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问题的远距离观察与求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农业经济的发展源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及工业化条件等三个因素。其中，制度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手段，农业工业化是前提，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我国的农业发展在“三靠”（即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的假设前提下，取得了用世界7%的耕地供给占22%人口的基本食品需求的显赫成绩。 然而，因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和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所导致的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却不容乐观。无论何时，农业问题的核心——提高资源产出率特别是土地的产出率都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终极目标。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现目标的难度不仅表现在农业发展的“三靠”靠不住，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追求“钱兜子”的经济行为与政府追求“米袋子”、“菜篮子”的社会行为之间的不同步性。客观地、远距离地认识观察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并为问题的求解设立坐标乃是本文期盼的目的所在。一、对农业问题的远距离观察
发端于1978年且被官方称誉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第一次飞跃”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越过以1984年“首次卖粮难”为标志的政策引爆效应后，其能量释放受到了报酬递减律的制约。随后虽经多次的“稳定”与“完善”，但因农民就业渠道的多元化、非农产业利益的诱惑、工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偏低、机会成本偏高，而未能像政策实施早期那样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事实上，农民农业生产特别是商品性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问题中的问题。此外，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天不足所引发的土地规模的微型化、零碎化及农民生产经营行为的短期化等问题日渐突出，成为我国农业商品化、区域化、产业化及现代化的障碍因子。因此，原有政策和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我国农业增长中的贡献轨迹具有明显的曲折波动性。据朱希刚等采用增长速率方程法的研究表明（注：朱希刚：《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我国“八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4.8%（“七五”为28%，“六五”为35%），这种水平不但与国外的60%—80%相差甚远，而且据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50%的目标尚有较大距离。其中原因很多，如：因农业科研系统体制不顺、投入不足等因素所导致的农业科技成果有效供给不足；因农业科技推广系统组织不健全、队伍不稳定、经费不到位、法规不封闭等因素导致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因农业科技的载体——农户素质偏低而导致的农业科技成果有效需求不足等。农业科技成果的准公益性（一种全社会都受益的公共产品）为其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带来了一定难度，作为农业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技术进步在我国农业发展中任重而道远。
投入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前提。国家、集体、农户三元投资主体的功能和作用是相辅相成不可替代的。长期的工业倾斜政策和认识上的偏倚，导致我国农业投资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的确定都带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在农业投资中扮演主体和主导角色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表现十分不尽人意：（1）国家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不仅总量不足， 而且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连年下降（注：李锐：《中国农业投资研究》（上），《农业技术经济》1996年第4期。）。“八五”期间年均为3.3%，相对于“五五”的10.5%下降了7.2%。（2）地方政府农业投资（尤其基础建设投资）增长速度缓慢，与中央政府不同步。（3 ）挖农补工，在农业内部积累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从农业中抽取巨额资金（1952—1987年期间“剪刀差”数额高达6000多亿元，且1988年以来趋势仍在扩大）（注：徐金海、李金诚等：《实现农业平等贸易的障碍与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4期。 ），迫使农业不得不克己奉“工”。农户的农业投资除了具有集体农业投资的年增量小、比重下降、区域差异大的共性以外，还具有小规模基础上的短期化行为。农业投资强度锐减所引发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失修、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土壤团粒结构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及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滞后效应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
现代农业经济目标的取向是多元的。如果说上述“政策、科技、投入”的三靠难度分析揭示了实现“稳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米袋子、菜篮子）这一目标的艰巨性，那么实现“不断提高农民纯收入”（钱兜子）目标的难度则有过而无不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历程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浅显而又实在的道理，没有农民鼓起来的“钱兜子”，城市居民的“米袋子”越背越重，“菜篮子”越拎越沉。农业生产的最终落脚点是农民，而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则受制于“增产”与“增收”这对矛盾的协调状况。改革之初由于政策的引爆效应加之农产品的提价措施，农业既“增产”又“增收”，农民随“钱兜子”的鼓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以后，由于政府过高地估计农民收入水平、过早过多地从农民手中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工农产品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抽取剩余；农产品需求的非弹性及政府保护价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农产品频繁的“卖粮难”；现有栽培技术条件下，原有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单产已越过生产函数的拐点，受到报酬递减律的约束等因素影响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升高，效率下降，甚至出现增产不增收。此外，伴随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而出现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城市下岗职工与进城民工的就业冲突等因素，导致了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的减少。农民纯收入的增长呈现明显的滞缓趋势。毫无疑问，协调“稳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二者间的矛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此外，我国农业问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农业的负保护政策（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投入总课题组：《关于支持与保护农业问题的研究》（上），《管理世界》1997年第4期。 ）使得农业天生的弱质性进一步弱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愈加强烈；因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率与农业产值的下降速率的不同步性，使得较少的产值被较多的劳动力分解，从而导致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偏低；改革之初曾一度缩小了的城乡差距又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且受“马太效应”的支配农村地区间（特别是东西部）的差距明显拉大，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格局。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业问题的远距离观察，得出如下结论：“21世纪的前叶，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可能性最大的是农业，农业一旦出了问题将不可收拾。”绝非危言耸听。
二、农业问题的求解坐标
考虑到影响农业问题变量的多变性与复杂性，套用本文开头的立论依据，为农业问题的求解设立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工业化条件等三维坐标。需要指出的是，观念创新乃是三维坐标的原点，是农业问题求解的关键因子。
（一）观念创新
生活中许多规律性的总结在企业中得到验证。人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是因为农业的现状总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可能不要”。观念创新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口号农业”的问题，将农业问题落到实处。实现指导思想上的彻底转变，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客观经济规律。农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我们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大国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农业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米袋子”和“菜篮子”的问题，还要考虑农民的“钱兜子”。要转变传统的削弱农业剥削农民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谷贱伤农，农伤则本动，本动则国危。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稳定，没有占80%人口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任何制度都应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根本，任何农业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都应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这一核心，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价值取向都要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保护生态、持续增长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制度创新
作为农业生产基本而又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制度创新是农业制度创新的核心。对原有土地制度的进一步“稳定”（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和“完善”（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集体“统”的功能）是现实有效的选择，但随着制度客体及环境的变化，制度的负面效应将日渐显著。土地制度创新的最终取向是反过来以国企改革为参照系，明晰土地的产权关系，确立农户（农场主）的法人资格。惟此，才能真正实现农户（农场主）的“四自”。毫无疑问，土地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将会加速这一制度创新的进程。此外，以保护耕地资源，缓解人地矛盾为目的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控制人口生育政策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国策。
农产品流通和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应在以下五个方面有所建树：（1）放开农产品市场，尊重商品经济的自愿让渡规律， 还给农民农产品商品处置的自主权；（2）提高农产品“物流”领域的增加值， 理顺农业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内部的分配机制；（3 ）转换粮食企业的经营职能，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和保护价收购制度；（4 ）理顺农产品价格体系，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协调农产品内部的比价（特别是粮棉比价）和差价（特别是品种差价、质量差价）关系；（5 ）培育农产品流通的中介组织，提高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的组织程度，协调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
农业收入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重新配置是农业税费制度创新的实质问题。创新目标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因“收入滞增”、“税轻费重”而导致的不堪重负现象。创新路径应走“减赋”和“增源”相结合的思路，在各种法规条例的监控下，通过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积极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金融体制方面要寻求创新与管制的均衡点，在构建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中国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组成的新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应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的管制，规避金融风险。
（三）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在于提高由农业科研、推广、农户三者构成的农业技术系统的有效性。
农业科研系统是农业技术系统的起点，其突破口在于增加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量，特别要主攻品种技术创新，一方面优良品种在过去我国农业增长中作出过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在现有栽培技术条件下，原有品种的单产已超过生产函数的拐点，受到报酬递减率的约束，必须由高产、优质、高抗的品种取而代之，以抬高生产函数的曲面，拓宽农业技术的发展空间。同时，中低产田改造技术，动植物产品转化技术亦是农业科研的主攻方向。而正确处理好“稳”和“放”的辩证关系，扩大科研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选择科研项目的自主权无疑是农业科研体制创新的核心内容。
农业科研成果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良种还需良法才能高产高效，加强农业科技推广系统这一中间环节的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农业推广体制改革应立足于技术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经营产业化（兴办实体、建立基地）、管理企业化（面向市场、实行“四自”），并实现推广观念由以科技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推广目标由增量到增效、推广的技术结构由产中技术向产前产后技术的转变。
对于农户系统应有一个全面公正的客观认识，并以此作为制定农业科技政策的重要参考。在看到农民素质低下不利于科技推广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经济人特征应有充分的认识和承认。应当相信作为经济人的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认识水平和采纳能力。农民教育的“软投入”是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的。在发展农村教育，狠抓技术培训，大力提高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的同时，更应注重更新农民科技观念，提高农民进入科技市场的组织程度。
（四）工业化条件的改善
现代农业的实质是发达的科技型农业，其基本特征是现代科技、现代生产要素、现代物质装备和现代农民。科技进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农业工业化所提供的现代物质装备、农业基础设施和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则是农业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投入是农业工业化的保障，鉴于我国农业投入长期不足的现状，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应着眼于界定政府农业投资职责，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资职能，培育有效的市场机制，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规范集体和农户投资行为等措施的实施，稳定增加农业投入总量，使得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逐步恢复到“五五”10%的水平。与此同时，调整内部结构，在总量不足的前提下，优先保证农业科研投资，加大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鉴于我国农业科研长期供“养”不足的现实（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35%左右，发展中国家为1%左右， 发达国家高达2%以上，1985—1995 年国家对农业科研经费的财政拨款为负增长），近期内应确保农业科技投资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农业法》、《科技进步法》明文规定），年实际增长率应保持在3.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