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与共产国际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新论论文,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失败原因和责任的争论牵扯到联共（布）党内斗争，从而妨碍了国际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失败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从国际成立的那一天起，它的使命就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帮助各国工人阶级建立共产党组织，实行俄式革命，国际不可能认为它在指导各国革命中会出现违背布尔什维克原则的错误。换言之，在各个国家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失败，必须由各国党负责，而不能归咎于国际路线。
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就断然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不应由国际来负，而应由中共中央承担〔1〕。布哈林更加直截了当地声称：“毫无疑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经受住‘火的洗礼’，应当毫不掩饰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垮台了。”〔2 〕垮台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错误”〔3〕，根本上是由于陈独秀、 谭平山对共产国际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4〕。因此，在国际看来， 中共中央不但应在政治上受到谴责，而且应在组织上作根本变更，以确保中国革命严格按照国际指引的航道前进。“共产国际不改变路线，却要找出人负失败责任”〔5〕，从而开了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先例。
但是在陈独秀、彭述之下台后，仓促中由鲍罗廷指定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却在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理论指导下，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罗明那兹无疑是垮台了，而中共中央也愈来愈难以得到国际的容忍。国际认为：一、中国党缺乏那些真正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理论精髓的领袖；二、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这些大知识分子的领导不可靠，必须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加入更多的工人成份。
然而，在共产国际左右下党的“六大”选出的向忠发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中共中央，真正当家的除周恩来外，就是李立三。李立三不久就以他的胆大独断令国际伤透脑筋。令国际不能容忍的并非是李立三真的有一套反国际的路线，真正令国际愤怒的是李立三公然要求苏联出兵配合中国革命，企图将苏联卷入国际冲突与战争旋涡；并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装暴动的信后，置国际的意见于不顾，公开申斥蔑视国际代表，声言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等等行为与态度〔6〕。因此，国际迅速将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
无疑，中国党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再次不可避免。国际认为，有必要用铁的纪律和更直接的干预来约束中国党，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用那些对国际绝对忠诚的，坚决执行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同志去充实改造中国党的中央。
二、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崛起
毛泽东后来曾愤慨地批评中共中央轻而易举地让几个洋学生夺了权〔7〕。但是，综合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认识和态度、 中国党内状况、王明宗派势力三个方面的情形来看，中国党的权力向王明宗派手中转移有着一种荒诞的趋势。
在共产国际方面：（1 ）中国党内“左”右倾路线错误使国际对中国党现有领导人彻底失去信心与耐心；（2）通过立三中央的失败， 共产国际认识到，仅仅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加入工人成份，而不去彻底改造它，是无济于事的；（3 ）国际更加坚信：中共之所以缺乏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定性、易向机会主义妥协，其根源就在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低，缺乏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领袖。
在中国党方面：（1）虽然有了与“左”右倾错误作斗争的经历， 但总体上看，它的马列主义水平是不高的，特别是还欠缺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2 ）毛泽东虽然领导了在农村开辟红色根据地的斗争，并已将斗争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以他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还未被全党了解和接受；（3）经过三次路线错误， 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数为共产国际所否定与误解，国际又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包括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领导人都受到过不同程度上的组织处分和书面以及口头谴责〔8〕，难以在全党树立崇高权威。
在王明宗派势力一方， 情形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1）由于王明宗派的骨干分子普遍是大革命时期派往莫斯科学习的青年党团员，因而他们与已发生的党内“左”右倾错误无缘，在政治上就显得异常“清白”，很容易使国际对之发生好感，也使得他们能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以新形象出现，蒙蔽一些同志，赢得某些人的支持；（2 ）这些人经过长期的专业学习，很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词句，在中共党内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而国际共运中又盛行将布尔什维主义教条化的情形下，他们显得很突出，很有市场，能够吓住一些人；（3 ）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联共（布）党内斗争，在中山大学反托派斗争以及“党务派”与“教务派”的纷争中，王明等人异常活跃。他们是国际赞赏的敢于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斗争干部”；（4 ）他们还在中山大学和中共党内模仿联共（布）党内斗争，制造并利用宗派斗争，将宗派斗争作为他们惯用的基本武器，先后制造了“江浙同乡会”、“第二条战线联盟”等宗派纷争，开展对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夺权预演。在这些斗争中，王明宗派势力始终得到了国际的支持〔9〕；（5）由于王明宗派势力是在共产国际直接管理下受训，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对王明等宗派骨干深为器重，师生在中大权力与派别斗争中互相援引、深相结纳，因而王明宗派势力格外受国际的青睐和重视。这与国际轻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态度恰成鲜明对照。
显而易见，上述三方面的状况，决定了王明宗派势力在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方面具备了有利条件。原先一直着力于宣传响应李立三冒险计划的王明等人，在1930年7月9日召开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以突然发难的方式，指责立三是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凭着在政治斗争中培养出的敏感，王明察觉到立三路线在推行中造成的损失和混乱，以及李立三“左”的理论中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李立三虽然认为武装暴动和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他对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却作了模棱两可的解释。一方面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负“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要决定于国内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他还说：“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10〕这就等于说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李立三最终想使苏联也卷入世界革命的旋涡，并促使苏联同列强的正面冲突，对此共产国际中央也不得不有所戒备”〔11〕。王明等人也正是看到李立三颠倒了中国革命与苏联利益之间的关系，才转而反对李立三的。
需要强调的是，王明宗派势力不是站在实事求是的客观立场上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将李立三的“左”诡辩成右，将李立三的冒险诡辩成取消。其原因不言自明：在30年代莫斯科掀起肃清布哈林右派的斗争，而国际共运中又继续致力于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形势下，只有将自己打扮成彻底的左派，才不致于被视为布尔什维克的异己，才能赢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才有可能取得党内政治斗争的胜利。而共产国际认为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唯一经受住考验的是莫斯科培养出来的王明宗派势力。因此，国际决心亲自出面支持王明，将其推上中共中央领导的前台。
综上可见：共产国际以布尔什维克教条和第三时期理论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左”倾纲领路线是王明宗派上台的思想基础；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托派斗争和宗派纷争中结成的小集团势力，以及刻意树立起的布尔什维克“斗争干部”形象是王明上台的政治资本；中国党内立三错误路线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党内斗争是王明上台的客观氛围；在这一切之后，最重要的，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是王明宗派上台的前提条件。由此，共产国际也与王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国际需要通过王明在中国党内忠实地贯彻国际路线；王明需要国际的支持而上台，而巩固权力，两者谁也离不开谁。
三、几个问题的辩析
王明宗派小集团是大革命失败后被国际扶持上台的，此时正是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猛烈推行俄式教条的时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基于苏联利益考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动力、任务的估计离客观实际愈来愈远的时期。在这种情形下，不能独立自主地对中国革命诸问题作实事求是的判断，而是教条地无原则地附合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这无疑是在断送中国革命。关于这一点，众多学者的论著已作了深入剖析，本文不拟对此多加评述。本文关心的是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王明在取得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权力之后，是否有可能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和控制，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较客观的分析判断，是否可以多多少少避免那些危害中国革命的事情的发生。本文认为，在王明的政治生涯中，至少有这么几个关节点，可以使他从机会主义泥途中抽身而出，并且作出某些有益于中国革命或至少不再给中国革命带来危害的正确抉择。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思路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离开上海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此外，他还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此后主要通过他来指导中国革命。这些因素本来可以促使王明更冷静、更客观、更慎重地审时度势，向中共中央提出重要意见和建议，作出某项重大决策。但是纵观王明在此期间的整个思想状况，可以看出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立场是摇摆的。
从王明思想变化的方面来看，是他最早在1932年8月27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提出关于在中国建立民族革命斗争统一战线的问题。虽然王明所说的是所谓“下层统一战线”，但他毕竟已触及到这个列宁主义最基本的策略原则。1933年初王明根据日本已占领整个东北并向关内进逼的新形势，起草了著名的《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宣言和指示信有着突破下层统一战线框框向着争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合理趋势。
1933年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和法西斯主义在欧亚两洲的猖獗，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后，苏联政府开始在外交上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加紧了与中国国民政府的谈判并在新疆建立了与盛世才某种形式的政治和军事联盟。王明也开始更具体更实际地考虑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4年4月20日，王明、 康生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了中共中央在福建事变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问题上的关门主义错误，要求中共中央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主张联合统治阶级内的一切反蒋派别。同时，王明等人还不断给东北党组织发指示，要求建立一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在共产国际转变策略方针，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王明主持起草了《八一宣言》，初步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
可见，王明等人的思想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王明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得到不断发展，如果王明自觉地将其加以提升，让这些积极成分在观念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将在理论上会有更大突破。
但是，我们一方面看到王明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某些思想变化，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种变化被淹没在大量的“左”倾教条词句之中，以至王明思想向积极方面的某些前进与之相比显得几乎微不足道。王明虽然早在1933年左右就提出了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但他却又夸耀中国政局特点是苏维埃红军胜利和国民党迅速崩溃，声称“现在的中国形势，是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12〕他虽然在策略上注意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他又自觉地在战略上将自己限制在国际和苏联的水平上，强调保卫苏联的重大意义，鼓吹“现在国际形势简直已经逼近到战争和革命的‘新周期’了”〔13〕。他虽然批评了中共中央在福建人民政府问题上的错误，但他却不肯承认首先是他自己为了迎合国际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左”倾判断，将福建事变看成是由于红军的胜利，“而加紧了反革命营垒的分裂”〔14〕。王明虽然起草了《八一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但多数时候他在国际举行的会议上和其他公开场合，只提“反帝人民统一战线”，而不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王明的心态是较为复杂的，思想认识上的特征是反复、摇摆和分裂，但由于这些始终是在“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之下，因而他思想中的某些合理的积极因素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突破。
（二）抗日战争和延安整风运动带来的契机
抗战爆发，特别是党内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后，历史给王明提供了一个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抛弃自己的教条主义立场、转变到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的绝好机遇。首先，从中共党内状况来看，中国党已有了两次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从正反两方面给党提供了借鉴，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这就给王明以其他犯过错误的同志提供了一个反省纠正错误、争取进步的重要客观条件。其次，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已宣布今后一般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让各国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它们在革命中遇到的问题。这给王明提供了从过去那种附和依傍共产国际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自主地寻找政治出路的可能。再次，从王明个人来说，离苏回国有可能使他卸却在国际机关长期工作养成的心理惯性，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斗争中去，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认识与解决问题。
对于王明等人的回国，毛泽东和党中央曾寄予很大期望。但是，王明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路线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在军事战略方针上，他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主张阵地战和运动战；在政治上，他放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放弃阶级观点，主张与国民党实行所谓“五统一”和“七统一”；在实际工作中，他轻视在农村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城市中心论”〔15〕。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完全可以象其他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在党的帮助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但是他却对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软拖硬赖，拒绝承认错误。他宁愿服从主观世界中的“国际路线”。 直到1941 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 他还在发言中引述斯大林的话来反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宣扬他的错误认识〔16〕。但此时，毛泽东已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讲话，中共中央已检讨确认党在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中所犯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中国党以破除教条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已开始，王明这样做表明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左”倾思想，从而失去了转变错误政治立场的机会。
注释：
〔1〕斯大林：《时事简评》，《真理报》1927年7月28日。
〔2〕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
〔3〕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 《真理报》1927年7月14日。
〔4〕布哈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 《真理报》1927年6月18日。
〔5〕（法）波埃尔·弗朗克：《共产国际史》， 法国布莱施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页。
〔6〕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309页。
〔7〕〔16〕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
〔8〕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3页。
〔9〕参见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0〕李立三： 《新的革命高潮前的诸问题》， 《布尔什维克》1930年5月15日，第3卷第4、5期合刊。
〔11〕（日）宇野重昭：《中国共产党史序论》（上），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79年12月版，第114～115页。
〔12〕王明：《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1934年11月，第5卷第11期。
〔13〕〔14〕王明：《革命战争、干涉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又名《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共产国际》1934年1月，第5卷第1 期。
〔15〕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