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批判继承曾国藩思想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曾国藩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就毛泽东批判继承曾国藩思想问题,揭示了历史必然性,总结了主要内容,阐发了现实启示。
毛泽东批判继承曾国藩思想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他为我党、我军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创立和发展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以他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之路。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指导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光辉旗帜。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不是自封或偶然形成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他个人主观不懈努力的结果。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是他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这其中就包括对曾国藩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湖南的地方文化源远流长,到了宋朝,北方少数民族南进,中原的一批文化名流汇聚于此,来自祖国各地的文化精华融合荟萃成一支文化奇葩——湖湘文化。自北宋周敦颐创立道学起,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南岳;张栻讲学于岳麓书院;王夫之(船山)在明朝灭亡后,悉心研究复兴救国之道,设计了一整套治国安邦的谋略;当清王朝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时候,曾国藩研习继承了王船山的思想,作了清王朝的“中兴大臣”。值得一提的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极其深远,活动于中国近现代舞台上的各种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受曾国藩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出生地湘潭韶山冲,西与湘乡紧邻,早在少年时代他就知道不少关于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的字(胡润之),他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
毛泽东在湖南省会长沙求学期间,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蔚然成风。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作最丰、影响最广的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他在进步青年中拥有强大号召力。而在梁启超的眼中,曾国藩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物,他号召国民以曾国藩为楷模开发“新民”运动,他在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主讲时,强调用曾国藩的思想言行来教育学生。在其大量著作中,他也经常引用曾国藩的言论或提及曾氏的事迹。毛泽东在少年时就崇拜梁启超,他能大段地背诵梁的文章,为了表示对梁的敬仰,依着梁启超的字“任公”,毛泽东给自己取名“子任”;毛泽东后来创办的新民学会,也是受梁氏“新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曾国藩思想影响毛泽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中介人物就是他的师范老师杨昌济教授。杨昌济对曾国藩的著述作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甚至孜孜不倦地从头至尾手抄曾氏家书、节抄其家训与日记,他对曾氏在治军、行政、读书、治学、树人、立法等各个方面都十分欣赏,和梁启超一样,他也大张旗鼓地倡导人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做到艰苦朴素,他多次提到:“曾国藩以侍郎度假,在其湘乡故宅不带仆人,一仍前日寒素书生之旧”,他希望“有志之士,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耻相尚,以清廉为高”(《杨昌济文集》第234、238页)。杨昌济不仅自己学习和仿效曾国藩,而且还用曾氏来教育和勉励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败;其弟亦务农……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达化斋日记》第169页),慧眼识英才的杨昌济,对“资质俊秀”的毛泽东寄予厚望,期盼毛泽东日后也能成为像曾国藩那样经文纬武、安邦治国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
受杨昌济影响,毛泽东对曾国藩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毛泽东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有关曾国藩的记录特别多。如:“涤生日记,言士要重两义:曰厚曰实”;“曾语:精神心思,愈用愈灵”;“曾文正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宴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毛泽东非常重视学习和研究曾国藩的著作,他在1915年《给萧子升的信》中介绍了学习情况和体会,认为“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唯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他尤其推崇曾氏《纪史百家杂钞》,认为它“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抱四部精要”,它“能厚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至于对曾国藩本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页),因为在毛泽东眼中,曾国藩既有深厚的学问基础,又有完美无缺的军事指挥才能;既能抓住大本大源进行陶冶人心,转变世风的道德教化,又善于治军打仗;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既能传授儒家古圣先贤之教,又能于经邦治国、济世安民的大事……。正因为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对曾国藩的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一旦有了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就如虎添翼,威力无比,因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一开始就表现出卓越超群的惊人才华,再加上长期的实践探索,毛泽东后来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
当然,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是批判地继承,即“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待曾国藩,在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上,毛泽东彻底抛弃了曾国藩;曾国藩是要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反动立场出发,扑灭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而毛泽东则要领导并通过农民革命战争来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秩序;对于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等内容,毛泽东则大量地学习、借鉴、利用,并在实践中发展。
毛泽东批判继承曾国藩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的军事理论素养和军事实践经验都极富特色,对此,毛泽东同志联系当时的具体实际,批判地继承,灵活地运用,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人器观。曾国藩认为人与武器诸因素中,人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道,在人而不在兵”,“炸炮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在人而不在器”;在人的问题上,他又高度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特别是注意将领的军事谋略与士兵的勇敢斗志。毛泽东受此影响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基于此种认识,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大江南北,汪精卫等大肆叫嚣“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的时候,毛泽东针锋相对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通过科学的分析有力的批驳了“亡国论”,指出了持久战的方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最后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也是以同样的思想武装教育人民,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只用四年的时间打败了有飞机大炮武装、有具备核武器的美国来掌腰的国民党800万部队。
(二)难易观。曾国藩认为“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曾国藩全集·日记》,第428页),其意思是说,既要重视困难,又要藐视困难;既要有坚定的乐观精神,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样才不会被困难所吓倒而无所作为,也不会因胜利而骄傲自满。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概括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一策略也就是毛泽东早就运用于指导革命战争的“以一当十”战略和“以十当一”的战术。当敌人的兵力、财力、物力、武器、地域、资源等各方面是红军的几十倍乃至成百上千倍的时候,红军如果没有战略上“以一当十”的英雄气概,就根本谈不上任何斗争和革命。但是在战役和战术上,则必须执行“以十当一”,“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4页),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由于有这套正确思想的指引,红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三)变通观。曾国藩作战注重灵活用兵,他通过大量的实战总结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应如何而后保全军。如不退而后能全军,不退可也;如必退而能全军,退可也。”(《曾国藩全集》,第867-868页),曾氏认为要取得整个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是小事,保存有生力量是最重要的。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思想,他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战斗“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政策”等战术,率领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越来越壮大。在解放战争开始阶段,当胡宗南率23万大军重点进攻陕北时,毛泽东作出英明决策,主动放弃延安,采用“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当敌人被磨得精疲力竭时,彭德怀指挥我军发动了青化砭、羊马河、潘龙镇三个歼灭战,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为我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胜利基础。
(四)此外,曾国藩的“恃己”、“自强”思想,其“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关于战争计划性的重要思想,其“以静制动”、“以缓制猝”、“主客无定”、“攻守结合”、“慎重初战”、“待机破敌”等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以及“攻瑕破坚”的思想等,都给毛泽东提供了极丰富的思想加工材料。对此的批判与继承,使毛泽东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他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曾国藩的军事思想,给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带来了极大推动。
几点现实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毛泽东所具备的最高领袖的全面素质和最杰出的才能也不是天生的或主观自封的,而是他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的。由于他虚心学习,由于他敢于并善于向反面人物学习,由于他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习,他虽然没留过学,也没有正规的大学毕业文凭,但他同样具备了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学习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的虚心好学精神。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全部的文化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不想一生碌碌无为的人,必须勤奋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现在吸引了大批“孔雀”南飞,这种人员的融合与交流也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大好时机。一方面,内地人要学习广东人的敢想、敢干、敢“冒”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学习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切不能因目前经济发展较快而妄自尊大、目中无人,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广东在经济上领先于内地并不等于一切都领先内地,更不等于广东已发展到顶峰,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不要再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不等于我们广东人人都比内地所有人知识多、经验丰富、素质好。事实上内地也有许多长处,譬如他们的文化整体水平高。不少人吃苦耐劳精神也比我们某些人强。问题在于如何发现、如何学习,只要我们虚心学习,我们前进的步伐定将更快更稳。
要善于向反面教员学习。鲁迅说过,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况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致强敌于死命。毛泽东甚至认为“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曾国藩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是血腥屠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毛泽东却选择了这个反面教员,彻底抛弃其政治立场,批判地继承了其军事思想。我国的建设现在正在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迈进,在某种意义上计划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反面教员。对于“计划经济”这一反面教员我们要防止走两个极端的错误。一方面,要防止思想僵化,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不敢否定计划经济,不敢提倡市场经济;另一方面,要避免因为习惯了搞计划经济,不熟悉甚至害怕搞市场经济而对市场经济缺乏信心,不能认为熟悉计划经济做法的人对于怎样搞好市场经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有个思维方式是否辩证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它并不是判明社会性质的标准和尺度,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手段,它并不是完全的排斥计划,不是连国家宏观调控也不要。事实上,只要能辩证地对待,搞过计划经济的人们便拥有更好地搞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
学习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毛泽东根据杨昌济“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的教导,在着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选择了曾国藩作教员,在其后来的实践活动中又并不拘泥于曾氏的教条。现在,对于马列主义,我们要注意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思想的学习,我们要注意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来学习;对于其它国家、地区、单位在经济建设中的成功经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机械照搬,也要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借鉴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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