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细亚论文,马克思论文,生产方式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正是马克思在探索东方民族历史命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与定居的农业生产相联系、封闭型的人类最初生产方式。它是以奴隶制为主，也包括封建制，以专制为特征的社会形态；而且是过渡时期的形态，它不仅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存在着，事实上，它在整个私有制度逐步形成和确立的历史时期都存在。
马克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第一，土地国有制或土地君主所有制。第二，土地农村公社占有制。第三，单个的公社成员，分散的占有小块土地，他们是农村公社和最高统一体的附属物，事实上失去了财产。这些特征反映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个人没有土地所有，只有占有，土地属于共同体，即属于君主或公社。同时，每一个公社可以独立存在，各自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切条件。即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公社内部单个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劳动。
从马克思概述的上述特点，可以发现中国是个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国古代的生产关系具有许多亚细亚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中国古代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其次，个人对公社或国家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其三，在它的次生阶段，国家或皇帝是最高的所有者，而公社和个人都不是实际的占有者，不仅每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而且实际的公社也只不过表现为世袭占有者。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既不同于奴隶制、农奴制，又不同于纯粹原始共产制，然而却普遍存在的，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独特生产方式；其四，政治上更多地表现为“东方专制制度”。因为共同体是土地所有者，首领是共同体的代表，而土地是分散在农民手中耕作，为保证土地不会在民间集中形成经济上进而政治、军事上与中央所有权相对抗的地方权力中心，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保证。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公有基础上形成的是专制集权。早期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曾给东方国家带来灿烂文明，可是到了近代它却成为了东方社会超常稳定、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也正是这种生产方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受阻。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影响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虽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但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以及在自由劳动基础上实现的人本身的现代化。可是，为什么一个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文明的中国在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却如此步履艰难，险阻迭迭，长路漫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外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统治之下。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的最大影响在于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分散的经济为基础，以专制集权政治为特点的宗法等级社会。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现已渐渐远去，可是中国社会仍然延续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和缓慢性。历代集权政府只要能力所及，都要尽可能的控制土地的大规模兼并，以避免地方势力增长威胁中央。每到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到一个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冲突激烈的时刻，“国家”总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然”姿态出现，对社会进行“亚细亚”式的调整。这实际上是保证土地的封建国家所有权。谁控制了国家，谁就支配了全国土地，从而掌握了最大的所有权。随着历史的推移，历朝历代只不过是改变了所有权或占有权的表面形式罢了，历史就这样循环。国家的调节，这种方式使得我国经济生产极大地属于政治，听命于权力，受制于国家，从而严重束缚着生产本身的发展，使经济丧失了独立自主性和自发的客观规律性，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导致我国经济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开始就一直无法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正常的发展。因此，国家权力对经济的过分行政干预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是“被延误的现代化”的基本原因。
（二）中国奴隶制的延续和封建制的形成，都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母体中孕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始终存在着，私有制的形成和确立就受到束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也就受到阻碍。历史辩证法证明：没有极大的私有、彻底的人人所有，就不会产生真正的公有。这样也就不可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济上的准备条件。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呈现出“缓慢的渐进”。中国文明虽然创立和发展较早，但却长期处于“停滞”之中，正是因为私有制的产生一开始就受到摧残，它的巨大社会能量受到压抑和阻遏。土地所有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有限的“私有”在“国有”的高度垄断之下，在其窒息下苟延发展。手工业、商业，无一不成为“国家垄断”下的官工、官商，而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附庸和陪衬，成为奴隶制或封建制的补充经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的发展变化受到阻碍，生产力得不到生产关系在该历史阶段中所能释放的能量的推动。因此，社会经济就长期停滞不前，无法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方面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准备，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起点就低，举步维艰。
（三）受亚细亚生产方式影响，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思维方式的转变落后于现实生活的变化。建立在以“天下国家”观与“夷夏之防”为特点的儒家理论基础上的价值观，导致中国人的“自我形象”意识，从而支配着中国统治者及普通人的思维定势。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虽然在思想上由“以商制夷”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但这是为了维护巩固天朝制度，而不是为了变革天朝制度。因此，战争并没有使中国人从“中国中心”观的时代性错误认识中苏醒。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主动吸收外来文化，而是把其“中国化”，纳入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中，以保持中国的固有发展格局与方向。这一思维定势严重地阻碍人们去认识新的、未知的事物和世界，从而成为推动现代化起步的沉重精神负担，同时西方的侵略从相反方向更加固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当世界已经发生大变化时，中国人仍用老祖宗传下来的罗盘给自己定位。这种时代性错误的传统观念使中国在此后几十年中找不到自己在现代世界坐标上的准确方位，也使得中国人在自身发展上无法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阻碍着人自身发展的现代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对现代世界认识的严重滞后是阻碍中国现代变革的巨大因素。
（四）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影响，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一种高度一元化的“巨型帝国”式的金字塔结构。塔顶是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明清以后中央集权变本加厉，金字塔顶就愈削愈尖，极易脆折，同时也增加了决策的独断性；塔的中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由“俸禄”供养的文武官僚系统，它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儒学知识分子所组成，但缺乏专业和技术知识，缺乏独立负责制与首创精神，形成了一套因循敷衍的官僚政治文化；塔的下层是一个无比宽厚的底盘，这是由地方乡绅操纵的、家庭本位的、高度分散的半自然经济社会，加上它具有某些相对自主权，因此就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自由度的乡土社会。由于这种双层板块政治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板结性，只有非常有限的容纳社会变革的能力与功能，根本无法承担引导社会变革的重任，因此，虽说中国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暴露出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整个宗法社会，上至最高统治者，中间包括官僚阶层，下至农村中的农民对新兴的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变革持排斥的态度，如：为保护自然经济而设立商会、商行，不重视商业和商人的社会作用，沿用手工作坊方式而排斥机器大生产等等，这些严重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接近现代性的因素的发挥，也不利于经济组织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自发成长，也使得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导致中国从晚清时期开始现代化进步之艰难，行动之缓慢。
（五）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是一种以小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它的特点是小农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社会分工水平低，生产量小，又实行家庭子嗣分产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多数家庭都只是一种仅足糊口的经济。分散于广大乡间的农村公社大多都能自给自足，难以被瓦解和破坏，再加上落后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使得村社的居民从不追求任何发展。因此，村社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不易被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其顽强的生命力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导致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从而使得中国工业现代化启动缓慢。
三、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探索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从对船坚炮利式近代化之梦的向往到注重实业、注重民生的民初现代化试步，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困苦奋斗，但因缺少一场触及封建制度内核的社会变革，始终只能徘徊在世界现代化大门之外。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模式类型选择上，必须慎重。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其发展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先后提出了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的“体——用”结合模式和遏制私人垄断的西方现代化修正模式。然而，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影响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革命本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这一设想无法也不可能在中国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及时地引导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要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农业、现代交通运输和现代国防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但当时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问题存在着许多片面的理解，导致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和偏差。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现代化价值取向，即：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以现代化为目标，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但是，以现代化价值取向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却是我党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指导思想。第二，合理借鉴和运用世界现代化成功经验、基本规律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邓小平认为，世界现代化运动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利用外资，利用外国智力，也可以是我们国家发展成功的经验。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甚至包括那些与现代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具体管理制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这就更需要我们坚持和完善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第一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克服平均主义，消除两极分化；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最根本的立场；要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三个文明。
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克服亚细亚生产方式对我国现代化的影响与阻滞，一定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实现中国现代化事业划时代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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