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文人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文论文,中国论文,期刊论文,人文社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中国开放力度的加大，学术国际化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可分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把西方学术转译为中国现代学术”，第二重境界是“用外语向世界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第三重境界则是“汉语学术在世界上兴起”。①创办英文学术期刊，处于第二重境界，是中国学术国际化的重要方式。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国英文期刊的国际化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本文试图探讨中国大陆地区人文社科类英文期刊(以下简称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情况，具体包括中国英文社科期刊整体的国际化状况及其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思路。 一、中国有多少英文社科期刊？ 中国大陆现在到底有多少英文期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除了ISSN中国国家中心对有CN号的期刊集中统计之外，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对那些未取得CN号而另觅他途出版的英文社科期刊有全面的统计。但是，弄清楚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英文社科期刊又是绕不过去的基础问题。所以，笔者只能综合各种数据进行尽量全面但难免不完全的统计。 关于中国有哪些英文社科期刊，在正式发表的报刊文章及一些非正式发表的文章如博文、网帖等有所涉及，但主要论及中国的英文科技类期刊，对社会科学期刊进行专门研究的较少。笔者所能发现最早同时信息较全的是张月红等人2003年的研究。张月红等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曾经和现存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英文刊进行了统计梳理，涉及刊名、CN号(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ISSN号(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创刊年和刊期等。张月红等人的研究显示，2003年中国的英文社会科学期刊有6种。该文信息量很大，但美中不足的是，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②戴维民2004年对收入SSCI和A&HCI的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进行了统计，不过在戴维民所统计的6种“中国”刊物中，有5种其实都不是中国的，只不过刊名里有“中国”字样而已。③李文珍2011年统计认为中国大陆有“40余种”英文人文社科期刊。但可能由于报纸版面限制，并没有列出刊名或其他详细信息，所以，不好判断其统计依据、标准和准确性。另外，该文也主要统计了具有CN号的期刊。④诸平、史传龙在2012年列出了被SSCI收录的大陆和港澳台的英文期刊，其中大陆期刊有4种。⑤但是，一种刊物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其评价标准有待讨论，后文将对此进行论证。《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2卷)统计了41种英文期刊，不过其中包括一些资讯类的非学术刊物，而且主要是刊名和学科分布两类信息，不是很全面。⑥另外，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2013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统计了中国正式出版的共179种英文期刊，其中列为社科类期刊只有3种。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也是基于有CN号的期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中国大陆现在到底有多少英文社科期刊，既有研究仍缺少翔实的统计信息，而且既有统计主要涉及具有CN号的期刊。现实情况是，由于CN号一号难求，一些刊物就另辟蹊径，在只取得ISSN号或ISBN号(国际标准书号)的情况下开始出版。这些刊物也有必要纳入我们的视野。总之，有必要在明确统计标准的前提下列出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详细情况。但是，在提供中国的英文社科期刊名单之前，必须明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刊物是“中国”的？ (一)什么是“中国的”英文期刊？ 如何判断一个刊物究竟是不是“中国”的？⑧ 我们所谈的英文刊物主要分为三种情况：(1)有CN号的刊物；(2)没有CN号，只有ISSN号的刊物；(3)没有CN号、ISSN号，只有国内出版社的ISBN号的刊物。首先，具有CN号、也就是“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刊物，肯定是中国的刊物。再次，国内单位编辑、国内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只有ISBN号的刊物，不论版权是属于编辑单位还是出版单位，其版权也都是中国的。但是，对于没有CN号，只有ISSN号的刊物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因为这些刊物往往涉及国际合作，在编辑出版过程的不同环节，国内单位和国外单位有不同程度的介入。那么，究竟该如何判断这种刊物的归属呢？ 对此，有三种观点。首先是“编辑部决定论”，即以期刊编辑部所在地为依据来判断这样的期刊是否为中国所有。如果编辑部属于中国的某个机构，那么刊物就是中国的。诸平、史传龙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例如，他们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视为中国的刊物，因为该刊虽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但该刊主页上明确显示其“主办单位为中国国际法学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主页上也把该刊列为本院的出版物之一。”⑨其次是“ISSN决定论”。以ISSN号的申请者为依据，申请到ISSN号的机构或个人才是刊物的所有者。⑩最后是“合同决定论”，即认为应该以编辑部和出版社签订的合同为依据来判断，刊物的所有权一般在合同中有明确规定。(11) 关于编辑部决定论，外国出版社完全可以在拥有刊物所有权的情况下，出资聘请中国主编或相关编辑人员为其进行编辑工作。所以，编辑部所在地本身可能并不是判断刊物归属的可靠依据。就好比一家美国公司聘用了中国高管和中国员工，但不能改变它美国公司的性质一样。关于ISSN决定论，ISSN的申办者确实也往往就是版权所有者。不过，由于刊物可能经历所有权的转移，所以，“最初”申请到ISSN的机构未必是刊物现在的所有者。关于合同决定论，编辑部与出版商的合同是商业机密，不为外人所知；另外，刊物的所有权也会体现在版权标注中。因此，笔者认为，判断一个刊物的归属，最可靠最便利的依据是刊物版权页上的版权标志(
)或相关表述。 版权标志的作用是明确版权的归属，“
”后面紧跟的是版权所有者的姓名。(12)可以推论，期刊作为一种汇编作品，其版权符号后面出现的版权所有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汇编作品即刊物拥有版权。其版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是版权所有者享有的“专有权利”。(13)同时，版权中的财产权与民法中的“所有权相仿”，“可以使用、收益和转让”。(14)可以说，期刊版权所有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期刊具有排他性的专有权利。 在版权所有者显示为外国出版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极端情形，即外国出版社要和中国主编及中国合作机构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权让对方出局？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刊物拥有版权的外国出版社有权更换主编与合作机构，因为它拥有对刊物的处分权。当然，中国主编和机构可以另起炉灶，自己再编一本刊物、另找一家出版社合作，但新的刊物肯定不能使用原来的刊名和ISSN号，它一定是一本新刊。 因此，本文认为，应该以版权标注为依据来判断刊物的归属。即便一个刊物可能是中国机构的中国学者主编甚至创立的，同时主编所属的中国机构也为该刊提供人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但如果版权符号后的版权所有者显示为外国出版社，那么，该外国出版社作为刊物的版权所有者就应该被视为对该刊具有排他性的支配权；而提供支持的中国机构即便声称“拥有”这本刊物，但在法律上却并不拥有排他性的支配权。换言之，该机构可以说它“编辑”或“资助”这本刊物，但并不能说它“拥有”这本刊物。在本文的讨论中，只被中国机构“编辑”或“资助”而非“拥有”的刊物不被视为“中国”的刊物。当然，版权是可以共享的，如果版权符号后的版权所有者既包括外国出版社也包括中国学术机构，那么这本刊物应该被视为中外共有的，在本文也被视为“中国的”刊物。 从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的网页上可以看到，目前该刊的版权所有者是牛津大学出版社，(15)而不是武汉大学或中国国际法学会，武汉大学和中国国际法学会与牛津大学是“合作”关系，(16)所以该刊被视为英国而不是中国的刊物。另外，从Thomson Reuters的JCR对SSCI期刊所属国的分类上，也可以看到该刊被视为“英国”而不是“中国”的刊物，这可以作为一个旁证。(17)基于同样的理由，还有一些刊物也不被视为中国的刊物(详见表1)。相反，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其版权符号后面标注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两家机构，所以，本文也将这本刊物视为中国的刊物(见附表1)。 (二)中国有哪些英文社科期刊？ 中国拥有的英文期刊，既包括拥有CN号的期刊，也包括虽然没有CN号但版权所有者却显示为中国机构的期刊。具体如附表1所示。对于具有CN号的期刊，本文是通过ISSN中国国家中心的数据进行的统计。对于没有CN号、只有ISSN号或ISBN号的期刊，由于没有集中的统计来源，笔者是通过google搜索，并登录知网、万方数据库、部分外国出版社和国内大学的网站等渠道统计的，所以，是不完全统计，仍需不断补充完善。 如附表1所示，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大陆现有42种英文社科期刊。其中，有34种是2000年以后创立的，占总数的81%。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创办英文刊的“热潮”。创办机构主要包括高校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以及政府或准政府部门。其中高校参与的有22种，约占50%。从出版单位看，22种刊物与国外出版社有合作关系，略高于50%。从刊名来看，在刊名中出现“中国”(China或Chinese)字样的有23种，占总数的61%，显示其关注点有明确的区域取向。就学科而言，综合性刊物很少，绝大多数为专业学术期刊，涉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学、传播学、史学、哲学、教育学、政治学、民族学、中国学、运动科学等。其中，经济学或以经济学为主的刊物有11种，近30%，是英文刊物数量最多的学科。经济学刊物的一枝独秀有许多可能的原因：第一，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是国际上对中国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经济学刊物当然也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第二，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等方面，经济学是中国与国际接轨最好的学科之一，所以，经济学刊物也更容易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认可；第三，相对而言，经济学更容易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所以话语空间更大。
二、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状况及问题 (一)国际背景 在西方掌握文化霸权的格局下，中国英文期刊既不得不“与国际接轨”，又有必要保持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中国的崛起是当代世界史中的重大事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8)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在硬实力(如经济)方面的崛起，而在文化上却仍然处于弱势。虽然早在2011年，中国的图书出版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一”，“报刊出版总量则位居世界第二”，(19)但在国际影响上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万季飞曾撰文说，“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其余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20)可见，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市场上处于绝对优势，这种优势同样表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英语发达国家的霸权就更为突出。张隆溪曾谈道：“哪怕是德国学者、法国学者，他们要想获得较大的影响力，也往往得用英文写作才行。”(21)更何况，“中国学术总体而言还是处在对西方学术的巨大依赖中”。(22)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英文期刊为了获得国际认可，主动“与国际接轨”，利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话语和规范进行表达。它们在“学术规范”和期刊的设计、排版、印刷等外在形式上，都借鉴了西方主流学术期刊的做法。同时，还纷纷加入西方出版集团的营销平台，以免费提供内容甚或支付高昂的出版费用为代价，“借船出海”。不过，更为重要且遭人诟病的是，在国内缺乏权威的英文期刊评价体系的情况下，许多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及其主管主办部门事实上主动把加入国际知名检索系统(尤其是美国的三大检索系统)视为期刊国际化的主要评价依据，以致出现了SSCI崇拜的现象：加入SSCI的期刊自然欢欣鼓舞，大力宣扬；很多没加入SSCI的期刊则艳羡不已奋起直追；而有的新创办的英文期刊一开始就以加入SSCI为目标。因此，很多期刊都反复研究SSCI的选刊标准，甚至以其为办刊的指导原则。在汤森路透集团负责SCI和SSCI选刊的负责人来中国时，也出现了许多大学排队等待“会见”的现象。 但是，这种盲目“与国际接轨”、尤其对SSCI崇拜的现象，也引起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反思。例如，朱剑认为期刊的国际化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SSCI化；西方诸种学术规范下其实隐藏着“英语和西方霸权”。(23)曹锦清认为，“社会科学表面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实际上是民族的立场问题，学者要以思想守护民族。判定民族的未来、确定民族的立场，这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24)邓正来则一直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主张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25)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据笔者所知，有些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如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其实对是否申请加入SSCI持迟疑态度，因为担心西方标准及其隐藏的价值偏好可能会影响中国编辑的自主选择。如何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与国际同行开展平等、自信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本着“学徒心态”不加反思地追随西方标准，“自我殖民化”，是中国英文社科期刊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另外，借船出海，利用国际出版集团的成熟平台对外推广，是许多刊物认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过，对于采取传统订阅模式的刊物来说，与国外出版集团合作，借其平台进行推广发行，有时会存在“两次收费”的问题。中国绝大多数英文刊物的运行经费都来自政府或学术机构的补贴。采取订阅模式的中国刊物，在与国外出版集团合作时，往往是免费为其提供内容。当这些刊物进入国外出版集团的数据库对外销售时，中国机构又要支付高昂的费用来购买这些数据库(而其中中国刊物获得的销售分成却非常少)；并且在对这些数据库形成刚性需求后，还不得不忍受费用的不断上涨。这就形成了如下情形：首先，中国花大钱补贴中国刊物进行内容生产；然后，再花大钱把这些内容买回来。显然，这是有问题的。 (二)政策环境 在政府的政策两难选择下，中国英文期刊既有走出去的动力，又受审查审批的掣肘。作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英文期刊的国际化运作其实是一个自上而下推动的进程，政府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于政府在文化出版中的角色，曾长期担任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曾评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因此，中国的出版改革其实是“在有限目标下的两难选择”：有限目标指审批制度不变；两难选择是国家既想保持一定的意识形态控制，又想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26) 这个“两难选择”的表述也恰当描述了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国际化所处的政策环境。一方面，政府认识到中国在国际的话语弱势对中国的形象和进一步发展不利，所以，在文化“走出去”项目上不惜重金投入，急于取得国际话语权，这形成了对英文社科期刊走出去的推力；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政府又要保持舆论的控制权，表现为创办期刊要事先审批，期刊创办后有事后审查，而这对英文社科期刊国际化又造成了一些事实上的阻力。 与此相对应，一方面，国家对推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有制度性的支持。例如，2010年中宣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立足于学术层面，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27)自2010年起,高等教育出版社有7种人文社科类期刊陆续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28)获得资助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Social Sciences in China、China Economist等期刊。在国家明确的政策激励下，中国学术机构和出版机构纷纷表现出创办和提升英文社科期刊的激情。 但是，另一方面，期刊国际化同时也面临种种限制，表现之一是各地创办英文期刊的需求和政府的刊号发放之间的供需矛盾。由于政府刊号限制，中国机构在创办英文期刊时可谓一号难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机构只好在舍弃CN号的情况下自寻出路。表1和附表1显示，在2010年以后创办的20种英文期刊中，有15种没有CN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5种没有CN号的期刊中，又有7种是中国不拥有版权的期刊，占了将近半壁江山。由于国内一号难求，所以，中国机构不得已通过国外出版社的帮助来申办ISSN号。而因为刊号是外方申请的，所以，中国机构在版权谈判上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国际出版的经验不足，所以许多中国机构最终放弃刊物版权，落得个“辛辛苦苦为谁忙，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些限制还表现在对刊物内容的控制上，包括选题禁区、立场“正确”和用词上的规范。当然，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但是，这种控制不应以中国在国际上的“失语”和损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威为代价。例如，由于选题禁区，中国期刊无法讨论一些国际上比较关注但又是“敏感”的话题，其结果是任由西方控制该领域的话语权。又由于担心被批评政治不正确，期刊对涉及批评中国的内容也非常小心。但是，对事实的选择性关注，会导致期刊公信力的损耗，从而削弱了其话语权威。和反映不同党派立场的时事刊物或报纸不同，学术刊物之所以是“学术性”的，部分就在于其起码表面上“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超然形象带来的“公信力”。如果中国学术刊物采取有偏向的立场，对事实进行“隐恶扬善”的选择性呈现，则会损害其公信力，甚至可能掉入塔西陀陷阱，即使讲的是实话，别人也不相信了。这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实践模式 为了“走出去”并且“走进去”，中国英文刊物采取了不同的国际化策略；但是，如何既有发言权利又有话语权威，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主办机构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政府或准政府部门、社会科学院系统、高校系统。由于在体制内的身份、定位不同，主办机构也表现出从审慎到开放等不同的办刊风格。从对国际资源的开放程度(包括与国际出版社合作)来看，整体而言，高校系统的相对更为开放，政府或准政府部门相对更为审慎，社科院系统位于两者之间。 以2014年的情况为主参照，如果根据开放程度画一条线，“审慎”居左，“开放”居右，那么，可以发现以下几种不同的办刊模式： 位于最左端的是“我搭台，我唱戏”的模式(模式一)。在刊物的资金来源、人员构成、内容提供和对外传播渠道等方面，都主要依靠中国机构和学者。官方色彩浓厚的刊物一般采用这种模式，例如，中共中央的Qiushi，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口)的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外交口)的Foreign Affairs Journal，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口)的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民族口)的China Tibetology。另外，Human Rights、China Economist、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Studi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Peki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China Legal Science也偏向这种模式。 往右一点，是“你帮我搭台，我来主唱”的模式(模式二)。中方提供资金支持，编辑和出版的某些环节(如编辑和编委队伍构成、投审稿系统、海外推广发行等)借助海外资源，搭建平台，中国稿源有主导性。如Social Sciences in China、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 Review、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等。 再往右，是“你帮我搭台，大家唱戏”(模式三)。这种模式是中方提供资金支持，但在编辑和出版的某些环节借助国际资源，搭建了一个平台，刊发大量海外稿件，中国稿源没有明显的主导性。例如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China & World Economy、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等。 处于最右端的是“你我搭台，大家唱戏”的模式(模式四)。这是一种全程强调外方参与的“全面开放”模式，在刊物的资金来源、人员构成、内容提供和对外传播渠道上，都体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国际性”。最典型的是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不同的模式，可能各有利弊。但是，评价哪种做法更好，最重要的是看其效果也就是国际影响如何。关于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目前，国内只有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以下简称“知网评价”)对中国英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做出过系统的评估。在国际范围内，SSCI的制作者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CR)应该说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期刊影响评估报告。“每年六月份之前，研究者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汤森路透集团发布最新的影响因子报告……影响因子几乎被普遍认为是评价期刊质量的标尺”。(29)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两个评价体系可以为大体评估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提供参考。 中国知网评价先后在2012年、2013年、2014年发布过三次“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名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012年，有3本期刊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即China & World Economy(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42、国际他引频次136、复合影响因子0.691)、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071、国际他引频次47、复合影响因子0.347)和Ecological Economy(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095、国际他引频次38、复合影响因子0)；没有英文期刊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2013年，有2本期刊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China & World Economy(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500、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184、国际影响力指数801.106)、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104、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47、国际影响力指数212.242)；没有英文期刊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2014年，有3本期刊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China & World Economy(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658、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250、国际影响力指数896.772)、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203、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26、国际影响力指数237.327)、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153、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51、国际影响力指数228.293)；有2本英文刊物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082、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31、国际影响力指数127.464)、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国际他引影响因子0.052、国际他引总被引频次36、国际影响力指数102.834)。从知网评价可见，连续三年榜上有名的只有China & World Economy，而且其影响力指数和第二名有数倍的差距。不过，知网评价的英文期刊只是具有CN号且连续出版三年及以上的刊物，所以本文所列的一些刊物没有被囊括进去。 再看一下国际上的评价。中国拥有的英文社科刊物绝大多数对SSCI趋之若鹜，但迄今被接受的也只有3种，即China & World Economy，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和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其中后2种没有纳入知网评价的范围)。虽然未被SSCI收录的期刊未必没有国际影响，但被SSCI收录却可以说明刊物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可以说，这3本刊物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国际关注。其中，China & World Economy在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JCR排名还在稳步上升：该刊2013年的影响因子突破了0.5，升至0.772，在SSCI收录的333种经济学刊物中位列169位。(30) 结合国内的知网评价和国际上汤森路透集团的评价，可以发现，公认表现最好的英文刊物是China & World Economy。另外，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和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也都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Social Sciences in China连续三年在知网评价中榜上有名，但影响力有下滑趋势。Frontiers系列的3本刊物2014年首次在知网评价中上榜，不过国际他引影响因子也还停留在0.1和0.2的水平上。 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汤森路透集团评价中上榜的3本刊物，还是2014年在知网评价中上榜的5本刊物，都分别采取了模式三或模式二的办刊思路，其中汤森路透集团评价中上榜的3本刊物全部都是模式三中的刊物。这是否能够说明：秉持开放的态度，在编辑和出版的某些环节引入国际资源，同时不强调发言权的中国主导性，将更容易产生国际影响？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张维迎在一次谈到中国市场开放和民营企业成长的问题时，曾用“舞台”形容市场，用“演员”形容市场上的企业。他说：“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能演化为这样的场景：开放形成了一个舞台，但自己的演员都被赶下台，让外国人在演戏。舞台是我们的，但自己的人都是跑龙套的，剩下的花旦、主角、名角都是别人的”。(31)模式三部分存在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虽然“舞台”是中国提供的，但是“主角”却主要来自海外。这个现象令人深思：中国英文刊物的国际化到底是为了什么？究竟应该如何在话语权威和主导权力之间取得平衡？ 如上所述，中国英文社科期刊都在努力摸索不同的国际化道路，有的还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过，成功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离国际一流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原因有很多，例如，西方拥有话语霸权，而中国学术总体上处于“学徒状态”；国内相关评价体系及现代出版传播平台缺位，但管制从不缺位；当然，还有英文期刊自身办刊理念的问题，等等。 三、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应该如何国际化 英文社科期刊国际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国际化的效果，也就是刊物的“国际影响”如何。而从技术层面来看，刊物的国际影响又取决于刊物的“内容”(content)和“可见度”(visibility)，即要提供优质内容，又要通过各种平台扩大文章的可见度。从上述中国英文刊物面临的问题来看，要做到这两点，中国英文刊物自身需要努力，但同时也需要国家提供必要的学术环境和政策支持。 (一)完善中国学术话语，提供优质内容 为此，需要摒弃“学徒心态”和宣传心态，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中国英文学术期刊要想获得话语权，要想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尊重和认可，根本上是靠中国自身学术话语的成熟。一方面，需要从对西方亦步亦趋的学术消费者，变成能贡献新知识、新思想的学术生产者。同时，为了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需要摒弃一厢情愿、强加于人的“宣传灌输”思路，而以事实和逻辑来说服人。 中西方确实存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差异，中国在很多方面也有很大的不足。因此，了解外界、学习外部成果绝对很有必要。但是，这并不代表应该不加批判地追随西方标准。如果只是停留在学习外部成果上，并且是不加反思地将学来的原则教条地强加在中国现实上，而不是通过中国的现实来修正和发展学来的理论，那么中国就会停留在“学徒”地位，国际化就很难算得上成功。例如，徐思彦就认为，国际化不能“自觉不自觉地使中国学术‘他者化’”。“任何一个西方的理论模式和解释框架，它所生发的环境是西方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方的，它的话语系统也是西方的，复制到中国来必然有水土不服之处”。所以，中国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不应仅仅以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作为自己的问题意识”。同时，中国学术要能“对西方理论产生冲击”，对所谓“‘普遍性’的概念体系提出修正”，要“对世界范围的学者的思考有所启发”，这样才是成功的国际化。(32)也正如吴晓明所言，要建设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学习外部成果，一方面对这些成果进行批判的反思，“深入到中国现实中去”，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基本经验”，通过这种“文化结合”来检验、发展或扬弃西方理论，获得“自我主张”，(33)可以说，基于中国现实、中国经验来检验、修正或扬弃西方理论，是建设中国学术话语和中国学术做出世界贡献的必经之路。中国英文期刊的国际化是否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能提供多少这样值得国际同行认真对待的优秀文章。 其实，在技术层面，对于何谓优秀的文章，中外对此不无共识。这一点，从国内外知名刊物的编辑如何选择论文即可见得。例如，《中国社会科学》的资深编辑王好立曾介绍说他们在审稿时一般看三点：“一是看选题，看选题是否有新意、有意思”；“二是看观点”，看文章“是否有自己的一些新的贡献，甭管是从什么角度，哪怕考证性的有一些东西，也应该要有自己的贡献；三是看你的论证，看论证是不是充分，是否有说服力”。(34)玛格丽特·阿道弗斯(Margaret Adolphus)则发现，国际刊物的主编在判断是否接收一篇稿件时，除了要看稿件的选题是否符合刊物宗旨之外，大多特别强调“新意”(something new and fresh)，以及方法严谨(rigorous methodology)。(35)所以，中外对学术文章质量的判断是有共识的，即特别看重三个维度：选题、论证、创新。 由此可见，对中国英文社科刊物来说，要提供优质内容，从技术层面而言，应当选择这样的文章，即讨论中外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仅仅中国人感兴趣的话题；以严谨的方法形成有力的论证；置身于既有国际学术研究脉络而提供“新”的增长点，不论是新的视角、观点、材料还是方法等等。 可是，坦白地说，中国有些英文社科期刊有时会流露出一种“宣传心态”，立场先行，裁剪事实，报喜不报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学术品格。像美国人、《文史哲》英文版副主编孟巍隆观察的，“明明是学术文章，但作者要趁这个机会歌功颂德”。(36)这样的文章很难令国外读者尊重，更遑论说服他们。中国英文期刊的这种宣传心态，部分是国内意识形态的管控环境造成的。国家既然要求和鼓励英文期刊走出去，就要体谅英文期刊面对的国际环境，给予其一定的自由空间，允许触碰所谓的“敏感问题”，允许基于事实的善意的批评，允许得出基于事实和逻辑的也许是否定性的结论。只有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立场，才能赢得读者、赢得尊重。“全面、准确、及时地向外界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不回避我国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我国高层提出的要求，应当在实践中落实。(37) (二)建立中国自主的大型传播平台 英文刊物的国际影响，除了靠优质内容，还要提高国际可见度。如上可见，中国英文期刊提高可见度的方法有两种，要么是依靠国际出版集团“借船出海”，要么是靠一己之力“一苇渡江”。一苇渡江的效果可想而知；借船出海，固然有利于短期内迅速提高可见度，但也可能存在版权流失、两次收费等问题。因此，从长远看，也许可以考虑建立中国自主的现代大型学术出版传播平台。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会上，习近平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其实中国也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有公信力、影响力的现代学术出版传播平台。例如，徐枫就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兼具大型数字出版平台、全球性网络销售渠道和高质量品牌期刊群组成的学术出版平台”，“期望未来中国能够拥有自己的大型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使我国的优秀学术期刊可以通过自主性的国际出版平台向海外推广发行，在国际市场赢得一席之地”。(38)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所有的学术期刊包括英文社科期刊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发布；而且，这个平台可以发挥其专业性、规模化的优势，代理期刊进行海外传播和推广，把现在国外出版社替中国英文期刊所做的工作包揽起来。中国很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现代的、专业的、成规模的全球性学术出版传播平台。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和国外出版集团合作建立这样一个平台。 (三)建立能够替代SSCI的、中国自主的英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 如上所述，SSCI及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CR)实际上已经成为评价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一个标尺。不过，对于中国英文社科期刊评价来说，汤森路透的引证报告在技术层面上起码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来源期刊范围太窄，收录的期刊大多是英文期刊。而要客观评价中国英文期刊的国际影响，还应该涉及期刊在比如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等语言圈里的影响。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全面反映中国国际影响的评价体系。不过，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可以替代SSCI的、权威的英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过对外语期刊的语言规范和编校质量评价，(39)但并没有涉及学术水平等更为关键的内容。知网评价是目前国内最早进行的大规模的学术期刊国际影响评价，是中国自主评价期刊国际影响的重要尝试，不过还刚刚开始，也遇到一些质疑，权威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文认为，要建立一个全面反映中国国际影响的对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评价体系，应该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以“国际引证”为基础，辅以由国内和国际权威学者组成的专家团进行同行评议，分学科进行评价。 如果说消费者用美元对商品和服务进行投票，那么学者则用引文来对刊物和文章进行投票——“引文是科学共同体版的消费者用来对商品和服务进行投票的美元”。(40)且从实践来看，不论是汤森路透集团还是中国知网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都是基于引证的分析。因此，本文建议以国际引证为基础对期刊的国际影响进行评估。另外，如知网评价的参与者、中国科学文献评价中心主任杜文涛所言：“要想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期刊国际影响力”，还需要在文献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与同行评议等定性研究有机结合”。(41) 由于评价的是国际影响，因此，要想提高该评价体系的权威性，应该秉持开放和透明的原则，在评价的全过程(包括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环节)增大国际和国内学者的参与，并对学界完全公开透明。例如，在定量评价阶段，除了公布统计原则和方法之外，各项原始统计数据也应该在网上公布，方便公众随时查阅和核对，包括统计源期刊的详细列表、各个刊物的国际他引数据(究竟是哪些期刊的哪一期引用了该刊的哪一篇文章)，等等。定量评价的结果必须是可检验的，并且应该提供方便检验的各种条件而不是设置障碍。在定性评价阶段，所有评价专家的评语都应该在网上公开，接受学界的监督和批评。另外，还有必要为期刊设立“申诉”机制，如果期刊发现明显的问题，如统计数据有误，应该有制度化的反映和纠误渠道。笔者相信，增大透明度，是增加评价体系的公正性从而增加权威性的有效途径。有勇气这样做，对评价机构的品牌树立也是有益的。 另外，这样一种评价体系应该区分不同的学科，因为学科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不可比。仲伟民曾举例说：“《经济研究》复合影响因子达到11.555，《历史研究》复合影响因子只有1.146，两者相差居然整整10倍。这显然是学科特点以及不同学科研究习惯所造成，绝非代表《经济研究》的学术水平比《历史研究》高10倍。”(42)所以，分学科进行评价非常重要。 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正如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任重而道远一样，以中国学术国际化为支撑的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应该放弃大跃进的幻想，以平和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努力。学术本来就是要坐足冷板凳的。 致谢：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以下师友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芝梅教授、China & World Economy编辑部冯晓明和张支南教授、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编辑部黄纪苏和王中保教授、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编辑部苏保忠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刘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武京闽教授、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彦彰先生、Sage出版社孙素青女士、Emerald出版社赵孟元先生、汤森路透集团丁大卫先生等。当然，文责自负。
①参见桑海：《中国学术国际化的三重境界》，《人民日报》2013年6月6日。 ②参见张月红、林昌东、李江、王森：《中国有多少英文版学术期刊(不含港、澳、台)？》，《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3年第2期。这6种社科英文刊物为：Social Sciences in China、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China Population Today、Jou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及Human Rights。但该文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例如，China & World Economy现在仍在出刊，并且是中国最早一本有CN号而被SSCI收录的英文社科期刊。但该文没有把它放在现存期刊中，而是列为已停刊刊物。China & World Economy曾经改过刊名，其曾用名为World Economy & China，由于改换刊名需要重新申请ISSN号，所以，World Economy & China的ISSN号停用，于是，该文可能就把World Economy & China当做已经停刊的刊物来处理了，但同时没有把改名后的China & World Economy统计进去。另外，该文在刊名拼写方面也有问题，例如，把Social Sciences in China写成Social Science of China，把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写成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③参见戴维民：《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分析》，《复旦学报》2004年第1期。戴维民列出了被收录的6种社科英文期刊，为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以及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从字面上看，这6种期刊都是和中国相关的期刊。但是，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ISSN 0009-4560)虽然确实翻译中国一些书刊上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内容，有时也请中国人担任客座编辑，但它是美国M.E.Sharpe公司1968年创立的期刊。同样，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ISSN 0009—4609)、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ISSN 0009—4633)、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ISSN 1097-1467)也是M.E.Sharpe分别于1968年、1967年和1969年创立的期刊。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ISSN0009—4625)也是M.E.Sharpe 1968年出版的(2011年正式更名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Chinese Literature(ISSN 0009—4617)确实是中国自己的期刊，创刊于1951年，不过在2001年就停刊了。 ④参见李文珍：《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现状调查之一：英文学术期刊基本状况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3日。 ⑤参见诸平、史传龙：《SCI(E)、SSCI、A&HCI收录中国期刊的最新统计结果分析》，《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其中大陆期刊有4种，即China & World Economy、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和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⑥参见张西平主编：《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2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67—70页。 ⑦即China & World Economy，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China Standardization，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7—409页。但是，从China Standardization的栏目分类、文章内容、封面装帧等方面可以看出，该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而更类似时事类行业杂志；相反，在这里被归为“工业技术”类的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由于刊发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领域的研究，更应被视为社会科学刊物。 ⑧本文的审稿专家认为，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今学术界，多数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依靠的是跨国界的学术共同体，即使出版集团也是跨国经营的，因此，区分一份期刊的国别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确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出版业也高度国际化。不过，笔者认为，在中国政府对中国学术“走出去”重金投入的情况下，还是有必要先分清哪些是中国的期刊；否则，用纳税人的钱“资助”他国期刊，似乎有悖常理。在他国期刊上进行推广则另当别论。 ⑨参见诸平、史传龙：《SCI(E)、SSCI、A&HCI收录中国期刊的最新统计结果分析》。 ⑩例如，中国激光杂志社英文期刊编辑部主任王晓峰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来源：2014年6月25—27日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与汤森路透集团在四川成都联合举办“提升学术期刊影响力研讨会暨2014年Scholar One中国用户年会”上，笔者与王晓峰的交流。 (11)例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助理出版顾问曾彦彰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来源：与笔者的电话交流。 (12)参见《世界版权公约》第3条第1款，见阎晓宏主编：《中国版权年鉴200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8页。 (13)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14)参见葛立朝、刑造宇等主编：《知识产权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15)参见该刊的版权页：http://chinesejil.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3/1/local/front-matter.pdf,2014年8月2日。 (16)网站上的表述是“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参见牛津大学出版社和该刊官网的介绍：http://www.oxfordjournals.org/our_journals/cjilaw/about.html;http://www.chinesejil.org/,2014年8月9日；而不是如“published on behalf of”、“published for”之类的表述。“On behalf of”和“for”后面跟的单位才是刊物所有者。例如，上海体育学院的英文刊物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是这样表述的：Production and Hosting by Elsevier B.V.on behalf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见http://www.journals.elsevier.com/journal-of-sport-and-health-science/,2014年8月9日。 (17)参见http://admin-apps.webofknowledge.com/JCR/JCR?RQ=LIST_SUMMARY_JOURNAL;http://admin-apps.webofknowledge.com/JCR/JCR?RQ=RECORD&rank=117&journal=CHIN+J+INT+LAW,2014年8月9日。 (18)参见Hugo Duncan and David Martosko,America Usurped:China Becomes World's Largest Economy,Daily Mail,October 9,2014。 (19)参见齐相潼：《出版产品质量与质量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辑业务培训资料汇编，2014年11月。 (20)参见万季飞：《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紫光阁》2011年第12期。 (21)参见梁建东、张隆溪：《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张隆溪教授的访谈》，《学术界》2010年第9期。 (22)参见吴晓明：《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文汇报》2014年12月12日。 (23)参见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4)曹锦清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做出以上评价。参见毛莉：《学者问诊学术“洋八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3日。 (25)孙国东：《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及其思想与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6)参见2014年11月19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辑业务培训班上的讲演。 (27)《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简介》，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网：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471/219484/220882/14585340.html,2015年1月6日。 (28)参见《高教社前沿系列英文学术期刊6种入选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29日。 (29)参见Guillaume Chapron and Aurélie Husté,Open,Fair,and Free Journal Ranking for Researchers,BioScience,Vol.56,No.7,2006,p.558。 (30)参见Wiley官网对该刊的介绍：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28ISSN%291749—124X,2015年3月1日。 (31)参见张维迎：《引外资不能变成无中国演员的剧》，http://mnc.people.com.cn/GB/54828/72534/4936943.html，2014年12月1日。 (32)参见徐思彦：《也谈学术期刊国际化问题》，《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33)吴晓明：《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 (34)参见王好立：《〈中国社会科学〉审编论文的趣旨与程序》，2010年10月21日在华东政法大学前沿论坛讲座第206讲上的演讲。 (35)参见Margaret Adolphus,What Do Editors Really Want?,http://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authors/guides/promote/what_editors_want.htm,accessed:November 12,2014。 (36)王静：《中国“文史哲”，如何“走出去”——《文史哲》英文版首发式上的话语交锋》，《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23日。 (37)参见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7年4月10日第10号。 (38)徐枫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做出如上评论，参见毛莉：《学术期刊“走出去”自主自信不能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1日。 (39)参见晋雅芬：《新创办外语期刊质检合格率46%》，《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年2月21日。 (40)参见David N.Laband and Michael J.Piette,The Relative Impacts of Economics Journals:1970-1990,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2,No.2,1994,p.641。 (41)参见中国新闻网：《2013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出炉》，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12-31/5683936.shtml，2014年12月1日。 (42)参见仲伟民：《学术评论：确立健康学术评价机制的基础——祝贺〈历史学评论〉创刊》，《中华读书报》2014年2月12日。 (43)2014年，该刊官网(http://www.aeconf.net/about.htm)显示，该刊主办单位有三个：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另有资料显示，自2008年起，由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联合主办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35374.htm?fr=aladdin，2014年8月1日。 (44)该刊2000-2006年发表的文章上都标明版权属于北大出版社；从2007年开始，每篇文章上不再有这样的标志。见该刊官网(http://www.aeconf.net/about.htm)。笔者找不到关于该刊版权的最新资料，但根据该刊介绍可以判断该刊版权仍属于中国机构。 (45)该刊没有明确的版权标识，但无论属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还是北京大学出版社，都属于北京大学，所以此处暂且标识为北京大学。 (46)Studie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CN号、ISSN号与中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完全一样，所以可能并没有独立刊号。 (47)该刊是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学生编辑和管理的刊物。 (48)该刊没有明确标示版权归属。由于主办单位都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处暂且标明版权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人文社科论文; 学术期刊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sci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