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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1)03-0003-05
一、技术异化和新技术革命
技术，作为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技巧和艺术，必然要伴随劳动和科学的异化而发生远离自身本质和人类本性的异化。关于异化劳动，马克思早就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贪图的根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页。）技术的胜利也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技术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烁。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总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此时的技术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技术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支配作用。
换句话说，当技术同它所物化的机器体系一起构成资本家的权力的时候，这时的技术除了对资产阶级有吸引力之外，对于一切受资本奴役的人来说，则失去了往日的全部魅力。技术对于多数技术人员来说，几乎象劳动对于工人和农民一样，已经变成外在物，变成不属于技术人员本质的东西。因此这时期的技术人员在自己的技术活动中已经不象19世纪之前的操作者那样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其体力和智力，而是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意志和兴趣受压抑。正如在希特勒时代，那些被迫为希特勒的法西斯行为服务的科技人员，在那种军事高压的威逼或迫害的情况下，完全象普通工人一样，只有在技术活动之外才感受到些许做人的乐趣，而在技术活动中就感到痛苦和压抑；使原本自觉的活动变成一种不自愿的强制性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人员从事技术活动只是被动地为了谋生，而雇佣技术人员的资本家对技术的看法则完全转到功利方面，并通过金钱的形式将技术专利占为己有。
科学技术的这种异化是坏事，也是好事，任何事物总是否极泰来。可以说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资本化，才在短短的200年间，在人类发展史上加速地爆发了三次技术革命，把人类文明向前推进了三大步，即从铁器时代推进到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能时代。这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在各种科学发现和辉煌的创举中迎来了第四次新技术革命。当今社会，谁有足够的资金，谁有能力迅速有效地开发新兴技术，谁就能在世界范围处于领先地位，否则就要被动、落后、穷困和挨打。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构成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原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确立新的国际秩序带来了新的态势，为此各国政府都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作为评判其综合国力的标志与象征。各个国家对科学研究与开发的大规模投资自然也就显得更加紧迫与重要。
这种出自纯粹功利目的的技术竞争，必然导致技术异化程度的进一步加重。其结果很可能如托夫勒所言：现代技术统治行将就木；现在人类已经目睹“工业主义最终解体的开端，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专家决策体制的崩溃。”（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74页。）现代的技术专家决策，本身只是工业主义的产物，它反映了那个正在迅速消失的时代的价值观和短视观念。由于专家决策属于经济中心论，因此在时间观念上，往往是急功近利和鼠目寸光的。他们的决策无非是一些“近期规划”，而且以等级制度为前提。为了跳出这种压抑人的专家决策怪圈，眼前一代为“追求时尚”、“无计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欢呼雀跃。他们普遍地对生活持有“走着瞧”的未来态度，反对拘泥于传统的生活形式。
针对技术给社会带来的诸多危害，新一代反对将技术用于军备竞赛；为了防止工业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他们希望人类日益将制造性生产转向服务性生产；金融财政要更多地投向文化教育，促进食品生产，以及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和饥饿问题，而不应该投入有害人类健康和危害人类安全的烟酒工业和军火生产。在未来社会变化的大漩涡中，拥有资本的财团要尽一切可能为长期失业者提供工作。要把人性的改善和社会的进化放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首位，消除盘根错节的“经济市侩主义”。盈利、赚钱，这是技术专家统治时代，人类犯有的近视病和动物性的利己主义。而后现代，人类要做的一切努力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善和提高人口质量，谁拥有高质量人口，谁就拥有美好前景。
然而情势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工具并非如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生成器官的生命的积极的发展延伸，而是生命活力匮乏的表现和结果。”（注：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83页。）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美国的“高边疆”战略投资开始，在各发达国家展开的激烈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竞争，就可以一目了然，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何等程度的异化。比如美国的“高边疆”战略，其中“星球大战计划”和“太空工业化”是它的两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由于“高边疆”战略的推行直接涉及到一系列具有军用与民用兼容的高级尖端技术，如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光传感器技术、雷达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和航天技术等，以致它得到美国政府和各类投资者的鼎力支持。仅“星球大战”计划的最初试验阶段，美国就拨款260亿美元，预计从试验到完成部署的20年间，总共要花费10000亿美元。这一计划在财力和人力上的投资与以前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经济投资几乎无法相比。20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计划，只集中数千名研究人员，耗资20亿美元。“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规模虽然较大，动用了120所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2万家公司和厂商、42万工程技术人员、涉及到数百项技术和学科，但其总耗资也不过300亿美元，而“高边疆”战略中，仅“星球大战”计划就预算投资10000亿美元，更不要说“太空工业化”的伟大蓝图了。
针对美国的“高边疆”战略和“星球大战”计划，西欧17国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关于建立欧洲技术共同体的“尤里卡”计划，以迎接21世纪的空间争夺战。这一计划也是兼顾军用、民用的最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它在前5年的计划投资也达到60亿美元。
日本政府于1986年提出“人体新领域研究计划”，这一计划无论从科学意义上还是从发展规模上，几乎都与“星球大战”计划和“尤里卡”计划相匹敌。为此日本的科学研究和开发费用大幅度增加。
但在后现代，人们必须把时间视野向远处延伸。要多成立一些像“2000年委员会”、“哈佛社会计划”和“社会未来协商会议”这样的学术团体。多研究人类的未来和发展趋势。在思想深处要接受“近似”和“拟规律”这类概念，不要陷入“必然性”、“决定论”或“绝对精确”的泥沼。宇宙和社会的变化多于人类理性提出的许多貌似有理的规律和观念。“整个宇宙之间，物质的可预测的常态乃是随机性，是某种大致的平衡。”（注：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它更需要人类丰富的想象力、直觉、推测及幻想。后现代，不是要把人类拖回到一个水磨、油灯的古朴时代，而是要在一种超工业化基础上，建立一个反乌托邦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可能含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多种成分，但决不可能只让一种成分独霸世界，一定允许人们进行自由的多元选择。
二、技术为新人民服务
在后现代，“超人治国论”、“技术官僚计划”的病毒将被根除，人类将普遍地往更人道和更民主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将实实在在地走向民众，为新人民主义服务，而不是只为少数富人服务。因此本文谈论技术的异化作用，并不是旨在取消技术，只是想恢复它原有的魅力，成为继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以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为例，显然它历来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学者们早就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变革和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与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息息相关的。看看当代一些经济大国，说到底依靠的就是高技术带来的生产工具的变革。有了各种类型的机器、电脑、自动控制机、信息处理机、航空器、散射计、红宝石激光器、加速器、射电望远镜、电子显微镜、超高速离心机、超高温熔炼炉，以及各种大型的交通工具、矿山机械、智能机等数不胜数的工具，人类才有今天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只要人类发明了一种生产方式、实践方式，就有相应的工具为之所用。这些工具既解放了人的繁重的体力和脑力，而且干出了人的体力和脑力根本不能所及的无数种工程；使人类可用不可想象的速度在不可思议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高效率地工作。因此一个国家要想在经济上变得繁荣富强，非得发展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不可。
强大的经济必然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一种生产关系的优劣，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仅过去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今后技术依然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历史是人民撰写的，一切科学技术归根结底都是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3页。）因此它不仅永远隶属于人民，更应该永远地为人民服务。很遗憾，今天的人类只是看到科学技术的正面效用，没有认识到其异化作用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那些高级的专业能力和可用于高速有效地指导人类具体行动的知识，例如构成20世纪“技术中心社会”一个最重要方面的信息技术，不可否认由于普遍使用数字程序的声音信号和光线信号以及大众媒体资料，正在伴随着整个人类活动，甚至整个物理现实和社会现实的普遍化，而变得一天比一天重要；今天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普及的办公电子化、生产电子化、教育电子化、金融电子化，都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数字化和电脑化时代已经到来；证明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与日俱增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理念、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证明人和世界的关系正在日益受到数字化的控制；而且正是这一“数字化”概念，将引发出无数的疑团和反思；使人类更加坚信由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科学技术，比如眼下方兴未艾的远程通信和地方网络将会构造出新的民主、新的社会化和新的同事关系；微电脑化将会给个人带来高度的自治和更多的自由，电视和影像将会激发和唤起个人更加强劲的创造力。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正是这种革命性的信息技术构造出一个由大量幻想、人造物、虚假的表象组成的变形的和扭曲的社会，比如普遍的网络化将会失去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自然的沟通，荧屏和自动机将会强化对工人和消费者的压制，激发经济危机和社会空虚，加剧第三世界的依赖态度；另外，由于机器人、自动化办公系统和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的广泛使用，造成对工人的排挤，“不仅彻底地推翻了劳动分工，还会导致全球性的就业危机。”（注：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页。）至于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同信息技术一样，在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同时，也会因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造成人们的巨大惊惧和恐慌。
因此后现代技术要想真正地做到为新人民服务，就需要在结束痛苦的、卑下的、重复的劳动的同时，防止或杜绝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变成电脑化工厂的看管者；在个人命运可以自由选择、自由支配，拥有更多的空间自主权的同时，防止信息通讯专政、文化专政和电脑对于官僚体制与军事帝国主义起到的强化作用；在满足人们的一切欲望的同时，要预防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以及失业状况的恶化；在可以随意选择后代和随意选择怀孕时间的同时，要杜绝人权剥夺者或拥护者的大量出现，严防人种的威胁和不平等进入遗传分享的自然体系；在进行遗传工程的同时，要严防毁灭性病毒、退化变异的产生和人体的退休；在消灭饥饿、灾荒和减少疾病的同时，要防止贫穷国家的人口爆炸和有限资源的无节制滥用。
只是这里，人民的概念应该重新定义，那就是，它不只是应该指谓传统意义上的所有的劳动人民，包括今天的蓝领阶级，更应该指谓所有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级，只是它不应该包括那些破坏社会文明、阻碍社会进步、损害世界和平的人，更不应该包括那些贪污腐败者和官僚主义集团。新人民就是指具有全人类意识，也乐于为全人类服务和作出贡献的人。因此，所谓技术为新人民服务就是为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和繁荣服务。这样一来，后现代技术将带有鲜明的真理和正义的性质，它决不纵容作恶，决不为邪恶服务；一切技术都将带有爱憎分明的道德属性。科学技术人员和人民群众将一起拒斥那些有可能损害人类整体利益的恶技术，如原子弹和各种毒品的制造技术等。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带有恶的性质。不是有专门制造毒品的技术，而是不要把技术用于制造毒品。但是任何技术一经专门用来为某种恶行服务，就可以把它归为恶技术一类，诸如偷窃和抢劫技术、拐卖儿童和强暴妇女技术、诱供和逼供技术等，都可谓是恶技术。
所谓为新人民服务，主要是发展善技术，即主要是将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善德善行。比如电视技术，就其本性来讲，当然像其它技术一样具有超善恶的性质。它对于文明的传播、文化的交流、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所起到的积极的、巨大的作用都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的有关暴力、色情、权欲、财欲、淫欲和妒嫉之欲的无限度的渲染和传播，导致的社会道德败坏、犯罪率增加，幼稚、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纯洁心灵遭受毒害，以及数十亿人的潜能以每天花费数小时的时间，毫无价值地浪费在电视机前，导致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堕落。这不能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悲哀。这是不是说要限制所有技术的发展呢？当然不是，关键是我们要认识清楚，再先进的技术都包含着向其相反方面转化的因素，“如果我们不对它的影响加以限制的话，它会带着我们滑坡，远离文明，在这条路的尽头，除了暴力以外，将一无所有。”（注：戴维·米勒：《开放的思想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0页。）
三、后现代技术的基本特征
后现代技术的首要内容，即其整体推进性质，在21世纪将主要表现为“人类意志的无限性向语言本身的迅速扩展”，即“未来的一个世纪是在语言方面，根据最佳表现向无限的领域投资的世纪”。与作为社会契约的全部内涵的语言相比，金钱只构成语言的一个可以进行说明、支付和信用的方面，一个对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性进行有效利用的方面。金钱不再对语言具有支配地位，而是语言，即计算机语言在全面地支配着金钱，也就是谁掌握语言和知识谁就拥有金钱。这也是今天“知识经济”的由来。届时各种货币都变成计算机软件的一个符号，不再具有现存的各种物质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后现代的理想：多样性、灵活性、不确定性、速度、变形的能力、聪明、苗条、警醒、操作、管理，也都将首先围绕语言本身的性质进行。现代社会是权力和金钱的社会，而后现代则是拥有语言和利用语言的社会。现代社会是权力和金钱高于舆论，而后现代则是舆论高于权力和金钱。一个人拥有的语言的质量将是评价其成功和价值的主要标准。
“后现代技术”的再一个特点：针对人类历史上历次技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诸多危害的现实，其拥护者首先反对将科学技术用于政治和经济掠夺，以及屠杀人类同胞的所有战争。由于工业化社会，出自纯粹功利目的的技术竞争，已经导致技术的异化和压抑人性的专家决策怪圈；看看，眼下我国在石油、煤炭和各种矿产资源上的巨大浪费，大面积森林的乱砍乱伐，土壤的严重流失、沙化和盐碱化，已经远非现代技术所能解决；相反，依靠现代化工具原来需要20年能砍伐完的森林，现在2年就可以将它从地球上消灭；原来能开采50年的煤层，在“产量承包”的功利动机指引下，依靠先进的开采技术，20年就可以将一块巨大的煤田糟蹋完。因此在后现代，人们必须多研究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关注远景性建设和再生性生产；要认识到人类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毕竟是有限的，而大自然的流徙和变迁却是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因此后现代人类对于任何一项技术的推广和使用，都将持更加谨慎小心的态度，尤其要防备尖端技术被世界疯子占有和滥用。
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像现代的一些技术悲观主义那样主张取消现代技术，认为正是现代的科学技术带来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梦。因为技术是取消不了的，它是人类意识的能动性表现和人类理智的自然行为。有人类就有人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技术。没有技术，就没有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早就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与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息息相关的。后现代也不例外。没有人类作出的各种创造和发明，包括因特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等高技术、高尖端工具，人类就不会有今天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五彩缤纷的人造世界和构造精妙无比的人化自然。
后现代技术对于人脑的进一步解放，可以唤醒和激发出人类新的智力。特别是今天电子记忆仓库，省去了我们头脑的记忆作用，不仅会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大脑的创造性、虚构能力和想象活动，而且会促使我们的整个神经系统发展出新的功能。就像我们的灵长类祖先用手抓取一根树枝或石制工具时的姿态，导致人类产生超越其肉体的智慧一样，后现代技术，包括脑功能的修复和移植，对于人类智力的改造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其神奇性必将使人类在其进化史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后现代技术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与人文科学、人文方法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将融为一体。技术将失去它往日的单纯性和朴素的工匠性质，而变得日益成熟，并受制于整体的文化背景和各种人文因素。比如哲学中的“经济思维原则”，艺术中的“极简主义”都将被后现代技术吸收。具体地说，在后现代技术中，能用一个符号执行操作就决不用2个，能用3个支柱的建筑就决不用4个。一切都从简单性出发，竭力去除烦琐和复杂。这也是符合朴实、简单的宇宙本性的。
这样一来，会不会使得世界变得单调、齐一、枯燥和乏味呢？不会。它只是旨在促进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变化。与经济思维和极简主义相伴随的有思维的创造性、丰富的想象力、自由的选择范围，以及灵活多样的变通形式。它通过突出事物的个性来表现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对称性和有序性。后现代技术将进一步表现现代科学揭示的客观规律所拥有的简单性、有用性、普遍性、精确性和逻辑一致性。方法的简捷性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千姿万态的自然界。
所以极简主义不是要现实的人们回到无衣无食、无车无房的原始社会，只是想要人们摆脱或悬置现实中束缚人类自由、人类情感和人类实践的各种主观臆造物，各种烦琐哲学、各种关系网、疣赘物，轻装上阵，无忧无虑地工作与生活。到那时，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和直觉想象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各种人造物都会涌现于新世界，类似活动操场，组合式、快速型和临时性建筑，世界通用的语言机器，超级营养品，进入人体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基因大夫，集中文理农工医等全部学科教学内容的学院式电脑，无教授大学，智能机侦探和法官等眼下还是不可思议的对象，在后现代技术时代都将变成现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家将在这个故事的关键性阶段介入，而且将执行另一种功能——将科学成就转变为一种新的生活观和宇宙观。”（注：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The Free Press,New York,P.177.）届时，一切技术将不仅具有善的属性，而且具有美的属性。在最高的真和最大的善的统一性中体现着艺术的和谐性和美的规律性；就像“数学是诗体的逻辑”一样，将使技术变成艺术的一种形式，使技术成为“自由的生命表现”；使人们在技术活动中就像在游戏活动中一样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乐趣；使“社会全体成员的劳动变成体力和智力的游戏”（注：M.C.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40页。），并从此结束劳动异化带来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创伤。
收稿日期：2001-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