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选官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代选官制度承袭唐制，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加之改朝换代频繁，所以又有很大的变化，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东西。五代选官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本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关于这一时期选官制度的史料相对较少，所以直到目前尚未见有论著发表。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研究，不当之处，希望能到指正。
一、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授
唐朝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唐睿宗景云元年十二月条。）实际上唐朝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是由宰相们商定以后，奏请皇帝同意才得以任命的，故当时人陆贽说：“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胡三省注云：“六品以下告身，皆画‘闻’字。”（注：《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唐德宗贞元八年五月条及胡注。）实际上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注授后，还要经过门下省的审定，即所谓“过官”制度，才能颁下告身，皇帝一般不加可否。由于五品以上的高官是由皇帝和宰相商议确定的，因此唐代的铨选制度实际上主要针对六品以下官员的选授而制定的。五代时期的情况亦是如此，但由于五代是所谓乱世，“传国若传舍”，加之权臣、强藩干政，使得官员的任免颇受干扰，所以不得不制定对五品以上官员升迁任免的办法，以规范这种混乱状态。
后梁统治时期的选官情况，未见史书记载，详情不得而知。后唐明宗时期社会相对比较稳定，着手整顿了任官制度。五代时期刺史无疑是由朝廷任免的，但是由于强藩林立，节帅出于对下属支郡的控制，往往干预刺史的任免，有时甚至将现任刺史借故赶走。朝中权臣出于培植个人势力的需要，也随意移替刺史，任命私人，致使刺史移替频繁，往往不得久任，严重影响了地方的治理。唐明宗在朝臣裴皞的建议下，下诏规定：“所谓刺史三考方可替移……自此到任后，政绩有闻，即当就加渥泽，如或为理乖谬，不计月限，便议替除。”（注：《全唐文》卷一○八唐明宗《久任刺史敕》。）这样就明确了刺史的任期，有利于地方官员的稳定。其实早在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就已经规定了刺史、县令皆须任满三考，“其本道不得差摄官替正授者”（注：《五代会要》卷一九《刺史》。）。由于没有认真执行，加之很快又陷入战乱，所以明宗即位后才再次予以强调。至唐末帝时，遂对五品以上官员的选任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清泰二年（公元935年）八月，经中书省奏请后颁布如下：
太卿监、五品升朝官、西班将军，皆在任许满二十五月，如冲替已经二十月，即别任用。少卿监，旧制三任四任，方入太卿监，今后只三任……特恩不在此限；五品升朝官，旧例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监，今后只三任，须逐任月限满，无殿责，特恩不拘此例；西班将军，罢任后一年许求官，旧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将军，今以三任为限……或曾任金吾将军、刺史，与上位比拟，非此类或少年，并居下位……特敕不拘此例；三任大将军，方入上将军，并须每任满月限，无殿责者，若曾领藩镇，任御史，特敕不拘此例……若检校官是台省、三院之衔，即与中下县令；若检校是大夫、中丞、秘书少监、郎中、员外（郎），即与清资。初任升朝官，如检校官是尚书、常侍、秘书监、左右庶子，升朝便与少卿监。（注：《宋本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
这一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但仍带有对藩镇妥协的烙印，如规定曾领藩镇的大将军，升任上将军时，便不受这种规定的约束。此外，在五代时期凡任检校官者，多为藩镇的下属官员或宾佐，从以上规定看，其任升朝官时也可受到种种优待。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了这个时期藩镇势力尚比较强大外，唐末帝本人出身于藩镇，并由此而夺得帝位，因此不得不对藩镇势力有所妥协。随着五代削藩力度的逐渐增大，尤其到后周统治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加强，这种状况便比较彻底地改变了。
五代规定五品以上官员铨选时，不进行书判的考试。这一条规定也是沿袭唐制，所谓“四品、五品官不复试判者，以其历任既久，经试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识，不可复为伪滥耳”（注：《通典》卷一七《选举典五》。）。这就是其不再试判的原因。那么五品以上官员根据什么迁转呢？唐朝有所谓“具员簿”，列有官员的历任、考绩、乡贯、官讳等情况。五代是否有“具员簿”，未见记载，从上引清泰二年敕文看，五品以上官员的历任情况显然是有记录的。另据《五代会要》卷一五《考功》条记载：“诸司内外文武官九品已上，每年当司长官考其属官，应考者皆具录一年功过行能，议其优劣，定九等考第。”那么对诸司长官的考课又如何确定呢？该书也有记载，即“京官三品已上，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奏裁，亲王及五大都督府亦同；四品已下及余外官，并使人量定闻奏，单数仍备状进，中考并单名录奏”。说明这些高级官员也要进行考课，并有所谓考簿。据此判断，五代似有“具员簿”或类似的东西。从清泰二年的规定看，五品以上官员迁转，除特敕外，主要还是循资而迁。
二、考限与选数
在唐代官员任满后，必须达到一定的考数，才能参加下一任的铨选，铨司根据官员的考绩优劣与否，作为是否升迁或任命新职的一个条件。通常是每年对官员考课一次，称为一考，对不同等级的官员都规定有相应的考数。五代承袭了唐朝的这一制度，但由于时代不同，对官员考数的规定变化颇大。有关后梁的这类史料未见一条，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或者仍沿袭唐朝旧制。目前见到的最早史料是在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中书门下奏请州县官三考满，“即具阙申送吏部格式，候敕除铨注”（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大约由于长期对官员没有考课之故，所以很多地方并没有认真执行这项规定，便又在次年八月，再次颁敕强调要加强考课。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五月，改为“州县官以三十月为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为限，以到任日为始”（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以上这些规定没有涉及藩镇使府官员，于是在天成四年六月规定：“其少尹、上佐以二十五月为限，府县官准《长定格》以三十月为限，其行军（司马）、（节度）副使、两使判官已下宾僚及防御、团练副使、判官、推官、军事判官，并以三十个月为限。如是随府，不在此例。”（注：《五代会要》卷二五《幕府》。括号内字，据《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补。）最后一句话，是指由节帅自行辟置的官吏，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的约束。以上规定实际上是对官员任期时间的一种限定，有了这种限定便可以保证每年铨选时，有一定数量的官阙可以使用。由于这些规定均以月数为期限，不是以年为期限，颇不便于考核（注：据《五代会要》卷一五《考功》载：后唐明宗时规定：“自上官后至年终，但满一百八十日，便与头考，次二年即须两考满足。”即上任至当年年终，满半年便进行头考，以后每年考课一次，共成三考之数。），于是后周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正月规定：“诸道幕职、州县官……起今年正月一日后，所授官并以三周年为月限，闰月不在其内。”（注：《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
官员任满后，并不能马上授与新职，还有一个待选的规定，这也是唐朝的旧制。正常情况下，一年一选，由于官多阙少，官员罢任后视其官品高下以定选数，也就是要等若干选后，方能参加冬集注官，少者待选一年，最多十二年。五代时期未见制定新的选数规定，可见其仍在执行唐朝的规定。五代时期出于种种原因，可以减少或增加官员的选数，如后汉隐帝乾祐二年（公元949年）四月规定：“凡州县幕府，曾受契丹伪命者，追毁文书，只取唐、晋朝出身文书参选，本选外仍殿五选，降三资注拟。”（注：《五代会要》卷一七《伪官》。）即延长了这类官员参选的年数，并降低了官资。通常减选主要出于以下原因：首先，是诸司行事官，因为参加国家郊祀、吉凶典礼等重大活动，按照贯例可以优资注官或减选，后唐同光二年三月规定，如果这类官员一切档案文书尽备，“只欠一选者，便与依资注官；欠两选者，与注同类官；欠三选四选者，与减一选；欠五选至七选者，与减两选；欠八选至十一选者，与减三选。”（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此类规定五代各朝皆有颁布，就不再多说了。其次，奖励勤能。如晋少帝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敕：“诸道州府令佐在任招携户口，比初到任交领数目外，如出得百户已上，量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一阶，减一选，主簿减一选；出二百户已上者及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两阶，减两选，主簿减两选；出三百户已上及添得租税者，县令加两阶，减两选，别与转官，主簿加两阶，减两选；出四百户至五百户已上及添得租税者，县令与加朝散大夫阶，超转官资，罢任后许非时参选……如已授朝散大夫及已出选门者，即别议奖酬，主簿加三阶。其出剩不及一百户者，据户口及添租税数，县令加一阶，参选日超一资注官，主簿加一阶。”再如周太祖广顺元年（公元951年）九月敕：“……今后应罢县令、主簿招添到户口，其一千户已下县，每增添满二百户者，减一选，三千户已下县，每三百户减一选，五千户已下县，每四百户减一选，万户已下县，每五百户减一选。并所有增添户及租税，并须分明于历子、解由内录都数，若是减及三选已上，更有增添及户数者，县令与改服色，已赐绯者，与转官，其主簿与加阶转官。”（注：以上均见《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再次，鼓励进策言事。如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九月敕规定：“应进策人等，若是选人，所进内一事可行，与减两选；两事减四选；三事已上依资与官。如无选可减，及所欠选数则少，可行事件则多，据等第更优与恩奖。”（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又，《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将此事记在长兴三年。）还有一种情况，即由于官阙较多，为了尽快补充州县缺任官员，而采取减选措施。如唐长兴四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诸道州府县官，甚有阙员，前资官皆资考限，所宜振滞，以示推恩。若欠一选者，无选可减，亲公事成资考者，宜优与恩命。未有资考者，准格施行。两选、三选者减一选，四选、五选者减两选，六选、七选者减三选，八选、九选者减四选，十选、十一选者减五选，十二选者减六选”。不过在五代时期，官阙宽松的情况必定少见，这道敕令仅实行了一年，“逾年后，竟以选人烦多，喧诉相接，乃追罢此敕”（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
五代时期虽然有了待选的规定，由于官多阙少的情况通常比较严重，又不能随意让官员殿选，于是便又增加了一项新规定，以推迟官员参加铨选的时间。后唐长兴二年十一月敕：“阙员有限，人数常多，须以高低定其等级。起今后两使判官罢任后，宜一年外与比拟；书记、支使、防御团练判官，二年外与比拟；两使推巡防御团练推官、军事判官等，三年后与比拟。仍每遇除授，量与改转官资或（勋阶）、职次。”有政绩或才干突出者，“不拘年月之限”（注：《宋本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括号内字，据《五代会要》卷二五《幕府》条补。）。这是指那些考满的官员。从“仍每遇除授，量与改转官资或（阶勋）、职次”等语看，所谓若干年后“比拟”，也只是改变其官资或勋阶、职次，并非授与实际职务。所谓官资是指官员要升迁到更高官职，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做官资历。每做一任官，就有一个相应的官资等级，通常要在该任上经两考以上才算是“成资”，铨选时循资授官。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规定：诸道行军司马、副使等官，也要在任满替罢一年后，方得赴京参选。（注：《五代会要》卷二五《幕府》。）在考限、待选之外的这项规定，是五代时期解决官多阙少矛盾的一种办法，唐代还未见到诸如此类的措施。
三、六品以下官员的铨选
宋代学者洪迈说：唐朝的“吏部、兵部分掌铨选，文属吏部，武属兵部……两部各列三铨，曰尚书铨，尚书主之，曰东铨、西铨，侍郎二人主之”（注：《容斋续笔》卷一一《兵部名存》，上海进步书局印行本。）。洪迈的说法并不十分严密，在唐代吏部侍郎二人主持的铨选称中铨和东铨，之所以这样称呼，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解释说，因为兵部有西铨，为了便于区别，“故吏部侍郎但分东中，不言西，恐与兵部混也”（注：《十七史商榷》卷九五《吏部三铨》，中国书店1987年据上海文瑞楼本影印。）。至乾元中，吏部才有了东、西铨的叫法。（注：《唐会要》卷七五《杂处置》。）吏部、兵部负责的铨选，主要针对六品以下官员，通常是尚书主持六、七品选，侍郎二人分别主持八、九品选。所谓三铨实际上是将选人分为三组进行铨选。唐睿宗以来选人不再分品，通而试之，五代亦是如此。主持铨选之事者，也不一定都是吏部官员，往往也委派他官兼领其事。如《新五代史·张宪传》记其在唐庄宗时以刑部尚书，判吏部铨。同书《史圭传》记其以尚书右丞，判吏部铨事。由于吏部与兵部的铨选程序大体相同，且有关吏部的史料相对较为丰富，故以下论述主要针对文官铨选而言。
五代承袭唐制，在后唐庄宗以前，仍分三铨负责铨选之事。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十月，“并吏部三铨为一铨”。据载这次改制是宰相冯道的主张，改制的原因，据这月颁布的诏书说：“本朝一统之时……诸色选人每年动及数千，分在三铨，尚书繁重。近代选人每年不过数百，何必以一司公事，作三处官方”（注：《旧五代史》卷四○《唐明宗纪六》；《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云云。文中所提到的“本朝”，即指唐朝。根据《五代会要》卷二二《杂处置》条的记载，这次罢去的是侍郎掌管的东、西铨，尚书铨仍然保留。至唐末帝清泰元年（公元934年）十月，经当时的宰相姚顗奏请，又再度恢复了旧制。姚顗要求恢复旧制的理由是，吏部尚书掌管铨选，但“正官又阙，多是他曹权差，才力或有短少，遂致发遣凝滞，团集迟留，移省既失常规，选人隔年披诉”。加之又不符合《唐六典》关于铨选的规定，所以应该恢复旧制。（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其实姚顗提出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三铨分置后，“选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诉不逊，顗等无如之何”（注：《新五代史》卷五五《姚顗传》。）。尽管如此，分三铨选官还是坚持下来了，直到周太祖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十月，才得到纠正。据当年颁布的诏书说：“选部公事，比置三铨，所有员阙选人，分在三处，每至注拟之际，资叙难得相当。况今年选人不多，宜令三铨公事，并为一处，委本司长官通判，同商量可否施行。”（注：《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这次改变以后，终五代之世再无发生过变化。
唐代铨选一般每年十月开始，次年三月结束，谓之选限。五代通常也是每年十月开始，次年春末结束。周世宗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改为每年十月一日开始，十二月上旬结束，所注授的新官马上赴任所，限定在次年二月末必须到任，如果违程，“本处不得放上”。如是有故违程，必须写明理由，提出证据，才可以参加明年的铨选。“其特敕除授，及随幕判官赴任，不拘日限”（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限》。）。每年十月所有合格选人均赴京参加铨选，谓之冬集。唐朝在每年冬集前的五月，要向各州府下达有关选人资格范围的文件，称之“选格”。一般每年颁布一次，后来到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颁布了一个所谓“长定格”，这个选格仅用了一年，便于次年停止实行了（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三》：“（开成）三年三月吏部奏：‘去年所修长定选格，或乖往制，颇不便人，不可久施，请却用旧格。’从之。”）。但是五代却执行了这个文件，这是其与唐制的又一不同之处。不过五代并非原封不动予以执行，而是做了一些修定。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八月，经中书门下奏请，由尚书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贻孙、给事中郑韬光、李光序、吏部员外郎卢损等，“同详定旧《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这里所谓旧《长定格》，即指唐文宗开成二年所制定的这个选格，因为唐朝在此之前每年颁布一次选格，故无所谓“长定格”。此后五代各朝对这次详定的长定格还做过一些修改，并一直沿用下来。由于五代各朝行用《长定格》，所以不必再像唐朝那样每年都要修订并颁布一次选格。
由于唐代每年颁布“选格”，地方州府所上报的选人文书档案，即解状，不合格式的情况较少出现，而五代执行的是“长定格”，不用每年颁布，加之不少州府官员素质较差不熟悉这类程式，所以导致不少上报的解状不合格式。于是“仍令吏部南曹，各写一本解由、历子、考牒、解状式样，遍下各处”。要求地方官府按照标准式样上报选人档案，如果仍然不入式，将对选人给予殿选的处分。（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后晋时期，除了将《长定格》取解条例“颁下各州”外，还要求各州将这些条例书写出来，榜示于州院门，使选人也对这类东西有所了解。（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所谓解由，是官员罢任时发给的一种文书，上写罢任年月等内容。所谓历子，是官员赴任时，由吏部签发并加盖印章的文书，上面注明到任年月等内容，特意规定“不得批罢任月日”（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卷二二《吏部裁制》。）。至于考牒，即历次考课的记录。从以上规定看，选人解状不合格式，处分的不是所在州府，反倒是选人本人，这当然是极其荒谬的事。后来又规定凡发生此种问题，“罪在发解官吏，举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注：《旧五代史》卷四三《唐明宗纪九》。）。这个规定比之以前虽有所改变，但选人不能参加当年的铨选，终究还是吃了很大的亏。
关于解状的内容，五代有详细的规定，主要包括本人出身、历任告赤、三代家状、乡贯、骨肉、在朝亲情、年齿形貌、考核资序、优劣课最、罢职年月等，于冬集前报送吏部南曹。南曹收到这些文书，查验无误后，必须发给公凭，实际不过是一种收据，其作用在于如果选人丢失了本人相关文书，可以凭这种公凭要求有关部门重新为自己建立档案。为了防止选人伪滥假冒，后唐明宗时规定：“自今后并令各录三代家状、乡贯、骨肉、在朝亲情，先于南曹印署，纳吏部、中书、门下三库各一本……兼本任官处及乡里，亦具一本纳逐州县。”（注：《全唐文》卷一○九唐明宗《令选人先纳三代亲族状敕》。）这样做是为了铨选时便于检勘选人文书档案，同时也是为了验明正身，防止有人假冒顶替。五代继承唐制，以吏部员外郎二人专门负责此类事务，称之为判南曹。南曹又称选院，南曹检勘的选人文书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包括“甲历”，即选人的档案。这种甲历一式三份，分别由吏部、中书、门下保管，称之为“三库甲历”。前面提到的家状、乡贯等，也是甲历的内容之一。选人每年冬集时，必须有京官五人为保人，后唐同光时期规定，如保人中有一人不到，“五保即须并废”，文书一纸有误，则“数任皆不勘详”。（注：《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据《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的记载，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五月，改为以三人为保，上报文书内必须注明保官名衔。南曹检勘选人档案，主要核实选人的出身、考绩、年貌、历任告赤以及是否符合选格等，如果选人档案文书有伪误之处，即予以驳放，不仅不能参加当年铨选，还要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南曹检勘选人档案完全合格后，便可以参加吏部主持的铨试了。
五代铨试的内容与唐代相同，即所谓身、言、书、判，其中重要是书、判两种考试。关于书，看其书法是否遒美，这方面没有具体的标准，实际上由主持考试的官员灵活掌握。最重要的应该是判，五代各朝通常都规定试判二至三道，这种考试要求颇严，如长兴元年，刘莹、李诜、李守文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经过审问方知是相互之间传送草稿，弄虚作假，结果取消了他们的铨选资格。（注：《五代会要》卷二二《杂处置》。）五代试判内容的要求比较宽泛，后唐时规定“业文者任征引古今，不业文者但据公理判断可否”。考试成绩分为四等，“文优者超一资注拟，其次者宜依资，更次者以同类官注拟……其或于道理全疏者，以人户少处州县同类宫中比拟”（注：《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对于五代这种试判标准，元人马端临曾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为文具可知也”，“则所谓试者，不过上下相与为欺耳，可无试也”。（注：《文献通考》卷三八《选举考十一》。）
试判结束后，便可确定出留放人的名单，并向选人公布，称为“长名”或“长榜”。留者依资注官，放者听任下年冬集。注官的依据除了书判成绩外，最主要还是选人的资级，其次是出身。早在唐代已经制定了所谓“循资格”，五代承袭唐制，仍采用这种办法，只不过具体内容稍有变化而已。实际上即使在五代，各朝所采取的循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927年）规定：经学出身人，“一任三考，许入下县令、下州录事参军，亦入中下州录事参军；两任四考，许入中下县令、中州录事参军；两任六考，许入上县令及紧州录事参军”。至唐闵帝应顺元年（公元934年）改为：“其经学出身，一任两考……起今后更许入中下县令、中州下州录事参军；一任三考者，于人户多处州县注拟，如于近敕条内，资叙无相当者，即准格循资考入官；其两任四考者，准二任五考例入官，余准格条处分。”（注：《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注官办法包含了出身和资历两种因素在内。年龄也成为能否注授好官的因素之一，后唐长兴二年九月，前温县令杜同文献时务策，主张选人年七十以上者，不授职事官，只授优资散官，得到了采纳。（注：《宋本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汉隐帝时有人提出选人年未及三十者，不授县令，理由是“且少年邑宰，鲜有廉勤，不执公方，惟贪娱乐”。朝廷接受了这个意见，规定选人“年少未历资考者，不得注授令录”（注：《全唐文》卷八五五高守琼《请慎选县令奏》；《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连录事参军也不许年轻人充任了。不过五代时期并非一味地循资看出身，选人的政绩如何，有时也作为注官的条件。如梁太祖乾化二年（公元912年）规定：吏部注授官职时，“验为政之否臧，必有可观，方可任用”（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此后历朝也都颁布过此类诏敕，但是大都没有得到认真落实。五代也有超资授官的规定，通常都是针对皇帝的宠臣、贵戚，或政绩突出，能雪冤滥者，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意性很强，不像唐代那样制定出了一套较详尽的办法。
五代时期与唐代一样，也有三唱三注的制度，即吏部注拟官职时要征询选人的意愿，如不同意，可以要求重新注拟，经三次注官集众唱名后，选人仍不同意所注拟的官职，就只能参加下年铨选了，但届时可以免试书判。如选人在唱注时无故不到，则不能要求重新注拟。后周以前，“每一注内，有不伏官者，限三日内具状通退，三注共九日者”。显德五年改为“铨司自今后第一、第二注榜出后，各限次日内具通官文状，便具姓名落下，第三注毕日开铨，不在开通官之限，三注共五日者”（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限》。）。这道程序结束后，选司须将所拟官职以类相从，编成甲历，谓之“团甲”，报呈尚书都省覆审。都省覆审结束后，再报门下省审查，谓之“过官”。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吏部选人过门下，（王）峻当其事，颇疑选部不公，其拟官选人落下者三十余人”（注：《旧五代史》卷一三○《王峻传》。）。可见其过官制度也决非走过场。后周还规定，门下省过官完毕后，五日内“进黄”，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起草告身，即任官状，由吏部正式授予，新官还要向皇帝当廷谢恩后，才能赴任。
四、辟署、试摄官与举荐官
唐朝后期藩镇势力兴起，幕职官均由府主自行辟置，入幕遂成为当时人入仕的途径之一。五代时期的情况发生较大的变化，朝廷对节帅的这种权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并成为其削藩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五代各朝对藩镇辟署权的规定颇不统一，后梁时期不许辟署，所有幕职皆由朝廷除授。后唐同光二年规定：“今后诸道节度副使、两使判官除授外，其余职官并诸州军事判官等，并任本道、本州各当辟举。其军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注：《五代会要》卷二五《幕府》；《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唐末帝清泰初规定：“今后朝廷只除两使判官，其书记已下任藩府自辟……诸州防御、团练、刺史判官、推官，并请本州自辟请，中书不得除授。”（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明显比同光二年的规定宽松。由于幕职官均未有品阶的规定，所以诸道在辟置比较重要的僚佐时，往往为其奏请朝官衔，甚至包括宪官在内，通常都是加检校官衔，因此辟署制往往与奏荐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五代时期在限制诸道的辟署权时，除了把一些重要官职的任命权收归朝廷外，还往往限制奏荐官员的人数。后唐同光二年规定：“今后节度使管三州已上，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如管三州已下，只奏两人……防御使止许奏一人，刺史无奏荐之例。”（注：《旧五代史》卷三一《后唐庄宗纪五》。）天成三年改为：“今后诸道节度使每年许荐二人，带使相者许荐三人，团练、防御使各一人。节度、观察判官，并留旨授，书记已下随府。”（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旧五代史》卷三九《后唐明宗纪五》。）从后一句话来看，朝廷限制的只是较高级的幕职，一般幕职官还是允许府主自辟。至长兴三年时，限制又有所放宽，节度使带使相者，奏荐数增加到5人，不带使相者3人，直属京防御、团练使，增至2人。末帝清泰二年，因为官阙严重不足，又降为带使相者许奏荐3人，不带者2人，直属京防御、团练使各1人。（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公元939年）规定：“或未曾任官职及无出身，称摄试衔者，不在奏举之限”。后汉高祖乾祐元年（公元948年）规定：“其诸道行军副使、两使判官，并不得奏荐，委中书门下选除。带使相节度使，许奏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节度推官；不带使相节度使，只许奏节度掌书记、节度推官；其防御、团练判官、刺史判官等听奏，仍须精择才能……所奏荐州县官……使相三人，不带使相二人，防御、团练、刺史一人为定。”（注：《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五代会要》卷二五《幕府》。）此次允许奏荐州县官，又给刺史以奏荐权，比之以前诸朝，应是一种倒退行为。到了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规定：“两京诸道州府留守判官、两使判官、少尹、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今后并不得奏荐。”（注：《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比后汉时期奏荐的范围又有所严格。这种趋势的发展，为宋代将幕职官全部纳入铨选范围奠定了基础。
五代时期试摄官十分盛行，节帅利用职权在其所管辖区内大量设置，所谓“时藩镇帅臣不识国体，妄罢邑宰，欲署其假官”（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五代时期的试摄官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州县官员。一类是应由朝廷除授的幕职官，这些官员任满后本应向吏部上报员阙，而地方帅臣却加以隐瞒，派亲信摄理，或以试官的名义代任其职。另一类为朝廷寺监中的摄官，这是朝中权臣弄权的结果。一般来说，承平时期试摄官相对较少，战乱或改朝换代之际则大量涌现，所谓“自乱离已来，天下州府，例是摄官，皆是试衔”。试摄官的多少是中央集权加强或削弱的一个标志，此外试摄官“既不拘于考绩，惟掊敛于资财，致使民户转为蠹耗”（注：《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故五代各朝无一例外地均反对试摄官，采取种种措施加以限制，有的王朝甚至明令禁止乱置试摄官，如后唐天成四年，“禁天下虚称试摄衔”（注：以上见《全唐文》卷一○九后唐明宗《禁称试衔敕》；《旧五代史》卷四○《后唐明宗纪六》。）。对于已经署置的试摄官，各朝采取措施逐渐减少或转化为正授官。如后唐天成三年敕：“北京及河北诸道摄官内，有庄宗御署及朕署，便与据正官资叙。其伪朝授官，勘验不虚，亦同告身内处分。”后晋天福二年规定：“其边郡县官，仰节度使、刺史，或有现任，因事停罢，即许差曾入仕者权令抚绥，仍又须候正官到官，不可以摄替。摄官或经半载，或过一年，如能志远脂膏，道著清白，招添得户口，征督得赋租……即仰请奏闻，特乞大朝便行真命。”（注：《文献通考》卷三八《选举考十一》；《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敕：“省司差摄官员，今日已前任摄满五年者，宜追验本司差摄文牒、及亲公事文书、并乡贯三代点检者，与授初官。起今后，所司如更有阙，须差摄官者，可具所摄乡贯三代奏闻。”从这条敕文看，虽充许摄官，但必须奏闻后摄替，权力仍控制在朝廷手中。尽管如此，与前朝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这一时期后晋与契丹战事紧张，朝廷对藩镇有所借重有关，故不得不有所让步。五代时期对摄官控制较严的当属周世宗统治时期，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敕：“其诸寺监摄官，如满七周年已上，应奉公事无遗阙，文书灼然者，并与同明经出身。如不满七周年者，任逐便稳。今后寺监不得以白身署摄。”其年十一月敕文：“起今后，诸处州县官，考限已满，替人未到间，宜令且守本官，执行公事，仍令依旧请俸，不得擅离任所，州府亦不得差摄官替下。”显德六年又规定：“诸处自前应有摄官，曾经五度者，与一时出身，仍先令所司磨勘。须得亲任公事，文书解由分明，每摄须及半年已上，方得充为任数。仍令所司引验人材，及考试书判，的然堪录用者，方得施行。”（注：以上均见《五代会要》卷一七《试摄官》。）这个规定虽比显德元年的规定要宽松一些，但仍比以前各朝的规定严格，且要经过书判的考试，而以前各朝均无这项规定。
唐代有所谓冬荐制度，通常限定在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宫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每年每官举荐不得过二人，余官不得过一人。此外还有举人自代、地方大员荐、泛荐、诏荐等方式，唐后期举荐一途蓬勃发展，并日益向六品以下官渗透，通过举荐入仕者与科举、门荫世胄几成鼎足之势，对铨选制度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五代时期地方势力较强，故举荐官员多通过藩镇节帅进行，因此朝臣多“于外州侯伯求其表状，奏荐交亲”（注：《全唐文》卷一一六后晋高祖《禁朝臣荐托敕》。）。由于举荐的人多为无出身者，“或因权势书题，或是裹私请托”，“遂使躁求徼悻之徒，争游捷径，辛苦孤寒之士，尽泣穷途”（注：《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所以五代各朝对举荐官员多加以种种限制，通常不允许举荐无出身之人，如确有奇才异行，“超群越众”，也可以举荐，但要赴京经有司考试，皇帝亲自批准，才能授官。周世宗统治时期，曾于显德元年，“初令翰林学士、两省官举令录。除官之日，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连坐”。次年又下诏曰：“在朝文资官曾历藩郡宾职州县官者，宜令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仍署举荐者的姓名，如果被举荐者在任期间，贪浊不公，“或职务废阙，或处断乖违”，则连坐举主。（注：《文献通考》卷三八《选举考十一》；《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这两次举荐仅限于朝官，不涉及外官，是周世宗力纠以前各朝弊政的一种行为。由于周世宗执法颇严，举荐者担心连坐，所以通过这种途径入仕的人并不多。总的来看，举荐在五代时期不再是入仕的主要途径，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被举荐者多要进行书判考试才能授官，有日益向铨选制靠拢的趋势，由于得不到鼓励，得官的人数也极为有限，唐后期那种荐举不拘格限、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复存在了，为宋朝把荐举纳入铨选制开了先河。
五、五代的官阙问题
五代铨选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选人多而官阙严重不足，由于这一问题长期无法解决，不仅影响了每年铨选的顺利进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官阙不足问题早在唐朝后期就已存在了，只是到了五代时期更加严重罢了。后梁时期的情况，史籍缺载，后唐同光时期不存在此类问题，如同光三年，“阙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次年诸色选人及行事官1250余员，“得官者才及数十”（注：《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官阙如此宽裕，实为罕见。这实际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枢密使郭崇韬大力整顿，销毁了大量存在问题的选人文书的结果，矫枉过正，使得大批官员与朝廷离心离德。到唐明宗时期已存在官阙不足问题了，末帝清泰时期，甚至由于官阙严重不足，减选制度竟无法执行。清泰元年（公元934年），合格选人无阙可授者达494人，次年达83人。此后各朝均程度不同地存在官阙不足的问题，如后晋天福八年，“三铨待阙停滞已及数百”，而各地每月送到吏部、兵部的官阙不过五员七员。（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影响了每年铨选的正常进行。
造成五代官阙不足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数种：其一，五代各朝均非统一王朝，仅占据了北方疆土，州县数量相对较少，官阙自然大幅减少。其二，朝中权贵宰臣以权谋私，强占州县好阙，“不令铨曹注授”（注：《五代会要》卷二○《选事上》。）。又允许节帅自辟一定数量的僚属，以及存在大量的试摄官，也占去了不少的官阙，岐王、风翔节度使李茂贞甚至弄权“墨授”官员。其三，减选无度，致使合格选人增多，从而导致可用官阙相对不足。其四，由于社会动荡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导致新任官员不能按时到任，而官员任期却是从到任之日算起，官员不能到任，自然不能准时卸任，也就无法按期腾出官阙。其五，选人在铨选时拒绝所注拟的官职，致使一些官阙不能及时使用，也是导致官阙紧张的原因之一。如后唐天成二年，西蜀之地官阙极多，但选人却不愿前往赴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日益跋扈，独占西蜀之心为天下人所知。在这种情况下，选人自然不敢前往赴任。再如后晋出帝天福八年，“河东管内及鄜延泾邠秦陇凤等州管内，阙员不少，选人以家私不便，多不伏官”（注：《册府元龟》卷六三四《铨选部·条制六》。）。这种情况的存在，也严重干扰了铨选工作的正常进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五代各朝采取了不少措施，如严令地方政府及时上报官阙，“其请托人及受嘱人等，当行黜责”（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希望通过这种措施，吓阻权臣和地方政府不再强占或隐瞒官阙。采取措施敦促新注授的官员按期到任，如周太祖广顺元年二月诏曰：“近闻所得官人，或他事阻留，或染疾淹驻，始赴任者既过月限，后之官者遂失期程，以至相沿，渐成非次……今后应诸道州府录事参军、判司、县令、主簿等，宜令本州府，以到任月日，旋具申奏及报吏部，此后中书及铨司，以到任月日用阙，永为定制。”（注：《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至周世宗时，限定了到任的具体时间，“限二月终已前到任，若违限，本处不得放上。且旧官在任，如是无故违限，依格殿选”（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限》。）。所谓“不得放上”，即不许其接任职务。后一句话是指旧官如无故不按期交任，则给予殿选的处分。为了解决官阙问题，后唐末帝甚至采取了借用官阙的办法，如清泰二年铨选时官阙不足，令各州增置户掾一员，诸州共增150员，仍不足，于是判吏部尚书铨崔居俭奏请，“取四月后合用员阙发遣”。诏曰：“宜令从四月一日后至六月终员阙施行。”（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这种办法只能解一时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减少选人也是解决官阙不足的一种办法。由于种种原因，不少选人往往长期不能赴选，在唐代对此并无严格的限制，五代时规定超过10年将永远取消参选资格，称之为“过格”，后来又改为7年。后唐天成二年再次规定：“不问破忧停集本数，过格十年外，不在赴选之限。”即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只要过了期限，就取消选人资格。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很不合理的，因为五代社会长期动荡，选人“多因远地兵戈，兼以私门事故，遂致过格，固非愿为”（注：以上均见《五代会要》卷二○《选事上》。）。统治者明知如此，仍不予宽限，其急于解决官阙的心态，于此可见一斑。限制节帅辟署权和奏荐范围，也是当时采取的措施之一，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做过论述，就不再说了。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然终五代之世，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二、余论
五代选官制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各朝均沿袭前朝的制度，并不因改朝换代而废弃。后梁的情况如何，史无记载，后唐则是基本沿用唐朝制度。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八月，中书门下奏曰：“吏部三铨、（门）下省、南曹废置、甲库格式、流外铨等公事，并系《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等格式。前件格文，本朝创立，检制奸滥，伦叙官资，颇谓精详，久同遵守。”（注：《五代会要》卷二○《选事上》，括号内字，据《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补。）奏文中所谓“本朝”，即指唐朝。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中书门下奏：“千牛、进马、童子、斋郎、挽郎，宜准《元和格》处分。”（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指的就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制定的格条。晋、汉、周等朝也是如此，不仅仍沿袭唐制，后一王朝往往还行用前一王朝颁布的格敕。除此之外，前朝所授官员及颁发的文书、告身，改朝换代后，仍被承认并具有与本朝文书相同的效用。如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五月敕：“若是本朝及伪朝所授（官）者，只于将来新告身内，一一收竖。”敕文中所谓“本朝”，即指唐朝；所谓“伪朝”，指后梁王朝。甚至对前蜀所授官也同样予以承认，“其兴元已西，曾受伪蜀爵命……仍各于本罢任处州府投状，具三代名讳、出身、历任，一一分析申奏”（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但五代诸朝对契丹所授官员却不予承认，如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规定：“曾受契丹伪命者，追毁文书，只取唐、晋出身文书参选”。（注：《五代会要》卷一七《伪官》。）所谓唐、晋，指后唐、后晋。由于有这些规定的存在，尽管五代各朝均立国短暂，但其选官之制，并非无法可依。
五代也有流外铨之制，是指九品以下流外官（即吏职）的铨选。唐代流外官的迁转通常要求三考，并需通过书判的考试。五代于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规定：流外官只考劳绩，不试书判。（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与唐制颇不相同。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规定：“应诸司寺监，今后收补职役人等……勒本司关送吏部，引验人材，校考笔札。其中选者，具引验可否，连所试书迹，并本州府不系色役回文。及正身引送中书后，吏部具夹名闻奏。候敕下，勒本司收补，余依前后格敕处分。每年只得一度奏补。”（注：《五代会要》卷一七《杂录》。）至于流外入流是否像唐代那样也要加试一史一经，由于史料缺乏，不得而知。
五代时期的非时选，主要是用于选拔特殊人才和有功绩的官员。在后唐庄宗统治时期，一度禁止非时选和荐人，明宗统治时期允许进行非时选，长兴四年规定：经学出身人如在任期间雪得冤狱，“候本官满日，便准近敕非时参选。若活得一人，超一资注官，二人已上，加章服；已有章服，加检校官。如在任除雪冤狱外，限内征科了绝，减得一选已上，或招添户口一分已上，并许酬奖。如加至五品已上，许奏听敕旨”（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后晋也明确规定允许四时听选，“吏部三铨拟官旋奏，不在团甲之限”（注：《五代会要》卷二二《杂处置》。）。其他时期未见有允许非时选的记载。唐朝后期非时选经常举行，十分兴盛，而五代时期则相反，不经常举行，这些都是与唐朝不同的新特点。
门荫出身者在唐朝前期数量很大，中期以来虽然逐渐减少，但是和五代时期比较起来，数量仍非常可观。五代时期的统治者大都非高门出身，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皇帝宝座或跻身于将相大臣之列，门第的因素在官员选拔中大大地降低了。在五代前期尤其是后唐时期，门荫出身者大都为原唐朝官僚之后裔，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诏敕中提到门荫补官时，往往强调对其身分真伪的甄别。如后唐长兴四年规定：“其诸色荫补子孙，如非虚假，不计庶嫡，并宜铨录，如实无子孙，别立人继嗣，已补得身名者，只许序荫一人。其不合叙使文书，限百日内焚毁须绝，此后更敢持合焚毁文书参选求仕，其所犯之人并传者，并当极法。应合得资荫出身人，并须依格令施行。”（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贵族官僚子弟通过充任千牛、进马、斋郎、挽郎等参选者，“宜准《元和格》处分”（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即按照唐朝旧制办理，五代在这方面并无新的创制。同光时期依据《唐六典》的内容，曾颁布过各级官员荫补子孙的规定，但却制定了一个时间范围，过了一定年限，便不能收补，身体有残疾者不能收补。（注：《五代会要》卷一五《兵部》。）唐代把任斋郎年久并补为室长、掌座、掌次而参加吏部铨选者，称为“黄衣选人”（注：［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五《斋郎》，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五代对这类选人的称呼未变，同光二年规定，诸色黄衣可以依资参选，如“应官资已高，不合铨司注拟者，亦委子细简勘，送名中书门下。如全无文书，称失坠官告敕简敕甲，又无证据，只有格式公验并诸司诸州府公凭及试授官文牒，兼文书过格年月深远者，并宜落下。所冀官无滥受，恩不虚行”（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其他各朝门荫出身者明显减少，因此这方面的规定十分稀少，后周只是规定其冬集时，仍要试判二道，其他方面大约仍沿用后唐的有关规定。五代时期门荫入仕的衰落，与统治阶级结构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并使宋代官吏队伍以科举出身者为主成为可能，从而构成了其选官制度的又一新特点。
辟署制的变化，是五代时期选官制度的最大变化之一。中国在隋朝以前普遍盛行辟署制，自隋文帝废除辟署制，将用人之权收归中央以来，至唐后期又再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藩镇辟置幕职官普遍盛行。有人根据两《唐书》统计，唐后期有传的进士出身的344名官员中，有143人是通过辟署而入仕的，占总数的43%。（注：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文献》1990年第1期。）可见辟署制在当时的选官制度中所占地位之重要。至于哪些白衣之士通过辟署而入仕的更是不计其数，故宋人刘贡甫说：“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是以号称得人。”（注：《文献通考》卷三九《选举考十二》。）而五代时期出于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虽未明令废除辟署制，但却加以种种限制，并禁止辟置奏荐无出身人，从而使这一制度的发展势头得到了遏制。宋初继续了这一政策，最终使辟署制寿终正寝。
通观整个五代时期，在选官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选人伪滥，文书告身真伪混杂，致使各朝均花了很大的气力进行整顿和鉴别。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买卖文书告身，所谓“自唐末丧乱，搢绅之家或以告赤鬻于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注：《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三月。）。如鸿胪卿柳英将斋郎文书卖给刘居则，河南府长水县主簿赵知远以其兄冒充其父，充作郊祀行事官，范县主簿不纳官告文书，冒名于四方馆行事等。（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卷六三八《铨选部·谬滥》。）其次，是战火焚毁。用后唐左拾遗李慎仪等人的话来说，即“且白天下乱离将五十载，无人不遇兵革，无处不遭焚烧，性命脱免尚或甚稀，文书保全者固应极少”（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再次，铨司档案残缺不全。“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注：《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由于吏部保存的选人档案残缺不全，这就给不法之徒造伪以可乘之机。其实不仅唐梁之际，整个五代时期改朝换代频繁，每到这时都会多多少少造成政府文书档案的损失。如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二月，吏部奏：“去年冬，南曹判成选人三百八十一人，经十一月二十二日兵火，散失磨勘了历任文字……”云云。（注：《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所谓“兵火”，实即周太祖郭威夺取后汉政权的军事行动。面对这种混乱的情况，各朝均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整顿，其中力度最大的是后唐同光二年枢密使郭崇韬主持的一次行动，“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哭道路，或馁死逆旅”（注：《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庄宗同兴二年三月。）。由于郭崇韬裁汰甚严，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各朝采取的其他措施大体有如下一些：一是给选人重新换发公凭。如后唐长兴四年规定，本朝及前朝历任官员，将出身及历任告身送纳铨司，经鉴别后再统一换发公凭。这是针对没有失落文书告身的选人所采取的措施，以免再出现文书五花八门，铨司难以认可的情况。一是针对失落公凭、文书、告身者的措施。后唐天成三年规定：“应焚毁告身勘同及坠失文书等，请重给告身，仍先检敕甲，如无敕甲，即取同敕甲告身，勘验同即与出给。若是本朝授官，及同光元年后授官，勘验同即与告身。如是伪朝授官，勘验不虚，亦与出给公凭，便同告身例处分者”。长兴二年又规定，“其失坠告身者，先取本人状，当授官之日，何人判铨，与何人同官，上任与何人交代？仍勘历任处州县，如实，即别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周广顺元年规定，选人须出示解由、历子、考牒，“今后请若无解由、历子、考牒者，候牒本道州府勘寻，有何殿最，候回文与陈状官员事理同，即依牒申铨取保，再给凭由”（注：以上见《五代会要》卷二一《选事下》、卷二二《杂处置》。）。一是要求铨司严格鉴别，并严惩作弊者。“仰三铨各据逐人出身、入仕文书，一一比验年貌，灼然不谬，方与注官”。铨司官员如收贿注拟者，严惩不贷，选人再敢以伪造的文书参选者，“并当极法”。如后唐选吏尹玫曾因此而被处死，尚书左丞、判吏部铨崔沂等坐罪被贬官。并鼓励告发作弊者，“特议超奖”（注：《五代会要》卷二○《选事上》，《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旧五代史》卷三二《后唐庄宗纪》。）。甄别假冒文书，整顿伪滥选人的工作，贯穿于五代始终，成为这个时期具有鲜明特点的一个政治问题。
五代的选官制度存在不少弊端，最大的问题是铨选时，“或缘亲旧处约，或为势要力干，姑徇私情，靡求才实”（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而这种屈服于权势、营私舞弊的官员，在当时大有人在。比如后唐崔贻孙任吏部侍郎时，“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天官任重，昏耄罔知，瞀目将瞑，犹以所欲”（注：《册府元龟》卷六三八《铨选部·不称》。）。这样人主持铨选，难免不产生弊端。宰臣强占州县好阙，“不令铨曹注授”，使一大批选人得不到注拟，“或暮齿不离卑任”。后唐闵帝应顺元年（公元934年），中书门下的奏章中也承认，当时有不少孤贫之士，“或年四十，始得经学及第，八年合选，方受一官，在任多不成三考，第二选渐向蹉跎，有一生终不至令录者”（注：《旧五代史》卷一四八《选举志》。）。而有门路的选人，尽管不合选格，却仍能参加铨选，如后晋时前栾城县令，年过七旬，甚至不能行跪拜之礼，却因为“有重臣达意”，欲谋取好官。（注：《册府元龟》卷六三八《铨选部·不称》。）成为人们一时的笑谈之资。五代时期摄试官一度泛滥，地方长吏之所以热衷于此，“多因贿赂而行”（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二《铨选部·条制四》。。官员如此，皇帝有时也不免搞出一些弊端来，如后唐末帝依靠一些人的支持，自节帅而夺得帝位，劝进者中包括有诸道选人494人，“既自劝进，宜示奖酬”，最好酬奖自然是授与官职，这样就造成了清泰元年（公元934年）铨选时官阙的严重不足。（注：《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五》。）其实并非唐末帝一人如此，在五代凡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得帝位者，即位时莫不大量任用亲信或劝进者，甚至对参加登基活动的所谓行事官，也要进行酬奖，所有这一切都程度不同地干扰了选官工作的正常进行。
收稿日期：2001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