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文俊[1]2005年在《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动因与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动因与战略为主题,根据动因和战略相对应的原则对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宏观动因和相关战略规划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在对银行业并购相关概念予以界定,对银行并购理论发展予以综述的前提下,在对中国银行业并购既有行为予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并购的微观和宏观动因,并确定了宏观动因和银行业并购战略相对应的本文研究思路。在本文所确定的宏观动因和并购战略相对应的研究框架下,本文分别从提升中国银行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水平、优化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稳定中国金融体系和提升中国银行业对外竞争力四大宏观动因出发,对其所对应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构想或政策建议。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一章导论、五章正文和一节结论。 第一章为导论。首先,本章对本文的重要概念做了界定,区分了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并购概念,介绍了银行并购的分类,界定了银行业并购战略的含义。其次,本章对银行并购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分析了有关银行动因理论,绩效实证和中国银行业并购研究的进展。最后,本章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做了介绍。 第二章为中国银行业并购:既有行为、动因与战略分析。在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和中国银行业并购历程予以阐述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中国银行业既有并购的动因、成效与问题,并对光大银行并购案例做了绩效实证分析。然后,本章研究了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并购的动因,并确定了宏观动因与银行业并购战略相对应的本文研究框架。 第叁章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本章在对银行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予以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随后,本章对规模经济与银行业横向并购、范围经济与银行业混业并购做了理论与实践考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了基于规模经济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和基于范围经济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 第四章为市场结构优化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首先,本章对银行业市场结构做了理论分析。其次,本章从集中度角度考察了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实证研究了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最优市场结构。再次,本章对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做了理论与实践上的考察。最后,本章阐述了基于市场结构优化动因的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 第五章为金融体系稳定与中国银行业并购战略分析。在对金融体系稳定、有问题银行的市场退出与银行并购之间的关系予以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
胡罡[2]2004年在《中国银行业并购研究：动因、效应及模式选择》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开放，呈现出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自由化两大特点，全球银行业再次掀起了并购高潮；同时，随着我国银行业风险的逐步显现，作为解决银行业危机手段之一的银行并购在我国也开始出现。然而，银行并购动因何在?银行并购对银行竞争力有何影响?银行并购与金融市场效率的内在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基于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认识，进而探索出适用于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并购模式，是本论文研究目的所在。 本文首先分析了银行并购的可能动因，并提出了同时包括内部动因与外部条件在内的银行并购动因理论，其中银行并购内部动因主要分为基于降低成本与基于提高收益的两类动因；银行并购的外部条件主要考察了工商业企业并购、新技术运用推动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拓展以及经济开放度提高这3类外部因素对银行并购的影响效应。通过综合银行并购的各类动因，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银行并购过程中的可能风险，包括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定价风险、并购失败风险以及综合风险。最后，本文建立了银行并购的成本最小化模型与风险价值度量模型来分析如何降低银行并购过程中的可能风险与并购成本。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银行并购对银行竞争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银行并购有利于协同效应的发挥，使银行的资本金符合监管要求；其次，并购后资产规模的扩大能够提高银行的公信力和市场影响力；此外，并购作为一种外部约束机制还能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从而提高银行治理效率；最后，银行业务的同质性、资产专用性差以及银行对风险的敏感性，使得银行适合于规模生产。同时，也指出银行并购并不必然出现银行垄断；相反，并购导致的适当集中可以消除银行业的过度竞争，对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的稳定有所裨益。 银行并购对金融市场效率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银行并购出现的规模经济使得银行经营成本降低，银行体系吸纳的储蓄资源减少，以及银行的租金效应，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数量增加；其次，银行市场影响力的提升促使资金配置到资本边际产出较高的项目中去，提高了投资效率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最后，银行并购能够使得一个国家经济结构不断地从传统技术经济部门向新技术经济部门升级换代，从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发展模式选择。首先，通过对我国银行并购现状的深入分析，指出了银行产权不明晰、法规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发达、行政干预介入过深以及资本项目管制等是制约我国银行并购的主要因素。其次，提出了我国银行并购发展应坚持的两个原则，即市场化和开放性中国银行业并购研究:动因、效应及模式选择原则，并进而提出了我国银行并购发展的“叁步走”战略，即第一阶段以银行间的横向并购为主、第二阶段以混合并购为主、第叁阶段为跨国并购为主。最后，本文探讨了中国商业银行并购的模式选择，即现金并购方式为主、非现金并购方式为辅;协议式并购为主、公开要约并购为辅。并对如何完善银行并购的制度环境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关键词:银行并购;动因;效应;模式选择召
罗岚[3]2011年在《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动因及进入模式研究》文中指出随着银行业在全球跨国活动和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据份额的快速增长,金融服务市场已变得越来越趋向全球化。在当今全球银行业结构发生战略调整之际,中国商业银行也纷纷顺应形势,将“国际化经营”作为未来五到十年发展的战略目标。2007年以来,随着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加剧了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使得中国商业银行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快自身跨国经营的步伐,提高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从而增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实力。由此可见,目前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问题显得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动因及进入模式为研究对象。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本文密切结合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实践,既分析了其跨国经营特有的驱动因素,又指出了当前以及今后中国商业银行应该选择何种市场进入模式、何种组织形式来具体实施跨国经营。本文的研究注重从理论到实践,从整体到个体的逻辑思维方式,采用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服务企业的行业特质,决定了其在进行跨国经营决策时特有的影响因素,也使其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不能和制造业公司一样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而是倾向于直接选择具有高控制度的进入模式,即新建和跨国并购。本文运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作为解释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动因的理论框架,对影响其跨国经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国际化经验、中国对东道国(地区)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以及东道国(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收入水平和银行业监管环境都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活动产生显着影响,并由此得出“追随客户”、扩大国外市场份额、多元化经营以及分散金融风险是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主要动因。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通过新建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如何正确选择其海外机构的组织形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作为跨国银行海外机构最主要的海外分行和子银行形式,由于两者在设立成本、业务范围和监管责任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因而决定了两者不同的适用范围。本文运用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和东道国的相关数据,对影响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组织形式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海外分行形式比较适合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初级阶段的需要,但是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银行业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未来各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子行化”趋势,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的主要形式必然会由分行向子银行转变。从全球跨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新建是跨国银行早期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式。上个世纪80年代后,面对不断加速的金融全球化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银行掀起了一次次跨国并购的浪潮。跨国并购避免了以新建模式进入可能遇到的种种障碍,为银行进入新的市场提供了有效途径,成为现代银行实现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方式。因此本文指出,随着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不断发展壮大,其市场进入模式应该从以新建为主逐步向新建和跨国并购并举转变。本文运用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并购规模、并购方式、区域跨度等方面将汇丰集团和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案例做了对比研究,并从中获得了诸多实施跨国并购战略的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给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机遇和挑战,指出有实力的商业银行应认真学习和借鉴国际银行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有利条件,通过有效的并购及其整合,加速推进其国际化的进程。银行国际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银行所制定的战略和行为特征各不相同。由于目前中国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故本文认为对于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总结前文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型商业银行应在稳定中求增长,选择温和型国际化路径,通过有效的跨国并购,进一步提升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而对于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应在国内银行业市场稳扎稳打,顺应国际化发展趋势,不断做大做强之后再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模式向海外拓展。
林燕[4]2008年在《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研究》文中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规制放松的推动和促进下,世界性的银行并购活动在全球持续发生,众多跨国银行逐渐把并购目标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处于从新兴市场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融入这一全球性的并购浪潮。中国银行业的并购可以分为本国并购和外资并购两种类型。本国并购的实践主要从1995年开始,初期的银行并购多为当银行面临危机时,政府出于稳定金融秩序的目的,由政府决策、政府撮合、政府注资而促成,具有较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因而有“准并购”之称谓。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并购,由于规制政策的限制(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主要表现为境外金融机构对我国银行业的参股,从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入股光大银行算起已有12个年头。随着入世五年过渡期的全部结束,中国的银行将更多基于市场化的选择,通过并购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通过混合并购和海外并购开拓业务领域和市场领域,提升国际竞争力;外资亦将以占有国内市场、扩大和掌握控制权为目的,更迅速全面地进入中国金融业,入股中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此,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必将面临一场大幅度的变革和创新,展开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中国银行业的并购整合势必融入世界并购浪潮中,并成为银行并购研究中不应忽视的现实内容。本文在文献综述、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从研究分析美国、欧盟和日本叁个国家(地区)对银行并购的规制制度、模式和方法入手,综合比较了叁者在银行并购规制制度、模式与具体方法上的异同,为最终就中国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制度、模式与方法做出选择,做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准备。在此基础上,分析论证了中国银行业国内并购的历程和类型以及外资并购的历程和特点,探寻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规制行为在银行并购中的作用,以及对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和并购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中国对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中国银行并购规制制度、模式和具体方法的建议。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银行并购规制的经验表明,政府规制在银行并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合理有效的政府规制能够规范银行的并购行为,防止银行利用垄断势力危害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促进银行业在自由竞争中改进效率、提高竞争能力、形成合理有效的金融市场结构,最终改善社会福利。而过度的政府行政干预和保护不利于银行业形成长期有效的产业竞争力,不利于银行在竞争中确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利于金融与经济环境的长期稳定。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银行并购的规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政府作为金融规制的供给方,通过金融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实施对银行并购的规制。第二,银行并购改变市场结构,具有引致垄断、危害自由竞争的可能性,因此各国对银行并购的规制均以反垄断规制为核心,通过制定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实施对银行并购的全面、系统的规范。第叁,由于在社会、经济、政治、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发展历程和特征,对银行并购的规制在国与国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规制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规制政策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时针对不同的微观主体,针对不同类型的并购行为,规制政策均不相同。因此对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阶段性和灵活性的总体特征。第四,随着近年来各国对政府规制的放松,以及出于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和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总的发展趋势是,各国对于本国银行业的并购逐步持宽松的态度;同时由于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银行并购尤其是涉及到外资的并购关乎一国金融的稳定与安全,各国对本国并购和外资并购行为实施宽严有别的规制选择,对外资并购仍实施相对严格的规制政策。中国的银行并购与西方银行并购有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当代西方的银行并购有着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金融市场发达,银行产权制度明晰。而中国缺乏全面完善的银行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形成发达的金融体制,银行产权制度有待完善。与西方市场化的并购不同,中国银行业的并购行为长期以来以政府效用为主导,政府在银行并购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都为国有企业和地方经济提供了众多便利,形成了大量历史包袱。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得不为过去对商业银行的索取行为延期支付对价,在引资前期处置了大量不良贷款,以政府注资、资产置换等方式充实银行资本金、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第二,商业银行的并购成为各级政府博弈的结果。在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为省域股份制商业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省政府和市政府根据自身的效用函数做出是否积极支持、配合并购的策略选择,而并非完全从市场原则和银行自身效用出发。政府在并购中的行政干预和介入为日后政府干预银行日常经营行为埋下了隐患。第叁,在早期问题银行处置过程中,政府为避免银行倒闭带来的金融波及效应,通过指定、建议接管收购的主体,暂时化解了金融风险,但由于对收购银行的并购整合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考虑不足,反而可能加大了收购银行的经营风险。第四,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并购则显露出金融资产评估、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法律制度、规制政策制定和执行提出了要求和挑战。银行并购本质上属于一种产权交易,政府对并购过多的直接干预可能扭曲经济效率,有悖市场原则;而对发生的任何并购行为都听之任之,没有一定的规范,也可能会形成垄断、加重金融风险、危害金融安全。一国的金融规制能力反映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以及履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能力和稳定经济、克服金融危机的能力。中国在银行并购中的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十分关键,这将涉及从行政性干预转向以法律规制为主、对国内银行并购从严格保护转向市场开放、对外资银行并购从严格限制转向制度约束、对问题银行从无原则的保护转向基于成本收益的市场化处置。放松规制与加强监管并行、政府职能转变与效率改进并行。总之,通过有效的政府规制保证市场行为的顺利完成,打击和避免垄断行为,维护中小银行和利益相关者的应有利益,确保金融安全与稳定。
邢锋[5]2006年在《银行并购重组与中国的选择》文中提出银行并购由来己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尤为盛行。银行通过并购来扩大规模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冀在国内外金融市场占领有利地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加强,这些超级银行航母积极地向世界金融市场拓展,其业务甚至遍及全球,这给当地金融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强力的冲击。而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已经迫在眉睫。国外银行普遍规模大,资产质量高,赢利能力强,服务优良。而国内银行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历史积淀的问题多。尽管近几年经过改革,情况有所好转,但其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普遍存在规模小,不良资产比例高,金融创新能力差,盈利水平低等缺点。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国内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在国内银行仍纠缠于解决历史积淀问题之际,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并购却接踵而来。有关银行并购的研究己经很多,似乎已经成为了老问题。但本文从新视角解析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中存在的问题,借鉴了典型国家的银行并购成功经验同时也吸取其银行并购中的教训,提出了在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中和我国银行改制的过程中,我国银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本文在分析中国银行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原则和模式选择,并在并购外部环境的建设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
王国红[6]2012年在《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与中国的管制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是银行反垄断管制的重要方面，2007年全面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银行反垄断管制的思考，同样也引起了人们对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关注。对中国而言，对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管制还十分薄弱，机构缺失，法律缺失，程序和方法缺失，既不能有效地管制国内银行实施的滥用市场力的并购，也不能有效地管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实施的有损中国金融安全的并购，更不利于国内银行通过海外并购占领国际市场。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后危机”为背景，以银行并购为研究对象，以反垄断管制为研究视角，论证“后危机”时代加强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必要性、机理、方法与程序，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设计出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政策。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银行的掠夺性借贷行为，而掠夺性借贷的产生则要归因于反垄断管制的不作为。因此，加强银行业的反垄断管制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作为银行反垄断管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银行并购反垄断，在当前背景下，尤其必要。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理主要有两个，一是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另一是威廉姆森的效率权衡理论。SCP范式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影响企业绩效。按照这一理论，对市场结构的管制是最重要的，由于并购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导致了市场结构的变化，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对并购进行反垄断管制。并购→集中度提高→银行市场力提高→社会福利损失，这一逻辑的并购效应我们称为并购的负效应。威廉姆森的效率权衡理论认为，即使并购带来了负效应，导致了社会福利受损，但如果并购同时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且效率的提高足以抵消并购产生的负效应，那么这起并购不应被禁止；只有那些并购带来的效率不足以抵消社会福利受损的并购才应被禁止。并购导致的效率提高的效应我们称为并购的正效应。银行并购的竞争性评估即是对这两方面进行权衡。本文对威廉姆森的静态效率进行了修正，重点说明了对效率的定量评价方法，包括对效率的传递率和“补偿的边际成本降低”的定量分析。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制可分为五种机制：相关市场界定机制、市场力测定机制、并购效应评估机制、垄断缓释因素分析机制、分拆机制。其中，对相关市场界定机制，重点介绍了市场界定的方法，如SSNIP检验、Harris&Simons(1989)的临界损失检验、Katz&Shapiro（2003）的“总的转换率”检验；对市场力测定，重点介绍了离散选择模型在银行业中的运用；对并购效应评估机制，重点介绍了转换率方法和向上价格压力法；对垄断缓释因素，分析了如下缓释因素：竞争者；市场进入；顾客的转换成本；失败银行救济；公共利益；人口迁移等；对分拆机制，文章提示了银行并购分拆的原理、目标和机制设计，这为后面我们设计中国的银行并购分拆制度准备了理论基础。中国缺乏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管制的经验，需要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为我所用。文章选取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日本、中东欧国家），从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相关市场的界定、并购反垄断临界值的确定、竞争效应分析等方面比较他们在银行并购反垄断政策上的异同，并辅以案例，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实施海外并购战略提供经验指导和决策参考。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最基本的一步是界定相关市场。美国费城银行案中，将银行并购反垄断的相关地区市场界定为“本地市场”，将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为“银行服务群”。这一界定是否适用于中国银行业的并购反垄断管制，文章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设计消费者和中小企业融资调查问卷，在本地抽样调查1500个消费者、200家中小企业，文章验证了传统的“本地市场”假设和“群服务”假设在中国的合理性，根据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竞争态势和发展趋势，提出了中国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的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从各国对银行并购实施反垄断管制的实践看，经济性分析越来越普遍，其地位日益突出。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的经济分析包括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分析。对单边效应的分析，文章重点介绍并购模拟技术的运用，并对并购模拟这一技术进行了评价；对协调效应的研究，通过改进传统的“核对表”方法，将之与“一致同意-甄别欺骗-可信的惩罚”范式结合，提出银行业并购规制的协调效应新的分析框架。这一新的框架是：从Friedman的“平衡诱惑均衡”概念入手，不是研究银行卡特尔的形成条件，而是从卡特尔稳定性指标（δ）来判断银行并购的协调效应。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化，外资银行加强了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渗透。并购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手段，对外资银行的并购，我们需要做辩证分析，一方面，外资银行并购有利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并购也有可能损害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甚至有损中国金融安全，因此，需要对外资银行并购进行反垄断管制。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分析了外资银行在华并购的动机，并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设计了外资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政策。设计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政策是本文的重点和落脚点。银行业并购反垄断的政策设计包括银行并购反垄断的机构设置、反垄断的原则、标准与目标、银行并购申报制度、竞争评估制度、并购救济制度等；除此以外，文章还从需求边和供给边两方面论述了构建中国银行业竞争政策的主要内容，它是对前一个内容的深化与发展。本文的主要观点是：（1）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既要加强对银行审慎性的监管，更要强化对银行的竞争性管制，二者不可或缺。（2）在机构设置上，由商务部的反垄断局负责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同时赋予银监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3）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应以“合理原则”为核心原则，考虑到外资银行并购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对外资银行并购还需进行国家金融安全审查。（4）构建合理的银行并购申报制度，实行两步审查法，申报标准应相对宽松。（5）重视经济性分析方法在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中的运用，包括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评估的方法以及效率评估方法等。（6）在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管制中，合理运用适用除外和域外适用制度。（7）加强国际反垄断的协调。一是商务部与国外竞争权威的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的建设；另一是银监会与外国银行监管机构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建设。
李梦苏[7]2009年在《中国银行业并购与全能银行发展》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后,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金融大国纷纷陷入这场危机之中。华尔街投资银行或破产,或被国有化,许多商业银行也难逃被兼并收购的命运。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银行业在这场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所受损失很小,这就为中国银行业的抄底并购提供了很好的时机。中国银行业可以利用金融危机的低成本优势实施海外并购,以迅速实现其建立国际化大银行的梦想,因此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这是一个机遇。银行并购又重新成为焦点。与此同时,分业经营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使得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抓住当前时机,通过银行并购实现混业经营便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现代银行并购理论和全能银行理论的研究,全方位、立体式、深层次地剖析银行并购和全能银行存在的本质,通过对并购历史的回顾和特点分析,指出我国银行业并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对银行业混业-分业-混业的历史性梳理,总结出银行经营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我国发展全能银行的可能性,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银行业并购的具体路径。
董祥海[8]2006年在《银行并购与中国银行业整合研究》文中提出银行并购是指通过产权交易对银行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银行内在的发展动力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银行并购是商业银行为进一步赢得市场而对自身机构进行的一种战略性调整。 银行并购的历史几乎和银行发展的历史一样久远。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所言，没有一家美国大企业不是通过某种程度的兼并或合并成长起来的。 在世界范围，银行并购高潮迭起，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原因，对此，本文从多个理论角度出发，结合一些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阐述了银行并购的动因和效应，针对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提出了一些银行并购的建议和策略。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银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中国银行业的现状来看，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商业银行的特征，银行的竞争力也有了显着提高。但是，由于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我国银行业改革也出现了停滞不前的“金融钝化”现象，改革无法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 深化银行改革，并购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途径。通过并购，从机构层面、资产层面、治理结构层面和银行体制层面对现有的银行资源进行调整和重组，引入竞争机制，改善我国银行体系的经营状况。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我国在银行并购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中国投资银行被国家开发银行及中国光大银行兼并、美国新桥集团控股深圳发展银行等并购案例，虽然已有的银行并购案例中，没有具有世界影响的并购金额巨大的案例，某些并购
易新福[9]2013年在《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策略研究》文中提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国际银行业不断掀起了并购浪潮。此并购浪潮始于美国,逐渐波及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和东亚的韩国、中国香港、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经济与金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银行并购活动不断影响下,许多跨国银行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开始把并购目标转向中国,这对于目前正处于向成熟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金融业对外不断开放,中国银行业也掀起了并购热潮。本文正是在上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宏观背景下,基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业并购重组的数据,在深入阐述本文研究主要目的-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策略研究这一主线之后,从中国金融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多个视角诠释了研究该问题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创新地发展了并购策略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探讨了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的股权集中度选择、控股权选择、并购时机选择的发展现状、形成原因及存在问题等；然后,实证对比分析了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等两类商业银行并购重组的效率,以此来考察并购重组策略实施的效果；随后,依据本文关于并购重组的理论框架,以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进行个案分析；本文最后给出了未来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结论有：(一)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的理论框架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并购重组的股权集中度选择、并购重组的控股权安排、并购重组时机的选择等叁个方面。股权集中度和控股权涉及银行治理结构,时机选择影响到并购成本,而银行治理结构及并购成本均是影响银行价值的重要因素。(二)通过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各类银行业并购重组案例后,得出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具有如下发展现状及特征：(1)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银行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倾向于选择不同的股权集中度；总体上,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后的股权呈分散的趋势,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较集中,中小商业银行股权呈分散化态势。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形成这种股权集中度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问题是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不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金融创新等。(2)总体上,国有商业银行并购后仍保留国有控股的性质,民营股东和外资股东占比都非常小。中小城市银行并购重组存在股权性质变更的情况：有的从国有变成了民营或外资控股,如重庆银行、营口银行、厦门银行、齐鲁银行、南充商行、达州商行等；有的从本地财政控股变成了产业资本控股,如中石油收购昆仑银行、四川长虹集团收购绵阳市商业银行；或全国性金融机构控股,如华融资产收购组建华融湘江银行。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形成银行业控股权局面的原因,包括：有的是政府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进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有的是为了适应世界经济潮流的快速发展,提高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而采取的发展战略；有的是按照市场化机制配置资源,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而其中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是尝试实现中国银行业股权多元化、优化银行治理结构的重要体现。(3)本文认为,在并购时机选择上,有以下因素共同影响着并购重组的发生：当时的宏观经济走势、银行本身的经营业绩、出售股权股东的情况及当地财政收支情况等。具体来看,其一,并购重组主要发生在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此时被并购银行出现了财务危机,甚至有的濒临破产的局面；其二,当并购方的经营业绩处于较好的发展势头,而被并购银行出现财务危机的局面下,此时并购重组最为普遍；其叁,时机选择与当地政府财政收支能力相关,如果一个地区出现财政收入持续减少,而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引致财政赤字的情况,银行业绩也会受此拖累从而表现不佳,甚至出现破产。此时,并购银行时机较为成熟,政府也希望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阻止经济继续下滑的压力；其四,如果是善意并购,并购银行的并购时机仅仅与目标银行相对价值有关,并购的最佳时机是在相对价值较小或者较大的时期,通过并购能够增加银行价值。(叁)运用中国1998-2008年的13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相关金融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本文对商业银行的并购效率进行了分析。对比分析发现,整体而言,商业银行在并购重组后效率均下降,随后缓慢回升；平均来看,市场主导型的股份制银行并购重组的效率明显高于政府主导型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并购重组效率。这表明市场化主导的银行并购重组对银行经营效果的作用效果要大。(四)依据并购重组的股权集中度选择、控股权安排、时机选择等理论研究框架,对招商银行并购香港永隆银行的个案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并购后对招商银行股权集中度的影响不大,并购后对香港永隆银行实行100%的国有控股,招行并购时机选择恰当。本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比较新颖。本文基于中国现实情况,重点分析了股权集中度选择、控制权安排、时机的选择等银行业并购重组的叁个主要方面,为研究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铺垫。现有的文献只仅仅关注本文中理论框架中的某一个方面,尚未综合地考察中国银行业的并购行为。本文认为,该理论框架视角能够客观地、全面地对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行为进行探索,得出的结论更具有实用价值。其二,论文的实证分析具有创新性。在阐述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的策略基础上,本文以中国现有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对比分析了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的银行业并购重组的效率差异；本文还选用具有典型意义的银行进行个案分析,实证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叁,数据较新颖。本文尽可能地搜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小城市商业银行等并购重组的数据,较全面地重新审视并购重组行为,得出的结论较有说服力。
贺奇斌[10]2007年在《银行并购的时机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全面履行对外开放的承诺,结束5年的过渡期,银行业进入全新的发展格局,国内银行业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我国银行业不仅要提升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力,还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就需要不断加快发展。随着国际银行业并购活动的风起云涌,越来越的国外银行开始转向了我国银行业,国内银行业必须作出回应,在适当的时机开展并购活动,实现银行的跨越式发展,以应对国际银行业的冲击。在日益开放的市场条件下,应对激烈的竞争,我国银行业需要通过并购活动提升经营能力和抵抗风险能力。然而并购的时机对于并购活动的成功与否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研究我国银行业并购的时机是否成熟。文章首先通过定性与实证方法分析了外部环境与并购时机之间的关系,接着使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了我国银行业内部环境,即目前的财务状况与国际银行业成功并购之前的财务状况,表明我国银行业与国际银行业在财务指标上存在很大的差距,进行国际并购活动时机不成熟。但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发现我国银行业与宏观经济发展的有正相关关系,银行业的实际风险报酬高于必要报酬率,表明国内业绩良好的银行业进行国内并购活动的时机则已经相对成熟。
参考文献：
[1]. 中国银行业并购的动因与战略研究[D]. 童文俊. 复旦大学. 2005
[2]. 中国银行业并购研究：动因、效应及模式选择[D]. 胡罡. 湖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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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银行并购重组与中国的选择[D]. 邢锋. 山西财经大学. 2006
[6]. 银行并购反垄断管制与中国的管制政策研究[D]. 王国红. 武汉大学. 2012
[7]. 中国银行业并购与全能银行发展[D]. 李梦苏. 吉林大学. 2009
[8]. 银行并购与中国银行业整合研究[D]. 董祥海. 广西大学. 2006
[9]. 中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策略研究[D]. 易新福.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10]. 银行并购的时机问题研究[D]. 贺奇斌. 苏州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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