义来掩盖他的历史 唯心论和反对历史唯物论……而主张思想意识是决定的甚至唯一的原因。”认为胡适在 《科学与人生观·序》的附注中“玩了两个花招，首先把历史唯物论歪曲成为‘经济史 观’(即经济主义)，再把历史唯物论曲解成为多元主义而加以‘容纳’。这就是胡适反 对历史唯物论的迂回战术”。[5](P282-286)
第三，否认历史发展规律。在批判者看来，胡适否认历史规律，否认各种生产方式的 更迭，目的是维护反动统治、否认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在天津史学界批判胡适座谈 会上，有人指出：“胡适把‘历史’说成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与妆 饰。……一个人‘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胡适这种荒谬绝伦的否认 社会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规律的看法，完全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真理 相反的。……胡适的谬论是妄想反对历史唯物论的这一方面的科学真理；他企图随心所 欲地捏造历史，作为他反革命活动的一部分，作为欺人的工具。……胡适这种捏造历史 的胡说，显而易见是在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是在否认共产主义的必然 胜利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6](P93-94)
第四，英雄史观。批判者认为历史唯物论虽然不否认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但从根本 上说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而胡适唯心论的“历史观”却根本看不见人民群众。有 学者以胡适对五卅运动的评价为例，认为胡适的“这种英雄创造历史的看法，便给他的 ‘好人政府’的主张供给了理论根据，以为只有少数像他这样的美帝国主义者所喜欢的 ‘民主个人主义者’参加政府，中国就能够富强起来。这就是胡适的反动的‘历史观’ 如何支持了他的政治活动和主张”。[7](108-109)
第五，否认阶级斗争，鼓吹改良主义。批判者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胡适否认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 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如有的批判者说：“胡适抹杀阶级 的界线，否认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以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 以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这是胡适历史唯心论的必然结论。”早在“问题与主义” 之争时，胡适“就已经公开地提出了他的阶级调和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在《漫游的感想》一文中，胡适“完全不顾彰明较著的事实，而要制造什么‘美国 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的谣言，制造什么美国工人‘逐渐成为 小资本家’的谣言，并得出结论‘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 力’。”他“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 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胡适对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多么深的仇恨”。[5](P288)
第六，诬蔑中国历史，否定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有学者批判说：胡适诬蔑中国历史 ，否定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表现出十足的买办性，是一种奴才思想。“诬蔑祖国历史 ，企图造成鄙视祖国、厌恶祖国的成见，这是胡适经常的企图”。事实上，胡适“就是 把祖国历史看成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的由他任意涂抹装扮，以便于散播奴 才思想毒素，从而削弱人们的民族自尊心，滋长民族虚无主义、失败主义”。[6](P119 )而胡适之所以大力倡导“整理国故”，既是否定祖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又有 着“阴险”的政治目的。“他整理国故不是要证明中国有优良的文化传统，不是要鼓舞 青年的爱国热情，而是企图证明尽是些糟粕……从而摧毁青年们的民族自豪感，死心塌 地地从思想上去投靠帝国主义。这样便打击青年学生们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热情，因 而削弱反帝斗争的力量。这就是胡适借提倡整理国故在政治上有意识地带来的毒害”。 [7](P113)
对胡适史学方法论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第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人认为，胡适的“十字真言”“说穿了就是 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按照胡适的‘理论’，人们就可以任意地来‘大胆假设’ 一些胡说，去挖空心思‘求证’；故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是用来证实他 主观地假设出来的东西而已。……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 的假设，大胆的反证’。……他大胆地假设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 怪论。……他的假设就是结论，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胡适 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和态度，否认了屈原的存在，否认了《红楼梦》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否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否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存在，否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7](P5-11)
也有学者从胡适的目的来分析他的思想方法：从“大胆的假设”来看，胡适提出大胆 的假设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要在‘大胆的假设’一句口号掩蔽下，更好地为帝国主 义、反动政权、反动阶级服务。……胡适的假设，是反科学的和反革命的假设”。从“ 小心求证”来看，“他在大胆假设的前提下，必然造成极端反科学的结果。首先他的求 证是根据假设来找证的，合我的假设的就要，不合的就不要。这样求得的证必是‘偏证 ’、‘孤证’。……其次，他求不到的证明，必然要作伪，捏造证据。他的造证，用两 种方法：一种是用‘假设的联系’，无中生有的捏造。一种是用‘假设的修改’，上下 其手的假造。……这和他在‘实验主义’一文引言中说所的‘科学的律例是人造的，是 假定的’理论完全一致。因此，他的思想方法，就是科学是‘假设’，真理是‘假设’，‘假设’是科学，‘假设’是真理。而假设是人造的。在一切都是假设的口号下，美帝国主义、蒋匪、胡适文化特务等就可以为所欲为”。[6](P105-107)
第二，考据方法。对胡适考据方法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胡适提倡考 据方法的目的。“胡适正是引导青年走上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钻进故纸堆中。……使 他们脱离现实，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很明显，胡适提倡考据的终极目的又是在替中国 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起帮凶作用了”。[7](P113-114) 二是划清胡适的考据学与乾嘉考据学的界限。“胡适考据无论从问题提出方面看，或从 问题解决方面看，基本上与乾嘉学派不同。……胡适的考据，一般说来都是证据不够的 ，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证据也就越少”。[4](P184-185)胡适的考据学与乾嘉考据学有 根本的区别，“乾嘉考据学属于形而上学范畴，而胡适的考据学则属于诡辩论的范畴。 ……胡适的治学方法是专为颠倒是非毁灭真理而贩运来的‘科学方法’即主观唯心主义 的思想方法。说到贡献，胡适的学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确有重大的贡献 ，而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却吃了他的大苦头。这些，都是和乾 嘉考据学不同的”。[8](P283-284)三是否定胡适的考据成就。有学者逐一辩驳和批判 了胡适的《井田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和《说儒》，认为“胡适的‘考据’，并 不是真的考据；胡适的‘证据’，也大多不是真的证据……胡适拿‘证据’做武器，来 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引导人怀疑科学规律，丢弃科学规律来讲历史，甚至使人自 觉地或不自觉地来伪造历史。‘井田辨’，就是否定科学规律(即否定原始社会)的典型 实例；‘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就是教人怀疑科学规律(即怀疑原始社会)的典型实例； ‘说儒’就是伪造历史的典型实例”。[9](P189)
三、批判运动对史学的消极影响
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看，这场批判运动的发生是必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 景。
其一，从建国初意识形态的整合来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真正成为新中国意识 形态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清理。其二，从当时 的中心任务来看，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经济基础方面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逐渐出现高潮。与此相适应，在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掀起了一个学习唯 物辩证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高潮。
这场批判运动虽然以胡适为靶子，实际上猛烈地冲击了当时史学界所存在的各种唯心 史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学习和普及，澄清了历史观上的一些重要问 题，使广大史学工作者进一步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 这个视角来看，批判运动并非没有积极的因素。因此，有学者认为：“解放初期，开展 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以胡适为重点是比较恰当的。……这对克服史学领域内的 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如客观主义唯心史观、主观主义唯心史观等，有一定的帮助。”[1 0](P246-247)但是，这场批判运动的偏颇之处是十分明显的。毛泽东后来也在一次会议 上指出：“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 抹煞了。[3](P298-299)就批判运动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而言，主要有以下三 个方面：
首先，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开展思想、学术批判，完全混淆了学术批评和政治批判的 界限。
客观地说，胡适的一些学术活动并非与政治毫无关系。但是，在进行学术批判的时候 ，既要注意到其学术活动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也要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不应混淆批 判的学术性质与政治性质。从批判运动的整体进程来看，这两种性质从一开始就被混淆 了。本来应当属于学术性批判的却被政治性的批判所代替。史学工作者出于批判“战犯 ”和“文化买办”的正义立场，不顾特定的历史条件任意曲解胡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把它们统统放到阶级对立与冲突的框架内做定性的分析，从而全盘否定了胡适的历史观 和方法论。如果说在建国后17年的史学发展中存在着越来越“政治化”的倾向，那么， 起点应该是这场批判运动。
第二，严重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精神和批判继承的历史态度。
史学界批判的最为明显的偏颇之处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大家从既定的政治结论 出发，对胡适的历史观、方法论及其史学研究统统加以否定。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实事 求是的历史科学精神和批判继承的历史态度。胡适在“五四”时期宣传实验主义是具有 两重性的，这一点早已为瞿秋白等人所指出，但当时的批判文章无一提及；胡适提倡“ 整理国故”的主要目的是反封建，这一点只要看看胡适的《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新思潮的意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等文章就会明白。这种反封建、反传统的精 神正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的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批判者对此却视而不见。 就十字“真言”来说，尽管胡适的提法不够严谨，但也绝不是只重假设、不重证据，或 者是“片面求证”。事实上，胡适反复强调，“大胆假设”是建立在“细心搜求事实” 的基础上的。大批判的参加者赵俪生后来撰文说：“‘小心求证’这句话没有错。把它 说成是‘片面求证’有‘将欲加罪’之嫌，而有失于实事求是之道。”“‘大胆假设’ 这句话原则上也没有错。不大胆，怎么能出创造性的成果?但结合胡适的具体的世界观 和立场，这‘大胆’二字就容易出毛病了。他一大胆，既可以引进客观的和唯物的因素 ，也可以引进主观的和唯心的因素。……准确地评价胡适这八个字或十个字，要把问题 放在不同的历史段落和具体的情节之下”。[11]
第三，贬低了考据方法的学术地位。
考据方法主要用于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辨伪和分析等，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考据本身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并不具有十分鲜明的 阶级性。但是，在批判运动中，考据方法的学术地位被严重贬低。
许多批判者都把胡适考据学与乾嘉考据学进行对比，认为胡适的考据根本不能与乾嘉 考据相提并论。但乾嘉考据如何呢?有批判者说：“它在名物训诂方面确有丰富的成就 ，可是当涉及较大的典章制度需要做一些历史的说明时，便显得无能为力，更不必期待 它能发现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了。”“这种考据学只能考察‘很小的关系或很短的时间 ’以内的事物，只能‘对于科学的小买卖’有其效力，它的成就部分，只能作为一些可 靠材料供历史研究者采用。过此以往，那是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了”。[8](P283)批判者 大多采用这样一种批判方法：胡适的考据学不能与乾嘉考据学相提并论，而乾嘉考据学 本身成就十分有限，所以胡适的考据学根本不值一提。综观所有批判文章，只有极少数 批判者认为在否定胡适考据学时不能否定考据学本身。翦伯赞指出：“我们不应该因此 就否定考据学，考据学对于历史资料的鉴定，还是有它的用处。”[4](P181)但是，这 类理性的声音几乎淹没于大批判话语的喧嚣之中。在其后的反右派斗争和“史学革命” 中，批判者对“史料至上”和“繁琐考据”大加挞伐和否定，与这场批判是不无关系的 。
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及世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时说：“1955年前后，在‘ 自由’派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中都孕育着某种即将露头角的东西”，所以 ，1955年这一年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此后的世界历史学都 在“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12](P44-53)就中国史学来说，胡适思想批 判运动的展开正是这种转向的标志，因为这场批判运动“意味着学界向民国学术路线的 集体公开告别”。[13]但是，这种“告别”在方式上过于激烈，在内容上几乎彻底到了 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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