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空间矛盾性的批判
郭彩霞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科社与政治学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
[摘 要] 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个矛盾性的空间。其矛盾性首先体现为政治权力空间的矛盾性，即表现在民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民众渴望真正占有使用价值与资本家追求交换价值的矛盾等方面；其次，体现为都市化背景下中心和边缘的矛盾；再次，体现为资本主义空间的总体性和零散性、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矛盾。由于空间具有政治属性、工具性、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性，人们生活在一个被控制、异化的病态与矛盾的空间而不自觉。但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开空间，空间必将成为斗争的主要争夺场所和新前线。克服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性要从矛盾性空间走向差异性空间,重建“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空间。
[关键词] 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矛盾性；差异性
空间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政治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工具性、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性，生活于其中的民众被空间所蕴含的准则和价值观所迷惑。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空间矛盾性批判的新颖而深刻之处就在于指出了一般人不自觉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空间的控制和同化，毫无批判意识地身处于一个矛盾和病态的空间，并较为乐观地指出，重建社会主义的差异性空间是无产者获得空间权利、自我解放的目标和方向。
一、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个矛盾性的空间
20世纪70年代以前，空间是一个被人忽视的话题。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作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容器，正如福柯所言：“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被当作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15人们更加重视时间，而相对忽视空间。20世纪70年代以后，列斐伏尔逐渐从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转向了都市空间研究，他从空间视角分析城市社会关系的建构，关注城市社会运动和都市革命，并陆续出版了《进入都市的权利》《都市革命》《空间与政治》《空间的生产》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成为都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也使空间成为广为关注的话题。列斐伏尔把空间区分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间三个方面。不论从哪一方面看，空间似乎都是同质的，并表现为一种连续性。它似乎只表现出自然化、纯物质性和非社会性等特征，与生产关系没有密切关联。但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政治维度，同时具有社会性、工具性、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性，这些特性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存续与发展。他从空间的角度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而走向灭亡，是因为资本主义实现了由“空间中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换，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和政治权力操控了空间生产，由此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实现“增长”的手段是“占有空间”(by occuping space )和“生产空间”(by producing a space)。
空间具有意识形态性等特征，生活于其中的民众对空间所体现出的矛盾性比较默然甚至欣然接受，人们生活在一个被控制和异化的病态与矛盾的空间而不自觉。这大大转移甚至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诚如列斐伏尔所说：“资产阶级用陷阱控制了无产阶级，而最终自己又落入了这个陷阱中：一个病态的空间，或者一个病态的社会的空间”[2]32。这说明资本主义的空间并不是一个合理性的空间，这个貌似合理性的空间似乎使空间的生产成了发展、进步的代名词和战略手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空间的华美谎言逐渐被戳穿，“资本主义统治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之间日益恶化的矛盾戳穿了这种美丽的‘实证主义’阴谋”[3]27。这个“实证主义”阴谋即：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恶化和暴露了各种矛盾，整个社会的病态特征日益明显。所以，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政治权力对空间的生产及管理不仅不会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反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全面引发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只是不断生产着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伪连续性，这是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空间矛盾和空间意识形态特征的一种指称。在空间“伪连续性”的掩饰下，资本主义掩盖不了其空间的各种矛盾。在资本主义表面繁荣下，其矛盾、异化的空间显现出的诸多问题仍然得不到彻底解决。
空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其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构成性和决定性的维度。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开空间，空间成了斗争的主要场所和新前线。要克服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性，就要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空间走向社会主义的差异性空间。但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的影响，无产阶级日益分化与多元化，所以，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空间走向差异性空间的道路将充满曲折与艰辛。
拼经济实力。我说，你知道周书记办公室后墙上的那幅“静水流深”的字值多少钱吗？一百万。请问老婆，你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吗？
二、资本主义空间矛盾性的主要表现
资本主义虽然走向了空间生产，推进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调整了发展战略，改良了生产方式，维护和巩固了自身，但是，资本主义没有消除其内在固有的矛盾，它在消除旧矛盾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矛盾。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依然矛盾重重，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这些矛盾和危机将是社会变革的征兆。
(一)政治权力空间的矛盾性
政治经济学在空间生产的视野下变成了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空间中的物不再是关键因素，空间中物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才是关键因素，可感知的具体物所承载的抽象权力关系是空间问题的核心。抽象空间成了资产阶级行使权力的载体和依托。列斐伏尔所谓的抽象空间主要是指国家和政治权力运行的空间。此种权力并不是脱离空间而独立存在的，无处不在地支配和控制了空间，弥散于空间中，空间变成政治行使权力的场所。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不是纯粹透明的，它受到了国家和政治权力的战略控制。“权力弥散于各处；权力归属于‘存在’，它无处不在。它弥散于空间中。它存在于日常生活和普遍概念中，也存在于警察的警棍和装甲车中。它存在于艺术的对象中，也在导弹中。它在四散的为数众多的‘可见物’中，也在诸如学校或议会的机构中。它在物中也在符号中。”[3]86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是完全同质的，虽处处表现为一系列的连续性，实际上却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处处充满和谐、美好。这种表面的和谐美好只是空间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是一种美好的幻象，矛盾和冲突隐藏其间。
3.4 采取早期半卧位及减少疼痛刺激 半卧位是上腹部手术后最佳的体位，不但有利于腹部引流，而且有利膈肌下降增加肺活量。术后疼痛可能导致功能残气量的明显减少，刺激呼吸次数代偿性增加，导致呼吸功能衰竭。可见，术后疼痛可延缓术后患者的呼吸功能的恢复，因此术后有效镇痛非常重要。
“为了改变生活，必须改变空间。”[5]190在列斐伏尔看来，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性，无产阶级要不懈斗争，努力摆脱矛盾性空间，争取空间权利和城市权利，以走向一个自我管理的差异性空间。虽然革命的希望很渺茫，无产阶级最终获得空间权利似乎是一个乌托邦，但无产阶级不应该放弃革命。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总体性革命计划。在他看来，革命将是一项政治战略，迈向社会主义空间的运动不能放弃，无产阶级要在资本主义空间中不断地寻求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以反抗资本主义空间的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走向一个能够实现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的差异性空间。
这也是“非生产性”的空间消费(质)与“生产性”的消费空间(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其他商品生产的目的一样也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了实现空间生产和消费的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充分发挥了工具性空间大量的重复性和再生产的原则，生产了大量的可计量的空间以供销售。这些空间表面上风格各异，别出心裁，其实都是作为同质性、雷同化的商品被一次性、周期性地生产出来，这些几乎成了毫无特色的消费空间，而不是具有不同风格和文化特征的空间。“空间生产的另一结果是形成‘无地方’特色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无差异城市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该空间原有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城市文化的特色被瓦解与颠覆。”[4]这在休闲工业和旅游业方面表现得尤其严重。抽象空间的这种能够带来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可计量性质与人们对有鲜明特色的自然和文化空间的稀缺性及唯一性需求是相矛盾的。抽象空间是“可计量的”，“它不仅像几何空间那样可以被量化，而且作为社会空间，它还遭受数量上的操控”[5]352。这种数量上的操控受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控制和制约，资产阶级以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为最大目的，根本不会考虑民众的真正需求。所以，人们在旅游时常常被一种同质化、雷同化的商业气氛所困扰，无法真正体会不同地方的特色。
列斐伏尔把进行空间生产的资本主义叫做“新资本主义”或对内进行殖民的“新帝国主义”。他认为，“新资本主义”或“新帝国主义”通过休闲空间和娱乐空间的控制不仅得到了巨大的利润，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空间是中立、透明的美好神话。休闲空间和旅游资源被设计成可以量化、同化并可计量的“消费的空间”，以获得巨额利润。另一方面，“超工业化”国家的都市人在劳动之余，不仅对空间有量上的要求还有质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对“生产性”的“消费空间”的排斥和对“非生产性”的“空间消费”的渴望。“娱乐业要求空间具有某些品质。上千万的欧洲人，包括许多的工人，从欧洲的北部旅行到了南部，到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人们可能会说，他们是为了空间的消费：海滩、大海、太阳、冰雪”，而“消费的空间，也就是资本主义财富聚集的地方(伦敦、汉堡、巴黎等等)”[2]137。对物质性和自然性的阳光、海洋等休闲需求，必然要求恢复被空间生产破坏的自然和身体，恢复真正的欲望和欢愉。现在人们想到旅游景点欣赏高质量的美好风景，享受有特色、有个性的休闲空间，似乎成了一个奢望，因为，放眼看过去的可能只是千篇一律的景点，这些景点和休闲空间失去了文化的底蕴，充满了浓重的商业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丝毫体会不到放松和休闲，只会被浓重的铜臭味所环绕，人们在所谓的休闲空间中得不到心灵的放松和精神的休息。质与量的矛盾更多地体现了民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与资本家追逐利润之间的矛盾。
列斐伏尔强调自己的计划不会变成一种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不是特定完备的体系，而是被实践不断修正的。“这样一个整体计划是一条路线而不是一个程序，计划或模式，它涉及集体生活而且只能是一个集体的作品，这个作品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作品。它既不依赖于一个政党也不依赖于一个政治集团；它只与运动、需求和行动的多样化的、有质的规定性的整体相连。”[5]119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始终提倡和遵循马克思的总体性实践方法，辩证地分析和理解社会历史现实，并承认其发展的偶然性，避免自己的理论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
第一，民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始终服从资本的逻辑，受资本的支配，因而它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交换价值，进而实现商品的价值，资本家最在乎的是剩余价值、剩余利润。“剩余价值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被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6]637。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实现的，“既然需要用时间来克服空间，剩余价值就同样必须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被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6]637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有力的竞争地位，他们必须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进而能有足够的资金扩大再生产，加强其竞争实力。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资本家往往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空间生产出现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空间被作为生产性的消费品生产，交换价值相对于使用价值占主导地位，但人们需要的是满足自己个性的使用价值，并且，空间越功能化越排斥真正的“占有”和使用，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对立的。
在改革进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授权进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存在较大争议。监察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体制改革超越了当时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采取授权试点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改革合宪性问题，为缓解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种变通模式。但有学者认为，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没有全国人大授权，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构的常委会，无权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15]。而“授权试点”是改革过程中的一项宪法工程，应当具有法律依据。这表明，《立法法》第13条能否为“授权试点”提供规范依据，如何使其具有更坚固的法律基础，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方案选择7口开采井，单井开采量2 857.14 m3/d为最佳开采井布设方案。由于评价区内地下水补给源主要为河渠渗漏和侧向补给，区内的河渠渗漏量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故设计在不同气象组合条件下对水源地开采量进行预测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总体性革命计划是一个“试验性的乌托邦”，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被修正、被完善。它不同于具体的政治纲领、计划或者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特定道路的规划，总体性革命计划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政治的批判，对特殊政治和政党的批判，对现存国家的批判。革命计划是整体性的，它更多地是发挥批判作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限存续下去的不可能性。“找出现存生产关系无限继续下去的不可能性”[5]36是列斐伏尔的总体性革命的目的。另外，“这个计划只能是通向这条路的一个集体的、自发的和自觉的理论和实践的努力的结果”[5]36。美国纽约等现代大都市就曾发生过比较激烈的争取空间权利和城市权利的抗议及斗争，这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反抗资本主义病态空间的斗争和力量。
这也可以称为空间的暂时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由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可交换性的空间在利益最大化面前失去了历史性和主体性。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生活的具象空间更多地体现了空间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这时候空间所具有的原创性和印记是最宝贵的品性。但在现代社会，为了实现空间利益的最大化，为了改造空间使其具有同质性和可分割性，以便于商业运作和买卖，实现资本的商业计划，资本家不顾空间和建筑的历史价值及文化价值，把拥有历史感和文化价值而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建筑改造甚至拆掉，重建一些缺乏文化底蕴、形式单一、外形雷同的现代化建筑，以作为商品出售。同质性的、可计量的、碎片化的空间使城市历史文化之特殊性丧失，大量雷同的现代建筑唯一的功能是彰显购买者的社会地位和消费能力，空间的暂时性解构了空间的稳定性。
第一，重在批判资本主义空间。
列斐伏尔把这种矛盾归结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空间的消费与只生产快乐的‘非生产性’空间的消费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的‘使用者’与大众‘使用者’之间的冲突”[5]359-360。这一矛盾与实践领域联系更紧密，比如，公路作为生产性消费的空间，基本上是通过社会集体筹资建成，私家车的所有者并没有投入多少，但是，公路的大量建设带动了一系列产业链的发展，给汽车业、运输业、房地产业等多种产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修建公路、开发房地产会挤压绿地、公园这样的空间，非生产性空间的生产无法吸引投资，因为它不生产剩余价值，只能给民众带来休闲和享受，不能直接促进资本增值。公路、停车场、房地产开发的激增必然会导致绿地和公园的减少，空间的这个矛盾性也是由资本的逐利性所导致的，同时也是资本家与民众利益角逐的一个具体表现。
(二)都市化背景下中心和边缘的矛盾
中心与边缘的矛盾是列斐伏尔着笔墨较多的部分。他所谓的中心即构成性中心，“什么是构成性中心(都市的构成性中心、社会的构成性中心)？一种形式，就是聚集、集中和共时化的形式。什么东西的聚集、集中和共时化？就是所有能够集合起来、集中起来和聚集起来的东西。同样，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已经引发了(生产出了)它自己的构成性中心：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宗教中心等。事实上，这种中心化试图在总体上进行。它集中了财富、权力、权力者的财富、信息、知识、‘文化’等等”[2]105-106。空间具有战略性，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占据了城市中心，把财富、信息、知识等资源集中在自己周围，同时想尽办法把无产阶级从城市中心排除出去。列斐伏尔在《资产阶级与空间》中着力分析了法国中心与边缘的矛盾。1968年这一矛盾在法国暴露出来，巴黎吸纳了一切，这包括大量的人口、智力和财富。资产阶级把巴黎打造成一个决策和舆论的中心，把巴黎周围的空间变成了从属性的、等级化的空间，这些空间被巴黎统治着、剥削着。他们通过分散、疏离等手段使无产阶级远离中心，“人们被分散了，特别是工人，被疏离了都市中心”[2]129-130。都市的这一扩张过程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隔离过程。这是空间矛盾性的表现，“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矛盾，我称之为空间的矛盾：一方面，统治阶级和国家强化了都市作为权力和政治决策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这个阶级和国家的统治被城市分裂了”[2]130。资产阶级控制了这些中心，就掌握了统治社会的资本和权力；建立决策中心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这是空间的政治性和战略性特征，这说明了中心产生的根源和本质目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历史时间中‘辩证地’生成的，而是‘逻辑地’和‘战略性地’产生的。中心在周围组织(一些活动)，安排边缘并使之等级化。那些占据中心并拥有权力的人借助有效的知识和原则效益来实施统治。”[3]17工人阶级在国家和都市理性的支配下被驱赶到了周边的社区中，他们被空间的政治性所宰制，被空间的工具性所操控。
19世纪下半叶豪斯曼对巴黎城区的规划和改造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那时，为了给汽车军队的通行开辟道路，把工人抛离中心地区，资产阶级迁向政治中心和决策中心。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把城市作为财富决策和信息的中心后，由于出现城市的“饱和”现象，甚至出现了对城市的过度开发，一些城市中心出现了状况恶化趋势，城市危机不断出现，一些城市走向了衰落，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空城”、“死城”。这种情况曾让资产阶级统治者陷入尴尬的境地。“美国资本主义曾经面临极度痛苦的两难境地：是应该牺牲城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并在别处组建决策中心(这是件很难的事)，还是应该通过投入巨大的资源来保留这些城市，即使是美国社会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源的总和也在所不惜。”[3]117-118在城市中心陷入萧条、衰败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逃离了城市中心而选择走向宽敞、舒适的郊区，相反无产阶级被驱赶到充满贫穷、污染、犯罪的城市病的“中心”，中心与边缘似乎发生了对调，但二者的对立和矛盾却并没有缓解，而是加深了。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但无产阶级的整体状况没变，他们还是处于被支配的不利地位。
(三)资本主义空间的总体性与零散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矛盾
资本主义空间显现出一种整体性趋势，这种整体性更多地体现为同质性，它抹杀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别，这是空间意识形态性构造的整体性，即一种想象的美好的抽象空间。但是，这种整体性却与零散性并存，并且通过整体性表现出了一种连续性。然而，空间的零散性和碎片化使这种连续性成为一种伪连续性。整体性与零散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空间的一种矛盾，“空间的矛盾并不是来自它的理性形式，就像这种形式是从数学中分离出来的那样；这些矛盾来自于实践的、社会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内容。事实上，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追求的是理性，然而在实践中，它却被商业化、碎片化，并被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2]41。资产阶级正是通过空间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保持了资本主义空间的总体性与零散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存在。工业化时代的时间和空间，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在追求着均质性、统一性和强制的连续性，这是资本主义得以幸存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整体性和连续性甚至扩展到整个世界。当今全球化的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空间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科学知识、准则和价值观等向全球的扩张过程。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表现了一种碎片化与资本主义总体性战略的矛盾。
1.1 采集节点硬件设计 昆虫生境数据来自于安放在洱海月湿地、罗时江湿地和洱源东湖湿地的数据采集节点，各个节点都搭载太阳能供电系统。数据采集节点每隔1 min就会通过各类传感器采集到一条昆虫生境数据并发送回来，数据包括环境温度、环境湿度、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土壤pH值、光照强度、紫外辐射强度、紫外日累计值、瞬时风速、2 min风速、10 min风速、风向、降雨量等生境因子以及时间、经度、纬度、电量等参数。图1所示的就是一个数据采集节点。
实验步骤：①各组按实验要求设置对照并贴上标签（内容包括组别、实验名称、实验日期、实验材料名称）；②各组将要暗处理的植物统一集中放在教师提供的暗室内3 d。
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着重分析了空间的碎片化和整体性的矛盾。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比中心—边缘的矛盾关系更深的矛盾关系：一方面是空间的碎片化，它不仅在现实中被碎片化，被分割成若干部分作为商品而进行买卖，以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且在理论上也被碎片化，被科学地划分为不同类型的空间，分而治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发展生产力并运用科学知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输出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空间。[3]18-19这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生产过程。表面来看，空间的碎片化与整体性之间的矛盾似乎统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统一体中，但是它却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性。
空间的整体性与空间的碎片化之间的矛盾也是空间的同质性与碎片化的矛盾。一方面，空间具有同质性、均质性，这体现了空间的意识形态性。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消除空间的区别与差异，让空间看起来更加中立、纯粹和纯洁，进而掩饰其意识形态意图，缓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以达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同质化、均质化后的空间既能实现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又便于对无产阶级进行空间隔离，把无产阶级分散到指定的地点，削弱其团结性和凝聚力，以弱化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抵制和对抗。另一方面，空间又具有碎片化的趋势。按照劳动市场的需求和资本的逻辑，空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空间碎片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且由一国向世界各国延伸。为了抬高空间的价值，空间被人为地稀有化；为了便于一块一块地出售，空间又被片段化和碎片化了。同质化和碎片化是空间的双重本性，“空间同时‘是’整体的和碎片化的。就像它同时是概念的、感知的和直接经历的一样”[5]359。所以，整体性和碎片化虽是相对立的两个特征，但在资本主义空间中却并不互相抵牾，而是共同存在，甚至相互促进，“同质性的作为整体的空间并不妨碍空间以碎片化的方式运转，而且，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碎片化空间的生产性消费加强了作为工具和中介的空间的抽象的统一”[7]148。碎片化趋势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实现整体性，实现空间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整体性也需要在碎片化过程中实现，二者共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延续资本主义的持存，使其得以“垂而不死”。
三、重建“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的差异性空间
美国的科研设备通常位于联邦资助研发中心(FFRDC)，由政府资助或部分资助。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拥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先进经验。
第四，资本增值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第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
第二，资本家追求交换价值与民众渴望真正占有使用价值的矛盾。
第二，建构一种多样性的生活方式。
无产阶级要想争取空间权利，实现空间正义，努力构建一种社会主义的空间是其重要目标和路径。不光是列斐伏尔，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反抗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只是反抗空间资本化与争取城市空间控制权，更要努力建构一种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8]。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分析，列斐伏尔认为正因为资本主义空间表现出“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的运行机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9]55。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列斐伏尔解释了差异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不同于特殊性，特殊性强调自然本性，差异主要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界定的。差异有可能被克服，重新返还到特殊性。差异和区别最根本的不同是：区别面向特殊性的因素，而差异面向全体，它是社会性存在；从时间上看，区别专注于现实，是对已经完成的过去做区分，而差异有朝向未来的可能性。他提出，之所以提出差异空间是为了以差异反抗同质，以具体的统一反抗分裂，以差异基础上的平等反对等级化。“他试图通过追求差异的权力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心主义，破坏意识形态和从属于国家和政治权力的空间化的社会实践，从而破坏现存的生产方式，生产新的社会和新的空间，彻底改变生活。”[7]152他提出，朝向差异的潜在社会是一个“复数”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因为，多元论这个术语限于政治立场和党派。而多样的这个术语用于日常生活，用于生活方式。”[10]634他认为，总体性革命计划和对差异社会与复数社会的实施依赖于无产阶级。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但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统治方式的改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工人阶级已经分化并走向多元化了。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空间和家庭空间已经受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策略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对激进的革命比较排斥，只能进行最低限度的革命。所以，工人阶级虽是革命行动的主体，但同时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工人阶级只有在各种力量处于一种特定的平衡并且有一种富有首创精神的政治思想引导时，它才发挥革命作用”[3]101。尽管这样，列斐伏尔还是对工人阶级充满信心和希望，认为他们将成为多样性生活方式的追求者和践行者。他甚至对工人阶级提出了奋斗的目标，即剥夺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工人阶级应该以差异的名义，接受旧的统治阶级及它的获得，同时剥夺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引导旧的统治阶级走向衰退，最终消灭所有的阶级”[10]635。
第三，重建“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空间。
我小时候，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离家千里，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所以那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招呼我去他们家，也就是那段时间，我留意到每次他们家孩子回来前两三天，叔叔阿姨就开始张罗往家里购置各种东西，吃的喝的，冰箱里被塞得满满当当。
自我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打破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而是为了释放生产力的全部潜力，同时要改变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社会空间，重建“自下而上”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自下而上”的重建意味着普遍性的自我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各个层面上。“只有以这种方式，生产工具的社会化才能包括空间的论题。若走其他道路，将‘社会主义空间’定义为自然空间，或是定义为位居先前空间之上的公社生活，或者以‘欢乐’来予以定义，都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最终目标和实行阶段；换句话说，那是一种抽象的乌托邦。”[9]56自我管理也是适合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分化而提出的一项可行的方案，它是一项持久的不断更新的运动，使工人阶级避免被代表而丧失占有真正政治权利的命运，使其变被动的“使用者”为主动的参与者。列斐伏尔认为，1968年革命的失败说明了工人阶级要进行自我管理，需要政治意识上的成熟，从而突破资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的束缚。工人阶级即“使用者”的沉默是列斐伏尔最担心之处。“列菲伏尔把‘使用者’的沉默视为内在于这种社会现实中的最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通过实现现代化来掩盖国家和政治霸权的统治和压制，麻痹和窒息人们的创造性和革命性，并通过规训和媒体等文化模式对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动员’和‘教育’。”[11]为了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文化革命非常重要。
他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必须纳入政治和社会的矛盾之中才能得到解决，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必须结合起来。通过文化革命恢复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从而恢复其思想的批判性，以不断地否定现存和追求差异的权利反对同质性趋势，实施“普遍性的自我管理”，把“自上而下”的社会空间重建为“自下而上”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虽然强调无产阶级从“自上而下”走向“自我管理”的可能性，有其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毕竟是在透彻分析资本主义空间矛盾性的基础上，让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空间矛盾的实质，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这为无产者寻求空间权利和空间正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
四、结论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城镇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矛盾对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有一定的警醒作用，应在实际操作中予以避免。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已经显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有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并给地方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我国政府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需要关注空间改造和空间生产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即不仅仅要关注空间中“量”的增长，以获取空间改造中的价值最大化，还要关注和照顾到民众对空间“质”的要求，真正提高民众的生活空间品质。对于个别地方出现的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过多地强调“量”却忽视了“质”的趋势要采取措施予以调整。同时，我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重视不同阶层和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权利均衡问题。在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要充分考虑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避免把一部分原本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群体，通过城市改造或城市扩建的方式把他们迁移到偏僻的郊区，使他们远离了原本应该享受到的经济发展快速、教育资源优良、医疗资源便利等有利条件的城市中心区，剥夺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空间权利。在城市改造和“塑造”的过程中，某些群体在迁居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这极易引发社会不满，累积社会怨气。某些空间权利保障不充分、严重失衡的地方甚至发生了由于拆迁纠纷或补偿款不到位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进程，对于城市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环境中，地方政府要尽量增加非生产性的空间如公园、绿地、休闲广场等适合人们活动和休闲的公共空间的面积，或采取措施提高民众休闲场所的占有比例，避免这些空间被过分商业化的生产性空间挤压。随着空间的稀缺性特征日益明显，非生产性空间占据的位置和分量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地方形成了不少对民众没有实际价值的“伪公共空间”。地方政府在进行空间布局和空间整合时要注意规避资本的逻辑，避免被资本的逻辑所牵制，尽量不要只关注投资商或开发商的空间交换价值而忽视了大多数普通人的空间使用价值，避免建造一些没有实用价值或文化内涵的建筑。这些空间往往成为“虚假的摆设”，它们不能被民众有效利用，只会造成使用空间的浪费。
由于本研究涉及省区较多，为更好的反映旅游规模分布的集中度，本文引入四省区指数和十一省区指数，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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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fevere’s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ic Spatial Contradiction
GUO Cai -xia
(Sec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Politics, Party School of CPC Fujian Committee/Fujian Academy of Governance,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 The space of capitalism is one full of contradictions. Such is told 1) primarily by the contradictions that lies in political power space, that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ursui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by the public and the pursuit of surplus value by capitalist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ublic’s desire for real possession and the pursuit of use value by capitalists; 2) secondarily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ts center and ed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3) thirdly b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otality and fragmentation,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apitalist space. As the space embodies the political attribute, the tool nature, the strategy and the ideology, people living within are unaware of such a controlled space with alienation morbidity and contradiction. The proletariat’s liberation, therefore, cannot do without the space, and the space will certainly become the main battlefield and the new front. To overcome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capitalist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shift from a space of contradiction to a space of difference, and rebuild the self-managed socialist space from the bottom up.
Key words : Lefevere; capitalist space; socialistic space; contradiction; difference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9)03-0054-09
doi: 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3.007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公共领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研究”(14BKS088)
[作者简介] 郭彩霞(1977— )，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大众媒介等。
[责任编辑 李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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