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解知识分子本质的关键，在于深刻揭示这一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即知识本身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
知识本身的状况，现实社会对它的需要和依赖，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实际中所占据的地位、发挥的作用，进而决定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
当前，究竟怎样看待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这一关注显然有其深刻历史和现实背景，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却是如何界定“知识分子”的概念和标准——所谓“知识分子”究竟是指什么样的人？这一称呼的社会性质和意义何在？本文不揣冒昧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对两种传统界定方式的反思
对于所谓“知识分子”的本质、标志、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等问题，历来有各种不同理解与对待方式。迄今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是以下两种：
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即首先着重于这类人的社会地位（出身、学历、职业等）的划分，而最终旨在判明其政治归属。中国近几十年来流行的理解方式即属此类。例如《辞海》1989年版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这种界定有几个理论上的问题：
第一，所谓“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是一种概念内涵的表述。它除了“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脑力劳动”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规定。就是说，凡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都应该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在接下来的外延表述中，却又做出了特殊的限定：“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这里小心地略去了象有相当学历的官吏、职业政治军事家、企业家和商人等这一类人。他们算不算“脑力劳动者”，算不算“知识分子”？这种外延与内涵之间的不对应，或表述中的不明确，是否意味着在外延划分的标准中，加进了内涵规定中所没有的东西？如果就这个问题追问下去，我们就会从下一点上得到启示；
第二，这种界定的最终落脚点，显然在于确定知识分子的“政治对象”性质。它是从社会政治（包括经济、军事、文化）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明“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对象群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需要把这些管理者本身（尽管他们也往往必须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包括在内；而且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经纬的思维框架内，这种划分也必然最终归结为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所以上述外延划分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即便于进行政治上、管理上的政策性与策略性表达。这种界定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表现出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我们现实生活中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往往属于这种情况。
但这样一来，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之间的不对应就显得更加突出，关于知识分子本质特征的理解就更复杂了。例如，对于“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应该掌握何种标准？我国五十年代，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便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到了九十年代，一般人们心中的“知识分子”至少要有大专以上学历。显然，如果不这样“水涨船高”，那么在教育不断普及并提高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将因其队伍不断扩大而使其概念泛化，逐渐失去特殊的意义。但是，如果“水涨船高”仅仅为了保持让“知识分子”永远只占少数，那么这种人为地加以保持的根据和意义又何在？再如，划分的标准究竟是根据学历还是根据职业，也必然出现矛盾。多年来，我国大批有一定学历的人长年从事（科技、文艺等之外的）非专业技术职业，有的甚至在工厂农村成了直接的体力劳动者。但他们仍被以各种方式单独看待，继续被称作“知识分子”、甚至“知识分子干部”等。这时，“知识分子”概念只剩下学历出身的含义，但是在心理和政策上却带有一定的特殊意味。
凡此种种都说明，这种界定方式，在内涵规定方面还缺少对于知识分子个性和本质特征的深层把握，在外延划分上又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所以难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某些自相矛盾、模糊不清、甚至随意性较大的后果。它的科学可靠性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另一种是文化社会学的界定。它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理解方式。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说：“‘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了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二十世纪早期的俄国革命正是以这样一个阶层为领导基础的；“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种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1〕
把知识分子理解为社会的“良知分子”，反映了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正式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意义。它不同于“学历加职业”的外在标准模式，而着眼于一部分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特殊功能，这种功能同他们的知识背景有关，但不等于学历和职业本身。它强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理性阶层和道义“良知”的积极作用，有些象我国过去使用的“社会贤达”和“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时下流行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等概念。所以这种界定虽然涵义很清晰，特征也很明显，但它和我们要讨论的概念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它就象是对“劳模”下定义而不是对“劳动者”下定义一样，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取代了一个比较一般的概念。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工程师、科学家和艺术家并不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他们成为社会活动家、政治批判家、道德宣传家的时候才是。
这种界定方式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不再把读书人、文化人（即我们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是看作由各阶层的良知和先觉分子组成的、并无实体意义的文化现象。因此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我国社会中目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例如：这里就不存在制定和落实所谓“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也不需要费心考虑“提高知识分子地位”等等。而需要明确的，只是什么人够得上被称作知识分子，因为这一称呼本身即意味着在文化和道义上的某种地位和荣誉。
总之，这种界定方式实际在于确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提倡和鼓励有学识之士去担当起监督、引导社会发展的责任。而它的明显缺陷也恰恰在于，这是一种过于主观化和道义化的界定方式。这一方式实际是把一个需要（至少我们希望）加以科学界定和描述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主要是价值评价的概念。评价总会因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变化。对于社会来说，这样就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更进一步增加了其主观相对性，而减少了客观确定性；同时，它对知识分子本身也可能产生另一种误导效果：使一些人把自己当作独立于社会现实和实践主流之外、之上的单纯观察者、评论者，从而在“知识分子”这个名义下鼓励脱离大众、脱离实际，使“社会良知”先验化，让“文化精英”变成“精神贵族”。细观历史上和现实中导致一些知识分子心态失衡的原因，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上述两种界定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思维方式的产物，它们各有其长处和不足。前者注重知识分子作为一定社会阶层的实体性，但由于过分强调外在的形式而失之于表面化和随意化；后者注重知识分子的特殊社会功能，但由于过分强调精神特征而失之于抽象和狭隘。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我们则需要有一种能够保持二者的长处，并体现现代深度的界定方式。
（二）历史的启示
为了进一步明确问题的意义，我们不妨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进行一点历史性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是知识分子的代称。“凡习学文武者为士”〔2〕， 犹如我们后来的“工农商学兵”中“学”代表知识分子一样，基本属于上述两种界定方式的前一种；但孟子又曾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对“士”作出了进一步规定，社会上也有以“士行”、“士节”、“士君子”等作为规范的美誉，体现出通过士人而对道德和社会人文精神的呼唤与寄托。这种界定方式则又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观念的先声。可见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自古就有兼顾“知与职、能与德”的特点，既非只讲学历和职业，也非仅仅看品行和表现。
但在当时，这种兼顾却不是自觉的、全面的，而是具有那时不可避免的局限和片面性。其突出表现是两个：一是在思想内容方面，把“学”与“知”的范围仅仅限制在伦理政治上；二是在实际导向方面，把“士”与“仕”混为一谈。
以伦理政治为核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在封建式小生产的农耕社会中，土地是国家财富的标准，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实践是政治统治，最重要的价值目标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稳固。而在掌握和控制自然界方面，当时社会的需要和能力都很不发达。这就决定了科技知识总体上只能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社会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偏重于实用，让它主要是从属于、服务于伦理政治。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早在先秦就已活跃于社会政治舞台，并且这种政治参与成为后来一直保持不衰的一大传统；但另一方面却从一开始就同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发展相互脱节，甚至忽视或排斥科学技术。“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实证精神始终未能占据应有的位置。
在政治理想统摄之下的儒家学说和圣人言行，为“士”的人生使命的价值目标设定了最高标准，即弘扬仁道。对儒家来说，仁道源于天命，弘道、行仁不仅是他们理想社会的实施方案，更是“士”个人在道德上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的最高目标。他们无法寻求有效的社会结构和良性运转机制来建立美好的仁道社会，只好将立足点追溯到个人的道德修养。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 要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4〕。这一套主张， 尤其是后来所提倡的“三纲五常”的人伦关系，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隋唐以后，国家设立科举，为由“士”到“仕”架起了一座桥梁。科举的内容，一直到清代都主要是四书五经。这样，经学意识、封建纲常意识在读书人心目早就更加根深蒂固了。这种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合而为一的结果，一方面是儒家文化所蕴含的“经世济民”使命感，确实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世精神和注重精神修养成为一个流传千载的传统。另一方面是使文士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因而使科学技术、理性精神本身发展受到了极大的轻视和束缚。
这种思维方式将社会发展寄予个人之身而不寄予社会机制，寄予政治权势控制而不寄予经济文化的实践，寄予道德教化而不寄予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以致“学而优则仕”成为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出路。“士”个人愈是负有“安社稷、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愈是需要介入政治，以寻求做官或倚托官方，通过行使权力实现自己的治世主张。于是读书、修身便容易流于功利（不是社会的功利而是官场的功利），成为谋取功名的手段。“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了功名，势必有一些人“枉道而从势”，或“曲学以阿世”。封建主义官场的黑暗造就了不少伪君子，使人格的分裂和扭曲成了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剧。它始于将天下重任归于个人修身，终于个人理想的幻灭和修身的失落。而象孔孟这样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愿完全顺从于官场和浊世的人，最终也只好采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5〕， 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6〕的被动态度，不能从知识、科技、 生产和生活实践本身的历史逻辑中，看到知识分子的真正用武之地。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一些不愿进入政治或从政治中退出的“士人”。他们生活于民众之中，和他们一起从事生产，因而更了解民间疾苦，注重生产技术。他们讲学论道，试图以“不治而议论”的方式影响时政。他们游历山水之间，为中国古代文学、医学、地理、科技留下了不朽的财富，也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但是在当时，这种作用显得那么无足轻重。他们的影响也并不为社会、甚至不为他们自己所了解。
到了近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被拉入了世界体系。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封建王朝的政治腐败和科技落后暴露无遗。科学技术、理性文化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突现出来，知识分子第一次有机会凭借“知识”的力量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西方科技文明冲击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的近代学术结构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一批有革新思想的士大夫兴办起了新式学堂，如同文馆、水师学堂、电报学堂、矿学堂、工艺学堂；开设了外语、算学、化学、格致学等科目，改变了传统知识结构；同时清政府向英、美、法等国派出留学生，也培养出了铁路、矿业、电报、外交界的许多人才；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极力主张下，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了；改良派提倡“新民德”、“开民智”、“伸民权”，注重举办实业、推广近代科技、兴办教育和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翻译出版新书，开通士子风气，培养有用人才。经过这番变化，知识开始显现出独立的趋势，科技知识分子相应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迅速产生。
这一始于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的“知识革命”，必然在深层观念上与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相冲突。变法和革命的失败，使一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一度离异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又退回到了传统之中。但社会的进步却发展到了对传统文化自身的反思和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宗旨，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激烈地反对旧的文化传统，作为这场运动的战士，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试图和西方18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样，以思想启蒙为目标，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价值观念、治学方法、社会制度，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再造，并以此来拯救国家。这一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他们不再只有做官一条路要走，而是试图与当时的统治阶级保持距离，做自由的知识分子，并且在民族救亡的斗争中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他们第一次走向民间，面向大众，希望能使民众从懒惰和麻木中猛醒。
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工作本身并未能提供适合于中国这块土地的全新的文化观念，他们大多数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努力，实际都是在批判旧文化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西方文化的移植和嫁接。只有一小部分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领导者。知识分子阶层本身，虽然一度充当了变革的先锋，但却未成为它的主导力量。相反，北伐战争期间的农民，却曾自发地喊出过“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那些有土地的人才读书，知识不过是有钱人的一种特权。这场始自反对地方乡绅，后迅速波及城市知识分子的斗争不是针对知识，也不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什么观点，而是指向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无法辩驳的。
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处境，一方面足以证明，单纯以阶级标准来看待知识分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这种界定方式在中国是有深厚基础的。
当然，这种情况更深刻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当时中国所最迫切需要的，首先是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是改变那个压抑一切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创造一个能够让生产和生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健康发展的环境。因此，必然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科学技术知识成为主角。知识的作用，在这时被突出出来的也主要是一部分历史和社会知识的作用。至于整个知识领域的历史性质和作用究竟如何，则只是作为社会大变革时代业已显露出来、但还不具备充分解决条件的一个问题，遗留了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为知识、文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家发展的重心并未转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来，而是仍然保持着某种阶级斗争时的态势。与之相联系，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也仍然停留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方式上。毛泽东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明确地将广大知识分子划为“小资产阶级”〔7〕， 提出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状况和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的革命不彻底性，是一支经过争取、教育而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奠定了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观念基础。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观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作用。但把它依然贯彻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意味着不仅保持了原有观念的不成熟性，而且远远落后于整个世界发展的客观形势。因此，它成为几十年来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一系列重大失误，使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遭受不应有伤害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
直至七十年代末，当中国人终于从一场浩劫中清醒过来，准备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时，我们才痛苦地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损失的是什么。从意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始，知识、科学、技术、理性文化的真正意义，越来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解重视。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他又多次明确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8〕；“我们国家， 国力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9〕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它从社会内在结构和发展动力的深处，为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做出了充分肯定的回答。
（三）重新界定的尝试
知识分子的命运充分说明，理解知识分子本质的关键，在于深入揭示这一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基础。这就是“知识”本身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
纵观历史发展，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是直接相关的。而这一切“背景”中，知识、科学、文化、理性本身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实质性的、决定性的因素。知识本身的状况，现实社会对它的需要和依赖情况，决定了它在社会生活实际中所占据的地位、发挥的作用，进而决定了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
以往对知识分子两种传统界定方式的共同特点，是缺少对知识，包括知识的存在方式、知识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知识的社会功能和意义的正面的、充分的理解。然而知识分子的本质恰恰在于“知识”（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理性），在于其创造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知识分子只是作为知识主要的社会承载者，才有其特殊的存在基础。否则他们只是一些同所有人一样的现实的、社会的个人，有和其它人一样的民族和阶级归属、一样的生活和情感，一样的个性和弱点……。离开了对知识的理解，把知识分子无论是当作“政治人”还是“道德人”，无论是看作楷模精英还是看作简单工具，都不可能真正了解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至多只能是现象的描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笔者认为，界定知识分子概念的方式，还是应该回到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上来。以知识生产活动的承担者为核心，不妨以这样的方式来下定义：“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
在这个最简单的定义中，包含着对知识分子本质和功能的以下几方面实质的规定：
首先是对“知识”概念的广义解释。在这里用“精神文化成果”来表述“知识”，意味着不再把知识仅仅等同于对外部对象的认知、反映和描述，如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把人类关于自身生活的精神成果，如道德、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成果和文化精神本身，也包括在内；
其次是用“精神生产”取代“脑力劳动”。仅仅掌握知识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标志，致力于（广义）知识的发展、积累和传播，即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这种理解一方面有助于把知识分子与同样进行脑力劳动、但仅限于应用知识成果从事实际事务的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那些虽然并无一定学历和专业身份，但事实上为社会提供了自己精神产品、从而推进社会精神文化发展的人，也计入知识分子行列。
突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产功能，意味着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反映和探讨社会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向社会提供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以此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强调其社会批判功能，这是现代西方文化已经走向对理性文化和工业文明的自我反思的一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色彩。但是，对于无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中都十分缺少理性精神的中国社会，这种界定方式是不适合的。中国经济的腾飞、社会的现代化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理论建设。
最重要的是，这里用产业划分的概念代替了阶级和阶层划分的概念。肯定“精神生产”本身是一个现实的社会产业领域，这一点是符合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世界发展实际的。这是我们重新理解知识分子本质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定义中用“人”而不是“阶层”，正是在于标明产业身份。它如同“工人”、“农民”一样，并不排斥在其他情况下根据其他标准使用阶级、阶层概念（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等），同时却更符合知识“分子”这个提法的语言规范。
最后，这个定义把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落脚于对“精神生产”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如果人们重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启示，那么就会知道，对“精神生产”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方面，如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作为“生产（创造）科学技术的活动”，精神生产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在精神生活方面，人类从来都不能忽视自己的文化、观念、信仰和理想的建设，不能缺少哲学、道德、艺术的精神食粮，而经常所苦的是这方面发展不能及时跟上。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人文知识和思想方面的精神生产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很清楚，如果真正是从这个高度上来看问题，那么对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对于他们的作用和地位应该如何看待，就必然会有一个新的观念。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精神文化生产，包括科学技术、思想理论、社会心理、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当代显得尤为重要，但只重视这一方面是不够的。一个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实现文化心理状态的现代化是深层的要求。这种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当今世界几大发达国家的腾飞无不同时依赖发达的科学技术（包括先进的社会科学和现代管理）和奋进的民族精神。转型期的中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一方面也急需为价值失落中的人们找到有力的精神支撑。知识分子凭借他们的知识而更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注释：
〔1〕.辛华、任菁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26页。
〔2〕.《唐六典·三·户部尚书》。
〔3〕.《孟子·离娄上》。
〔4〕.《孟子·尽心上》。
〔5〕.《论语·泰伯》。
〔6〕.《孟子·尽心上》。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3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7，70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