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观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在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向前推进指明了方向。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既是以新一届党中央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着的形势为基础，具有实践来源和客观依据，又与邓小平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理论来源和思想依据。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一个轴心。邓小平理论框架中十分清晰地显示出一个中国的发展观。虽然当时没有很明确地用“科学发展观”来表述，但邓小平围绕中国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阐述，包含了当今形成科学发展观的一些核心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发展的思想，有助于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从而自觉地在各项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发展观的基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1]1980年4月1日，他又说：“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p.311)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2](p.141)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深切的体悟，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p.162)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战略思想。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邓小平确立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观，与“三步走”战略步骤的实施相对应。“三步走”的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迈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实践中，强调经济的发展，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在实现小康目标的途径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内涵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特质。第三步，从2001年到205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总结实现前两步走的经验教训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同时这也是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在发展观上的生动体现。
二、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构想，反映了邓小平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
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全面发展思想，他还强调要注意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一）关于全面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2](p.2)这里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反映了邓小平全面发展思想及其战略部署。后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2](p.117)邓小平在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早在1979年9月，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建国30周年讲话，全面解释了什么是现代化，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p.208)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p.367)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2](p.110)。后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强调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2](p.144)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指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2](p.306)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强调“这两只手都要硬”。[2](p.378)两个文明建设和“两手抓”，生动体现了邓小平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回顾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综观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充分说明了全面发展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
（二）关于持续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是从到21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看待持续发展问题的。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得好，有可能为今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2](p.130)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与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2](p.312)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为持续发展创造条件。1985年7月11日，他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2](p.131)1986年3月28日，他又指出：“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2](p.156)邓小平认为要使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创造持续发展的条件。他十分重视价格补贴和外贸逆差问题。他在1986年6月10日指出：“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这个问题，总得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2](p.160)“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还要研究提高产品质量。”[2](pp.159～160)邓小平善于从政治层面上来认识持续发展的意义。他在1987年3月27日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p.213)邓小平十分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认为这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说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1](p.130)。此后又一再指出：“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1](p.165)“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2](p.196)“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2](p.130)邓小平关心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他倡导全民义务植树并身体力行，高度重视林业对水利、保护环境的作用。1961年7月，他到黑龙江视察时说：森林就是最好的水库。在大庆，他强调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搞开发，并要求在井边多栽些树。20世纪70年代，桂林漓江污染严重，邓小平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如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1979年初，邓小平指出，发展旅游要保护好风景区，防止污染。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三）关于协调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过去我们存在的种种不协调的状况并引以为鉴。1980年1月，邓小平说：“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1](p.249)后来，在谈到建设与积累的关系问题时他又说：“过去我们的计划中积累率太高，有百分之三十几，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住宅、城市建设、教育等这些方面的投资少了。”[3]1983年11月23日，邓小平指出：“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各个领域包括工业战线很不协调，尤其是能源、交通。如果说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协调，那就是科学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人才不够。”[3](p.273)并说我们要改变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这是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说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为使当时经济调整工作顺利进行，邓小平特别强调协调发展的作用。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指出：“为了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逐步协调，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某些建设项目要下马，某些企业要关、停、并、转，或者减少生产任务。”[1](p.359)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为协调发展创造条件。1985年5月15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搞好改革，不但会为九十年代，而且会为下个世纪我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3](p.319)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2](p.375)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另外，党的基本路线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的要求。20多年前，邓小平指出的能源、交通不协调的状况，今天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这说明协调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这里，再联系今天讲的“五个统筹”介绍一下邓小平的协调发展思想。
1.关于协调区域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是从我国实际出发，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战略。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p.277)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p.374)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意义十分重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实施，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2.关于协调城乡发展的问题。邓小平高度重视农村问题，把解决农村问题放在首位，始终看到占人口80%的农民，认为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国家没有摆脱贫困。1980年5月，邓小平对安徽省肥西县农民摘包产到户的做法给予了肯定，支持农村兴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6月30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p.65)10月6日，他又说：“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2](p.77)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指出：“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2](p.117)1987年3月27日，他又说：“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2](p.213)6月12日，他强调指出：“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2](pp.237～238)邓小平关注中国粮食过关的战略意义，认为工农业之间是相互促进的。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说：“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2](pp.22～23)他在1986年12月19日指出：“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2](p.192)此后他又一再指出：“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2](p.355)“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2](p.376)如今，“三农”问题受到了全党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对保证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农业发展水平和粮食生产能力如何，始终对国计民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3.关于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问题。邓小平一贯认为，对外开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1](pp.233～234)此后他又一再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p.78)“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p.117)“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2](p.266)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
4.关于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1975年1月，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一年的5月18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环境保护十年规划的意见》认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问题是个路线问题”，着重强调了十年环境保护规划的目标，要求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和技术政策，以及在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设立环境保护机构。当年8月，在邓小平指导下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规定：“要搞好劳动保护，做到安全生产，消除‘三废’污染，保护环境，保护职工身体健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这些规定，折射出周恩来、邓小平何等深邃的历史眼光1 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制定森林法、草原法和环境保护法。1979年9月，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建国30周年讲话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1982年11月15日，邓小平对前来参加有关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说：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他二十年五十年。我们计划在西北地区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就会发生很好的变化。[3](pp.239～240)邓小平高度重视人口工作。1979年3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人口增长要控制。”“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3](p.112)这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今天，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确立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5.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已经包含在他的全面发展思想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就体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他曾指出：“90年代经济如果出现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4]邓小平说的是农业，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上。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2003年SARS疫情的蔓延，集中暴露出这个方面的问题。社会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健康、教育、生活保障等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上说明，在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上，邓小平高度关注协调区域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切构成了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三、邓小平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和实现这一发展观的根本保证
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一致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一脉相承的。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指出：“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1](p.230)，才能解决实现现代化面临的各种困难。1980年8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p.342)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一道作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
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大力培养人才，是实现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根本途径。邓小平十分关心人才问题，看重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与实现小康目标的密切关系。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pp.40～41)1985年3月7日，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2](pp.108～109)1985年5月，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2](p.120)1986年4月19日，他又强调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3](p.350)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蕴涵着深刻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一点人们往往关注得不够。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实现邓小平发展观的根本保证。党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这条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称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2](p.381)
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就能够促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富裕幸福。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既强调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的思想。党的基本路线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提了出来，反映了党的基本路线的科学性，也体现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卓越政治智慧。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样，也容易克服和纠正在科学发展观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在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有的同志据此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应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说至少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并列为两个中心，甚至再加上“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中心，成为“多个中心”。这是在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上存在的错误看法。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谆谆嘱咐：“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pp.370～371)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5]实践告诉人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这条基本路线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包括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6]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总结自身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也善于借鉴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取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邓小平首先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重大战略，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思想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以发展而改变了社会，以发展而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发展成为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对人民群众而言，发展成为国富民强的最大祈盼。发展促使各种规律日益明晰地展示出来，为人们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它、掌握它创造了条件。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最新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为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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