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社会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批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6—0067—07
在大众想象中，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存在，后现代与消费社会、跨国资本、高科技和全球化联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则产生在“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因此，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论断相呼应，有人认为后现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有效，甚至有人声称在新的政治经济的世界体系中，马克思的著作已被那些一直以他为权威话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证伪”。另一方面，由于后现代所持的怀疑论的解构倾向，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后现代持拒斥态度，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颓废的思潮，是政治上的倒退。由此，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到底有无联系，如何在后现代社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现代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这些都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存亡与发展的大事。本文以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个案，论述后现代社会中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注：广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重新解释”和“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和流派的统称，它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包括东方特别是东欧国家“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里的新马克思主义取狭义，仅指与后现代社会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特点和贡献。
不可否认，后现代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后现代对中心的解构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受到威胁，后现代所标举的反本质、反整体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其深度模式的消失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和辩证法被大大削弱，后现代去差异化的特征也对马克思关于经济、政治乃至阶级的划分提出了质疑，如此等等。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代表，詹姆逊并不像有些左派那样消沉和悲观，而是自觉担负起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他认为正是这些挑战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灵感。在批评理论的建设上，他一方面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同时也认识到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老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已经难善其用”[1]（P11）。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希望在后现代社会这个新的历史语境下重建马克思主义批评。
一、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的联系
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詹姆逊看到了后现代与孕育它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之间在结构上的相似。他在各种场合下多次提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是惟一把资本主义作为整体加以分析的科学体系[2]（P219）.[3]（P73），而后现代社会则是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的变异，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后现代作为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其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典型。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就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论述十分吻合。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时至今日，随着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特别是空间的拓展和技术的革新，资本正在渗透到那些迄今为止还未完全商品化的世界各地。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社会作为形态上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许比马克思那个半工业半农业的社会更接近马克思的抽象模型。“全球商品化的倾向比在现代时期更清晰可见，更容易想象，因为在现代时期，顽固的前现代生活的现实仍然存在，阻碍着商品化的进程。正如马克思在《纲要》中所揭示的，资本必然倾向于一种全球范围的市场，而这又是它最终危机之所在（因为进一步的扩展不再可能）：这一学说今天对我们远不像在现代时期那么抽象；它指出了一种观念上的现实，不论理论还是文化，都必须马上把它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4]（P68）这种世界市场的扩张和普遍的商品化趋势使今天比马克思那个时代离他所憧憬的理想要近得多，同时这种空间扩张的极限也导致了西方有关历史终结的焦虑。
不仅如此，詹姆逊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在深层的理论问题上也存在着契合点。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之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锋芒所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的否定性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一样，都体现了人文科学的批判性功能。德里达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5 ]（P21）后现代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知识批判和语言批判中也内在地蕴含了社会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在抨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固有制度方面都具有一股颠覆性的政治力量。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讲，后现代社会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和潜在的大众和民主的呼声，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有一致之处。
在文学批评上，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具有一种跨学科的性质，它强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文学的互动作用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现代主义追求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和艺术形式的精致，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则打破了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文学自律性，并逐渐消弭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人们重新意识到，无论哪种话语都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文学和文学批评批评必须再次直面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和社会歧视。重返历史和意识形态阵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当今社会对批评的召唤。特别是在后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的边界正在抹去，“经济逐渐与文化重叠：每一件事情，包括商品生产和高水准的投机金融都成为文化的了， 而文化也同样深深地被经济和商品定位”[4]（P73）， 这种超越文学的“大文本”观念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驰骋疆场。
当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性质是提出新问题的能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认为，最好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它并没有终结真理。
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视界”
当然，后现代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毕竟不同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在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人文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修正和发展。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詹姆逊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固定的体系，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发展的领域。他不仅研究经典马克思，研究萨特、卢卡契、阿尔都塞、阿多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仔细辨析了20世纪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并且通过介入与后现代的论争进一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这些理论同时也构成了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重要来源。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詹姆逊“认真等待其他批评理论家”，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因为他懂得任何理论都将依其能量来衡量，不是要驳倒对手，而是要把最强大的对手的有用的和富有洞察力的东西归为己用”[4]（P3）。
詹姆逊受萨特关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观点的深刻影响，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视界” （untranscendable horizon）。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并且，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领域，它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可以包容其他阐释模式和体系，或者说，所有东西都可被纳入马克思主义这个有机体系中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可以“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1]（P10）。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元评论”的位置，并认为这种“元评论”是变革整个社会制度的前提，这一点是后现代社会中新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
重新开拓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自从20年代卢卡契提出总体性的优越性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征这一见解以来，对总体性的研究一直是新马克思主义兴趣的焦点。面对后现代社会零碎化和平面化的趋势，詹姆逊继承卢卡契关于总体性的思想，顽强地坚守总体化和历史化的方法，指出“那些貌似自主和不相干的领域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通常认为只是孤立的和依次发生的事件却原来是事物的有规律的变化和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它们具有一种全球性的特征”[4]（P35）。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在坚持历史本身是总体性的历史的基础上，又不断深化和拓宽对总体性概念的理解，提出了一种开放的总体化思想，总体化是以差异为前提的，包含了种种对抗的力量，它指向一个开放的整体，永远处于被超越的过程中。进而詹姆逊指出，由于事物本身是总体性的，因此在认识论上也必须采用总体性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其各个局部放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加以考察。当然，这并不是詹姆逊的发现，他的贡献在于强调总体的认知是在把握系统或结构关系的同时应尊重差异、不连续性、相对自律和不平衡发展，即“在一个仅仅表面上统一的文化文本中，既考虑隐含在总体性或总体化概念中的方法论的必要性，又考虑一种‘症状’分析对潜在的不连续性、裂缝和异质活动的关注，这二者之间也许没有很大的不一致”[1]（P56—57）。
詹姆逊是主张历史主义的，不过他对“历史”概念作了重写。詹姆逊吸收福柯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观点，拒绝“真实”的或统一的历史，历史“只能通过先在的文本化即作为一个文本的方式接近我们”，而“历史”本身不可能直接呈现，它是非叙述非再现的。同时，他又接受阿尔都塞关于历史的看法，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缺席的本原”，既不可一笔勾消也不可接近，这种对本原的强调是詹姆逊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历史尽管是叙事的结果，尽管会留下许多的断裂和空隙，但历史毕竟是一种不言的过去的存在，“在”的历史文本是以“不在”的无言的历史为依托的，“我们并没有随意构造任何历史叙事的自由”[10]（P252）。这里体现了詹姆逊的创造性思辨，他揭示了历史事实与文本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这一点也是詹姆逊的历史观高出新历史主义之所在。詹姆逊还努力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结构。他采纳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即坚持社会构成统一总体的同时，尽可能给予其中不同层次以相对自律性。由此，在这个整体中，经济因素固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它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决定关系，而是各因素之间的多元互动。假定一个既统一又存在差异的模式，这是詹姆逊提供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历史困境的方法，“每一个社会构成或历史上现存的社会事实上都包含了几种生产方式的同时交叠和共存，包括现在在结构上已被贬到新的生产方式之内的从属位置的旧的生产方式的痕迹和残存，以及与现存制度不相一致但又未生成自己的自治空间预示倾向”[1]（P95），从而使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借助差异获得了时间维度。不仅如此，詹姆逊所描述的几种生产方式同时具有结构上共存性的社会形态还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马克思主要将历史发展设想为线性系列，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詹姆逊的生产方式共处的理论为解释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冲突，进而解释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矛盾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
辩证法是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中贯穿始终的灵魂。“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鉴了辩证法，并把它扩展到社会、文化各个方面”[7 ]，新马克思主义承继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的功能，认同“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詹姆逊曾指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均可被视为具体化辩证法中的多个阶段，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取代就表现出一种从数量到质量的跨越和颠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也是如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认为，辩证法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是它能够协调我们对之缺乏充分思考的历史的两副面孔或方面：即同时出现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在这种状态下，事物既可以改变又保持统一，既能够经受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和扩张，同时仍构成一些基本和持续的结构的运转，由此展示出共时与历时、结构与变化之间的共存关系。在“后现代的二律背反”一文中，詹姆逊还揭示了一种悖论的辩证理论，这可能是詹姆逊辩证思维理论中最难理解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他告诉我们，作为后现代表征的时间和空间的对立不再是从前的二元对立连同同一和差异，而是表明自身正以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式与它的另一极相一致。在后现代中，主体性的命题因背景的改变而成为客观的东西，同质性中孕育着异质性，时间可以转换成空间。
鉴于对“元评论”的坚持，詹姆逊在研究20世纪各种文学批评流派时，将它们都纳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轨道，并在不断“去神秘化”的过程中，实现了这些批评话语和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之间的符码转换。詹姆逊在吸收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品是欲望的满足的理论的同时，加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主张文学批评在分析那些明确叙事中未说出的东西时，应注意那些被压制和埋没的政治无意识，批评家的任务就是使历史文本本身恢复“充分的言语”。他还将无意识和力比多从个体扩展到群体，用于探索文化产品中的社会象征性行为，揭示社会中受到压抑的政治经济因素和阶级对抗。詹姆逊在吸收结构主义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对其加以改造，追求“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的兼容。詹姆逊还将德里达的“踪迹”概念政治化，把每一时刻视为过去和未来、残存和新生的交迭，不过与德里达否认任何本体论的观点不同，詹姆逊并未排除最终的社会存在。在对这些批评话语的分析中，詹姆逊始终认为，惟有马克思主义批评才能提供一种“在哲学上自洽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解决”，20世纪的各种批评流派只是作为这种或那种局部法则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阐释框架中。
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还吸收和整合了当代各种有争议的后现代理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后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詹姆逊一方面接受了鲍德里亚、利奥塔、哈贝马斯这些理论家关于后现代状况研究的理论洞见，总结出后现代社会的新特征，同时始终认为只有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后现代主义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论化。詹姆逊不完全同意这些后现代理论家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历史断裂的观点，而是把后现代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框架中加以认识，既看到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变迁，也指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即“在较早的时期或体系里作为从属的一些特征现在成为主导因素，而曾经是主导的特征则变成次要因素”。詹姆逊在发挥鲍德里亚关于后现代社会是形象和“幻象”文化的观点时，未采用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而是强调经济变化的优先性。对利奥塔关于后现代是“针对一切元叙事的怀疑态度”的定义和提出的“向总体性开战”的宣言，詹姆逊明确表示总体性是研究后现代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视野，努力把后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加以概念化。同时，为解决后现代本身的开放性特征所具有的差异性与总体化的矛盾，詹姆逊提出了系统本身存在矛盾和变异是系统的一部分的思想，从而实现了变异和系统的辩证统一。
三、“社会形式诗学”
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与形式主义批评加以综合，研究语言、文本与历史、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建构一种“社会形式诗学”（the poetics of social forms）， 这是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色之一。詹姆逊坚信，马克思主义批评是能够发现文本与世界、经济基础与文化生产、历史与语境之间暗含关系的惟一话语，是超越模式和历史、理论与文本分析的第三种立场[1]（P14）。
卢卡契曾指出：“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8]（P24）詹姆逊同意这个观点，一直重视形式研究，尤其是关注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及形式在现代主义中的作用等问题。但他所主张的语言和结构又不完全是自主的，他借鉴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理论，揭示了现代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等一系列批评话语中的语言、结构、无意识等概念或理论所蕴含的历史、意识形态因素及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在研究形式主义批评的著述中，他明确指出，范式的变化就是一种历史性，形式主义所追求的无止境的艺术变化和艺术革新本身就具有历史感，“长期以来被自己和他人认为是非历史的‘新批评’派，实际上对于历史范式的建构花费了可观的精力。”[9]（P73）而巴尔特的批评文本尽管表现出对传统文学史的“遗忘”，但“他的文本仍是紧紧地依附于历史，依附于对过去的抵抗和差异”。詹姆逊认为任何批评流派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并以其特有的敏感考察了各种批评流派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就结构主义本身而言，其理论构架也存在着内在矛盾，结构主义不主张研究符号以外的现实世界，但它“又把所指说成是某种实际事物的概念”，这实际上承认了外部存在着一个现实世界，由此不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发生了关系。詹姆逊还揭示出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这一具有代数式性质的深层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将对立和冲突注入政治的内容，从而将语言分析融入到意识形态批评之中。
詹姆逊把自己的批评方法称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并将“阐释”解释为“重写的运作”（a rewriting operation）， “根据某一特殊的阐释主符码重写特定文本”[1]（P10），由于历史或真实只能以文本和叙述的形式呈现给我们，并由于所有的文本和叙述都可以视为社会象征行为，而其中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往往以美学的形式得到想像性解决，因此，我们通过文本和叙述接近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一种阐释方法对其作批判性的解码完成的。又由于文本中假想的解决必然隐含着某种意识形态的遏制，于是就构成了文本或叙述内部的“政治无意识”。简言之，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就是要从文本中读出社会幻想和意识形态的遏制。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姆逊对这一批评方法作了进一步界说，他明确提出“叙事作为社会象征行为”，并将此作为该书的副标题。在“永远历史化”的口号下，他将自己的文化批评实践归纳为三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阐释层面：第一层次为政治的（直接的历史事件），将具体的文学作品或文化文本作为象征行为加以精细地分析和注释；第二层次为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将被分析的文本在相互对抗的群体和阶级的对话中重构，并进行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批判；第三层次则为经济的或更广阔的历史性（生产方式），将文本放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复杂系统中阅读，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对抗性地共存于一个文本中，而文本则以寓言的方式表现出文化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詹姆逊对巴尔扎克作品《萨拉西纳》的逐层分析运用的就是这种操作方法[10]（P105—107）。
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具有浓厚的政治美学色彩。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詹姆逊就声称，批评的政治视角不是某种辅助性的或补充的方法，也绝非当今流行的诸多批评话语中可供选择的一种，“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野”。在批评策略上，詹姆逊一方面强调对文本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同时又主张批评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而最终获得某种政治的判断，使“具有最特定含义的文学形式成为显而易见是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象征的策略”[10]（P107）。
以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为主线，“消费”和融合当代各种批评话语和理论话语，这种兼收并蓄的姿态使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具有鲜明的当代知识语境和巴赫金式的众声喧哗的特征。关于这一点，道格拉斯·凯尔纳作了精辟的总结，詹姆逊的批评“提出一种多维度的、辩证的叙述，它同时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他把现在的各个瞬间聚拢在一起，同时提供一个视点，让我们看到从过去到现在而进入未来的运动”[1]（P31）。
四、文化研究
詹姆逊不仅细致地分析了文学艺术与政治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敏锐地感受到后现代的文化特点。将马克思主义批评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又一特色。他希望创造一种能够很好地阐释后现代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以“赢得分析新问题的权力，从而建立自身的信誉”。为此，詹姆逊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术语作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力图使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能对后现代社会提供更广泛的观照和更深刻的理解。
在研究后现代诸种文化现象时，詹姆逊继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即生产方式的概念）和主导叙事（即阶级斗争的历史表征）的理论，同时又吸收了后现代理论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借用了比利时经济学家蒙代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构想，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分期理论，将文化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尽管这种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的分期在马克思那里并未明确预见，但詹姆逊认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们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创造另一种名称”。在对待后现代的态度上，詹姆逊既不像某些理论家那样，表现出对过去的依恋和对后现代的憎恶，也不像有些理论家那样对后现代欢呼礼赞，而是持一种清醒的立场，“把文化上出现的新的形式特点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联系起来”，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并且，詹姆逊不只是将后现代理解为一种美学风格或美学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认为后现代是涵盖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广大领域的一种历史整体表征。
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根据时代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作了适当的补充。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里，马克思提出的阶级结构似乎不甚分明，阶级矛盾和冲突也不再像马克思那个时代那样激烈、尖锐，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部体系有能力转换“对抗性”的力量，且通过“使他们变得能够忍受”来解决“矛盾”。并且由于阶级这个概念本身的狭隘性，未能包含黑人、妇女和少数者，很难全面解释当今的社会和文化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重写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概念扩展到包括新的社会和政治范畴如被殖民者、种族、边缘性和性等，将近期的社会运动，包括美国的黑人政治，女权主义和北美土著的反殖民斗争，均纳入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对抗形式。由此，以往的阶级分析转化为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批评以新的历史内容。
在批评对象上，以往马克思主义批评主要围绕现实主义问题展开，对现代主义的分析则大多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方式。詹姆逊的文化研究则与之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不仅对过往的作品从当今视野加以重新阐释，对现代主义的历史发展作辩证的分析，而且更关注当前的文化现象，广泛涉足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学、绘画、电影以及大众文化，乃至城市建筑和金融资本等等。通过研究这些空前庞杂的“文化文本”，大大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疆界。而这样一来，新马克思主义不仅将批评扩展到整个文化和社会领域，提出了一些饶有兴味的理论问题，而且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使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气息。
鉴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商品化的无孔不入，詹姆逊更侧重于从资本和价值的角度或资本主义系统本身入手来研究后现代文化，而以往马克思主义批评则大多是从阶级、政治等方面来分析作品的。詹姆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揭示出当今文化与资本运作之间的深刻联系，如果说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文化工业的论文中还留有艺术的领地，使它们免于商品化的侵蚀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社会，已开始摒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留存的最后一些领地——自然、艺术、无意识等都被同化为商品生产。詹姆逊分析了跨国资本的运作方式，揭示出伴随商品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殖民的现象，并详细论证了作为后现代社会转型特征的“形象”本身的商品性质，表明形象生产已具有商品生产的逻辑。为了更好地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近几年来，詹姆逊又把目光投向了电影、建筑这些与经济有着直接关系的门类，以便更有力地揭示经济和生产方式如何决定着文化产品的性质。
詹姆逊的理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指责，先锋艺术批评家对于他保留元评论和总体化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是“一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御用文人”，而有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攻击他对后现代作了太多的让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詹姆逊回答“两者都不是”，他追求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结合，他希望通过对后现代的分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批评做出新的探索。
应该说，詹姆逊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坚守连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自愧不如，他对新的事物、新的理论又抱有一种不倦的热情，他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不断调整和充实自己的理论，从而使他的理论永远都在途中。同时我们也看到，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之间建立同谋关系实属不易，这种结合还需要一些中介，而在研究中我们深切地感到詹姆逊对其间的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表述。并且我们也有几分担心，由于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批评模式，而多种视角的并存所产生的张力是否会导致将马克思主义批评泛化的危险。此外，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包括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西方当代社会有比较深刻的批判，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学术话语，其作用仅仅只是解释世界而已。
但必须肯定的是，詹姆逊为推动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正是这些学者的坚守，使马克思主义批评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支劲旅，并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焕发了青春。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和提出的一些有针对性、启发性的观点，对我国当今建设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更新之中，一种理论如果固守其疆界，不能回答当前的问题，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收稿日期：200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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