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资本论文,质量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企业投资是未来现金流量的主要来源，是构成微观经济主体成长的基础。高效率的资本配置是公司投资成功的关键。在Modigliani与Miller(1958)构建的完美世界中，公司投资行为仅依赖托宾Q代表的投资机会。然而，在真实世界里，多种摩擦的存在使企业投资偏离其最优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两种摩擦，即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Stein，2003)。股权和债务融资成本模型认为，资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会导致投资不足；道德风险的存在则使得企业管理层人为构造经营帝国产生过度投资行为。作为价值创造和资源配置的微观基础，企业投资并不能在新古典完美市场均衡条件下，自动实现效率的改进和资源的优化。投资决策及其形成的资产价值，不仅受剩余索取权和资产经济属性的影响(Jensen与Meckling,1976; Stein,2003)，而且内生于公司治理环境(La Porta等，1997、1998)和所有权制度安排。尽管制度安排对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Acemoglu等，2001；Claessens与Laeven，2003；Levine与Zervos，1998；Rajan与Zingales，1998；Bekaert等，2005)，但其经验证据主要来源于跨国比较研究，结论受到国家间会计标准、税收和破产法律等因素的影响。多数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采用间接方法，直接在微观层面通过经验证据描述投资效率与制度之间的动态性特征的较少。另外，研究法律与金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法律机制如何提供投资者保护，阻止内部人侵占股东权益，降低代理成本，对法制背后的机制，如政府质量等问题重视不足。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多项研究表明，仅有法律及其相关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来维护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不够的。因为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通过政治系统加以实现，其内容和执行效果可能因为政治系统差异而有不同的体现。作为法律的主要执行者，政府提供和保证资本市场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法律制度通过政府间接影响企业(Nee与Opper，2009)。政府与企业内部人如何互动最终形成或影响企业财务行为，这在现有研究中未受到足够重视(Durnev与Fauver，2008)。
中国经济转轨以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和本土私人企业的成长为两大基本特征，伴之以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李稻葵(2005)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因素是这个国家官僚体制的效率与质量。政府质量主要体现在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其服务的公民，并且这些决策是否以合法的和社会可接受的范式来执行(Fan等，2011)。政府通过征税、监管或许可审批等方式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特别在新兴市场中，政府通过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控制显著影响企业资源配置(Shleifer与Vishny，1994、1998；La Porta等，1999；Fan等，2011)，从而使企业行为内生于政府治理质量。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担负着推进本地经济发展的职责。作为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方面，地方政府质量不仅影响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而且以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为基准的一系列政绩考核指标，强化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治理机制影响企业投资活动的动机和能力。因此，本文基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质量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企业产权既定的前提下，运用世界银行数据，从事前和事后两个角度，从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的路径，研究政府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此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实现机制。
本文以企业获取外部融资、进行外部投资这一资本配置过程作为考察视角，借鉴Mclean等(2012)的方法，利用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性来度量投资效率，并利用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来度量融资约束程度。结果表明，托宾Q能够预测投资，这种关系在政府质量较高地区更显著，这是因为，在这些地区，较高的政府治理质量能提高政府的产权保护水平和行政办事效率等公共治理机制，提高市场效率，降低政府行政干预程度，帮助企业识别好的投资机会。现金流与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政府质量较高的地区会弱化，说明高质量的政府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同时，政府行政审批手续简化、办事效率提高、行政干预减少，可以节约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为验证我们的解释，我们进一步检验了投资与托宾Q之间敏感度的增强和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的降低是否会提高事后投资效率。结果发现，在具有较高的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的地区，投资能够提高企业获利能力，促进企业成长。这个结论与较高的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分别反映更高的投资效率和较少的融资约束一致。
由于股权主体行为动机上的差异，导致产权约束不同的公司对公共治理机制敏感度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从公司产权的最终性质和行权主体两个维度，将样本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及私有产权控制三类公司，考察不同类型公司的投资绩效对地方政府质量敏感度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微观视角采用综合政府质量指数，考察政府治理质量对企业层面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提供了解释政府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对改革进程影响的微观证据，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及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二是相对现有政府对企业影响的文献，我们从微观主体出发，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视角考察政府质量影响资源配置的机制，并进一步考察终极控制人性质对资本配置效率与政府质量之间敏感度的影响，为理解政府质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和资本市场监管效率提供政策启示；三是针对同一国家不同地区政府治理水平差异程度进行比较分析，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国家政治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现有跨国研究(Caprio等，2008；McLean等，2012)的基础上提供了针对新兴市场的经验证据。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分析中国制度背景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模型和主要变量的度量；第四部分列示主要的研究结果；最后为研究结论。
二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Montinola等，1995)。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获得了明确的地方收益，同时也被赋予较大的独立事权并承担相应责任，使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资源配置自主权，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由此加剧。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水平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激励。
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受到资源的约束，作为资本来源的上市公司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这是因为：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社会福利及维持社会稳定的现实任务；其次，地方政府官员也有个人经济利益及政治晋升诉求。由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就是GDP和财政收入。为在激烈的晋升博弈中胜出，地方政府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刺激所辖企业扩大投资来增加地方GDP和财政收入以及改善地方社会福利。因此，在中国经济转轨期，投资贡献率和投资效率有着浓厚的政府色彩，新兴加转轨的双重特征导致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政府行为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夏立军与方轶强，2005)。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上述制度背景下，受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影响的投资环境差异对公司投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利用市场化导向的股价信号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Levine与Zervos，1998；Rajan与Zingales，1998)，增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Tobin(1969)认为，在无摩擦世界中，边际托宾Q值能够预测真实投资水平。有效市场能够帮助投资者通过托宾Q值识别出好的与坏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资本投资与托宾Q值之间的敏感度。然而，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并不完美，公司始终面临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的风险。导致资本配置低效率的关键因素在于市场摩擦，除税收和交易成本外，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是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Stein，2003)，进而影响实际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托宾Q理论认为，股票价值是公司投资机会的指示器，由于制度环境差异导致的信息成本不同会削弱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资本配置效率(Wurgler，2000)。
较高质量的政府通过实施更好的产权保护、高效的法律执行力度和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一方面可规范企业信息披露，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同时良好的产权保护可以激励风险套利者发掘公司信息以获取超额收益(Morck等，2000)，由此使股价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内在价值，从而引导资本在行业间进行有效配置(Wurgler，2000)；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缓解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本，投入到增加企业价值的项目上(La Porta等，2000、2002)。因此，在好的政府推动下，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充分，股票所包含公司信息的质量更高，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影响减弱，投资对托宾Q值有更高敏感性。
同时，较高质量的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充分的市场化竞争机制，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投资效率的提升。政府通过公共治理机制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提升经济效率(奥尔森，2004)，鼓励公司投资于更多有益全体股东利益的项目(Wurgler，2000；Shleifer与Wolfenzon，2002；La Porta等，2002)，保证各种合同的有效执行，增强公司投资与投资机会之间的敏感性。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在好的政府推动下，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影响减弱，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市场的引导下企业的资源更多的投向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中，从而提高公司投资与托宾Q值之间的敏感度。据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 公司投资与托宾Q值之间的敏感度与地方政府质量正相关。
有效的投资项目选择是企业持续成长的核心，投资能否筹集到足够资金取决于企业融资能力的强弱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效率。由于信息不对称(Myer和Majluf，1984)和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存在，财务资本配置也具有一定的成本。融资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的投资会更多的依赖内部产生的现金流，由此表现为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Fazzari与Petersen，1988)。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Hail和Leuz，2006)，从而降低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
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条件下，地方政府对于金融资本的高度控制，以及企业对借贷资本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在金融资本配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较高质量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提升产权保护和法律效力，增强企业与资金供给方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地方政府通过高效的公共服务，提高信息发布速度，帮助企业捕获更多的市场投资机会，并确保投资者获得企业融资决策相关信息，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使企业更容易获取外部融资机会，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因此，提高政府质量会降低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据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 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与政府质量负相关。
转轨时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程度不同，可能得到的商业银行贷款额度及便利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地方政府提供的产权保护、行政效率和市场化机制对证券市场价格效率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控制的公司中可能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往往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在地方政府干预下可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支持，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较低。而基于证券市场上的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无论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系统，都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资。①Fan等(2008)发现，中国民营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条件更苛刻，银行甚至不愿意向民营企业贷款。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存在许多不规范之处，民营企业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相对较难，其投资对于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也最为严重(Chow和Fung，1998)。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土地、资本等重要资源的控制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依然拥有一些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权。政府是国有企业股东，政府依靠其拥有的权力“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因此，相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政策优势。
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投资机会和融资机会方面存在“先天”劣势及诸多有形和无形的障碍。②一旦地方政府提供较好的公共治理，降低政府行政干预能力，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空间，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民营企业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边际收益。据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质量对民营企业资本配置效应的影响更显著。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行政权力，有的甚至会高于其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同时，由于中央政府受到更为广泛的媒体监督和中央相关部委的监管，因此，地方政府对中央国企的干预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地方政府对中央国企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而对于地方国企，地方政府从资源分配到官员任命都有很强的控制权，同时这些企业又是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影响力就相对较强，从而对它们具有更强的动机以及能力进行干预。因此，作为地方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投资活动有着充足的影响力。与中央企业相比，在较差政府质量的治理环境中，地方国有企业可能会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它们可能被要求更多地投资以实现政府目标，其投资行为会被扭曲，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之间的敏感度显著降低；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其中央政府背景所赋予的权威有助于其突破地方政府的干预，降低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改善外部融资约束和提升投资效率从而影响中央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应弱于地方国有企业。据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相对中央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质量在地方国有企业中的资本配置效应更显著。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5-2007年所有在中国A股上市的公司为初始样本。③考虑到金融类和公共事业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我们剔除了这两类公司样本；同时剔除了所属地在世界银行(2006)报告涵盖的120个城市以外的上市公司及主要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界定借鉴了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的分类标准，根据所有权的实际行使主体，将公司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分为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三种类型。④最后，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本文使用到的主要连续变量，上下1%样本进行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得2576个观测值。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地方政府质量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06)。
(二)变量定义与检验模型
1.政府质量的定义及其度量。政府质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06)。⑤这项调查涵盖了中国120个城市的12 400个公司，提供了关于不同城市的城市特点、政府有效性及和谐化社会的进程方面的细节数据。这120个城市分布于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占全国GDP的约80%。因此，数据具有代表性并且相对完整。通过与上市公司数据的整合，我们最终选择了89个城市的数据。
政府质量主要体现在法律的供给和秩序的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基础设施的有效提供以及公开公平的税收管理体制和规制管理的制度框架(Hellman等，2000)。La Porta等(1999)将“好的政府”定义为“提供良好的产权保护，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以及提供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定义，同时借鉴已有对于政府行为的研究(Johnson等，2000；陈德球等，2011a、b)，我们从调研数据中选取了产权保护水平、当地企业对法院的信心、企业娱乐开支和企业跟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四个维度来测度地方政府质量。第一个变量是产权保护水平(GQI_property)，较高的产权保护水平，说明地方政府质量较高。这一指标与La Porta等(1999)中的“产权保护指数”类似。第二个变量是企业在旅游和娱乐上的花费(GQI -ent)，由企业在旅游和娱乐方面的费用除以总的销售收入，这些费用相当于企业对于政府官员的一种灰色支出，和La Porta等(1999)中的“腐败指数”一样可以看做是政府腐败程度的一个度量。腐败的政府会从企业中攫取更多的资源，破坏公司价值(Caprio等，2008)，该指数值越大，代表政府质量越低。第三个变量是每年企业和政府互动的平均天数(GQI_inter)，反映了公司必须花费和政府打交道的时间，这个变量衡量了政府的干预程度和政府的效率，和La Porta等(1999)中的“官僚延误”相似。该指数值越大，代表政府质量越低，政府干预程度越大，企业办事效率越低。对于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影响，是我们考虑的第四个变量，即对法院的信心(GQI_court)，这个变量衡量了对产权的保护和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影响，跟La Porta等(1999)中的“法律渊源”变量类似，该指数值越大，代表政府质量越高，地方企业对法律的执行力度越有信心，交易成本越低。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分别将GQI_ent和GQI_inter分指数改变符号(乘以-1)，GQI_ent和GQI_inter值越大，说明政府质量越高，与GQI_property和GQI_court分指数保持一致。借鉴Francis等(2004)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各政府质量分指数的基础上，建立综合政府质量指数(GQI_ag)。⑥
表1报告了政府质量指数的描述性统计结果。GQI_property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604(0.612)，标准差为0.159，GQI_court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605(0.610)，标准差为0.158，这说明在不同地区政府提供的产权保护水平和企业对法院的信任之间存在着差异。GQI_ent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130(0.130)，而标准差为0.030，这说明不同地区企业娱乐开支占企业销售收入比例之间差异不明显；GQI_inter的平均值(中位数)为0.470(0.460)，GQI_ag平均数为5.149，最大值为9.250，最小值为1.250，标准差为2.029，政府质量的各分指数值变化范围也很大，这说明样本所在地区政府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性。
2.模型与变量设计。为了验证提出的假设，本文主要采用McLean等(2012)提出的度量资本配置的研究方法。首先在公司层面分析，估计投资与滞后1期托宾Q值、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线性关系。对方程(1)进行回归分析。
在以上方程中，我们还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企业负债率(Lev)等变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四 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公司投资平均值为0.092，中位数为0.067，最大值为0.345，最小值为0.002，这说明公司之间投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金流均值为0.058，托宾Q均值(中位数)为0.742(0.743)，公司规模平均值为21.451，负债比率均值(中位数)为0.544(0.528)。
表3提供了根据地方政府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和后5名地区的投资与产权配置效率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均值和T检验值)。从表3中我们发现，在政府质量前5名和后5名的地区中，企业的投资与托宾Q值敏感度和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在不同水平的政府质量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性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分样本中仍然存在。
(二)政府质量、投资机会、现金流与投资：事前效率
为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说1和2，我们首先从公司层面考察，对方程(1)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列入表4。从表4结果中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负债比例、地区投资水平和行业投资水平等因素后，政府质量综合指数(GQI_ag)和各分指数分别与
的交互项为正，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政府质量综合指数(GQI_ag)和各分指数分别与
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1和2相一致，说明在一定的程度上，在政府质量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提供较好的公共治理机制能够降低官僚行政干预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鼓励企业利用市场机制寻找合适的项目，提高投资效率，公司投资与投资机会Q值的敏感度会增强，×GQI回归系数为正；同时，政府质量较好的地区，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较低，外部投资者因担心公司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提高的风险溢价也较低，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也较低。因此，公司投资与现金流(CF)的敏感度会降低，CF×GQI回归系数为负。
在控制变量中，我们发现Size与INV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公司规模越大，公司资本投资越高。Lev与INV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资本投资受到其现有财务杠杆的严重约束。地区层面投资和行业层面投资变量分别与公司资本投资正相关，这表明公司的投资规模受到其所在行业和地区其他公司投资规模的影响，存在着投资同步性效应。
上述结果表明，较高的政府质量能够通过产权保护、法院信心、政府行政效率等公共治理制度安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鼓励企业充分识别和利用投资机会，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提高投资与代表公司投资机会的托宾Q值之间的敏感度。同时，较高的政府质量会降低经济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
表5.1和5.2报告了地区层面政府质量与投资对托宾Q值和现金流的回归结果。我们首先对方程2进行回归分析，
log(1+Q Coefficient)和log(1+CF Coefficient)作为被解释变量，用GQI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地区层面的分析，考察地方政府质量与投资-Q值敏感度。我们同时控制公司层面的因素，其中公司层面变量为样本公司所在地区的平均值，同时，我们还控制公司所在地区人均GDP。
从表5.1的回归结果中容易发现，政府质量综合指数和分指数与log(1+Q Coefficient)显著正相关；表5.2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质量综合指数与log(1+CF Coefficient)显著负相关，除政府质量GQI_ent分指数不显著外，其余分指数均与log(1+CF Coefficient)显著负相关。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政府质量高能够降低企业代理问题，产生经理人激励，提供更为准确的财务报告，限制内部人侵占，提高投资与投资机会敏感度。同时，高质量政府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降低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这与我们来自公司层面的证据保持一致，说明政府质量能够降低公司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
上市公司股权行使主体在投资行为上的动机可能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将最终控制人性质和股权行使主体两个标准结合起来界定股权性质，将样本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以及私有产权控制的上市公司，考察在不同终极产权下，地方政府质量对微观层面企业资源配置效应，回归结果列于表6.1和6.2。在表6.1中，我们设置Private虚拟变量，如果公司终极产权为私有控制，赋值为1，否则为0。我们容易发现，Q×GQI×Private的回归系数在政府质量综合指数(GQI_ag)和各分指数中都显著为正，CF×GQI×Private的回归系数在政府质量综合指数(GQI_ag)和各分指数中都显著为负。这表明，相比较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质量提供的公共治理机制对资源配置效应在民营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由于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民间资本的广度和深度受到一定限制，在投资机会和融资机会方面存在着“先天”劣势。如果地方政府能提供较好的公共治理机制，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它将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民营企业投资行为对这种公共治理机制更为敏感，因此会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敏感性，降低投资与内部现金流敏感度。
在表6.2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中，我们设置Local Gov虚拟变量(如果公司由地方政府控制，赋值为1，否则为0)。容易发现×GQI×Local Gov回归系数显著为正，CF×GQI×Local Gov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机制更为敏感。可能的原因是，如果地方政府质量较差，地方政府往往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晋升目标内化到其所控制的企业投资决策中而干预企业经营活动，限制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降低其所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地方政府质量较高，地方政府会更关注社会及经济长期发展目标，较少干预企业投资活动，鼓励市场配置资源。而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中，由于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相对较小，经营目标相对单纯，经营者有更多的政治追求，同时，中央企业一般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政府财政补贴较高，公司行为更多的是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对地方政府提供的治理机制敏感度较低。
(三)政府质量、投资效率与增长：事后效率
上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在政府质量较高的地区，投资对托宾Q值更为敏感，对这种结论的解释是较高的地方政府质量能够降低代理问题，促进资本市场更有效率地工作。如果这种解释是有效的，那么增加投资会在那些投资-托宾Q敏感度较高的地区促进企业的成长，带来未来的经济增长。在政府质量较高的地区，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会降低，对这种结论的解释是地方政府质量高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如果这种解释是有效的，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较低的地区，投资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进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为了证明这个推论，我们从事后效率角度，分别考察在Q Coefficient较高和CF Coefficient较低的地区，投资是否会导致公司快速的成长。我们通过方程(5)对上述解释进行验证。
从表7中我们发现，Q Coefficient×Inv的回归系数不管是在Average Roa还是在Sales Growth的回归方程中分别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175和1.791，T值分别为7.95和6.03)，Q Coefficient能提高公司投资水平与Sales Growth和Roa的相关性，这说明当地方政府质量能够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时，在投资与托宾Q值敏感度较高的地区，公司投资行为能够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促进企业的成长。CF Coefficient×Investment的回归系数在Average Roa和Sales Growth的回归方程中分别显著为负(系数分别为-0.115和-0.652，T值分别为-4.00和-2.57)，CF Coefficient降低投资与Sales Growth和Roa的正相关性。正如William(2005)指出，增长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才会发生，因为人们确实对激励做出反应。提升地方政府质量通过公共治理机制一方面提供了管理层激励，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了投资与Q敏感度；另一方面提供了经济主体之间的信任激励，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了融资约束，降低了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这说明提升政府质量能够通过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的成长。
(四)政府质量与代理成本
前文采用Fazzari等(1988)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检验了地方政府质量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具体机制，即政府质量影响资源配置效应的融资约束问题。较高质量的地方政府产生资源配置效应的另外一个机制是弱化影响投资效率的代理问题。现有研究认为投资者利益受到侵占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即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Jensen与Mecking，1976；La Porta等，1998、2000)；代理问题既有可能导致投资过度，也有可能产生投资不足，控股股东对未来个人私利的追求导致了非效率的投资。借鉴James等(2000)的研究，我们分别采用管理费用率(AC)及其他应收款(Tunneling，衡量大股东占款的指标)，反映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第一类代理成本及反映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问题，考察政府质量是否真的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回归结果列于表8。
从表8中，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质量分别与反映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AC)和反映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Tunneling)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较高的地方政府质量能够降低公司内部代理问题，抑制企业高管或大股东为了自身私利而导致的企业非效率投资，验证了地方政府提高资源配置效应的代理问题机制。
作为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仍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企业在经济层面上获得的自由度不断提高，但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显得较为滞后，政府对土地、资本等重要资源还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并且在一些重大投资项目上依然具有审批权(田伟，2007)。政府以资源配置者身份出现，企业的投资决策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较大。在政府质量较低的地区，市场资源配置空间较小，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或者以更有利的价格获取资源，就有动机贿赂官员，进行非法的市场交易，把资源配置于非生产性领域，增加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但在政府质量较高的地区，市场配置资源程度得到提高，企业寻租空间更少，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会降低，这将鼓励企业更多地从事生产性活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⑨因此，地方政府质量在节约企业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至关重要。
五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质量能够降低政府官僚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在事前，产生管理层激励，降低内部代理问题，帮助企业识别好的投资机会，保证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好的投资项目中，提高投资-托宾Q敏感度。同时，高质量的政府能够节约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减少行政干预，推进市场化进程，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减弱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事后，由较高质量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制度安排通过提高托宾Q敏感系数，降低现金流敏感系数，进而提高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的销售收入，促进企业成长。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约束不同的上市公司投资绩效对于地方政府质量敏感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特征：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和资金配置效率对地方政府质量更为敏感，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质量更为敏感。
通过提升政府质量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主要机制表现在：一是通过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减弱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二是降低内部代理成本(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托宾Q敏感度，降低官僚干预企业的程度，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换言之，地方政府质量较高时，资本可以更快地实现由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的转移，即资本配置进一步优化。这说明高质量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机制，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使企业更多地从事有效率的投资活动，提高投资绩效，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2年底中国企业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累计融资为6700亿元人民币，债券融资只有860亿元，而银行贷款却高达99 370亿元。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融资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5%，从证券市场上获得的权益融资只占企业全部融资额的10%～20%(Fan等，2008)。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系统比证券市场在企业融资中地位要重要得多，笔者依据IMF的数据计算，2004-2009年中国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为120.08%，甚至高于德国的水平(98.77%)。
②民间投资主体面临不少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准入门槛仍然过高，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广度和深度；二是税负不公，抑制非公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三是融资渠道不畅，金融体制不适应民间投资发展需要；四是无论是直接融资或是间接融资，对民间资本特别是非公有企业开放程度都很低；这些因素制约着民营企业的成长(林毅夫，2005；Allen等，2005；Li等，2007)。
③由于我们所获取的世界银行调研数据为2005年的统计结果，因此我们将样本期间的起点设定为2005年。我们假设地方政府的质量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同时考虑到金融危机对于企业融资约束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将样本期间的终点设定为2007年。
④本文删除了高校或金融机构控股的公司、全流通股公司以及无法识别控股股东的公司。如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中央各部委机关和中央国有企业，则认定为中央政府控制；如果实际控制人为地方政府、地方国资委和地方国有企业，则认定为地方政府控制。
⑤一个地区的效率配置可能会受到地方官员的能力影响，而世界银行数据只有一年的数据，尽管在一定的时间内政府质量保持相对稳定，但如果地方主要官员发生变动，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质量。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此提出的宝贵意见。
⑥在建立综合政府质量指数过程中，我们首先分别将GQI_property、GQI_court、GQI_ent和GQI_inter分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形成十分位数，其次，将排名最后的10%得分赋值为10，排名最前的10%得分为1，然后我们计算四个变量的平均数构成综合政府质量指数GQI_ag，在这种方式下，综合指数高意味着地方政府质量高。
⑧地区层面的回归分为两步骤，第一步骤是估计斜率系数,然后将估计的斜率系数用在第二步骤中的被解释变量。Pagan(1984)发现在地区层面的回归分析中，利用斜率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容易产生回归量(Generated-Regressor)问题，而公司层面回归分析能够避免此类问题。同时，公司层面比地区层面有更多的观测值，因此，公司层面的回归比地区层面回归更有解释力度。
⑨万华林和陈信元(2010)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寻租动机并进而影响企业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他们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对交易成本有显著影响，减少政府干预、改善政府服务、加强法律保护均有利于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支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治理的改善使得生产性活动更为有利可图，这将导致企业行为方式的改变，企业更多地从事生产性活动，进而带来社会福利的整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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