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反通胀”与“防滑”的新平衡--近期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思路_cpi论文

建立“反通胀”与“防滑”的新平衡--近期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思路_cp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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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年中以来,在国内金融政策紧缩和美国次贷危机双重因素的重叠影响下,我国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最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出现季度性反向变化,“通胀”类指标上行,GDP、工业、投资和顺差等“增长”类指标下行。

从“通胀”类指标看,老百姓最关心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逐季、逐月向上攀行。反映生产者定价行为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从去年三季度的2.6%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6.9%,3月急剧攀升到8%。反映流通领域供求关系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BPI),从去年二季度的2.6%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7.4%。

综合起来看,目前的物价形势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CPI、PPI和PPI三大物价指标同步上行,改变了去年二季度以前CPI上涨而RPI和PPI低位运行的情形;二是在食品价格继续保持涨势的同时,家电、服装和房租等非食品类价格出现补涨;三是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同时上涨。因此,目前的物价上涨已经从去年下半年以前的“结构性上涨”演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全面上涨”,或者说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为了采取合理而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对策措施,首先要准确把握其成因和机制。因为本次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拉动的原因,又有成本推动的原因,既有内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外部因素输入的影响。

1.需求因素方面:前期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美元贬值促使外部资金大举流入,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以及前期收入增长加快提高居民购买力,都会从需求方面拉动价格上涨。前期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超常规增长,虽然有利于形成内需带动的经济增长,并使投资和消费关系得到改善,但同时也会增加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缓解前期过大的内外需失衡矛盾,就得增加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增长超过某一临界值后又会带来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

2.成本因素方面:国内法律要求的工资、福利待遇等人力开支增加,不动产、能源、原材料及其他上游产品涨价,以及加大节能环保和其他外部性约束的政策力度,都会使生产者实际成本提高,带来内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

3.供给因素方面:首先是农牧业供给增长减速。粮食产量虽然连续4年保持增产态势,但增速逐年递减。去年油料种植面积减少60万公顷,油料产量2005年比2004年大幅收缩8.7个百分点后,前年和去年出现程度加深的负增长。肉产量特别是猪肉产量去年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今年一季度的猪牛羊禽肉产量虽然同比增长了3.7%,但因作为“同比”的去年基数较低,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目前实际有效供给的增长与需求的快速增长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缺口。

其次是工业供给增长减速。工业增长从去年二季度开始出现逐步放缓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前期政策紧缩效应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工业出口交货值影响之间发生重叠,加工工业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在缓慢地减少。从需求角度看,工业增长减速会使投资需求增长放慢,从而降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从供给角度看,工业增长减速会使工业品市场上的短期工业品供给减少,从而引起相对静态的短缺型通货膨胀压力。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由内生性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短期供给相对不足和外部输入等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复合型通货膨胀。

控制复合型通货膨胀的难度比控制由单一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的难度要大一些,实际结果比调控预期也要高一些。今年将CPI上涨率调控目标定在4.8%是必要的,既表示政府对防控通货膨胀的意图和决心,又给市场一个较为良好的预期和引导,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年终的实际值可能会超过这个调控目标。因为即使价格调控产生明显效果,CPI上涨率出现“前高后低”的理想走势,按简单算术计算,假定四个季度分别为“8、7、6、5”,全年也有可能超过6%。在全球通货膨胀不断攀升,美联储反衰退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独善其身难度相当大。

但也要看到,本次通货膨胀与前3次通货膨胀相比存在基本面的不同。一是本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基数”变化,主要表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随后几年存在通货紧缩,1997-2006年CPI的年均上涨率只有0.86%,10年中有3年为负增长,在2007年开始的CPI上涨中有一部分具有“还账”或“补涨”的性质;二是目前的实际产能很大,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产出率持续增长,无论是工业品供给还是农牧业产品供给都比较充足,国家和农民家庭的粮食库存保持正常水平,不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那样全面短缺的经济基础,总供求没有出现严重失衡;三是人口增长减速,恩格尔系数下降,城乡居民对粮食等生存性消费品涨价有反应但敏感度降低,不会很快出现总需求膨胀的情形。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并伴随经济下滑的风险,今年后三个季度的宏观调控应当格外谨慎。

在防止总体经济下滑同时控制复合型通货膨胀,政策措施应当多管齐下。考虑到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对外部输入型通货膨胀部分无能为力,而由节能环保和其他外部性约束加强,法律要求的工资、福利待遇等人力开支增加,以及能源原材料及其他上游产品涨价具有客观必然性,下一步宏观调控应在稳定需求基础上着力增加有效供给。

一方面要稳定农业生产,增加粮、油、肉、蛋、奶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绝对供给。采取更有力的扶持政策措施,提高农民种粮和养猪的积极性,稳定粮肉产量,至少要防止出现粮肉负增长。在采取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同时,应着力改革和理顺粮肉流通、运输和储备体制,在降低粮肉运输、储备和交易成本上多下工夫,而不能人为压低粮肉价格。

另一方面要稳定工业生产,增加工业品特别是满足消费需要的工业品的有效供给。由于能源原材料和其他上游产品涨价,职工工资和福利增加,以及节能环保约束导致外部性成本增加,企业面临总成本增加的压力,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能被迫裁员、减少投资和收缩生产,这不仅会减少就业机会,也会减少工业品的供给,扩大供求缺口,推动工业品价格上涨。为了预防企业在经济调整期过快收缩生产和裁员,应当抓紧调整政府和企业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从多方面给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减税。

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使本国国民消费福利最大化,外贸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就要求顺差增长要适度。在外汇储备资产因美元贬值而大幅缩水,从顺差中获得的实际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时,更应采取措施减少顺差,使其落到成本收益均衡点之上。但实现这一目标须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以急剧衰减方式来实现,当内需不能在短期内急速增加以抵补顺差急剧衰减的缺口时,经济运行系统就会因突然“断路”而陷入衰退。今年后三个季度,应当着力稳定净出口增长。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

1.应当继续限制粮食、油料、肉类和其他短期稀缺程度较高的农产品的出口。在国际粮价高于国内粮价的背景下,粮食外贸企业有很强的出口冲动。针对目前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出现新情况,应当进一步调整粮食进出口关税政策,努力控制农产品的出口,以保证国内粮食市场供求的短期平衡。

2.应当继续限制柴油、化肥和其他紧缺物资的出口,增加其进口。去年以来,柴油、化肥等农用物资涨价,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进入春耕备耕季节,需要稳定这些物资的供应和价格,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今年1-4月,政府多次出台了限制化肥出口的政策措施,建议对其他紧缺性农用物资也采取限制出口和奖励进口的措施,以平抑其价格,控制农业生产成本。

3.应当继续合理调节进口。今年一季度初级品进口额增长70%,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同期价格上涨引起的,其中铁矿石、原油和原材料价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面对人民币快速升值减少进口结算成本从而抵消部分涨价的情况,进口商的进口积极性增加。这时进口增加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政府不必过多限制。特别是对一些大宗商品如民用飞机和成套技术装备等,应当允许企业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增加进口。

4.稳定和扩大工业加工品出口。农资及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无疑会进一步减少总顺差,为了使进出口贸易增长保持基本平衡,防止总顺差急速减少,需要在工业品出口方面采取一些新措施,促使国内市场相对过剩的工业加工品稳定出口,保持机电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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