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死病论文,欧洲论文,对中论文,世纪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217(2004)01-0067-05
人类的文明进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灾难。人类发展进程是多灾多难的历史。人类所经历的灾难，有些是无法避免的，至少目前是这样，比如火山爆发、海啸、其他星体撞击地球等等；而有些灾难则是和人类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造成的，比如疾病流行、土地沙化、温室效应等等。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都是我们不希望遇到、也不愿意看到的，无论什么样的灾难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损失，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猛烈的冲击，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对人类历史进程中遇到的灾难进行研究，分析它们形成的原因、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了解它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总结出警示后世的经验和教训，这将对现在及今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走向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人类众多的自然灾害中，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是一个具有十分典型意义的案例。它的发生对其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社会发展的趋向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所以，对它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对自然灾害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黑死病在中世纪欧洲的爆发
14世纪中叶，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的自然灾害，即黑死病广泛流行。西方学者们认为它已“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1](P150)自然灾害在古代经常发生不足为怪，那么，为什么发生在1347-1351年的黑死病会成为欧洲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志呢?
欧洲中世纪发生的黑死病，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它不仅流行极为迅猛，而且破坏力非常巨大，致使欧洲人口损失惨重，造成全欧洲直接死亡人数估计达2000多万人。在14世纪的后几十年里，从英国到意大利有些地方的人口持续下降了70-80%，1420年欧洲人口仅为100年前的1/3多，[2](P58)黑死病过后大片耕地荒废，大量工作无人从事，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心理都造成了重大创伤，这个时期被西方学者称为“中世纪最黑暗的年代”。
黑死病，医学上称作腺鼠疫、腹股沟淋巴结鼠疫，简称鼠疫。鼠疫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这种病菌传染性极强，对人类危害十分严重，人一旦被感染存活的可能性极小。“黑死病(The Black Death)”的“黑”并不意味着一种症状或一种颜色，而是表示“可怕”、“恐怖”。黑死病一词在中世纪从来没有被用过，是丹麦和瑞典的十六世纪的编年史家首先合成了这个词。
二、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
黑死病冲击了西方文明的差不多一切方面，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若要对欧洲中世纪及其以后的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就必须了解它给当时欧洲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1.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黑死病使中世纪欧洲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穷人生活处境更加艰难，而上层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更是加强了对下层人民的控制，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突出了。
绝望的贫民舍弃家园、移居他处，希望能找到新的工作，或至少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帮助。越来越多的城镇变成了迁移贫民的漫无尽头、不确定移居的临时落脚点，而他们毫无收获地寻找只是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而已。穷人队伍的壮大日益成为一种非常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社会处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反抗危机之中。穷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与富人的利益是根本不一致的，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开始在下层人民中传播。
黑死病还促进了中世纪欧洲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健康人与生病的人；文化主流与处于文化边缘的人——异族、外来的人、乞丐和犹太人；社会大众与文化领袖——政府官员、牧师和医生。这些分化以复杂和有害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冲击了原来的社会秩序，弱化了社会自身的协调能力。
2.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黑死病打断了原有经济生活的连续性，使社会性的服务工作陷于瘫痪。黑死病使人们逃离城市，高死亡率造成大量社会岗位的空缺，社会经济陷于混乱状态。工人要么死亡，要么逃离他们的工作岗位，要么简单地拒绝工作，他们倾向于仅以自己的意愿行事。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农民也变得像城里人一样心灰意冷，对一切事都变得漠不关心了，任凭牲畜在田野里到处游走。
黑死病使欧洲社会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20-59岁之间的社会成年劳动人员只占到人数的41%，这就使得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供养负担。[3](P43)在劳动力匮乏的矛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制定一些新法律法规，比如，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政务会于1349年颁布了“劳工条例”，确立所有身强力壮劳动者的所谓过去责任；1351年又增加了新的规定，对突出的乞讨现象加以限制。这些法令第一次对贫民和身体健壮的乞丐作了明确的、清晰的区分，不仅抛弃了基督教会早期集体清贫光荣的信念，而且开始树立一种新的伦理原则，确立了劳动责任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手段的观念，也使慈善事业逐步走向世俗化，限制乞讨、迁移、流浪的社会控制机制得以初步确立。于是，新的价值观念、经济伦理道德规范逐渐形成了。
另外，人口锐减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和劳动力增值，这使得人们倾向于从事那些有利可图的工作，而高收入使得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很多人渐渐成为有产者。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认识到，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黑死病过后，欧洲开始走向了一种被称为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3.对农业的影响
直到14世纪初，作为欧洲社会经济主要产业和基础的农业仍处于初级阶段。谷类作物是欧洲农业当时的主要农作物，对大部分欧洲农民来说，如果收获是播种的三、四倍，他们已经很满意了，而同时期中国的谷物生产率，北方为1∶12.5，南方为1∶18.7。[4](P99)中世纪前期的欧洲农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靠天吃饭的时代，如此低下的生产率是不能持久地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可是，欧洲总人口在11世纪至14世纪中叶期间，却增加了近一倍，出现了耕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于是人们就向山林、川泽争夺耕地，而这种无限度地开荒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在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区的法国区域，把土地开垦为农田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非常陡险的斜坡也不断开垦，瘦瘠和易受侵蚀的土壤被翻耕，以致永远破坏了土壤和植被。”[5](P163)
人类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也就在所难免了。欧洲在进入14世纪不久，连年的恶劣气候造成农业严重歉收，整个欧洲除东欧外，均长期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黑死病的爆发更使本已严峻的情形雪上加霜。
一方面，黑死病造成的高死亡率使农民普遍遭受着失去亲人、财产和劳动力的打击，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黑死病过后由于劳动力出现了严重缺乏，改变了原来对领主有利的形势，农民不再争出高价来承租土地，而是向领主提出自己的条件：降低地租、提高劳动报酬。农民的要求遭到了反对，领主们不仅用法规来控制劳动工资，甚至还希望回到原来义务劳动的农奴制。这激起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农民乘机开展自身解放的斗争，广泛的农民运动在西欧爆发了，结果是农奴逐渐获得了自由身份，成为自由劳动者。所以说，黑死病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而农奴制的瓦解是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而全面的变革。
黑死病过后幸存的农民抛弃了产量不高的新开垦的土地，集中到内地优质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提高了粮食的单产，加上连续几年风调雨顺，农业获得丰收，谷物价格反而出现了严重下跌的现象，农民若继续只进行传统的谷物生产，显然已无利可图。欧洲人的衣料主要是毛织品，而养羊所需人力少又获利厚。于是，农业开始从谷物生产向畜牧养殖业转移，西欧社会的农业结构走向调整，大量农田被改为牧场用来饲养绵羊。丹尼斯·海说：“如果谷物输出没有取得大规模的农业利益，东欧庄园农奴制经济将是困难的。”同样，如果没有东欧庄园农奴制的商品粮生产，西方社会迈入近代也是困难的。[6](P104)在很大程度上是黑死病使欧洲的封建领主逐渐放弃了农业，转而改营商业性畜牧业，从而使欧洲逐渐迈入商品经济时代。
4.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黑死病削弱了欧洲文化的稳定性，持续的高死亡率减少了学者、知识阶层的人数，降低了原来文化的表现力，黑死病过后欧洲面临着如何保持和修复它的文化遗产的问题。
危机对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造成了明显的影响。黑死病造成生源严重不足，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下降。牛津大学的注册人数从瘟疫前的3万人下降到了14世纪后期的6千人，全欧洲1348年前有大约30所大学，黑死病过后有5所学校彻底垮掉。
黑死病过后，也渐渐出现了许多促使大学和学院发展的因素，比如，对牧师的需求。黑死病一方面造成了牧师的减少，另一方面大量的宗教仪式(特别是丧葬仪式)对牧师产生了大量的需求，而大学是培养牧师的主要地方，这种社会需求无形中促进了大学的发展。还有，由于旅行被认为是危险的，而地方大学可使学生免除去远方学校的长途跋涉，进而也就降低了被传染的危险，这对许多穷学生、未来的牧师和组织培养他们的相关机构都有好处。
大学机构的增多在文化方面削弱了老文化中心的主导地位，使得后来不断有新的学术思想产生、发展壮大起来。这就弱化了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国际凝聚力，为神学体系的分裂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大学中也掀起了改革运动，这反映在对经典学习的复苏上，黑死病过后欧洲文化逐步走向了民族主义的道路。所以，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发生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带来了机遇，为人们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
5.对习俗观念的影响
黑死病极大地冲击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习俗，而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丧葬仪式。几个世纪以来，死亡对人的刺激是通过安慰仪式得以弱化的。它帮助死者获得永远的安宁，教导人们分离只是暂时的，死者会停留在精神的圣殿中并会受到尊敬，最终所有的人都将复活和团聚。所以，安慰仪式能帮助人们平静地对待他们所爱的人的逝去，能召唤活着的人继续从事死去人的工作，重操他们日常的劳作。
随着黑死病死者的增多，传统的丧葬习俗全部或部分地终止了。人们心中更多的是对可能被传染的惧怕，而不是对死者的慈爱，他们自己或在能找到的随便什么人的帮助下，把尸体从屋子里拖出来，草草地把死者掩埋。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两名牧师跟随一群人去墓地，后面却有三、四副棺材；牧师原以为要埋葬一具尸体，却发现有六具、八具或者更多。黑死病爆发时期，人们对死后每个人都能走向重生的信仰产生了怀疑。黑死病过后，那些挣扎着活过来的幸存者中间，一些人心理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欧洲人对这场死亡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一方面它促使人们对于基督所讲的爱心，对于瘟疫的发生，对于自身既定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思索……另一方面，劫后余生者从他人的死亡恐惧之中，唤起了对自我生命存在幸福的追求和对生之权力的百般珍惜。于是不失时机地追求现世享乐便成为人们的生活信念，歌颂人生、申扬人权成了新的社会观念。”[7](P199)
6.对宗教信仰的影响
黑死病肆虐使人感觉到生命本身是一场与死亡主宰之间无望的战斗。死亡不再是一种等待重生的灵魂看守者，它变成了一个强取豪夺的怪物。这种对死亡看法的变化在很多中世纪后期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上帝万能论的信念开始动摇，人们对上帝及人生问题开始反思，从而为人们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
害怕被感染黑死病驱使很多人走上了朝圣之路，虔诚是个现成的理由。去朝圣可逃离传染区还能访问圣地，这样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好处。在朝圣者中最亮丽的风景线是那些宣称为帮助别人的苦修者，他们为自己和社会赎罪，在通过城市的进程中用带结的绳子抽打自己赤裸的上身。苦修者相信他们的行动具有神圣的力量，显然，这些人好像代替了牧师，成了天国与人间的调解人。这当然是教会不允许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Pope Clement IV)于是宣布禁止公众苦修，然而运动如此强大根本无法禁止。
黑死病降低了人们对教会精神领袖的信任，结果导致了许多自发宗教运动的出现。除了少数一些教会能够勉强地维持控制外，其他的则走上了挑战教会精神独裁的道路。黑死病制造了那么多痛苦，造成了那么多人死亡，宗教必须对此做出回应，需要找到新的教义来对这些苦难做出解释。在受教育人群中，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圣徒的礼拜式，以及他们对圣物和神殿的礼拜是迷信和盲目崇拜。宗教争论的声音在黑死病过后的欧洲回荡了几个世纪，并且争论最终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7.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黑死病的肆虐导致许多人死亡，在亡者中当然包括大量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这就使得黑死病过后的中世纪欧洲社会中这些岗位人员匮乏。黑死病爆发使欧洲社会承受着巨大的人口供养的负担。人们生活水平要提高，就需要资本和经济的多样化，更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或者至少这是一方面的原因，黑死病灾难事实上刺激了新的、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展。
技术上的改进当然首先应归功于那些具有天才创造力的个人，但大量的人口减少和劳动力费用的增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性因素。中世纪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通过关键技术节省劳动力的例子。随着12世纪和13世纪大学的发展和识字人群的扩大，人们对书籍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如在13世纪的巴黎，有大批的抄写员从事手稿的抄写工作，手稿被分成几部分并分给不同的抄写员，由他们不知疲倦地进行抄写，最后不同的部分再组合起来形成一本书。在劳动力充足、工资低廉时期，这种方式是令人满意的，但人口锐减提高了劳动力的费用，基于劳动力密集性的复制工作已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廉价的复制书的新技术。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在1453年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这当然与许多因素有关，但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的天才在于找到了综合多种技术为一种新技术的方法，而新技术的应用能够使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和速度复制书本，并且大大节约了人力，降低了成本。
还有许多其它类似的例子，可以说明由于人口的减少、劳动力的缺乏而刺激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出现的情况。如，黑死病过后，在海洋运输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有关船体构造和航海技术方面的综合性新技术，建造出了排水量更大却需要船员更少的船只，而且能在海上航行更长的时间，能从一个港口直接航行到另一个港口。
三、几点思考
1.黑死病爆发原因探析
中世纪的欧洲人当时并不知道黑死病是怎么发生的，更不知道如何治疗它或阻止它蔓延。许多人把它归因于空气中某种神秘的东西，基督教徒则认为它是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那么，为什么黑死病会大规模的爆发呢?黑死病病菌原寄生于野生的啮齿动物种群中，特别是土拨鼠，它们主要生活在干旱的中亚高原——土库曼斯坦。病菌在那里是地方性动物病，但14世纪的早期有些事件干扰了地区的生态稳定，通过交通的加强，沿途建立了邮局，形成了城镇，定居下来的居民显然比那些流浪的民族更容易感染上瘟疫。另外，当时即使城市的卫生条件也十分差，无论是在伦敦、巴黎还是在罗马，狭窄的街道到处都是淤泥、垃圾和粪便，动物尸体随处可见。拥挤的房屋内空气不流动、缺少阳光，大多数房子是用木头和黏土修成的，根本无法把意志坚定的老鼠挡在门外，从农夫到贵族，虱子和跳骚人人有份，痢疾和感冒之类疾病更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
许多理论学家从社会因素方面解释灾难产生的原因。比如，有人主张是人口过剩导致了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其理论依据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原理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即人口数量的扩张将趋向于超过所能给他们提供食物的限制，因为前者是几何增长，而后者是呈算术增长。当超越这个限制时，惩罚将不可避免。惩罚会以饥荒、传染病、战争的形式出现并造成巨大的死亡，社会人口的数量将迅猛地减少到资源所能支持的程度。
在遭受黑死病袭击之前，中世纪欧洲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大陆，几乎所有可能的资源都被用来生产食物、衣服和建造住所，大部分欧洲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开垦耕地来缓和人口过度增长与粮食不足之间的矛盾，而无度地开荒种田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就在所难免，饥荒不断、瘟疫爆发。
在封建模式下基本的生产单元是小农场，与之相适应的是停滞不前的生产技术，地主利用手中对土地的垄断权对农民进行剥削，但实际上是农民在生产和收获，这是一个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阶级矛盾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剥削而不是人口过剩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不幸。所以，中世纪欧洲社会生态崩溃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秩序的危机，是封建社会的危机。
2.瘟疫与人类文明
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瘟疫)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又会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类在狩猎和采集的文明最初阶段，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瘟疫或传染病，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各个互不交往的游猎群体到处跑，在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下是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或流行病的。而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人口大规模集居和频繁地相互交往之后，瘟疫或传染病才有可能大流行，所以，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的，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说“人类的历史即是疾病的历史”也包含了这个意思。
再来看一看我国历史上的瘟疫：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的疫情从商朝开始，已有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疫病带给我们祖先触目惊心的苦难，高死亡率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社会，甚至在数十年里也难以磨灭，使得人们的心理变得十分脆弱。疫病的流行，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就是借助了疫病而兴起，通过疫病而树起了反政府的旗号。[8](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进步，人类不断征服疾病，并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但细菌病毒也在进化，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有新的传染病出现，它们不断对人类发起新的攻击。
“艾滋病(AIDS)”的大规模流行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2000年底，根据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艾滋病感染者已达3610万人，自艾滋病流行以来，已有2180万人死于这种传染病。
2002年，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SARS)”袭击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并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发现感染病例，虽然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致病的冠状病毒的了解还很有限，还没有研究出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办法。人类同各种各样传染病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3.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瘟疫、灾难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对危机足够的认知和研究，在危机到来时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没有应对危机的健全的机制，没有及时处理危机的有效措施。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危机预警机制，并使危机管理趋向制度化和法制化，加强社会危机学的研究，提高公众的社会危机意识。
黑死病及其它疫病让人类在文明进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人类自始至终在同疫病作着坚定不移、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贯穿于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人类文明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疫病，并促进了自身的进步，人类在与传染病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面对我们人类肉眼根本无法看到的、只有几十到几百纳米的病毒，面对黑死病、AIDS、SARS和禽流感等瘟疫对人类的攻击，当人类社会出现危机时，我们的希望何在?科学!
纵观人类文明史，人类前进的哪一步不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人类社会要进步，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技术，离开了科学人类将寸步难行!战胜瘟疫，我们需要团结，需要协作，需要信心，更需要科学!
收稿日期：2003-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